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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北平和平解放02
书名： 三大战役 作者： 李奎，苗桂芳 本章字数： 19852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39:47

18日晚，前线部队两名干部在张奚若教授带领下，到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家，请梁思成在一张军用地图上标出北平城区重要古建筑和文化古迹的位置，画出禁止炮击的地区，以备万一同傅作义所部和平谈判失败，不得已而攻城时，尽可能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破坏。

梁思成对党如此重视文物古迹深为感动，用了几天时间画出城内古建筑的位置，交给了解放军。

在人民解放军一面围城，一面保护北平古迹的时候，彭泽湘将党中央赞成和谈的信息转告给了傅作义，并进一步通过傅作义的长女、地下共产党员傅冬菊等做傅作义的工作。

12月15日一大早，5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是些什么人？要去哪？干什么去？

原来这是《平明日报》的记者、我党地下党员李炳泉，陪同傅作义指定的代表、《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携电台和报务员出城，到东北野战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谈判。

李炳泉是这次谈判的牵线人，但他不是傅作义的代表。崔载之是一个新闻记者，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

傅作义看重的就是崔载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傅作义和我方的和平谈判，自始至终都是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当时的北平城里，不仅有大批的国民党特务，还驻有许多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消息稍有泄露，后果不堪设想。李炳泉带领崔载之出城谈判，不仅要经过敌我双方岗哨的盘查，而且在通过两军对峙的无人区时，随时可能成为双方射击的目标。

第一次出城时，由于电报联络困难，还没有明确的联络地点和信号，不知道如何才能找到我军的领导人。肩负着如此重任的李炳泉，其面临的凶险是可想而知的。

傅作义为进行这次和平谈判，也做了精心的策划。一方面，他要求崔载之带一部电台和报务员、译电员，与李炳泉乘车避开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防区，由广安门出城；一方面要李腾九携带一部电台佯装生病住院，专门负责与城外的崔载之电报联系。

但是，14日出城不久，前方发生战斗，傅作义的部队发现崔载之、李炳泉等乘坐的吉普车上有电台，就将他们扣留下来。后虽经疏通，仍不准通行，只好原路返回。

12月15日，李炳泉与崔载之再次秘密出城。根据李炳泉的建议，这次崔载之放弃了目标太大的电台，只带了电报密码和报务员、译电员。

4个人装成游客，乘吉普车出了西直门，换乘三轮车到颐和园，然后舍车步行，终于通过了双方对峙的无人区，遇上了解放军的前线部队。

李炳泉要求战士们把他们一行4人送到司令部去。战士弄不清他们的身份，表示拒绝。

李炳泉只好请求战士们将他们当做俘虏，送到司令部去。他们被送到团部，李炳泉要求再往上送。

经过这样的多次上送，终于到达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部。李炳泉这才向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麟亮出他们一行的身份和任务。

经请示，第十一纵队领导人于16日10时收到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复电：“盼你们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到达三河与我们谈判；望注意勿向部队泄露此事，以免松懈战斗准备，护送部队沿途须严守秘密，护送的指战员皆不应知道此事，以免发生个别战士逃跑泄露机密。”

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在安排下属进行接待的同时，也将此事电告中央。

中央军委迅即回电，对这次谈判的原则作出了明确的指示，即“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第一个目的是解决国民党军”。

16日下午，崔载之和李炳泉被安排在离司令部不远的八里庄，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

谈判的地方是八里庄一个地主的宅第，时值隆冬，天气寒冷，双方索性就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这次会谈的目的就是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因此双方都没有明确的议题，只是随便交谈如同闲聊天。

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俩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为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傅先生对这次会面采取了绝对保密的措施。

“是的，”李炳泉补充道，“为掩人耳目，傅先生叫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通过电台直接同他联系，而后再由李腾九向傅作义汇报。”

他们所说的李腾九，是傅作义在保定军校时期的同学，李腾九一直追随傅作义左右，担任幕僚，共事数十年，甘苦与共。而李炳泉是李腾九的堂弟。

苏静在这次会面中只负责接待和观察，平津前线的最高首脑并没有马上出面同崔载之、李炳泉谈判，而是安排他们休息了两天。

这个时候，林彪等人还无法确认李炳泉是不是地下党成员。后经北平地下党城工部长刘仁证实，李炳泉的确是我党正式党员。

于是，双方开始谈起了核心问题。

傅作义的想法和要求大致可分为4点：第一，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一线的和平解决问题；第二，为了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请解放军放出被围困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第三，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放；第四、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作义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

看似轻描淡写的几个条件，其实隐藏着傅作义一番心思。南苑机场，当时是国民党最重要的军用机场，如果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就等于给傅作义打开了一条出入北平的通道。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军。围困第三十五军是中央军委牵制傅作义的策略。如果放走第三十五军，不仅仅是放虎归山，还会增加傅作义谈判的筹码。

建立联合政府是傅作义精心谋划的一招棋局。

按理说，建立联合政府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是1945年由毛泽东提出来的，此时傅作义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却包含了他的一番考虑。

傅作义想凭着他坐拥平津、把握军政大权的条件，即使成立联合政府，也不会吃亏。面对这样的谈判的条件，人民解放军会做何反应？

苏静如实将傅作义的要求报告给了林彪和罗荣桓，林彪、罗荣桓又立即上报中央。

12月19日清晨，毛泽东复电东北野战军总部，明确了与傅作义谈判的基本方针，即彻底解除国民党军的武装，谈判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

当天，参谋长刘亚楼亲自来到八里庄，与崔载之和李炳泉阐明了我党方面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第一，傅作义所指挥的部队，不论是中央军还是察

绥军，一律放下武器，绝不允许保存武装力量；第二，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第三，如同意和平解决平津，可以保障傅作义本人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第四，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应先将其逮捕；第五，可以给傅作义编两个军。

崔载之和李炳泉听了无言以对，由于双方条件差距较大，这次谈判没有丝毫进展。

两人将谈判情况通过电台报告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当即回电，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

犹豫不决的傅作义，虽然找出了很能站得住脚的托词，实际上他是在观望全国形势的变化，他自认为尚有实力，可再坚持3个月，因此，并不急于立即达成和平协议。

对于谈判结果，党中央早有预料。

16日16时，军委给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电报中就指出，“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

谈判没有结果，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我军在12月21日完成对平、津、塘的战略包围后，22日攻克新保安，24日，攻克张家口，彻底断了傅系军队的西退之路。

傅作义闻讯大为吃惊：想不到自己戎马大半生，苦心经营多年的嫡系部队毁于一旦，他的全盘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这使傅作义受到很大震动，不仅使他在华北独立局面的幻想彻底破灭，也使他过强的自信心受到冲击。傅作义如同五雷轰顶，时时地长吁短叹，只好准备继续与我党进行谈判。

这时的傅作义每天心情沉重，寝食不安，按他的老习惯，将手插在棉裤裤腰里，在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自言自语：“哎，我的政治生命完矣！”

对此，中央军委于1949年元旦给林彪的电报中说：“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以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系部署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此时才能真正谈得上我们和傅作义拉拢，并使傅部为我所用。”

第一次和平谈判没有结果，但双方谈判的消息却早已走漏。一方面北平和谈在进行中，傅作义内心意在和平解放，但又存在诸多客观困难和主观杂念。

由于北平城内主要是国民党中央军，傅作义担心引发叛乱，迟迟难以下定和平解放的决心。他多次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联系，虽然未果，最终被蒋介石有所察觉。

蒋介石4次派人来北平拉拢傅作义。

第一次令军令部长徐永昌前来，要求傅作义率兵分两路南撤。一路从海上由天津新港撤退到青岛；另一路从陆路经过河北、山东至青岛，两军会合后南撤。

这被傅作义以实际形势不可能做到拒绝。

此后3次，大同小异，都被傅作义拒绝。另一方面，傅作义又对自身和部属的前途充满担忧，和谈条件也超出共产党的要求。他仍根据经验，试图凭借天津坚固的城防来坚守获得更多的谈判条件。

作为国民党军队中最具军事禀赋的将领之一，傅作义曾立下赫赫战功，眼下虽然主力被围、被歼，他不相信：以自己“守城名将”的经验和麾下数十万将士，加上北平城古老坚固的城墙、天津城严密构筑的工事，真的会在两军对垒中不堪一击吗？

新保安、张家口惨败，使傅作义在华北的处境发生了变化。就在解放军攻打张家口的同一天，傅作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电报中说了4点，其中最重要一点说：“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我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这封电报中，已经不再提保留军队以及组建联合政府等条件，与前次和谈相比，态度已经大为转变。傅作义本以为共产党方面会给予积极回应，然而，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则通告出乎傅作义的意料。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

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一下子被激怒了，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

当他的女儿傅东菊闻讯赶到时，傅作义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傅东菊刚要说什么，傅作义的密友刘厚同来了，他说：“宜生，不要悲观，旧的生命完了，新的生命正好开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认清形势，下决心，把和谈道路走下去，我不相信共产党非要用武力解决平津问题。”

党中央为什么在和谈之机，将傅作义列为要犯呢？党中央当然有党中央的考虑。

“孙子兵法曰：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毛泽东捏着烟头，抽尽最后一口，感慨道，“在我们立足于打一场大仗的同时，应该力争和平解放，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胜利后在北平建都创造比较好的条件。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要确定蒋介石集团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你们看像傅作义、卫立煌这些人要不要列入？”

为此，党中央领导们有过一番争论。毛泽东问周恩来：“恩来，你的意见呢？”

周恩来同样有些矛盾：“列入吧，一些具有和平、动摇倾向的将领可能坚定反共到底的立场；不列入吧，有些将领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很高，影响很大，不列不足以显其‘头等战犯’的声势。”

一番考虑之后，周恩来还是赞成列入，理由是：“一是揭露蒋介石的玩弄假和平阴谋；二是可以加强傅作义、卫立煌等在蒋介石面前的地位，以免蒋介石谋害他们。因为我们即使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与这些人和谈，迟早也会为蒋介石所知，蒋介石随时可以搞掉这些人，吞掉他们的军队。”

于是，傅作义、卫立煌等人也上了中国共产党宣布的蒋介石等43人的头等战犯名单。此举对提高傅作义在蒋介石方面的地位，防止蒋介石及其特务机关采取谋害行动，掩护他走和平道路都是有利的。

但是，傅作义一时未能理解，增加了一些抵触情绪，贸然决定乘机离开北平，并命令他的和谈代表崔载之返平，中断与我党的谈判。

彭泽湘闻知此情，立即去找侯少白，请侯少白向傅作义详陈得失，劝其绝不可走。彭泽湘还找到傅作义的老师、挚友刘厚同，请刘厚同力劝傅作义不可采取这种下策。

很快，地下党联系人向彭泽湘、张东荪传达了我党有关方面的意见，说战犯名单虽有傅作义，但和平起义后自不成问题；希望傅作义能与中共合作，勿萌退意。同时，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

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你的战犯罪，并保存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允许编为一个军。”

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他较前平静了许多。不过这时他仍然心存犹豫，依然对全国局势抱有幻想，想继续观望下去。

但解放军没有给他充分犹豫的时间，1949年元旦刚过，刘亚楼亲赴前线，率领各路纵队揭开了强攻天津的序幕。

同时，解放军希望做到仁至义尽，为了傅作义，更为了这座古城和它的人民。1949年元旦，毛泽东和周恩来再次指示地下党，只要傅作义使北平和平解放，就是为人民立了大功，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

毛泽东更加细致地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派一可靠之人，当着傅作义的面讲清4点：

一、傅作义不要发和平通电。因为电报一发傅作义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其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傅作义的此种做法是很不切实际的，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接受他的这一想法。

二、傅作义跟随蒋介石反共多年，我方不能不将其与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况且我们这样一宣布，傅作义在蒋介石及蒋军面前地位也加强了。傅作义也可借此大做文章，表示只要坚决打下去，除此别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从而和平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劳，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有其部属。北平城内全部傅系直属部队，均可不缴械，并可编为一个军。

三、希望傅作义派一有地位能负责之代表偕同崔载之及张东荪一道秘密出城谈判。

四、傅作义此次不去南京是正确的，今后也不要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做第二个张学良的危险。

这4点意见传到傅作义处，他再次下定决心，要继续谈判。他思谋良久，最后选定了“剿总”土地处处长周北峰。

“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周北峰问，“我应该怎样说？”

“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军队我不要了，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要求……”傅作义沉吟地说，“主要是看他们怎么办吧，你去了相机行事就是了。”

1月6日，傅作义派出周北峰作为他的正式代表，偕同以及民主同盟北平负责人、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

周北峰是傅作义的同乡，曾受傅作义之托到延安与我党商谈合作问题，此后多次代表傅作义与我党进行接触。同行的燕京大学教授、民主人士张东荪，由于受到双方的信任，他作为和谈的第三方代表负责居中调停。

当天清晨，周北峰来到位于李阁老胡同的张东荪家，我党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给他们交代了此次的联络暗号是“找王东”，并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在一根棍子上面，告诉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晃这个旗子走吧！”

两人自西直门出城，第二天下午到达河北蓟县东南的八里庄。

8日和9日的上午，分两次与平津前线司令部领导人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等进行了第二次谈判。

毛泽东对此次谈判非常重视，在1月7日，中央军委就向平津战役前委发出了关于对傅作义代表周北峰应严正表示的4点意见的电报：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

毛泽东明确指示林彪等人：只要傅作义让共产党和平接收平津两地，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其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不受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答应别的条件。

中央军委如此重视，参加谈判的人员自然更加不敢怠慢。聂荣臻第一天就亲自出马了，第二天上阵的则是林彪。

周北峰经过认真的思考，全面摊出了自己的条件：“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做战俘对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要妥善安排工作，给予生活出路；对傅作义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一切可由傅作义一个人负责。”

林彪不苟言笑地听完周北峰的意见，掷地有声地说道：“我们的总原则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对待，保全傅作义和部属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属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者，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者，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林彪答应的条件如此宽容，周北峰不禁心中高兴，最后，双方把所谈主要内容加以整理，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并约定1月14日为傅作义答复的最后期限。回城时，周北峰独自穿越火线，在德胜门还意外地遭到了盘查，衣服也被迫脱得只留下内衣。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周北峰庆幸不已。

回到北平，周北峰向傅作义作了详细汇报。这个谈判结果远远超出了傅作义的期望值，可以说周北峰和张东荪圆满完成了傅作义交给他们的任务。

可是，当这份谈判纪要拿到傅作义面前时，他不仅没有半点喜悦，反而疑虑重重，唉声叹气地说：“所谈的问题还不够具体。”

同时，周北峰提到14日午夜要做答复的事，傅作义便用别的话岔开。傅作义的种种表情都在平津前委的视线中，又是谁向平津前委会透露的这一隐秘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

这不可能是其他人，只能是傅作义的大女儿傅冬菊。傅冬菊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

其实，像傅冬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开展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阎又文，傅作义的秘书，我党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作义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

刘厚同，受我党地下党组织的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至1948年冬，北平地下党员的人数已扩大到了3000多人，他们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向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渗透。

傅作义不肯明确表态，表明他仍持观望态度，认为自己占据着平津两城，不甘心接受这样的条件。

1月10日，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华东、中原两支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55万人，国民党当局败局已定。国民党在华北地区仅存的平津两城，犹如华北平原上的两棵枯树，越来越孤单了。

和平解放协议签订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蒋介石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

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政府及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8项条件反映的是全中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这8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时局声明，获得了全国人民及各民主党派的一致赞同和拥护。

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人物及其他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于1月22日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8项和平条件，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

林彪、罗荣桓在1月致函傅作义，敦促其当机立断，接受“八项条件”，站到人民方面来，不要再拖延。

同时，北平的地下党城工部也加紧了做傅作义的争取工作，并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派到傅作义的身边，随时注意和关心他的思想变化。

同时，党中央发动进步人士开展了和平解放北平运动。一时，社会名流纷纷力促傅作义顺应人心，走和平起义道路。

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为奔走和平，其女儿遭到特务的谋害，也毫不退缩；就是追随傅作义多年的将领如“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经济处长冀朝鼎、联络处长李腾龙、军医处长杜敬之以及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厚同等，都力劝傅作义早作决断，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在我党的积极争取和各方面的推动下，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排除各种阻力，克复重重障碍，准备迈出和平起义的关键一步。

自北平被围后，国民党当局以恫吓、暗杀、封官许愿等手段极力阻挠和破坏傅作义的和谈行动。

就在第一次谈判后不久，一架国民党飞机在琉璃瓦上空掠过，随后降落在天坛机场。机上下来的是郑介民。

郑介民，海南文昌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曾任国民党军统局局长、保密局局长，受毛人凤直接领导，曾多到北平破坏我党地下党组织和电台。

此时此刻他到北平来做什么呢？郑介民见到傅作义竟当面质问：“你们与中共和谈了？”

傅作义随机应变道：“没有此事，那是谣言！”

郑介民十分肯定地说：“有此传说，总座让我调查。”由此，傅作义陷入了郑介民等特务分子的监视之中。不久，当蒋介石看到北平和平代表团的通电后，恼羞成怒，对特务头子郑介民发出了暗杀的命令。

1月18日凌晨，北平胡同夜景中的一处四合院，有一黑衣人在正房的里间和外间屋顶上各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稍后房屋爆炸。

这是位于王府井大街北口的锡拉胡同19号院，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爆炸造成他的小女儿被炸死，其他家人也被炸伤。

傅作义明白，这一事件矛头直指自己。靠杀人来维持的政权，让人愤怒而生厌。傅作义主意已定，决意准备冒死促成和平。

他说：“第一，这几年来，我不断地对部属讲‘剿共’的话，而今天秘密地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他们的思想若是不通，一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做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共产党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但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在做暗杀进行威胁的同时，蒋介石还又派儿子蒋纬国到北平活动。蒋介石交蒋纬国带给傅作义的亲笔信中，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词，表示对傅作义格外倚重，要他率部突围。

傅作义均以“坚守北平”加以回绝。

与此同时，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也窜到北平，表示如傅作义撤退，美海军可在沿海进行援助。

傅作义以中国人的事中国人办得了予以驳回。

所有这些，表明傅作义已决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但在接受起义条件上，仍然有所保留。

12月28日，傅作义派专机到包头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宝珊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深受傅作义的信任，而且曾几次到过延安，同党中央的领导同志有过一些接触。

邓宝珊到北平后，两人频繁地进行交谈。傅作义对是否接受正有所犹豫时，经与邓宝珊推心置腹的交谈，消除了思想上的疑虑，毅然决定派邓宝珊作为他的全权代表，再次出城谈判。

邓宝珊被称为“傅作义的灵魂”，由他代表傅作义来谈判是再合适不过了。

1月14日是傅作义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他派出了全权代表邓宝珊协同周北峰出城，与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进行正式谈判。

1月14日下午，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到达谈判地点——通县城西的五里桥。而解放军在同一天开始强攻天津，敲山震虎。

在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招待所里，邓宝珊见到了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

初次见面，聂荣臻对邓宝珊采取了强硬态度，表明因为傅作义的一再拖延才导致解放军攻打天津，傅作义应对此结果负全责。

这次谈判原拟内容包括平、津、塘、绥实行和平解放。谈判一开始，聂荣臻就开门见山地说道：“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只谈北平。”

邓宝珊接着提出了傅作义一直念念不忘的联合政府问题。

“现在没有别的条件好谈了，命令北平守军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改编，只有这一条路。”这是林彪的回答。

“你们觉得天津可以轻易拿下吗？如果强攻，我看至少也得30天。”邓宝珊终于说出了自己刚才想说的话。

林彪摆了摆手，简短地说道：“不谈天津。”1月15日，谈判桌再次摆开。

整整一个上午，双方谈判丝毫没有进展。下午16时，天津方面传来消息，解放军攻占天津，陈长捷被活捉。

至此，北平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座孤城，20多万守敌完全在解放军严密包围之中，傅作义已经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筹码了。

邓宝珊闻知无比震惊，脸色非常难看。他曾夸口天津国民党军至少也能坚持到30天以上，却不料竟如此快地垮掉了。

周北峰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

天津迅速解放的炮声，对中南海里的傅作义和北平的其他国民党军也是一个强烈的震撼。他们明白，如果解放军攻城，恐怕最多只能会像天津那样守29个小时，就会被全歼。

而且，打烂了文化古都的罪责还要由自己承担。因为解放军已经宣告，在城市顽抗破坏而被俘者，将不能享受对野战中被俘的国民党军人所得的优待，而将受到审判。

由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代表的和平谈判尚未达成协议，又不能久拖不决，野战军部队还是积极做攻城的准备。

1月16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给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负责人的电报，强调指出：“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队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

解放军干部、战士严格执行了中央军委的电令，为了顺利攻入城内，负责突入城内的各部对担负的任务区进行了了解，战士们扛着云梯，爬上旧城墙，一次又一次地演习。

在玉泉山下的炮兵阵地上，指战员们对射击目标进行精确计算，他们要使炮弹准确地落到敌群里，而不能落在文物古迹上。

此时，傅作义再也不敢拖下去了，现在他只有北平这一张牌可打了，而且事实已经表明，这张牌只能是输牌。双方谈判顺利进行，北平问题终于解决。

16日，双方签署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

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

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傅作义的警卫部队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

19日，双方代表在城内华北“总部”联谊处经磋商后，将协议正文增补为18条，附件4条，共22条。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傅作义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

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与华北“总部”政工处长王克俊及崔载之，分别代表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

谈判阶段，北平地下党负责上层统战工作的崔月犁曾3次和邓宝珊接触，通过他做傅作义的工作。

初次见面时邓宝珊语言沉重，第三次见面是在和谈成功后，邓一宝珊见面就喜笑颜开，并告诉他，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

在双方签署《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的当天下午，傅作义向北平著名的文人学者发出请帖，邀请大家到中南海吃西餐，目的当然是想看看这些名流对于时势的态度。

北平是国内名牌院校集中，著名文人学者汇聚之地。在城市被围时，蒋介石为了抢人才，专门指定从天坛新开辟的机场运出重要人物，并点了许多人的名字。

然而，除了胡适，没有接到一名北大教授，他们都拒绝追随行将灭亡的国民党政权，在机场守候的胡适大哭一场，随后也去了美国。

全国最有名的画家徐悲鸿，也接到要他南下的通知，他嗤之以鼻地回答：“我们不了解共产党，不过我想，不会再有一个比国民党更坏的政权了！”

这些正等待着新中国诞生的学者名流们接到傅作义的请帖后，大都猜到了用意，当天都如期而至。他们是徐悲鸿、朱光潜、黄国璋等20余人。

客人陆续到齐后，傅作义走出来同大家见面，诚恳而简要地说：“局势如何，想听听各位的意见，以作定夺。”

停顿片刻，大家开始发言，一致的意见是只有和平解决，别无他途。

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慷慨陈词：“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火。”

徐悲鸿说：“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已是目前的常识问题。”

杨人教授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仗不能再打，希望傅先生效法意大利建国三杰，流芳百世。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列入历史篇章。”

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宾主边吃边谈。此时来客们把话已拉开，而且傅作义也有接受之意，人们便格外地活跃和兴奋。

名人学者的一席话，把北平市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情表露得淋漓尽致，这一席话对傅作义是极大的触动。

当天宴席散后，学者名流们都走了，偌大的居仁堂客厅里只剩下傅作义一人。这次，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室内来回地踱步，而是拿来同解放军签订的协议，正式指示同意，这便是最后下定了决心。

蒋介石见华北大势已去，于16日晚致电傅作义，大意说：相处多年，彼此知深，你现厄于形势，自有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走第十三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望念多年之契好，予以协助；并催傅作义即复。

傅作义让人拟出“遵照办理”的电稿后，立刻叫智囊王克俊来看蒋介石的来电与要发的复电。

经过傅作义同意，王克俊草拟了一个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文，说明蒋介石电的内容，并要求城外解放军部队在有飞机来时确定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阻止着陆。

17日，正是邓宝珊等陪同苏静进城的那天，蒋介石的飞机果然来了，接着城外对天坛的炮轰也开始了。猛烈的炮火使飞机始终未能着陆，如此四五天，终于粉碎了蒋介石最后企图飞机运走这个嫡系“精锐”兵团及装备的梦想。

此时，不仅是在中南海内对和平解放北平达成了共识，城中的其他国民党军包括中央嫡系也都不想再打。特务机关的人有门路的便要搭飞机逃命，没有门路南逃而被迫留下的，大都想为自己留后路，因此也多无心进行破坏。

已经同解放军建立了秘密联络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此时通知攻城部队，如果傅作义不接受和平条件，解放军发起攻击时他将下令本军不抵抗，放开南城右翼一线，让攻城部队顺利进入内城。

第九十二军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心都已经如此，其他各部更不用说，差不多也都无斗志，真要遇攻击只会是纷纷缴械。

在水到渠成的情况下，1949年1月21日，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议厅里傅作义召集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最后决定了北平的和平解决。

这一天到中南海参加会议的多半是蒋介石的嫡系，虽然名义上要听傅作义指挥，实际上还是听命于南京。不过这一天蒋介石宣布“下野”离开南京飞老家溪口，李宗仁“代总统”。虽然蒋介石没有放手军队指挥，却已经丧失了公开的合法地位，这更使嫡系将领们个个心灰意冷，知道他们的“党国”已经面临崩溃，个个垂头丧气，连请示南京的要求都已丧失。

会议开始后，傅作义便说：“当前的形势，我就不多说了，各位身在其中，都很清楚。眼下，我们只有和平一途可走了，现经双方协商，拟就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

邓宝珊接着补充说：“现在南京政府也提出要与共产党和谈，能达到的最好条件不过是划长江而治，还不是要把我们划给共产党？我们在这里还打什么？”

听到这些话，那些蒋系将领都垂头丧气不发一言，他们明白这也是实情。

接着，坐在一旁的秘书长王克俊站起身来，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实施协议》念了一遍。

傅作义接着说：“这个协议，大家都听了，现在还是个征求意见稿，请大家提提意见。”

一阵沉默之后，阴险狡猾的蒋系兵团司令石觉先开了口：“我没有什么意见，不过我听说王克俊秘书长的部下有意见。”

这使王克俊秘书长感到突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有些生气地问道：“两位司令，我是个文职，哪里来的部下？”

李文说：“我们部队的政工处长，不都属于你管嘛，他们有意见。”所谓“政工处长”，其实都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派到军中的密探，此时石觉搬出他们，是想看看特务机关的态度。

傅作义这时已经布置心腹部下对中南海做了严密警戒，不怕特务捣乱，于是让王克俊马上打电话，通知师以上政工处长到中南海开会，并限定15分钟赶到勤政殿。

这些政工处长们不知何事，急速赶往勤政殿。

王克俊见人员到齐，便宣布开会，全文宣读“实施协议”。读完后，问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些政工处长都是职业特务，看到当时中南海内严密警戒的情形，哪敢说半个“不”字，都表示赞成。

只有石觉和李文兵团的两位政工处长提出：“和平解决北平战事，使文化古都免遭战火，没有意见，只是请傅总司令高抬贵手，放我们回南京。”

王克俊说：“只要保证你们的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圆满实施协议规定，我保证请傅总司令用飞机送你们回南京。”

此时傅作义同意让这些蒋介石嫡系将领飞走，因为可以减少改编的阻力，否则硬扣下他们，有可能引起武力反抗。

不过，让这些人飞走也非易事，北平城内的简易机场已经遭解放军炮火封锁，飞机起降很危险。

傅作义将中央系将领的要求通知了解放军后，经毛泽东同意，停止炮击，让蒋系主要将领飞走，因为这对和平改编其部队也可减少障碍。

打发了蒋介石嫡系将领后，1月21日当天，傅作义又在中南海召开了两个会议。

一个会议是在居仁堂召集北平市、河北省和南京政府驻北平有关人员，宣读了“实施协议”全文，而后傅作义发表讲话，说明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为了获得人民满意的和平。

当时傅作义对这些人的要求是要安于职守，保障社会安定和公共财物不受损失，以完整移交。这些政府公职人员，家小多在北平城内，自认为也没有什么罪过，参加新政府工作能保住饭碗便是内心所愿，于是都表示乐于服从。

这一天下午17时，傅作义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另一个不同寻常的会议，到会的是国民党军统系统的驻北平各单位的头子。

在见这伙人时，傅作义身着便服，神情冷静严肃，只作了简短的讲话：“今天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字，希望你们的行动立即停止。关于今后你们的生命、财产，我可以负责保证安全。你们如愿意回南京，我负责要飞机送走。”

傅作义讲完后，便走出了会场。这些特务头子事先早得到情报，知道和平协议签订，想阻止已无能为力，只有听任安排。

经过1月21日白天地忙碌，傅作义把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特部门的头目全部镇住，获得了不破坏的保证。

所有会议结束后，傅作义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同时将《协议》诸点经国民党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国发表。

这天夜幕降临后，中南海又是灯火辉煌，傅作义又在居仁堂欢宴这天下午刚入城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华北人民政府财务部长戎子和、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和解放军代表苏静。

在便宴上，傅方作陪的有邓宝珊、郭宗汾、王克俊、周北峰等人。宴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进行，双方互相祝贺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并预祝部队出城改编、城市移交的顺利进行。

22日，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发表广播讲话，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

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成立了“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党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为办事处主任。

同日上午10时整，古都北平城边的敌对双方正式休战停火。接着，国民党华北“剿总”所属的25个师陆续开出城外，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改编。

最后总计出城部队为17万人，除淘汰病弱，给资遣散了愿意回家者外，其余大部兵员被补充到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即西北野战军中。因为此前西北野战军所在地区贫瘠，兵员补充困难。

1月22日下午，在位于南城的陶然亭、先农坛里，傅系部队中号称“嫡系中的嫡系，主力中的主力”的骑兵第四师师长刘春方，下达了出城开赴改编地点的命令。

从1月22日至30日12时，除了留守的第一零四军一部和第三十五军第十七师担任着北平各城门的警卫未曾出城外，其余各部均已出城完毕。

1月30日下午，傅作义将军带着他的华北总部，在自己留下的唯一部队警卫团的保护下，乘车离开中南海。

解放军顺利接管北平

根据北平和平协议，人民解放军的最初行动是防务交接。

入城时间本来定在1月29日，但这一天恰好是农历春节，为了让老百姓安安静静、痛痛快快地过个传统节日，聂荣臻提议将进城日期推迟两天。

即使如此，平津前线司令部电令第四十一军，要一个师提前进行准备，以便随时进城与傅作义部进行防务交接。军里接电后，当即研究决定由政委莫文骅率第一二一师先期入城与傅作义部交接。

入城之前全军按照上级规定的一系列严格要求进行了检查。比如，平时说话是否和善，群众关系处理得好不好，服装是否整洁，平时是否有不尊重妇女的行为或思想等。凡有一条不符合要求的，就不准先行入城。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第一二一师接到了进城的命令。全师按照预定方案，在莫文骅率领下，自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进入北平。因此，莫文骅被称为“走进北平的第一位将军”。

入城时，部队排成36排。进城的卡车上架着高音喇叭。队列之前，有北平青年学生跳大秧歌，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这使战士们既惊奇又兴奋，想不到在北平这样的敌占区，会和解放区一样流行这首歌。

那天一早，全副美械装备的解放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西直门城楼下，城门内外也聚满了各界群众。可是城门却迟迟不见打开。

僵持足足有几个时辰之后，城门虽然打开了，但守卫城门的傅作义部士兵仍没有丝毫交接城门的意思。僵局并没有彻底解决，剑拔弩张的气氛仍在持续。

解放军架起了轻重机枪后，对着城楼大喊：“交出城门！”

对方并不退让：“我们没有接到上边的命令，不能交！”

城里20多万守军都放下了武器出城接受了改编，为什么这个城楼就拒不交接呢？

既然双方都互不相让，而且交涉也没有结果，莫文骅很清楚不能因为这样的小插曲扰乱顺利交接，他只得驱车前往东交民巷，找来随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商讨对策。

陶铸听了莫文骅说的情况，立即向傅作义方交涉。对方的答复是：“因为忙乱，确实忘了通知西城门的官兵进行交接。”

等莫文骅返回西直门时，只见城门大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换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城楼上随风飘扬。显然，警卫西直门的士兵已经接到上级执行交接的命令。

雄伟庄严的解放军的步、骑、炮等部队，精神抖擞，步列整齐地向各个主要街道前进。

第四纵队进城时，每名战士的胸前都缝上了白底胸牌，上面是“平警”两字。告知市民“我们是北平警备部队，负责维护全城治安”。同时也是给破坏分子以震慑。

在第四纵队进城的同时，北平和平解放接管干部也在积极准备进城。早在1948年12月，中共北平市委、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市人民政府，在彭真、叶剑英的率领下，就在良乡驻扎下来了。

1948年年底，市委、军管会、市人民政府的机构相继在良乡建立，2000多干部集中进行培训，做好进城的一切准备工作。

1949年1月27日，在颐和园北宫门的空地上，2000多干部听了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作的关于如何进行和平接管的报告。

叶剑英讲：“北平是在100万解放军层层包围下，国民党想打打不了，想跑跑不了的情况下，接受和平改编的。进城后，我们进行的和平接管，一切都要按照在良乡布置的军管工作去做，对国民党的旧政权一定要彻底粉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旧的国民党的政权不粉碎，革命就不能巩固和发展。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决不能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和和平接管而有任何含糊和丝毫动摇。”

“对于国民党的机构和组织要区别对待。对旧政府、旧保甲制度、旧警察局、旧法院，这一切旧的国家机器，一定要粉碎，进城后就叫他们全部停止工作，听候审查录用。”

“对于工厂、企业、学校、文化单位，先原封不动地进行接收，不要打乱，更不能解散等接过来之后经过研究再逐步改革。”

叶剑英还说：“进北平是和平接管，有利于我们自上而下地进行系统地全部接管，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在接管中一定要严守纪律，不许私分任何东西，一切接管的物质统统由北平市军管会分配。”

叶剑英的这一报告至关重要，武装了干部，使北平市的接管非常顺利，整个接管过程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全部、完整、系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聂荣臻与第四野战军的林彪、罗荣桓是2月1日进的城，他们住在北京饭店。难以抑制心头激动的聂荣臻提议：“应该举行一个入城仪式，以扩大人民解放军的影响，为北平增添胜利的气氛。”

这个提议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根据党中央指示，参加的步兵部队有第四十军的第一一八师和第一二一师，摩托化部队有东总警卫团的80辆卡车，机械化部队有坦克和装甲车60辆，炮兵师包括卡车牵引的战防炮、高射炮、迫击炮、美式和日式榴弹炮、加农炮，另外还有一个骑兵师也参加仪式。对行军队形序列、装备、着装等都有具体规定。

1949年2月3日一大早，北平城里的大街小巷，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人们穿红披绿，熙熙攘攘，手里捧着鲜花和彩旗，狂欢歌舞。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孩子们清脆悦耳的歌声，长久地回荡在古都的城头上空。

10时，人民解放军入城式隆重开始。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城，最前面是军乐队，接着是装甲车、坦克、炮兵、骑兵、步兵。坦克、装甲车、牵引炮车发出震耳的隆隆声。

10时30分，从珠市口进入前门大街。聂荣臻、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等，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参加入城式的部队。

两旁男女老少手持五颜六色的小旗，人人笑逐颜开，个个扬眉吐气，商店敞开大门，到处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的标语。

参加入城式的解放军以三辆立着毛泽东、朱德肖像的装甲彩车和军乐队为前导，首先开进永定门，夹道欢迎的人群里爆发出阵阵欢呼声和口号声，紧跟其后的是牵引着榴弹炮的卡车。

炮兵队伍的出现振奋着每一个人的心，激起欢乐的高潮。顷刻之间，欢腾的人群蜂拥而上，有的和战士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纷纷爬上坦克，与坦克手分享这幸福的时刻，把事先写好的标语贴在坦克上、重型榴弹炮的炮筒上：“热烈欢迎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鲜花插在英雄们的胸前，彩纸纷纷洒落在英雄们的身上；鞭炮、锣鼓响连天。

北平市民在城门前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天刚亮就来到了前门大街，8000多名铁路职工赶到前门车站。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2000多名师生，头天晚上就从城外赶进城里，由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来到北平的各民主党派人士楚图南、吴晗、胡愈之、周建人等；访问华北人民政府回北京的各大学教授费孝通、雷洁琼、张东荪等；由清华、燕京两大学入城的教授钱伟长、张奈莨、屠守锷等，都加入到欢迎的行列。

人民的信任和热爱，使战士们浑身热血沸腾，激动得满面红光……人民和战士融合在一起，在这1000多年古老的城市里，第一次欢度盛大的人民的节日。

入城部队行进到正阳门和北平前门火车站一带，而后从那里直接转向东交民巷，这里是当时的领事馆区，一座座各种式样的小洋楼，同北平低矮的四合院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有意安排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中国人民，在他们眼里，中华民族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东交民巷是他们的领地，中国人民是不得随便进入的。

今天，人民解放军就是要让他们看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坚不摧的英雄军队！坦克冒着青烟，大炮高昂着炮口，骑兵、步兵挎着钢枪，由西向东行进。

一走进东交民巷，解放军队伍就开始走正步，这是特意安排给帝国主义列强看的。他们高喊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情绪都很高涨！

对于外国侨民，解放军在进城前专门制订了政策：外国领事馆人员为侨民，进出大门时不给行军礼；要保护侨民安全；不准进入外国人房间。

那些外国使馆的官员，由于不了解我们的政策，吓得紧闭大门，有的公使太太躲进暗室，有的公使吓得都不敢在东交民巷住了。

队伍开出东交民巷，绕过傅作义在东单临时开辟的飞机场，经过东单牌楼、北新桥到太平仓，后来从东直门出城，回到南苑驻地。

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焕发了青春。至此，平津战役结束。

从1948年12月14日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至1949年1月22日和平解放协议公布，党中央运筹帷幄，指挥平津前线司令部3次与傅作义进行谈判，最终赢得了北平的和平解放，让千年古都免遭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奠定了基础。

北平的和平解放胜利结束了平津战役，争取了大批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和建制部队站到人民方面来，是党中央战略指导的一大成功。

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将国民党军和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成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八项条件”解决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榜样，成为后来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

傅作义能在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感召下，在北平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毅然选择和平道路，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受到北平200万人民的赞颂，也受到20多万所属官兵的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

1955年傅作义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议定由傅作义就北平和平解放一事向全中国、全世界发个通电，并由原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负责起草。

可文稿写成后近两个月，却迟迟难以定稿，再加上在接管北平时双方出现的一些误会，傅作义心中闷闷不乐。

一天，傅作义对周北峰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

叶剑英请示后告诉周北峰：“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午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等人飞往石家庄，请傅先生和邓先生偕一名随员随机去吧！”

2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乘飞机从北平抵达石家庄，再乘小吉普车来到西柏坡。刚刚下车，他一眼就看见匆匆走过来的周恩来，急忙上前握手。

周恩来比他最后一次见面时已经胖了许多，但神采依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傅先生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和平解决了北平问题，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否则，就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

傅作义直摇头：“我是有罪之人，觉悟太晚，太晚了。”进室坐下后，周恩来说：“我们欢迎你与我们合作。

我们的合作是有历史根源的。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是在敌后合作打日本的。那个时候，我们合作得不是很好吗？”

傅作义喝着热茶：“是啊，我一直敬佩周先生的胆识，我与阎锡山谈起过，他也感叹国民党没有你这样的人才。”

周恩来心情很好，说道：“我个人微不足道。原来准备在解放区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北平和平解放了，就可以在北平召开这样的会议。你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啊！”

傅作义有些内疚：“我这样的人哪能参加，我没有代表性……”

周恩来说：“你应该参加。你既是有党派，也是有功将领，参加会议，也是有代表性的。”

当天下午，毛泽东起床后，周恩来对他说：“主席，傅作义将军已经来到西柏坡，住在后沟，我已经和他们交谈过了，看来情绪还好，你什么时候见他？”

“现在就见吧，宜早不宜迟嘛！”“那就请他到这里来吧？”

“还是我去吧，人家老远来的，不要怠慢了。”毛泽东穿上皮大衣，戴上皮帽子，乘车赶到傅作义的住处，周恩来先回来，已经陪同傅作义、邓宝珊在招待所门口等候着。

毛泽东热情地与傅作义握手，并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蒋介石一辈子耍滑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

傅作义连说：“主席，我半生戎马，除抗战外，罪恶不小。”

毛泽东摆动着手：“不不，我已经让林彪给你讲过，把你列入战犯是想保护你哩！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

毛泽东对着一同来到西柏坡的各位人士说：“你们诸位共同做了一件好事！你们保护了北平城内数百万居民的生命安全，你们保护了我们的千年古都，保护了古都珍贵的文物，历史会给你们记下这笔功劳的！”

谈到绥远问题时，毛泽东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的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关、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

傅作义等在西柏坡住了两天。临走时，他一再向周恩来表示：“你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非常感谢你。”

周恩来说：“咱们从现在起，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有什么事情，有什么意见和想法，不要有顾虑，都可以提出来商量。可以找我谈，也可以找毛主席谈。毛主席忙，你可以多找我谈，找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也可以。”

25日，傅作义又奉邀参加毛泽东在北京西苑机场的阅兵式。

傅作义起义后，积极为绥远的和平解放而努力。《北平和平协议》签订不久，他对来平谒见的董其武予以劝导，使董其武抱定了跟随他一起走和平道路的决心。

2月，毛泽东接见他时，向他讲了解决绥远问题的方针。

他遵循毛泽东的指示，促成绥远军政当局与华北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

随之派王克俊等赴绥帮助董其武执行协议，并对处理绥远一系列复杂问题，给董其武及时指导。

7月14日，傅作义向毛泽东呈递一份全面汇报绥远情况的报告，并建议尽快解决绥远的起义。

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派遣他与邓宝珊到绥促成起义实现。当时有人认为这是“放虎归山”。

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看法，予傅作义以极大信任。

傅作义到绥后，蒋介石派徐永昌携其亲笔信到包头，企图把傅作义拉去广州，遭傅作义严词拒绝；保密局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的特务头目，对傅作义进行暗杀，其阴谋也被傅作义等粉碎。在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等通力合作下，终于实现了绥远“九一九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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