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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成功需要情和爱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631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在残酷的战争中，毛泽东是无畏的勇士；在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是机警的英豪；在狡猾的敌人面前，毛泽东是不可战胜的对手。然而，他对同志、对亲人、对人民却有着山一样高的爱、海一样深的情。这种情和爱，也给了他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一切对手从而走向成功的巨大力量。

一、孝 敬 父 母

毛泽东是父母亲的第三个儿子，虽然前面有两个哥哥，但都夭折了，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里，毛泽东当然会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十月十五日。１０岁时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婚。至１５岁时，他与这位比他大三岁的文七妹正式结婚。

毛顺生１７岁单独理家。虽然家底很薄，但他克勤克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终于积攒了一点钱，还清了债务，家业逐渐发达。他一贯信奉“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好一世穷”这句古话，治家很严，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为能继承家业的人。

所以，８岁的毛泽东便不得不成为父母亲的帮手，看牛、喂猪、打柴、扫地、担水、烧水、煮饭、记账等，关于这段生活情景毛泽东有如下一段回忆：

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他要我学珠算。既然我父亲坚持，我就开始在晚上记账。他是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要记，就叫我去做农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两个弟弟。

１９０７~１９０９年，父亲停了儿子的学，带强制性地把毛泽东当作劳动力使用，一方面是毛顺生田产增加，确须增加人手，另一方面是对儿子不服管教的惩罚。父亲的原意是在以劳动教训儿子：看，下苦力与做生意，哪一桩更辛苦！你不跟我学生意上的事，就去“面朝黄土背朝天”吧。对于这种惩罚，虽然毛泽东很反感，但他采取的仍是积极的态度。而这两三年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涯，却成了他一生中与泥土、与泥土上生长着的农民最贴近，可以说是完全融合的一段生涯，对毛泽东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毛泽东已由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参与者，因而使得他能最自然地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他从犁田、耙田、下种、插秧、扮禾、晒谷、入仓、舂米……之中，真正领会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不料儿子虽然觉得劳动辛苦，干起来却是十分认真，而且，毛顺生将朝自己希望的方向改造儿子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反而将毛泽东推得离自己的想法更远：一个奇妙的对比是，毛顺生随着资产的不断增加，他越来越离开他最初所属的贫农阶层；他的儿子，却因劳动，反而愈来愈从感情上走向贫农阶层了……这对毛泽东一生的影响在于：毛泽东将他的根，更深地扎入了土地，扎入了土地上的农民，因而在他的大半生革命生涯中，他把基本点着眼于农村——他的农村革命理论，即萌芽于对农村，对农民的阶级状况、社会状况、自然状况之理解与认识。

革命时期，他立足于乡村；建设时期，他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农村，他所制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虽然有许多操之过急的地方，还曾带来不少损失，但，他的基本出发点是好的，而且，他领导中国农民，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在年少时最有切肤之痛的问题，都已解决，或正趋解决，如土地所有制问题，农民吃饭问题，农村交通落后问题，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问题等等。

带有浪漫色彩的人民公社，普及得令人惊讶的合作医疗，农村教育和广播网，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有这一切，无不体现毛泽东对农民的关注和重视。

毛泽东晚年对体力劳动的重视程度，他对知识青年近于严厉的要求，竟然与他父亲当年对他的态度有些相似……

劳动，对于毛泽东的另一个积极意义在于，它极好地铸造了毛泽东铁塔一般的体格。

毛泽东高达１．８３米的身躯，他浑身强健的筋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流击水的气魄，除了遗传因素，后天的锻炼是最主要的作用，这种锻炼中，又包含了他早年的劳动。挑担，对他是最好的杠铃；烈日暴晒，如同日光浴；舂米的碓坑、木架，胜过当今的健身器械……

劳动，造就了毛泽东健壮的体魄，更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

作为农民的儿子，毛泽东身上不仅有农民的烙印，从某个角度看，他就是一个农民。他至少从中得到了三方面的好处：

首先，尽管毛顺生给儿子设计的道路是一个好农民，或者一个会赚钱的生意人，他根本不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日后会成为一位伟人。但是，毛泽东却依靠父亲为他创造的这个略为富有的家庭，背着书包去接受新的知识，去认识一个新的世界，去探求一条国家和人民的也包括自己人生的新的道路，并最终将自己的名字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

其次，毛泽东思想最具创造性、最为光芒闪烁、最大成功之所在，乃是包括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内的农村革命理论。毛泽东之所以能超凡脱俗地将农村作为他革命的根据地、出发点，是因为他对农村有最深切的了解，农民出身，不但使他最深入地了解农民的苦难，农村的落后。尤其在１９１０年以后之所见所闻的对比中，毛泽东认识到农村革命之必须与首要，农民若想解放自己，必须把统治中国的四大绳索：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彻底摧毁。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由农村、农民中脱颖而出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由知识分子中脱颖而出的革命——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三位一体，就他个人来说，他的根深扎在中国农村，他与中国农民息息相通，因此，从农村开始他的革命，既最为便捷，又最有把握。

再次，农民们认定了他是自己的救星。中国农民，始终认为毛泽东是他们的贴心人，是他们自己的领袖、自己的救星。而在中国，得农民者，得天下。这一点早在１９３７年斯诺就预见到了。他写道：

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动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历史证明了斯诺的推测。毛泽东确实成了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

毛顺生的强悍、坚韧、孤傲、无所畏惧，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而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则更为明显，更为强烈，更有魅力。这是因为毛泽东将受父亲影响得来的这些气质，与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到一起——而不是像父亲一样仅仅是为了一个小家，这是毛顺生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是在和父亲的抗争之中受到父亲影响的。

与每一个近代中国农民一样，勤劳、节俭、热心公益事业与自私、刻薄同时并存于毛顺生身上。他热心韶山的公益事业，每逢修谱或建桥，毛顺生总是出钱又出力，且十分慷慨。但当他发现儿子看“闲书”时，就责骂他“懒惰”和“不孝”，有时甚至体罚；当在下雨天里，毛泽东没有抢收自家的谷子，而是先帮邻居毛四婆抢收时，毛顺生便对儿子火冒三丈，大声训斥；堂弟毛菊生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赖以活命的七亩水田典卖时，毛顺生不但没有帮他，反而趁机把七亩田买了过来，当毛泽东和母亲反对时，毛顺生就恨恨地说：“管他兄弟不兄弟，我是用钱买田”。这一切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而父子之间观点相左时，父亲便企图凭借他的尊长地位以强力来制服儿子，儿子却又缺乏母亲的忍让和顺从，于是以硬碰硬：宝剑，在坚硬的石头上磨得铿锵作响。

父亲的自私和刻薄，深深地刺激了毛泽东，为他立志要改造整个旧社会埋下了种子。因为和父亲的多次斗争使他已经意识到：他的敌手不应当是父亲，父亲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虽然自私、刻薄，但仍然保存着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勤劳、节俭。他基本上没有不良嗜好，更无恶劣习气，他的自私是相当有限的。他绝不会去干杀人亡命的事，也不会昧着良心发大财，而且，他的自私，也非一己之私，而是为一家之私——毛泽东愈到后来愈能理解父亲的呕心沥血，实在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家人。父亲在自己的眼里显得矮小，但当他站在当时社会一般人面前，就不会显得矮小了。相反，他的精神、气质、品质，实在有许多优秀的地方。所以，毛泽东认为他的敌手应该是许多更可恶的人。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他毕生要与之战斗到底的，不是一个两个人，而是一个社会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与堂弟毛泽连谈及了这一思想斗争的过程：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

所以，在长沙读书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写信回去问候父母亲；寒暑假也常回去探望父母亲。一师毕业参加工作后，他也时常寄些钱和药物给父亲，表示孝敬老父。他还接父亲到长沙求医，并合影留念。

与父亲毛顺生不同的是，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俭持家，慷慨厚道的女性。

毛泽东童年时对母亲是十分依恋的，从小便跟着母亲前屋后屋地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氏笃信佛教。毛泽东在母亲神佛思想熏陶和孜孜不倦的开导下，变成了一名对神佛深信不疑的男童。在他１５岁那年，母亲患了一场大病，笃信佛教的母亲认为必须求神佛菩萨保佑。深爱母亲的毛泽东，为了母亲的早日康复，便徒步到南岳“朝圣进香”。

“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边走边念，边念边拜。就这样五步一拜，十步一跪，一直跪拜到南岳庙。其效果我们姑且不论，但毛泽东希望母亲早日康复的至诚之心却由此可见一斑。

但是，随着岁月的更替，毛泽东知识的增加，他只接受佛教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不再迷信佛教了。为此，他常常受到母亲的责备。毛泽东后来回忆道 ：“我看的书，逐渐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己也越来越怀疑了，我母亲开始为我担忧，责备我不热心拜佛。”

母亲文氏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她这方面的优良美德，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孩子们，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一直很拥护母亲之美举，反对父亲的做法。毛泽东回忆说：

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当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施舍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每逢荒年荒月，文氏经常背着丈夫，悄悄地以粮食接济贫苦乡亲。

毛泽东故居的碓屋曾经是毛家做米生意期间谷米加工的场地。文氏和毛泽东在这里劳动的时候，不时暗暗地从侧门口撮米馈送穷人。每当这时，文氏站在门边“站岗放哨”，一遇到毛顺生来了便以咳嗽为信号，暗示毛泽东立刻终止施舍行动。

毛泽东继承了母亲的慷慨厚道。

毛泽东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见一个家境贫苦的同学没有带饭，就把自己带去的饭菜分一部分给他吃，因而，每每回家以后毛泽东便是一副饥饿之相。起初，母亲以为儿子饭量增大是苦读经书所致，所以就让他多带一些饭去，结果依然如此。当其母亲问及情由的时候，儿子照直说了，母亲欣然赞许他的举动，每次总是多给他带一些饭。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毛泽东在上学的路上遇着一位衣着单薄而破烂的年轻人，浑身冻得直打哆嗦。当了解到他的不幸遭遇之后，毛泽东立即从自己身上脱下一件衣服给他穿上。直到第二年春天，母亲翻晒冬衣时，发现儿子少了件夹袄，一盘问，儿子便把真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点点头，对儿子丝毫没有责备。

骄阳似火的盛夏，由于久晴无雨，田间到处是龟裂、苗枯的景象。毛泽东常常是起早睡晚地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苦命人车水抗旱……

类似这样的善举，开始是母亲“为头”，儿子参加，后来则是儿子在母亲影响下的自觉行动，是慈母美德的延伸与发展。

正是母亲的这种影响，使毛泽东的心从小就和贫苦大众连在一起，关心他们，体贴他们，并立下了要为劳苦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大志。所以，他的一生，始终是为劳苦大众奋斗，因而他得到了中国劳苦大众的支持。

然而毛泽东却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宽容是母亲文氏赖以与外界万事万物和谐相处，赖以与丈夫和和睦睦的特质。文氏从来是随遇而安，对于一切，哪怕是最不能为她接受的丑恶事物，都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对待，她总是力图用自己的“善行”去感化，用苦口婆心去劝导，她对于人生，特别是她的丈夫，无不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

这种人生态度，正是佛教、儒学和道学所倡导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造就了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性情和心态。许多中国旧式文人，甚至不少的英雄好汉，就是因为不敢逾越这一步，而困囿终生。毛泽东却勇敢地越出了这一步，如果没有这个胆略和勇气，纵有满腹经纶，恐怕只能成为一个可怜的韶山隐士，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在背离神佛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承接其母亲的宽容、忍让和逆来顺受的秉性，这似乎是一种必然，只有这样，才有后来的毛泽东。

正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构成的家塑造了独具特质的毛泽东。父亲强悍、坚忍、不屈的性格和专横、自私、刻薄的思想作风磨砺着毛泽东；母亲善良、温和的性格和无私、大度、富有同情心的品质同样影响着毛泽东。毛泽东正是在父母的交互磨合中塑造出来的：父亲给他以棱角，母亲给他以柔情，他既抛弃了父亲自私的一面，又留下了父亲的无畏刚强；他既接受了母亲无私的一面，又抛弃了母亲的逆来顺受。

１９１０年秋，１６岁的毛泽东离开韶山，离开父母到外地求学。从此以后，他再没有与父母共同生活。但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的高尚品德，母亲的慈容，却深深地印在了儿子的心中。无论是在寒窗苦读的日子里，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以及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他都怀念着父母亲。

尤其是母亲抱病期间，毛泽东更是十分挂念。１９１６年６月２４日，毛泽东在给同窗好友萧子升的信中说：“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以及自己不能照顾母亲的愧疚之情跃然纸上。

毛泽东在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期间，决定去北京之前，又专程回到韶山看望父母及其舅父舅母。出发前又写信向七舅、八舅告别致谢：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匆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母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千里寄药方，孝子一片心。

１９１９年春，毛泽东刚由北京经上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回到长沙，立即与大弟毛泽民一道把母亲接到长沙医治。在长沙，他们兄弟对母亲精心照料，求医送诊，安慰护理，给了母亲很大的慰藉。母亲回到韶山前，毛泽东还与大弟毛泽民、小弟毛泽覃一道搀扶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母亲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她的儿子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们母子的最后一次团聚。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５日，毛泽东的母亲患瘰疠（俗称疠子颈）不幸逝世，终年５２岁。当时，毛泽东正和他的战友们与军阀张敬尧进行斗争。当他接到毛泽民从韶山寄来的母亲病危的家信时，心急如焚，立即带上在长沙读书的毛泽覃，星夜上路，直奔韶山。可是，当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在他们抵家的前两天入棺了。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非常悲痛。

几天几夜，他守护在母亲的灵前，面对慈母英灵，思绪万千，咽泪写下了哀天动地的《祭母文》：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苟。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毛泽东还写了两幅灵联，以寄托自己的无限哀思，记述了母亲对他的养育之恩和他对母亲的孝敬之情。

其一：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

春风南岸晖远留，秋雨韶山洒泪多。

过了“头七”，毛泽东才忍着悲哀，咽着泪水，离开韶山。

但丧母的悲痛久久地在他的心里萦回。他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时，高度赞扬了母亲的品德，他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母亲病逝后仅１００余天，父亲又因伤寒病去世，终年５０岁。当时毛泽东正率湖南“驱张”代表团去北京请愿，来不及返家奔丧。他只能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深深埋在心间。１９２１年春节，他和毛泽覃一起专程回乡，为父母扫墓。

１９２５年春夏和１９２７年初，毛泽东回到韶山探亲、开展革命活动时，总要到母亲和父亲合葬的墓前凭吊。１９３６年，他在延安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的身世时，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到父母亲，尤其是母亲，他用了很多篇幅深情地谈到她。

１９５９年６月，毛泽东回到阔别３２年的故乡韶山，在他出生的“一担柴”式的旧居里，他久久地伫立在父母亲的照片前，凝望着……

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踏着露水爬山至父母亲的墓地，并将一束青青的松柏献在墓前，然后深深地鞠躬，又伫立良久。他对陪同他的罗瑞卿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来看看他们两位。”

毛泽东这次回故乡，感慨良多，挥笔写了一首动人心弦的七律诗《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二、“是一家，不分彼此”

毛泽东不仅对生身父母一往情深，而且对岳父、岳母也非常关心，竭尽孝敬之情。

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后来也是他的岳父。早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时，杨先生就非常器重毛泽东，称他是“姿质俊秀，殊为难得”。并说毛泽东、蔡和森“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了毛泽东许多教诲和指导，而且在各方面都给予毛泽东莫大的关照和支持。毛泽东称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１９２０年，杨昌济先生病重住院。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驱张宣传，得知先生病重的消息，毛泽东百忙之中挤时间多次到医院陪护，协助杨开慧照料病父。虽然毛泽东此时刚刚和杨开慧确定恋爱关系，但杨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便以半子和学生的身份，协助杨家料理全部后事，陪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

１９２０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从此毛泽东更是把杨家视为自己家，杨家也把毛泽东及他的事业与自己紧密相连。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由于战争的阻隔，毛泽东与杨家隔断了整整２２年。这期间，虽然毛泽东千方百计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知情人与杨家有过几次联系，但毕竟由于环境和条件限制，这种间接的联系也是极为困难的。

１９４９年８月５日，长沙解放，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在一位解放军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军用电台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高兴不已，又感慨万千。

想当初，他一介穷书生，一无相当的门第，二无钱财，就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然而，杨昌济先生和夫人向振熙却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而是默许了这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和他们的掌上明珠交往。当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需要钱的时候，向振熙拿出了杨昌济的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费作为资助。和杨开慧结婚后，向振熙跟他们一起住在清水塘，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岸英、岸青。杨开慧牺牲后，向振熙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儿媳妇装扮成走亲戚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和岸龙到上海……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怎么能忘记他们呢！

他当即复电，首先为开慧母亲的健在而感到欣慰，并向老人家敬致祝贺，接着向全家介绍了儿子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了“家中衣食能否过去否”，希望来信将情况告诉他。９月，当获悉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湖南省亲，毛泽东便托她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也替杨开慧尽了人子之心。礼物之外，还附有一封信：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吗！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１日

１９５０年，杨老太太８０大寿，毛泽东吩咐儿子毛岸英回湘为外祖母祝寿，并给老太太捎去两棵人参，让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毛泽东的，但毛泽东认为老岳母比他更需要进补。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

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从未间断。有一次秘书偶尔疏忽漏寄，事隔半年，毛泽东知道了，又叮嘱秘书补寄了。１９６０年杨老太太９０高寿。毛泽东寄了２００元钱给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请她代为老太太赠礼金或购买礼物。杨老太太病逝，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寄去人民币５００元以示悼念。他还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信中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字里行间，情深意切。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１９３８年1月在赣州病逝后，其母杜秀孑然一身，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去苏联，是毛泽东照顾她的生活。后来，她在延安病逝，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还为她立了碑，替贺子珍尽了人子之孝。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墓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又出了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把她掩埋了。

三、“算人间知己吾与汝”

有人说：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唯有那因为爱而变得思想明澈、双手矫健的人才算真正爱着。

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是这样，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爱情是这样，列宁和克鲁普斯卡亚的爱情是这样，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也是这样，他们彼此相爱，互相体贴；他们志同道合，相依相伴，爱情在为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升华。

杨开慧，号霞，字云锦。父亲大概希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

１９１３年春，父亲杨昌济从欧洲留学回来后，杨开慧便随全家一起迁到长沙。同年，毛泽东也来到第一师范求学，成为杨昌济的学生。他和蔡和森、陈昌等人经常到“板仓杨”寓来就教，因而认识了老师的千金杨开慧，相互之间都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１９１８年６月，杨昌济先生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举家北上。２个月后，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就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７号，与杨先生家的鼓楼后豆腐池胡同９号相距不远，杨先生家是毛泽东经常停留的地方。

虽然当时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用只须五六元钱，但毛泽东就连这五六元钱也无法筹到，他必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于是，在杨先生的引荐和帮助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谋到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是８元钱。

初到北京的生活是艰苦的，一间小屋里挤了８个人，都睡在一铺炕上，挤得连气都喘不过来，翻个身都得同旁边的人打招呼，吃的是蚕豆饭，并且工作也不愉快。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中，我认出了启蒙运动的著名领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怀着浓厚的兴趣。我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问题开始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

然而１９１８年的春天，在毛泽东看来无疑是历史上最美好的春天。他说：

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景象，当北海依然坚冰覆盖之际，雪白的梅花已经灼然盛开。我看着北海绕堤杨柳上悬垂着晶莹的冰挂，不禁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吟诵冬雪挂树景致的“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北京这数不清的树激起了我的遐想和赞叹。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为什么那么愉快？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杨开慧。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在这里，我还遇到并爱上了杨开慧，她是我以前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的女儿。”

１７岁的杨开慧，亭亭玉立、娇楚动人。对２５岁的毛泽东来说，这爱情虽然来得有些迟缓，然而，却让他陶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学习工作之余，他们并肩漫步北海公园，欣赏着万树梨花开的北国风光，谈论着自己的理想和祖国未来的春天。共同的志向、情趣使他们心心相印。

当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时，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相约互通信息。

次年４月，毛泽东回到湖南，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也是一个字：霞。

这种称呼对南方的青年男女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彼此以心相许的恋人之间特有的表达爱情的称呼，它传递着恋人的心声。从此，虽然天南地北，但他们书信不断，相互传递着北京——湖南的斗争情况，牵挂着对方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

久别重逢，毛泽东与杨开慧格外兴奋。毛泽东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运动的意义，组织请愿示威，使驱张运动胜利在望；开慧为之缝补浆洗，关照他的生活，与他一道商讨斗争策略。他们约定终身，并公开了恋情。

驱张运动后的一天，毛泽东来到福湘女校，在选修班的教室旁，找到了杨开慧。回湘后的重逢使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负责学联的宣传工作，开慧欣然应允。

正是救国这个共同的目标，使他们更加亲密无间；正是革命这个伟大的红娘，把他们结合到一起。１９２０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相约寒假到板仓过春节，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作俗人之举”。尽管他们一无所有，但忠贞的爱情充溢在他们的心中，没有人能够估计他们所享有的财富。

从此，他们为革命夫唱妻和，心心相印。

婚后，杨开慧继续在学校学习。每逢假日，便出来与毛泽东住在一起。毛泽东的同学陈昌甫称赞他们道：

杨师爱徒，师之爱女。

切磋琢磨，亲密相处。

北海定情，星沙共许。

志同道全，共造寰宇。

他们的结合，被湖南的新青年们视作理想的浪漫史。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之上，而且更在于他们在婚后，立刻以新的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实现理想的奋斗中……１９２１年，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担任委员会书记，在这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杨开慧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为了掩护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她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负起湘区委员会的机要和联络工作，为毛泽东收集和整理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往返于湘区委员会各秘密联络点之间传递情报。还经常深入到工厂进行调查，到工人夜校讲课，协助毛泽东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

为了让毛泽东聚精会神地从事革命工作，杨开慧对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也十分注意照料。夏天的夜晚，她为伏案写作的毛泽东挥扇驱蚊；寒冷的冬天，她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披上棉袄，烧暖烘笼。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正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关键时刻，杨开慧分娩难产，被送进医院，毛泽东心急如焚却不能分身，连手术签字的时间也抽不出来。２３日凌晨，毛泽东赶到医院看望杨开慧，满怀歉意。杨开慧还反过来安慰毛泽东。２４日，开慧生下第一个孩子毛岸英。

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调到中共中央机关后，便萍踪不定，为革命奔走于广州、武汉、上海之间。开慧与老母亲及小孩仍在长沙，由于负担重，生活十分清贫。加之因毛泽东遭到湖南赵恒惕政府通缉，真是苦情难熬，度日如年。直到秋天，毛泽东为了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才回到湖南。

夫妻久别重逢，开慧喜出望外。当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岸青才出生几天。看到开慧坚贞、不畏艰难、任劳任怨的精神，毛泽东内心既爱惜又深为感激。然而，在家小居两个月，毛泽东又要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

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的伟大人物，在和妻子离别时也忍不住“凄然相向，苦情重诉”。这似乎有些过于儿女情长。然而，无情未必真豪杰，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多情的豪杰！

但是，正像培根所说的那样：“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无论古人、今人，只要是其英名永铭于人类记忆中的），没有一个是因为爱情而发狂的人：因为伟大的事业抑制了这种软弱的感情。”尽管毛泽东不忍与妻子离别，但是为了革命，他毅然走了！

１９２４年1月，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并留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这年夏天，杨开慧带着毛岸英和刚刚出生不久的毛岸青，与母亲来到上海。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仍抽出时间到码头上等候爱妻的到来。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结束了，离别时，毛泽东所希望的“重比翼，和云翥”的日子终于来到！

１９２５年，毛泽东和杨开慧为发动农民运动，回到韶山。他们俩走村串户，发动农民群众。在短短的时间里，韶山就办起了２０多所农民夜校，并建立了韶山党支部，使农民运动在韶山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

不久，赵恒惕再次通缉毛泽东。脱险后，全家先后到了广州。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并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他们就是这样，革命为家，四海为家，同呼吸，共命运。

１９２６年冬，湖南召开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电请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杨开慧也回到了湖南，帮助处理大会文件。

大会后，毛泽东考察了衡山等五县的农民运动，带着满满一袋子笔记本回到长沙。这时，杨开慧正怀孕在身，但她不顾劳累，把他带回的大量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不久，又随毛泽东到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她产期临近，身边又有两个孩子要照料，身体虚弱。但为了让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运筹革命大事，她仍然夜以继日地伏案工作，对农民运动调查材料认真地进行分类、选择、综合，然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地抄在１０行纸上，毛泽东自豪地对同事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正是由于有杨开慧这位好秘书的“协助”，没有多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脱稿了。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着妻儿由武昌回到了长沙。组织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把杨开慧和孩子送回了板仓老家。

不料，这次分手，竟成了两人的永诀！

但情感的思念却没有画上句号，而是越益浓烈！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 ，他用暗语给杨开慧写了一封信，说他出门后，开始生意不好，亏了本，现在生意好了，兴旺起来了。这封信经过不少周折，直到第二年初才到杨开慧的手中。毛泽东的来信给了妻子莫大的安慰。

１９３０年８月，红军占领长沙又撤离后，国民党贴出布告，悬赏捉拿“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１０月２４日，杨开慧被长沙警备司令部的暗探发现而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８岁的儿子毛岸英。

在监狱里，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甚至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都遭到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望她的亲人说：“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４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枪杀，时年２９岁。

杨开慧死后，遗体被亲人运回板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

在江西，毛泽东惊悉噩耗，悲痛万分。他一天没吃饭，彻夜失眠。他越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给杨开慧的亲属写信，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只有毛泽东自己才能真正体会到“百身莫赎”四个字的含义！他为自己由于革命重任在肩而没能给予杨开慧更多的时间和关爱而痛苦，他更为自己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内疚不已！妻子为自己付出了青春、热血甚至生命，而自己欠她的太多太多，而且这一切连补偿的机会都没有了！毛泽东的痛苦难以言状，他莫名其妙地朝第二个妻子贺子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

毛泽东寄款为爱妻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从此，中华民族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毛泽东失去了他的至爱。尽管毛泽东另有两位妻子，然而，杨开慧却永远活在他的心中，成为他无人能够取代的、永远的爱人！

１９２７年当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到福建农村去养病，心情沮丧的毛泽东化名为“杨引之”。到了延安后，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给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时，他又使用了“杨子任”的名字。这显然不是巧合，而是灵魂深处对杨开慧的思念的不经意流露：无论在失意的时候，还是得意的时候，尤其是牵涉到他们共同的熟人、朋友的时候，毛泽东对杨开慧无限怀念的深情，就如山涧的清流默默地流淌着……

杨开慧临终的遗愿便是希望丈夫革命成功，如今革命成功了，她却不在了！毛泽东多想对妻子说，自己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奉献和牺牲啊！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派儿子岸英、岸青回湖南为杨开慧扫墓。

１９６２年，杨开慧的母亲病逝，毛泽东致信悼念，信中提到杨开慧时，深情地称她为“我亲爱的夫人”。

到了晚年，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与日俱增，因为，相对杨开慧为他奉献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思念。

由于江青不理解、不关心他，又不守本分，常给他惹事。毛泽东也不再掩饰自己对杨开慧的思念。

１９５７年，杨开慧牺牲２０多年以后，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将她１９３３年怀念柳直荀和泪填写的一首《菩萨蛮》寄送给毛泽东指正，并向毛泽东索要当年赠杨开慧的一首《虞美人》以留纪念。毛泽东看了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回信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虞美人》寄给她，而是填了一首新作给她，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词中，毛泽东满怀深情地想象着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的忠魂遨游月宫，吴刚捧酒敬献，嫦娥长袖起舞。李淑一的《菩萨蛮》里写道：“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毛泽东则在词中答道：“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菩萨蛮》的最后两句是：“醒忆别伊时，满衫青泪滋。”毛泽东则答道：“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该词中的“骄杨”作何解释的时候，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骄杨”是毛泽东的自豪和骄傲，“骄杨”更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

后来毛泽东应邵华、毛岸青的邀请，把这首词写给他们的时候，又把“骄杨”写为“杨花”，并说“称‘杨花’也很贴切”。

到了晚年，毛泽东偏爱红色，特别是玫瑰红。地毯、沙发、窗帘等都喜欢用红色的，因为杨开慧的小名就叫“霞姑”，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毛泽东还一改以往对穿着的随意，而偏爱玫瑰红的游泳裤。１９７４年，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虽已是病魔缠身，老态龙钟，但仍穿着心爱的玫瑰红游泳裤，在长沙游泳馆游了一次，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游泳。

杨开慧以她雅丽如仙的气质，给毛泽东永远留下了青春的亮丽。她虽然过早地离他而去，但她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之中。与晚年江青刻薄乖戾，挑剔任性，毫无女性温柔相比，杨开慧则是青春的化身，是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她的举止打扮甚至成了毛泽东评判女性美丑的标准。

１９７５年，毛泽东做过白内障手术后不久，护士孟锦云穿着一条米黄色的裙子出现在毛泽东的面前，毛泽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她，然后摇摇头说：“这条裙子的颜色不好看，你去做条红裙子穿吧，玫瑰红的，算我送给你。”于是，小孟就去做了一条红色的裙子，做好后，立刻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着看着，已显得灰暗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玫瑰红，好看。”

玫瑰红……寄托着毛泽东对青春的礼赞，对爱妻杨开慧的无限思念！

四、枪林弹雨中的真情

爱情是人生的一大支柱，是人类生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处理得好，可以使人甜蜜幸福，帮助你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处理得不好，则会阻碍事业的发展，甚至会断送你的事业。真正的爱情是一种高尚的情感，它不是事业的敌人，而是事业发达的动力。它给人以鼓舞，给人以力量，能使人从沉沦中奋起，从濒临死亡中复活，能使人在艰难困苦的道路上拼搏、前进。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爱情正是这样一种情感，她陪毛泽东走过了最艰难的路，她的爱情帮助毛泽东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县人。她出生在一个秋日朗朗、桂花飘香的时节。做妈妈的说，就用桂花和明月做她的名字吧，于是，就给她起名叫“桂圆”。上学以后，桂圆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自珍。后来她又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子珍，于是子珍这个名字沿用了下来。

贺子珍学生时代就积极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贺子珍等共产党人联络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发动了永新暴动。暴动成功不久，遭到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暴动队伍不得不撤出县城，向井冈山进发。

当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井冈山，看到贺子珍时，他显然有些吃惊。因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居然有一位这么年轻、漂亮的姑娘——要知道，贺子珍当时可是号称“永新一支花”！当然，他更没有料到，这次会见将成为他们彼此情缘的开始。

原先驻扎在井冈山的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为了要把毛泽东长期留在井冈山，便商量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媒。他们认为，如果毛泽东成了井冈山的女婿，对大家都有好处。而深谋远虑的毛泽东，也深知团结袁文才、王佐，对于建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十分重要的。而今，袁文才、王佐登门说媒，这自然可以看作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表示。如果拒绝了这桩婚事，对他们是个刺激，使他们对于建立罗霄山脉根据地进行长期斗争的策略产生疑虑。尤其是性情豪爽的王佐，不久前才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不可在这个时候挫伤他的革命热情，冷落了他的友好情意。加之毛泽东听到妻子杨开慧的多种传言，有的说她被国民党抓去了，也有的说她不在人世了。因此，毛泽东权衡再三，同意了这门婚事。

其实，他们的爱情已经开始了。

他们的爱情是在永新县的塘边村开始的。虽是“塘边”恋，却非柔情时。

１９２８年６月，红军第三次攻打永新后，按照毛泽东“大力经营永新”的指示，贺子珍带领一支工作队伍到西乡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不久，毛泽东也来到这里，调查分配土地的情况，以便制定一个统一的土地法。他们都住在一个贫农老婆婆家里。

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更把他们的心拉拢了。

一天，毛泽东正在同贺子珍分析调查材料时，突然枪声大作，一支外县的地主武装四五十人正为捉拿毛泽东而来。意外的情况使贺子珍慌得没有了主张，而毛泽东却沉着冷静，机警地指挥群众上了山。敌人进村见村子里空无一人，知道群众早有了准备，于是抢掠了一阵便走了。大家安全脱险。

在炮火纷飞的年代，同许多的战役相比，这一次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在贺子珍的生活中，却是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事件。她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危急时刻，是那样沉着果断，具有一个革命家、军事家的伟大气魄，对毛泽东不由得十分敬佩。

面对贺子珍的爱，毛泽东坦诚地告诉她：他比她大１６岁，结过婚，有３个孩子，都留在湖南老家。因关山阻隔，国民党封锁很严，已经久未通信，音信全无。有人传说妻子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也不知是真是假。贺子珍为毛泽东这种抛妻别子、舍家为革命的精神所感动，爱慕之情更深。就这样，他们走到了一起。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宴请，只是热心的袁文才做了几个菜，大家热闹了一下。

袁文才、王佐的一番好意，的确帮了毛泽东的大忙。结婚后，贺子珍担负起了照顾好毛泽东的生活，当他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的任务。

贺子珍用她的全部心血和热情去完成党交给她的平凡工作。

井冈山上消息闭塞，中央的指示、文件来得不及时，毛泽东要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主要通过报纸。贺子珍就把搜集报纸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能够搞到尽量多的报纸，她真是费尽了心机。

当时，常常有些小商小贩为了谋利，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带进一些食盐、布匹和工业品，卖给山上的老百姓。贺子珍设法同这些小商贩联系上，请他们下次来时，带些报纸来。她嘱咐他们说：“各种报纸都可以，要是带来《申报》、《大公报》，价钱更高些。”

贺子珍通过这些渠道，艰难地建立起几条购买报纸的渠道。

毛泽东看报纸看得很仔细，对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他常常在上面打个记号。贺子珍等山上的同志都传阅过了，就按照毛泽东作的记号，剪下来，贴到本子上，分类收藏起来，以备随时翻阅。

有时候，毛泽东特别忙，或者有事外出了，没有看报，贺子珍就把新到的报纸仔细地看一遍，把那些她认为重要的圈出来，在重要的句子下面打上杠杠，供毛泽东阅读时参考。

贺子珍还是毛泽东的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个听众。毛泽东有晚上工作的习惯，常常伏在案头写东西到深夜，以至天亮，这时，贺子珍就坐在一旁，陪伴着他，看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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