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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代对《伤寒论》的研究
书名： 伤寒杂病论 作者： 刘　彬 编著 本章字数： 9278 更新时间： 2025-05-09 15:52:32

当代对《伤寒论》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已涉及伤寒的体质、病因、病理、诊法、辨证、治则、治法、方药等诸多方面，获得了不少新认识，并将《伤寒论》的研究提高到了新水平。

1．体质是指个体的特殊性，包括组织器官和心理素质的特殊性。其本质是指阴阳气血的强弱多寡和脏腑功能的盛衰等。因此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类时，首先应落实到这些具体问题上。其次，与一般意义的体质比较而言，伤寒体质更多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伤寒的发生、发展离不开外邪的侵袭(脏腑功能失调和七情致病除外)，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型时不能脱离外邪而独立地讨论体质。再者，人体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内脏功能为基础的，无论是思维运动还是形体运动，无一不是内脏活动的表现。人的体质同时也是以内脏功能为基础的，而体质的强弱又反映了内脏功能的盛衰。在研究伤寒的体质及其分型必须以脏腑学说为基础。

根据这些原则，可将伤寒体质粗略地划分为6大类，即六经人，每组人中又可划分出若干型。太阳人：先天禀赋及后天调摄较良，气血充盛，脏腑健和，主以肺、膀胱和营卫功能为基础；阴阳和平，偏气偏阳；对外界环境的适应性最强，内环境最稳定，属最健壮者。感受一般外邪，造成其阴阳偏差不剧，多在其自和(自稳调节控制功能)限度内，不发病，或稍有不适而自愈；邪气太盛，有造成表证的倾向；为病多局限于体表或累及与表有关的脏腑经络，一般不涉及其他脏腑。多见于气血阴阳充盛的中、青年人。依其营卫的相对偏盛偏衰等因素，又可分为卫强质、营弱质、阳郁质、痰湿质、血瘀质等类型。阳明人：先天禀赋与后天调摄良好，素食辛辣，气血俱盛，主以胃肠功能为基础，阳气偏重，津液偏欠，其耐燥热力不如耐寒湿力，属阳中之阳人。感受寒邪并不加大原有的阴阳偏差，可不发病，或发病也有自解之机；但感寒盛重或感受热邪可发病，并有热化、燥化，病发阳明的倾向。多见于阳气隆盛的中、青年人。依其胃肠失调的差异等因素，可分为胃强质、肠厚质、湿热质等类型。少阳人：先天禀赋稍弱，后天调养一般，主以胆、三焦功能为基础，胆火偏盛，阳气稍欠，枢机力弱，是阳人中卫外与自和力较弱、内环境较不稳定者，属阳中之阴人。感受外邪可发病，或内环境失调而自发，易致少阳病。多见于女性及非体力劳动者。依胆火偏盛和枢机不利等因素，可分为胆郁质、枢弱质等类型。太阴人：先天本弱，后天失养，主以脾功能为基础，阴盛阳弱，偏湿偏寒，不耐寒湿，属阴中之至阴人。受邪易发病，有寒化、湿化、虚化的倾向，易致太阴病。多见于终日操劳之人。少阴人：先天禀赋不充，后天阳气被戕，主以肾、心功能为基础，阴阳俱弱，阳弱甚，气血不足，其卫外力与自和力极为低下，内环境极不稳定，不耐寒热，耐寒力尤差，是易寒易热之体，属阴中之阴人。易感寒邪，受邪为病，有虚化、寒化的倾向，亦有热化之机，易致少阴病。多见于老年体弱之人。依其阴阳虚弱之偏阴偏阳的区别，可分为阳弱质、阴弱质、水气质等类型。厥阴人：禀赋薄弱，阴阳俱弱，阴弱甚，主以肝肾功能为基础，卫外力与自和力极为低下，内环境极不稳定，阴阳气顺接不畅，不耐寒热，耐热力尤差，属阴中之阳人。受邪易发病，有易致阴阳气不相顺接的倾向，发病易厥逆风动，易致厥阴病。多见于老幼体弱之人。依其阴阳俱弱之偏阴偏阳的不同，可分为厥热质、厥寒质等类型。在辨证、治疗、选方、用药的过程中，应考虑到病人的体质因素。体壮证实者宜攻伐，体弱病虚者宜补益，体弱证实者宜攻补兼施。

2．病因是破坏人体正常生理状态而导致疾病发生的原因。《伤寒论》中所述及的病因主要有外感、误治、劳复等。外感病因以寒邪为主，如太阳病篇所载的方药，属于解表剂的基本上是辛温发散之品，如麻黄汤、桂枝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等。寒邪致病特点在这些方药所治病证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寒邪损伤阳气或郁遏阳气所致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脉紧等。寒为阴邪，固多伤阳，但寒邪也易郁而化热，转为热病，《素问·热论》中就有“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描述，故寒邪为患在三阳病其他病证中也多有体现。而三阴病中表现为阴寒的病证尤为明显。寒邪为病固多，感受风邪者亦复不少，且风寒之邪常合并为病，难以截然分开。论述风邪为病者，多以“中风”称之，原著中言及“中风”的有18条，伤寒与中风同时出现的有3条。因“中风”而致的病证表现有发热、汗出、恶风、脉缓，或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等。关于温、暑等火热性质的病邪，原著中直接论述的甚少，但仍可窥其端倪，如“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风温。风温为病，脉阴阳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等。再如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方药所治的病证，都是阳热之证，从“受本难知，因发知受”的角度推测，其中当有因热、因暑致病者，而《金匮要略》中有“痉湿病脉证治”专篇，可为佐证，其中的中热，为感受暑、热病邪。湿邪致病，有外湿与内湿之分。内湿者，常水湿并称，如“心下有水气”等。外湿者，常与风邪相兼，如“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等。至于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疫疠”之邪，原著中虽未明确提出，但从其内容中推测，实已包涵在内。《伤寒论·自序》中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由此可见，这里所说的“伤寒”，已包括了“疫疠”之邪，否则，何以如此剧烈?曹植《说疫气》中有“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的描述，正是疫疠流行、死亡惨重的真实写照，可资为证。原著中所论述的“霍乱”病，发病急骤，变化剧烈，其病因当与“疫疠”有关。除此之外，医师治疗不当，也常为病情恶化的重要原因。原著中论及误治的条文多达115条，将及全部条文的1／3，当不容忽视。误治的方法较多，如误汗、误吐、误下、误火等，并介绍了救误的具体方法与方药。再者，原著还列有“阴阳易差后劳复”专篇，论述大病初愈，因劳、因食等而致病情复发的辨治，体现了病后调摄的康复医学思想，是疾病防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3．病理是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机制。《伤寒论》中所涉及的病理比较复杂，其中主要与邪正盛衰、阴阳失调、脏腑虚实、体质从化等关系密切，有自发、直中、传变等发病规律，并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等六经特有的病理表现。邪正盛衰取决于机体的抗病能力与致病因素的斗争，它不仅关系着疾病的发生，而且也影响着疾病的发展与转归。如“血弱气尽，腠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于胁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既提出了发病根据，又指出了发病条件，内外因结合，导致疾病发生与变化。邪气盛则实，主要由于外感六淫疫疠之邪，或内生痰饮、瘀血、燥屎等，三阳病多见。精气夺则虚，一方面是禀赋薄弱，一方面是因病致虚，如久病不愈，耗伤正气，或失治、误治(大汗、大吐、大下等)，导致气血津液损失、脏腑功能低下，正虚无力抗邪，出现一系列病理性反映为衰退或不足的证候，三阴病多见。在邪正消长盛衰的过程中，还可出现虚实错杂与寒热真假等复杂病理反映。如正胜邪退，则疾病趋于好转或痊愈；如邪胜正衰，则疾病趋于恶化或死亡；若正邪斗争势均力敌，便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出现邪正相持的局面。阴阳偏盛、阴阳偏衰、阴阳互损、阴阳格拒、阴阳亡失等也是《伤寒论》中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主要根据。三阳病以阳盛为主要矛盾，尤以阳明腑实为甚，同时也消耗阴液；三阴病以阳虚为主要矛盾，尤以少阴寒化为重，同时有阴寒内生。而阴阳互损(如下厥上竭)、阴阳格拒(如格阳证、戴阳证、真寒假热证、真热假寒证等)、阴阳亡失(如吐已、下断、汗出而厥，或厥不止、脉不至等)则更为复杂或更为严重。蓄水、蓄血、结胸、脏结、胃家实、脾约、除中等，都是脏腑功能失调的结果，或偏于实，或偏于虚，多于病邪侵袭和禀赋体质有关。《伤寒论》中有强人、赢人、旧微溏、其人本虚、虚家、喘家、衄家、亡血家、淋家等关于病人体质状况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规律，或从阳化热，或从阴化寒，或由阴转阳，或由阳转阴，出现阴阳虚实寒热的转化。从六经病证的主要方面判别，太阳病本证属于风寒表证(太阳温病除外)、少阳病本证属于半表半里热证、阳明病胃家实属于里热实证、太阴病属于脾虚寒证、少阴寒化证属于心肾阳虚证、厥阴病属于寒热虚实错杂证。当然，六经病证中又各有兼变证、类似证等，其病理变化较为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宜具体病证具体分析。

4．诊法是诊察疾病的方法，中医注重望、闻、问、切，其在《伤寒论》中有诸多体现。望诊有望神、望色、望形态、望分泌排泄物等，如烦躁、惊狂、目瞑、睛不和、直视、失溲、循衣摸床、面合色赤、缘缘正赤、面黄如橘子色、面垢、叉手自冒心、息高、吐涎沫、喜唾、小便色白、大便色黑、下利脓血、自利清水色纯青等。闻诊有鼻鸣、鼻鼾、谵语、郑声、腹中雷鸣、噫气、哕等。问诊有问起病、问现病、问旧病与生活习惯等，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太阳病六七日，表证仍在”、“发热恶寒”、“寒热往来”、“无热恶寒”、“背微恶寒”、“不恶寒”、“不得眠”、“不得卧”、“身疼痛”、“骨节烦疼”、“欲饮水数升”、“饮食如故”、“不欲食”、“不更衣”、“小便已阴疼”、“汗家”、“酒客”、“旧微溏者”等。切诊有切脉、按肌肤等，如脉浮紧、脉浮缓、关上浮、尺中脉微、尺中迟、脉阴阳俱紧、阳浮而阴弱、肤冷、一身手足尽热、指头寒、手足厥逆、腹满痛、按之石硬、从心下至少腹痛不可近等。以四诊所得，作为辨证论治的依据，并借之判断疾病的预后与转归，如“脉弦者生、涩者死”等。据初步统计，《伤寒论》中脉证并举的有135条，共叙述了58种脉象，分见于104种证候。诊脉部位有人迎、寸口、趺阳等，并提出脉证合参之论。

5．辨证是在四诊所得资料基础上进行诊断的辨证思维。《伤寒论》之所以能影响中医临床长达1700年之久，张仲景卓越的辨证思维起了重要作用，其中寓有丰富的认识疾病的方法论。首先，《伤寒论》有其独特的六经辨证体系，以之概括疾病发生、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并以之作为辨证论治的核心系统，贯穿始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结合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等，主次分明，条理清楚，受到临床医家的欢迎，成为行之有效的辨证方法。在具体辨证中，又有其鲜明的分析方法。如重视特征，从纷纭复杂的症状中，撇开那些次要的、非典型的症状，有目的、有重点地选取其中的特殊性症状、体征或脉象进行辨证，以之揭示疾病本质。“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这里并无“头痛、恶风寒”等典型证候，而仅根据“时发热自汗出”又“脏无他病”就可以揭示其“卫气不和”的本质，并决定其治法方药。余如“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下利谵语者，有燥屎也”，“下血谵语者，此为热入血室”等，都是重视特征辨证的典范。同时还运用对比鉴别法辨证，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腹满不减，减不足言，当下之”，“腹满时减，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对比鉴别进行辨证的方法体现。对于证候复杂而难以明确诊断的疾病，张仲景还巧妙地运用饮食试探、药物试探、语言试探等方法辨证，如“食以索饼”以探索“除中”，“少与小承气汤”以探索“燥屎”，“教示令咳而不咳”以探索“耳聋”等。有的医家还认为《伤寒论》中含有时相辨证、反馈辨证、体质辨证等方法，并提出了“证三态”的概念，认为六经病各有初证、显证、变证，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的纵横辨证体系。有的医家则从邪与正、标与本、常与变、阴与阳等范畴探讨其辨证方法，或从共性与个性、整体与局部、内因与外因等方面分析，或从分析、归纳、综合、演绎等方面认识，更有运用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与设备以研究《伤寒论》的辨证诊疗系统者，都从不同角度加强了《伤寒论》的诊法研究。

6．治则是防治疾病的总原则。多数医家认为《伤寒论》的治则是“扶正”与“祛邪”两个方面，而且始终贯串着“扶阳气”与“存阴液”的基本精神，从而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有的医家认为，其防治原则是未雨绸缪(即“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平调阴阳、治病求本、扶正祛邪、因势利导等，并各举例说明之，也有其道理，可资互补。还有医家从表里先后、标本缓急、阴阳燮理、体质差异、保护胃气等方面认识治则，也有可取之处，可供借鉴。在治法方面，《伤寒论》中已基本具备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如麻黄汤发汗、瓜蒂散涌吐、承气汤攻下、柴胡汤和解、四逆汤温阳、白虎汤清热、抵挡丸消瘀、建中汤补虚等。事实上，八法也只是粗略的概括，其中又寓有许多具体变化。如汗法中有峻汗、微汗、小汗，又有发汗化饮、发汗清里、发汗止利、发汗止呕、发汗退黄、发汗舒筋、解肌定喘、解肌止痛、解肌益气、解肌温阳、温经发汗、发表和解等，随不同病证而变化应用，十分灵活。有谓《伤寒论》397条即397法。有认为上病下取、下病上取、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等在《伤寒论》中也有应用。不少医家还从调治脏腑法或常见病证、证候、症状等方面的治法展开讨论，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余如针、灸、熨、熏、导等外治法也有不少研究。

7．方药是治疗疾病的主要武器之一，也是关系辨证论治能否获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伤寒论》方药因宾组合有度、结构严谨、用药精当、疗效显著而被誉为“经方之祖”，后世以之为：规矩准绳。研究经方运用规律，对提高临床疗效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当代医家多从其临床应用、制方理论(包括药物配伍、组方特点、加减变化、加工炮制、剂型和煎服法等)、药理实验等方面研究，并有不少新发现和新见解。

如临床应用，一方面验证原著中所叙述的方证，一方面扩大其应用范围，增治新病种、新证候。炙甘草汤本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现治多种心脏病，如心律不齐、期前收缩等，均有良效。大柴胡汤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胰腺炎、胆囊炎、胆石症、肝炎、胃炎、肠炎、痢疾、阑尾炎、腹膜炎、盆腔炎、前列腺炎、肾盂肾炎、高血压、脑动脉硬化、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症、梅尼埃综合征、三叉神经痛、过敏性紫癜、湿疹、皮炎等，效果显著。不少医家认为，经方的应用关键在于正确辨证，抓主症，抓特征，如小柴胡汤“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不能刻板呆法。有关经方验证与扩大应用的报道甚多。

在制方理论方面，认为其配伍药物有同类相助、相辅相成、相反相成、巧用气味、量变方变等特点。炮制方法多样，如咀、切、擘、碎、研、筛、炮、炙、熬、蒸、洗、渍等20余种。剂型有汤、散、丸以及外用制剂等。煎服法有先煎、后下、烊化、兑冲、泡渍、加酒、加醋、加蜜和选用特定水等；有一次顿服、有分次试服、有中病即止等多种服用方法，并重视药后调护。除论文报道之外，还出版了不少专著，如《伤寒论方解》、《伤寒论类方》、《经方应用》、《伤寒论方医案选编》、《伤寒论方证研究》等。

实验研究方面有经方作用机制研究、配伍机制研究、用量比例研究以及药物炮制、溶媒、煎煮方法的原理研究等。作用机制研究的指标很多，如抑菌、抗炎、免疫、保肝、利胆、胃肠运动功能、降血脂、血液流变、微循环、解除平滑肌痉挛、保护胃黏膜、抗凝、耐缺氧、抗血栓形成、抗过敏、平喘等，获得了许多新识。配伍机制研究证实，经方配伍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如白虎汤诸药合用效果明显而持久，如单用石膏退热作用较弱而短暂，配知母则退热作用加强。再如茵陈蒿汤中，茵陈有利胆作用，但不能使胆囊收缩，山栀只能轻度收缩胆囊，大黄无收缩胆囊作用。茵陈配山栀，只呈现山栀的作用，再加入大黄，则胆囊发生强烈收缩，证实全方使用效果最佳。用量比例研究中发现五苓散按仲景原著剂量比例用药，利尿效果较好，如各药等量使用，则效果明显减弱。药物炮制研究中发现炙甘草汤中炙甘草对抗心律失常优于生甘草。

药物剂量的折算，目前认识尚不一致。史料记载东汉度量衡制度承新莽，据此认为《伤寒论》中的1两合今之13．92g，1斤合今之222．72g，中医研究院与广州中医学院合编的《中医名词术语选释》、江苏新医学院主编的《中药大辞典·附篇》等均引用此数据。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根据唐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认为东汉时期有药秤，是当时常用秤的二分之一，1两折合今之6．96g。2版教材《伤寒论讲义》认为“汉时以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即二十四铢为一两。处方应用时，一方面根据前人考证的量制折算，更重要的是依据临床实践。凡论中云一两者，折今约一钱；云一升者，按重量折今六钱至一两不等，按容量可折60至80毫升”。据此1两折今之1钱约3g。此后的教材均采用此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已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汪昂《汤头歌诀》也认为：“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陈家骅根据药物比重推算，得出“古十六两，今重一两二钱一分八厘。古一两，今重七分六厘强”的结论。柯雪帆根据古代衡器(权)核算，东汉1斤合今之250g，1两合今之15．625g。王伊明据梁·陶弘景《名医别录》中的测重方法，认为汉代1药两合今之1g左右，最大不超过1．6g。

容量的研究，吴承洛认为东汉1升合今之198．1ml，刘复从新莽嘉量上测得1升容量合今之200．6349ml，1合约合今之20ml。二版教材《伤寒论讲义》按临床将东汉1升折为60～80ml，王伊明按《本草经集注》的记载，折算汉1药升合今之6．34～10．4ml。赵有臣氏认为东汉1方寸匕合今之5ml，张同振认为东汉1方寸匕合今之12cm3，《中药大辞典·附篇》认为：方寸匕是依古尺正方一寸所制的量器，形状如刀匕。一方寸匕的容量，约等于现代的2．7ml。其重量，以金石药末约为2g，草木药末约为1g左右。柯雪帆等根据东汉1升合今之200ml进行测定：半夏半升约42g，五味子半升约38g，芒硝半升约62g，麦冬半升约45g，麻仁半升约50g，赤小豆1升约150g，葶苈子半升约62g，杏仁半升约56g，香豉五合约48g，吴茱萸1升约70g，大枣12枚约30g，杏仁50个约15g，附子小者约10g，大者20～30g，特大者约70g，栀子14个约7g，枳实4枚约22g，瓜蒌实1枚，小者约40g，中者约70g，大者约120g，乌梅300枚，干者约300g，湿润约680g。中药的剂量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临诊宜取常用量。在一般剂量无效的情况下，可酌情增加，但不能过分，以免产生副作用。

8．校勘对《伤寒论》原著的校勘，当代多侧重于宋本，如重庆市医学会新辑宋本《伤寒论》，1955年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任应秋《伤寒论语译》，1957年上海卫生出版社出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伤寒论语译》，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南京中医学院《伤寒论译释》，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朱佑武《宋本伤寒论校注》，1982年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全国统编各版《伤寒论》教材，多设有“校勘”一项，或有校勘内容。这些校勘的特点多是取各本之异，平铺直列，不加可否，很少有作者见解，因之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1984年初，卫生部下达了校注《伤寒论》的任务，由北京中医学院刘渡舟任主编，钱超尘任副主编，经过5年的整理研究，于1991年出版了《伤寒论校注》，该书校勘精审，训诂准确，是《伤寒论》校注之佳作。此外，成无己《注解伤寒论》是流传最广的伤寒著作，虽然其重点是成氏之注解，目的是帮助学者理解原文大义，但由于成书较早(1144年)，其原文部分也被到为《伤寒论》重要版本之一。成本的校勘有刘渡舟之《伤寒论诠解》，该书后附有《伤寒论》原文校勘，共列414条校文，即按《注解伤寒论》条文顺序，逐字逐句进行校勘。其他《伤寒论》本的校勘有：1993年，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对唐本《伤寒论》、高继冲本《伤寒论》、敦煌《伤寒论》残卷等著作作了校勘。所称“唐本”即《千金翼方》中第九、第十卷内容。所称“高继冲本”即《太平圣惠方》第八卷内容。“敦煌本”即今搜集到的敦煌残卷有关伤寒内容。前二书校勘系钱氏之首创，后者是在马继兴《敦煌古医籍考释》之基础上发挥和补充。

对《伤寒论》版本学的研究，代表著作有马继兴《中医文献学》、钱超尘《伤寒论文献通考》。马氏系统地整理了历代《伤寒论》版本，首次条陈了《伤寒杂病论》系统，对《伤寒杂病论》版本源流作了简要的阐述，对于宋代以来《伤寒论》三大刊本系统之总结尤为具体，并采用图表形式予以说明，堪称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伤寒论》版本学简史。钱氏对古代多种伤寒传本作了考证，如《脉经》、《金匮玉函经》、唐本、宋本、成本、敦煌本、淳化本、康治本、康平本等，以丰富之史料，逐一历考，并提出许多新见解。如认为：《隋志》著录张仲景著作之《张仲景方》、《张仲景辨伤寒》、《张仲景评病要方》、《张仲景疗妇人方》不是同一层次、同一平面的著作，后3种著作是医家从《张仲景方》十五卷中根据自己需要分别抄出的，钱氏还断定《太平圣惠方》中论伤寒的内容即是高继冲本《伤寒论》。

当代伤寒学目录的编制，对深入研究伤寒学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曹炳章完成了《历代伤寒书目考》，于1935年上海千项堂书局出版，共收录历代伤寒书目494种。较具影响的伤寒学目录专著有唐明华《历代伤寒著作书目辑录》，于1991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录书目扩大至1326种。在某些目录学和医学著作中亦记载有伤寒著作目录，如：1955年，丁福保《四部总录医药编》收伤寒著作书目45种，每书有提要、题跋。1959年，上海图书馆《中国丛书综录》收汇诸丛书伤寒著作书目97种。1961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北京图书馆《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收存世伤寒著作目录469种，书目下记有版本、馆藏。1988年，刘渡舟主编《伤寒论辞典》，末附伤寒书目545种。1988年，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词典》，于人物传略中出现伤寒书目449种。1990年，严世芸《中国医籍考》，从地方志中辑录伤寒书目483种，从引书中可窥得许多今轶的伤寒著作名。1991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收伤寒书目679种，是当今论述版本，馆藏较详之中医目录学专著。1992年，余瀛鳌、傅景华主编《中医古籍珍本提要》收珍本伤寒著作书目48种，伤寒金匮合编著作书目8种，每书均有简明的提要。辽宁中医学院图书馆编写的《国内期刊中医资料索引》汇集了1950—1980年间139种期刊的文题，其中研究《伤寒论》的文章634篇。

此外，尚有张仲景史迹研究、《伤寒论》成书年代研究、有关条文的考据、注释、排列、分类等研究。这些都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伤寒学说的发展，使其内容不断丰富，范围不断扩大，认识不断深入，提高了学术水平，开创了全面研究《伤寒论》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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