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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战争论 作者：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綦甲福，阮慧山译 本章字数： 7021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6:58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吕歇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吕歇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吕歇尔转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并把他一直逼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性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也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

在此提出来做比较的打法，本来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更容易被人们想到，但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想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他们只是提出了自认为较好的打法，并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结果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只要提出的手段优点还不够明显，不足以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再提出我们所说的论据。所谓论据，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追击布吕歇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为论据。

（1）通常在一个方向上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而且在敌军损失惨重、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虽然布吕歇尔的兵力比施瓦岑贝格弱，但由于他敢作敢为，对同一阵线的其他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打垮他比进攻施瓦岑贝格更为重要。

（3）当时布吕歇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吕歇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其他结果比布吕歇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岑贝格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重要的了。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岑贝格亲王肯定了解得相当清楚。如果布吕歇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这个消息就会像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岑贝格那里。拿破仑采用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3月底向维特里进军，这一令联军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目的的，但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拉昂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吕歇尔已经率领10万大军与施瓦岑贝格会师。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岑贝格的基地，那么施瓦岑贝格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而我们通过上述理由可证明，施瓦岑贝格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举过的1796年战局的例子上来。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曼托瓦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用我们提出的打法来阻止解围要可靠得多。即使我们也像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么问题就回到这两种打法的对比上来：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而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就会有恰恰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毋庸置疑，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虑手段时，引用战史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第6章论述。只是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甚至必须利用对事物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来考虑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或者指责当事者，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和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一切情况，比如必须先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详细，或是有意隐瞒真相。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了解得多的情况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我们先谈谈结果。若结果不是偶然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的原因，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已知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有时虽然想抛开结果，但却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是这样，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过多知道的那些情况很容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推测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了解的情况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比当事人多了解情况的影响，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原因同上。

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点不能不注意。

但是要求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在战争中的一切活动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可能比批判者还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像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由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本质的联系。

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在对他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批判者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给予赞扬和进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批判者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做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非难他，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当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本该用自己的智慧察觉到这些错误。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即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但如果只简单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之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并非如此。

像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既不想谈拿破仑为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以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但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了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在战略上仍是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会战相提并论了。相反，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敏，如何明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又或者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只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判断也非常武断，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细究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愿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而且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根据结果做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结论。

不能否认，当事者的愿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令人不快，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会逐渐加深而趋于固定，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军事家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也应该反对这种滥用。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就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做出可靠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意志本身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做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番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检验性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该做的思考一样。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像几何学那样使用辅助线，或者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又或者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天赋的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论证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而使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总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绝不要把辅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天赋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而在大多数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的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将永远失去犹如法官判词般的威严。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毕竟为数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像宫廷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像地痞流氓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晃晃悠悠、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的一鳞半爪中，作为根据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拿军事理论的一些片段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段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使用，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隐晦不明和易生歧义的术语，以致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述很不一致。但更糟糕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像那些无核的壳子一样空洞无物，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看来是无法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达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谈谈对战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很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或国家中，在极不相同的情况下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它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几乎没有。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往往还会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如果理论能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用简洁的语言能够表达确定的东西，摒弃错误的念头，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密切关联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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