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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以德服人02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0950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从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出发，青年毛泽东曾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他还在橘子洲头“问苍茫大地”，到底该由“谁主沉浮”。及至晚年，他仍以同样的价值标准激励青年一代：“世界是你们的”，“你们应该关心国家大事……”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日，护士孟锦云问重病中的毛泽东：“您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当主席吗？”毛泽东这样回答了她：“那时候，既不晓得要建立个什么共和国，更不曾想到要当什么主席。当时，想的只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人不过是匹夫而已，很多事情是水到渠成嘛！”

毛泽东理想的人生是将个人价值实现于社会责任之中。那么，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不能两全，又该怎么办？《讲堂录》用“壮士断腕，以全其身”的古喻做了回答：“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世为身，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尤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毛泽东显然很赞同这种断腕全身、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显然很欣赏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境界。

五、“还是勤俭节约”

我国古代伟大诗人李商隐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俭朴自古以来就是领导者赢得民心获得成功的力量。在现代社会，人民仍然不会拥护、甚至痛恨那些随意挥霍纳税人的金钱、穷奢极欲的领导者。

１９３６年，美国作家斯诺采访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在延安，他看到革命领袖们都住在十分简陋的窑洞里，穿的是同普通的士兵一样的制服，毛泽东也是如此。斯诺从这些中国革命的高级领导者的俭朴生活中，看到了一种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东方魔力”。为此，他写下了震动世界的《西行漫记》，他断言，这种力量是共产党成功之兆，胜利之本，１３年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证明了斯诺的预见。

在今天，你很难想象，１９４９年，当作为共产党的领袖的毛泽东要参加开国大典时，居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你也很难理解，作为人民共和国的领袖，仍然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你更无法相信，从１９５３年底到１９６２年底，９年时间里，毛泽东没做过一件新衣服。他总是用清水洗脸，从未用过一块香皂。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就用洗衣服的肥皂洗。他从没用过什么“霜”、“膏”、“油”之类的护肤品，甚至没用过牙膏。他只是用牙粉。他说“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他的牙刷什么时候变成“不毛之地”，什么时候才肯换新的。他一直使用毛竹筷子，大饭店里的象牙筷子，他一次也不用。他说：“太贵重，我用不动”。

然而，这就是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世界上诸多伟人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最为节俭，最不讲究吃穿的人了。虽然以他地位之尊，以他稿费之丰，足可以气派得多，但他却永远穿着他那几件旧衣服，只在外头套上数量有限的“中山装”，这种服装，一度曾被人讥为“毛式服装”，成为“寒酸”的代名词。然而平民作风、平民做法、平民形象，让他与老百姓的心贴得更近，让他更为快捷地走向成功。

当他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就不讲吃，不讲穿。他的俭朴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

那时，师范学校学生的膳宿费用等，都由学校供给。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期，总共只用了１６０元钱，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还买了许多书籍和杂志。初入四师时，学校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这套衣服他一直穿了好几年，到褪了色，穿了孔，还没有换掉。除制服外，他还常穿一件灰色布长袍，冬天在里面加件旧夹袄，一条白大布裤几乎四季不变。同学们打趣地说他：“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夏天没有袜子穿，布鞋也是破的。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家用的大布套被，棉絮又旧又硬——后来，他在长沙从事初期革命活动时，仍然是穿这件灰布长袍和用这套被褥。同学们都以为他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

毛泽东这种俭朴的生活不仅在衣着方面，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每到星期日，学生回来赶不上饭的，可以自由补餐。厨房里有剩饭剩菜，但都是冷的，一般晚归的同学总是三五邀合，去吃炒菜。只有毛泽东打点冷饭冷菜，一人单坐一桌，悄悄地吃完走了。

在井冈山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以身作则，吃苦在先。

在冬天，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样，只穿几件单衣，床上垫着稻草，盖一条薄薄的旧线毯，深夜实在抵挡不住寒气的侵袭时，就披着旧线毯工作。大家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实在不安，就为他做了一件棉袄。但当司务长把棉袄送给他的时候，他问道：“别的人都有棉袄穿了吗？”当他了解到还有人没有穿上棉袄时，就要司务长把棉袄送给别人穿。

司务长恳求说：“毛委员，还是你穿吧。部队要靠你来领导啊！”

毛泽东回答说：“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上棉袄的时候，我自己先穿上。”

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对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加上日寇残酷的扫荡，给各根据地军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战胜经济困难，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便带头开荒种地。他在分给自己种的那块地上种上了西红柿、豆角、茄子和他爱吃的辣椒。他说这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当时部队自己动手做了一批毡帽，由于原料很差，做工也不好，毡帽的样子很难看，没有人愿意戴。毛泽东听说后，笑着说：“没有人戴，我来戴。”

他就戴着这顶毡帽外出开会、作报告。

他也戴着这顶毡帽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像边区人民编的顺口溜所说的：“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１９４８年９月以后，全国各解放区军民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中央机关的每个同志都深受鼓舞，前方每打一次胜仗，中央直属机关的同志们都要进行一番庆祝活动，并且机关食堂照例要改善一次伙食，有时还让大家大吃大喝一餐。

毛泽东知道后，认为这样做有悖于我党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毛泽东把有关同志找来后，严肃地对他说：“前方打了胜仗，我们在后方的同志心里都很高兴，庆祝庆祝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战士们在前方打一次大胜仗，我们在后方的同志就要大吃大喝一顿。前方战士跟敌人浴血奋战，有时饿着肚子与敌人进行战斗，战士们在前线打胜仗，我们在后方的同志要以实际行动来庆祝前方打胜仗，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俭节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支援人民解放军在前方多打胜仗。”

以后，中央机关的同志，在庆祝中再也不搞大吃大喝那一套了。毛泽东对中央机关的同志是这样要求的，对那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也是这样要求的，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的。

在毛泽东５４岁生日快要到来的时候，当时淮海战役也快要结束了。中央机关负责后勤的同志考虑到，自从撤出延安后，毛泽东在转战陕北中历尽了千辛万苦，来到西柏坡，又废寝忘食地指挥着全国各大战场的战斗。所以，决定到１２月２６日这一天，一定要给毛泽东好好庆祝一下。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深为不安，他马上把负责后勤的同志叫来，严肃地对他说：“听说你们准备给我过生日，谢谢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不过，生日还是不要过，还是勤俭节约好，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给领导人过生日做寿，这样影响不好，这要定为制度，谁也不能违犯。”不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此作为一条制度规定下来。

在战争年代是如此，进城以后，条件好了，他仍然如此。

历史上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他的领导集团，在战争年代，艰苦奋斗，廉洁自律，与将士百姓同甘共苦，历经１７年艰苦卓绝的战斗，终于取得了改朝换代的胜利。但是，在胜利面前，这个领导集团的成员，骄傲了腐败了，最终失败了。毛泽东对李自成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教训极为重视，多次说“我们不要做李自成！我们不能做李自成！”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

他以李自成作为反面教员，警惕自己，教育全党，不要贪污，不要腐化，要保持艰苦朴素，不骄不躁的作风。

不仅如此，他还用行动证明了这一切。

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第二个领袖人物像他那样穿着简朴的了。他衣服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和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他常说：“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５０年代，他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６０年代，他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就是要作难做的事。”

进城后，毛泽东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想找一件好一点的衣服换上，卫士长李银桥在毛泽东的所有存货里翻了又翻，竞选不出一件像样的服。因为毛泽东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所以李银桥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却坦然地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这样，他就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见了一批党外人士。

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显小，不能穿。他便送给儿子毛岸英穿。所以，毛岸英身上的衣服也总是补丁摞补丁，没有光鲜闪亮的时候。江青也得照此办理。到６０年代，江青变了，开始注意穿戴，毛泽东却仍然没有变。外面的制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内裤仍旧是补丁摞补丁。他接外宾时，李银桥总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发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会‘露馅’。”

因为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往往一伸腿袜子上的补丁就会露出。久而久之，李银桥将提醒的话精练为一句：“小心，‘家丑不可外扬’”。

我们至今在中南海他的卧室还可以看到，他那打着补丁的枕头；两件用毛巾布做成的睡衣，一件黄色，一件白色，破旧的程度难以让人相信它们的主人是共和国的领袖——一件有７２个补丁，一件有５９个补丁；一双底已磨穿了的拖鞋……

进城后，毛泽东也一直保持着简单的饮食习惯。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人跟动物就有这个区别。”

从韶山冲的上屋场到北京的中南海，地域横跨整个中国。从１９１０年到１９７６年，时间横跨半个多世纪，虽然毛泽东已由一个山村少年变成了拥有８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地位变了，条件好了，但他６６年前朴素的饮食习惯一点都没有改变。

韶山冲保持至今的一年四季的食物：

主食为稻米，杂以红薯、蚕豆。菜疏品种繁多，四时皆有不同。

初春淡季食白菜、牛皮菜、莴笋等等，茎、叶均食；待白菜开花时，有将近一月的白菜；笋旺季，除掐下炒吃，还晒成干菜或制成泡菜入坛。

仲春至夏秋，南瓜、冬瓜、丝瓜、苦瓜、茄子、苋菜、辣椒等纷纷成熟；

由秋入冬，菜蔬锐减，只有萝卜、白菜、冬苋之类了；严寒天气，只得从坛中取出干菜、泡菜吃；也有贮存芋头、红薯、白薯的，随时即可取出食用。

韶山人餐餐不可少的只有一样：辣椒。

而毛泽东呢，红烧肉，在他是最好的补品；辣椒，终身嗜吃；苦瓜、茄子、马齿苋、芋头之类是他餐桌上最常见的菜。我们不妨将他１９６６年６月在韶山冲滴水洞居住时的一份食谱列出：

红绕鲫鱼，火焙米虾炒辣椒，青炒马齿苋、苦瓜烧肉，雄鱼头打葱汤，干饭二两、烤玉米一只或稍加面条。

保健医生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生活习惯，多吃点好东西。毛泽东每次都摇头。他说“全国农民要全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来跟我提你的那些建议了。”

１９６０年冬，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对保健医生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青菜，有盐、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

他说到做到，１９６０年，毛泽东一连７个月没有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２０多天不吃一粒粮食，常常是一盘马齿苋，便充一餐饭，一盘烧菠菜，便支撑一天的工作。由于不吃粮食，营养不良，腿脚，一按一个坑，浮肿得十分厉害，周恩来看了过意不去，一次又一次地劝他：“主席，吃口猪肉吧，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仍然摇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宋庆龄特意从上海赶来，亲自送上门来一袋螃蟹。毛泽东出于对宋庆龄的特殊敬意，所以收下了螃蟹。但宋庆龄一走，他就把螃蟹转送给警卫战士。

毛泽东的人生格言可以概括成八个字：艰苦朴素，艰苦奋斗。他反复告诫共产党的干部要始终保持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子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国家建设时期，他甚至主张高级干部带头住茅棚。他对青年一代的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带出了一代艰苦奋斗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一不是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艰苦奋斗的模范。艰苦奋斗的作风培育了一代人，影响了一代人，五六十年代涌现出了多少焦裕禄、王进喜那样艰苦创业的好干部！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和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正是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让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就像红军时期的流行歌曲唱道：

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嗨罗嗨，

挖野菜那个也当粮，嗨罗嗨，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嗨罗嗨，

餐餐味道香，味道香，嗨罗嗨，

干稻草那个软又黄呀，嗨罗嗨，

金竹被那个盖身上呀，嗨罗嗨，

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嗨罗嗨！

心里暖洋洋，暖洋洋，嗨罗嗨！

还是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让毛泽东领导中国建设取得了胜利。

全国解放后，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百废待兴，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财力不足民气足，国力不强人心齐，大家兴高采烈地勒紧裤带建设社会主义。

几十年来，全党全国人民无比热爱毛泽东，无比尊敬毛泽东，无比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全国人民无比拥戴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即使在６０年代初期，自然灾害那么严重，国际反华势力那么猖狂，内外压力那么大，物质生活那么困乏，人民连肚子都填不饱，有的地方甚至饿死了人！但广大人民群众却没有怨言。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党和国家的困难，毛泽东以及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相信毛泽东，相信共产党，他们对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前途充满信心。因而全国政局稳定，各族人民仍然能够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去生产自救，战胜困难，渡过难关，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党的领袖毛泽东自身廉洁公正，带头吃苦的榜样作用。

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建设有了极大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在我们的一部分干部中逐步滋长起一种追求豪华生活，讲排场，比阔气，奢侈浪费的倾向。他们居则楼堂馆所，行则豪华轿车，吃则山珍海味，出则前呼后拥，腐化蜕变，形成了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老百姓看到这些是多么的寒心啊！所以，这些年生活水平虽然提高了，但骂娘的多了，上街游行的多了……

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伟大事业，没有革命战争年代那样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不能取得成功的，所以，毛泽东所倡导的艰苦朴素的传家宝我们要代代传下去。

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

谦虚是一切美德中，最易受误解也最易被忽视的一项。然而，对成功者而言，它却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项条件。因为，要吸引他人与你合作，谦虚是最重要的一项素质，而且，它可以说是一切美德的核心。

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也是中国人的智慧，同样也是毛泽东的美德和智慧。他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在同志们面前，毛泽东是谦逊的。他多次反对称“毛泽东主义”。

１９４８年８月，吴玉章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打电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那样说法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是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有害无益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他认为，他的著作只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又说：“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在１９５６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又有人提出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还是不同意，他说“马列主义是主干，我是枝叶。”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还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未写进决议中的几条规定，其中有一条是“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他解释说“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

毛泽东是个有主义的人，他有许多地方超过、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平心而论，称“主义”一点也不过分。国外称“毛主义”的很多。但他却反对称毛泽东主义，反对将他与马、恩、列、斯并列，这不仅在于他有谦逊的襟怀，也在于他坚信历史是发展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超越情怀。他说：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超过就是发展。列宁有不少地方超过、发展了马克思，所以人称列宁思想为列宁主义。

对待毛泽东思想，他表现出谦虚谨慎、冷静严肃的科学态度。

在专家、学者面前，他更是谦逊的。当他与历史学家范文澜探讨历史时，他对范文澜说：“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若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当他和诗人柳亚子探讨诗歌的时候，他对柳亚子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当他和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探讨太平军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态度更为诚恳：“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告示。”

在老百姓面前，他是谦逊的。１９４１年秋，在边区政府办的农业展览会上，毛泽东找到延安南川吴家枣园的劳动模范郝光华，就同他聊起来。毛泽东向他了解了农村情况，后来又写信把郝光华请到家里，进一步了解吴家枣园的情况。

有一年，陕甘宁边区一位农民代表，远道而来，到延安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借此机会，向农民代表作了调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意味深长地说：

我跟他聊了很多东西，长进了许多知识。我知道了我们的各项政策，在农村里实行得好不好。我跟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些说得不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了他们的先生。有些人光做先生是不好的，结果，一定落在学生后面。

建国后，党所面临的建设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情况在不断地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问题，就要认真学习。要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

他诚恳地告诫他的战友：“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当取得一定的成绩时，他又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

在处理国际问题上，他是谦虚的。他说，我们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我们称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谦虚的结果，不仅丝毫无损毛泽东和中国的形象，反而让他获得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支持。

当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交谈时，基辛格说，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著作，对此，毛泽东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尼克松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却回答：“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对晚年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毛泽东一向嗤之以鼻。１９７０年在与斯诺谈话时他说：个人崇拜是“讨厌”的。对文革期间出现的大量塑像，毛泽东以戏谑的口吻说：你们在家睡觉，让我在外面站岗，风吹日晒雨淋，好不残忍哪！

他多次对身边同志说，想写一本书，把自己的一生写进去，把自己的缺点、错误都写进去，让全世界的人民去评论。他还说，我这个人，好处占７０％，坏处占３０％，就很满足了。

谦虚的反面是骄傲。古话说，“满招损，谦受益”。兵书上也说，“骄兵必败”。历史上因骄傲而功败垂成的不胜枚举：项羽因骄傲而兵败垓下，关羽因骄傲而败走麦城，李自成因骄傲而使天下得而复失……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一旦做出一点点成绩便骄傲起来，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忘乎所以，这样的人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

理智地想一想，像毛泽东这样博学多才、能力超凡的人，都谦恭好学，虚怀若谷，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

七、生死任自然，无往而不乐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者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则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

毛泽东把生死成毁理解为变化之后，又进一步将生死成毁作了区分。他认为：“生死问题乃时间问题，成毁问题乃空间问题”。而时间观念的发生，在他看来，“乃存在于客观界一种物理机械之转变，即地球绕日而成昼夜是也。说但有白昼或但有长夜，即可不生时间之观念。”因而他得出结论：“世上有成毁无生死，有空间无时间”。毛泽东由此义而引申，得出一个别开生面之世界，即“吾人试设想除去时间但有空间，觉一片浩渺无边、广博宏伟之大域，置身其中，既无现在，亦无过去，又无未来”。他认为在这种别开生面的世界中，“身体和精神两俱不灭之说”于是成立。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入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体验到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大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入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到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可敢，即死亦可也”。

中国人有“红白喜事”的说法，认为生和死都是可贺之事。毛泽东很赞同这种态度，认为中国人懂得生与死的辩证法。他自己也从不讳言“死”字。到了晚年，甚至在接见外宾时，他也会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之类的话。他还对江青说：“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物质不灭，不可粉碎罢了。”

在他看来，人活在世上，有能力有办法改变许多事情，但人之死亡，是任何人都不能违抗的自然规律。

他从来就不相信什么“长生不老药”、“长生不死药”。他多次向保健医生徐涛说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的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方面，皇帝与贫民是平等的。”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颇有感触地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几次都要死了，可是没有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他还按逻辑学的原理说：“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是人，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他甚至开玩笑地对保健护士长吴旭君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他又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来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你们吃肥了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叫物质不灭定律’”。毛泽东从哲学方面，从自然科学方面，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谈生死问题，谈得十分潇洒豁达。

人的死亡包括自然之死和人为之死。自然之死，是人力无法改变的，所以只能泰然处之；人为之死，有自杀而死，有被杀而死，二者的价值有高低之分。人本来是以求生为目的的，不应反其意而求死。但当求生不得，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奋斗被杀而死，一是自杀而死。在这两者之间，毛泽东主张与其自杀而死，不如奋斗被杀而死。奋斗的目的，在于争取有人格的得生，若争取不到，最后玉碎而亡，其价值仍然要比自杀大。因为自杀只是对于不得而生的环境的一种反抗，而没有积极地争取。这样的死，顶多只在人格保全的意义上才有相对的价值。

毛泽东曾将生死的档次列为四等，其中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而亡第三，屈服而生第四。

这一价值顺序既表明了毛泽东的生存观，也表明了他的生死观：人都有一生，但价值各不相同。人生最有价值的是积极奋斗，最无价值的是苟且偷生。苟且偷生，生不如死。同样，死也有两种价值。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是为人民利益而死，那么，这样的死，对自己来说，死而无憾；对他人来说，虽死犹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赞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只争朝夕”；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乐观豁达，刚健直率；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从容地对待生死，使毛泽东最终到达了无人能及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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