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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批判
书名： 战争论 作者： （德）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綦甲福，阮慧山译 本章字数： 6243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6:58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不仅使它更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反复地应用，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涉及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根源，直到发现毋庸置疑的真理为止，而不能像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满足于某种随意做出的论断或设想。

由原因推断结果，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困难，那就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其他任何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很少能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行动的动机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和偶然的，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必须同历史的研究相结合，但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由单一的原因产生，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仅仅凭公正和认真的态度去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毋庸置疑的真理，不能随意做出论断，因为既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当理论还称不上这样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必须经常这样做的话，那么人们常说的著作家们就会不胜其烦，因为有无数的事情要做，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不可能。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则是如此，因为它们本身既不十分清楚，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无法使人获得教训，也就是说，它令人怀疑和能被反驳。

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那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这种精神也常常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所有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形成的固定条文越多，就越缺乏普遍性，离绝对真理的距离就越远。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们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绝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像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一般战斗阵形中，骑兵与步兵不能处在同一线上，骑兵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如果说这是战术上的规定的话，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仍然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又如，理论上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那么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又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在多路进攻而又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都是批判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理论上之所以做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具有直接的联系时，这一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不能有条不紊地、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毋庸置疑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围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这样，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像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围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而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事情总是容易的。若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间的直接关系，那当然可以随意这样做了。

但像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彼此联系着，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其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可能会很少。每一个手段同样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现象还有考察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所导致的结果。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一直到目的的必要性无须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判断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有利，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必须摒弃。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考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事件越远，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找到了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对战争的最终结局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此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感到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得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做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赶来以前就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目的看，手段选得很正确，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大军的进攻，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的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进行批判，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被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假如奥地利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泰尔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里欧本停战协定。

但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地利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仑知道奥地利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泰尔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地利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至于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如果奥地利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假如对这一点还有疑问，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情况又将怎样呢？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打垮或消灭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地利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地利，法国的兵力还太弱，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地利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意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地利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做更大的牺牲。但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做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做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最后胜利，它是否恰如其分地考虑过对方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它是否会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无谓的钻牛角尖，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必要，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懂得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可以划一个句号了，这个考察作为实例足以说明：在批判的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包括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还要检验一切可能的手段。因此，如果在考察中提不出一种可能的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提出这种可能使用的手段，但不可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过的手段不仅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更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并非要把那些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把迂回阵地的打法当作天才的表现，这是非常可笑的。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创造性活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曼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对被加尔达湖和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实行各个击破，他的这种做法被看作是获得辉煌胜利最可靠的途径。他也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后来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地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曼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不出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祟，如果认为这种手段可以使用，对当时形势的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只要拿破仑在曼托瓦围攻的防卫圈内配置他那4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5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都是十分困难的。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物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人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加以考察而提出这种手段，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做这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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