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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以德服人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274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德者，才之帅也”。若想成功，首先就要学会做人。在寻求真理的漫漫长途中，只有乐观豁达、刚健直率、与人为善、乐于协作，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不仅甘于寂寞勇于进取，而且历经磨难、矢志不移，任何时候都能以真理为重，而不为私利所屈服的人，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

一、“做一个掀天揭地的人！”

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巴斯德这样总结伟人成功的秘密：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这是一条规律。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登堂入室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个成功在等待着，来庆贺你的努力结果。

我们说毛泽东之所以成功，不仅仅在于他有着超世绝伦的才华，亦不仅仅在于时代给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更在于他从小就有着与众不同的远大志向。因为，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能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在毛泽东１３岁的时候，毛泽东、毛泽民和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给祖父拜年。站在一边的堂叔问：“你们三个伢子都是读书的，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那个亲戚家的孩子想了想，第一个回答道：“我要做一个有钱的人。”毛泽民回答道：“我要做一个不受欺负的人。”毛泽东不慌不忙，沉静地回答道：“我要做一个掀天揭地的人！”

当毛泽东还在一师读书期间，同学们便给他送了个外号叫“毛奇”。他的同学彭道艮这样向别人介绍毛泽东：

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

他在孩童时，和小伙伴们到唐家坨附近的保安寺玩，寺院内种了一种凤仙花，当地俗称指甲花。指甲花盛开的时候，五彩斑斓，绚丽夺目，成熟后的凤仙花果实，稍一用力，裂片便会旋转，种子随即弹出，不择地肥地瘦，随处生根，尤在盛夏季节花叶繁茂，笑傲骄阳。指甲花强盛的生命力使年幼的毛泽东十分感慨。他借花言志：

百花皆竞春，“指甲”独静眠。

春季叶始生，炎夏花正鲜。

叶小枝又弱，种类多且妍。

万草被日出，惟婢傲火天。

渊明爱逸菊，敦颐好青莲。

我独爱“指甲”，取其志更坚。

其志趣高远由此可见一斑。但父亲毛顺生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做生意赚钱。这与毛泽东的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他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他此时所思所想的已经不是一个家庭的前途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对父亲的安排，他当然是十二分的不满。尤其是当他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其他一些进步书刊后，思想上产生了大的飞跃。他后来回忆道：

在这个时期，我也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现在还记得这一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强烈的责任感，激发了毛泽东求知的欲望，他认识到只有学更多的知识，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

他听表兄文运昌说，湘乡办了一所新式学堂——东山高等小学堂，学堂开设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体育等课程，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决心到那里去求学。但是，父亲是不同意毛泽东继续升学的，毛顺生认为儿子已经有了发家致富的本领，只要学点经营技巧就可成家立业了。

为了说服父亲，毛泽东和母亲商量，请来了许多亲戚朋友，来做父亲的工作，毛泽东终于如愿以偿。

１９１０年，一个田野飘香的秋日，１６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书籍、行李，依依惜别了养育他的父母，还有造就了他、但他却要背叛的毛氏家族，去５０华里以外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临行前，他写了一首《赠父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赠父诗》，虽是毛泽东根据日本西乡隆盛青年时代的作品改写而成的。但表明了他要与父亲给他安排的那种经商赚钱道路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充分表达了他立志好学、胸怀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坚强精神。这在当时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刚刚步入青年时期的山冲里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当毛顺生发现这首诗时，他惊讶不已，他似乎预感到儿子已不仅仅属于他，也不仅仅属于毛氏家族，而将要属于一个更广阔就连他也说不清的世界。

刚好东山高小的入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当时，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写的是尊孔读经，表示要成名成家，光宗耀祖等内容。而毛泽东却与众不同，他联系农民的疾苦，民族的危机，祖国的前途，一气呵成，纵情地抒发了自己的胸怀和抱负。校长李元圃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对同事说：“今天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建国材！”

他的在东山学校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宏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毛泽东的作文内容人们今天无法看到，但从老师的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这时的确有一种为国为民，立志作一番大事业的抱负和气势。

当他看了从同学萧三手中借来的《世界英雄豪杰传》后，便深为书中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事迹感染，他感慨地对萧三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时间，但是，时间不要紧，华盛顿也是经过八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

而毛泽东要立的志，显然不同寻常。用他的话说：“发达个性。至不同即至同，至不统一即至统一。”老子曾谓处世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对于慈和俭，毛泽东并不反对，但对第三宝，毛泽东一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敢为天下先。他显然赞同这样的观点：寻常人“有雷同性，无独立心。有独立心，是谓豪杰。”《讲堂录》还记述了侯方域《谢安论》中的一句话：“古之有为于天下者，必有以脱除天下之习，而立乎其外。”意即君子应超凡脱俗，用苏轼的话说：“群居不倚，独居不惧。”所谓独立不惧，就是“狂澜滔滔，一柱屹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动，猛虎踯于后而魂不惊。

一旦选定了目标，就要至死不渝地追求。他对同学说“齑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国与群，仁人君子所欲为也。”心系社会，苦学立志，是他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心之人，也就是有坚定的志向的人，有了坚定的志向，没有成就不了的事业。毛泽东正是有了这样远大而又坚定的志向，才会有他以后的成功。

二、做一个纯粹的人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一首《咏梅》，抒发了毛泽东对梅花的热爱、赞赏之情。他的一生都充满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爱指甲花的志坚、梅花的孤傲、雪的高洁；他爱山的坚强、水的浪漫、土的朴实……而所有这一切都陶冶、塑造着他的情操，使他从小在做人方面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原则。

毛泽东非常赞同“修身以寡欲为要”。朱子的“货色两关打不破，其人不足道也”，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类的重义轻利、重理想轻物欲的价值观，对毛泽东的做人原则影响很深。虽然他承认乐利乃是人之共性，但他认为不同的人格有不同的乐利追求。“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精神之乐利有两种：一种是所谓“颜回之乐”。颜回居陋巷，箪食瓢饮，曲肱而枕，仍不改其乐，人赞其“恶饮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颐神而保年”。但这只是一种“自得其乐”。毛泽东更为欣赏的是那种有利于他人，有功于社会的乐。如他所说：“表同情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乃至爱国、爱世界、爱主义，“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为此吾情始快，吾意始畅”。

毛泽东之所以在理想和物欲之间作出这样的选择，乃是因为他认为过分地追求感官享受，必然冲淡革命理想，丧失革命气节。因此，要做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举大义、成大业的人，就必须安贫乐道，以苦为乐，并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吃苦精神。当他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便和同学相约“三不”：即不谈身边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并以此影响身边的同学。《讲堂录》中记下了许多这样的警句：

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人情多耽安佚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刚乃立身之本，有嗜欲者不能刚。

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独立不惧，遁世不闷。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当年的毛泽东绝不是想把这些名言警句写给他人看的，而是自己事事处处躬身践履，以规范自己的言行。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好学不倦，善于钻研；由于他的克己极严，言行一致，作风谦逊和有伟大抱负，他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在１９１７年一师的“人物互选”活动中名列前茅。

当时，学校当局设有一种考查学生学业与操行的办法，称作“人物互选”。选举的范围包括三个项目：（一）德育：敦品（敦廉耻、尚气节、慎交游、摒外诱之类），自治（守秩序、重礼节、慎言笑之类），好学（不缺课、勤温习、好参考之类），克己（绝嗜欲、耐劳苦之类），俭朴（菲衣食、尚俭约之类），服务（重公益、勤服务之类）；（二）体育：胆识（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之类），及卫生、体操、竞技等；（三）智育：才具（应变有方、办事精细之类），言语（长于演讲、论辩、应对之类）及文学、科学、美育等。选举的办法是在学期中的一天课后，各班学生在各自的教室举行。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选举一个人。全校约四百余人，最后有３４人当选，毛泽东的票数最多。

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讲话从容，从不慌忙、急躁和疾言厉色，遇有紧急事情也是如此。每当开会时，无论做主席或会员，他都不轻于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大家在纷纷议论或者争论剧烈的时候，他总是保持沉静，细心倾听；听完了大家的意见之后，他才开口。他在一师读书五年半，没有跟任何人发生过口角之类的冲突。他平易近人，最肯在析疑纠谬上帮助别人。他常以幽默语调谈论问题，谈得入情入理，动人心坎。

他主持学友会工作，为同学们办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但从不居功，从来不说哪件事是他出的主意或是他做的。

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这样回忆读书时期的毛泽东：“在班上是一个很规矩、很正派、很温雅的人。他走路不蹦跳，说话不粗率，时常正襟危坐，沉默寡言。”

他的另一个同学陈赞周则说：“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之奇士，但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概。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其修养有素不可臻比！”

他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学们讨论得最多的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

有一次，毛泽东和张昆弟畅谈人生，感慨而道：“西人物质文明极甚，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只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衣食住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前提，但人生不能仅仅满足于此三点，而应有更高的追求。“相约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

为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等人组织新民学会时规定：“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后来他又把做人的原则进一步总结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自从他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便把自己融入了这项伟大事业，并达到了忘我的程度。美国记者斯诺通过和毛泽东的交谈发现了这一点：

关于我提出的涉及不同事项的五六组问题，毛谈了十几个晚上，但几乎没有提到他自己和他在所叙述的一些事件中的作用。我开始感到：指望他为我提供这些细节是不可能的了；他显然认为个人无关紧要的。他和我所遇见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往往只谈委员会、组织、军队、决议案、战斗、战术、措施等等，却很少谈到个人的经历。

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这种不愿详谈私事，甚至不愿详谈他的同志们的个人功绩，也许是出于谦虚，或者是对我有所顾忌和怀疑，或者是因为知道其中许多人头上悬有赏格的缘故。后来我才发现不是由于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记得这些个人琐事。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一个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他的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但是一旦他成为红军的一员之后，他就把自己抛在一边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就不会再听到关于他自己的事情，而只听到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他们能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况，以及千百个他们来往经过但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名；但是这些事件对他们之所以有意义，似乎只是因为他们作为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只是因为红军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存在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他们就是在为这种意识形态而战斗。

由于不愿计较生活琐事，他甚至不愿摸钱，在延安时不肯摸钱，转战陕北时不摸钱，进城后更不肯摸钱。按他的话说“我讨厌钱！”

陕北籍的张瑞歧，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他因年纪较大，就解甲归田了。５０年代，他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后遇到了一些困难。毛泽东便吩咐卫士长李银桥给他寄几百元钱。毛泽东的经济开支中，专有一项是帮助身边生活有困难的同志。毛泽东支援同志的钱，若从工资的节余存款中支出，就由李银桥负责；若从稿费中支出，就由秘书负责。李银桥从工资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中，递给毛泽东说：“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毛泽东一听说是钱，赶快将接过的纸袋扔开，交代说：“我不愿摸钱，也讨厌钱。以后这些事情你去办就好了。”

三、愈挫愈奋，矢志不移

逆境就其基本性质来说是一种外阻力，它是人成功的不利因素。然而对强者来说，“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

无论是在个人身处逆境还是在党和国家遇到严重困难的严峻时刻，毛泽东都表现了坚忍不拔的勇气和毅力。他十分赞同泡尔生的幸福观：“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认为这是“至真之说，至彻之言”。当泡尔生说“最高尚之道德非际遇至大之艰苦始未有能完成者”，毛泽东认为这是“震耳发聩之言”。他特别欣赏司马迁的那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所以，对于弱者，逆境磨难是无法逾越的障碍；而对于强者，它更能激发人的斗志，砥砺人的品行，是成才建业的先决条件。

当毛泽东还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时候，由于他的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上来自乡下，破衣旧衫，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鄙视。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自惭自卑，反而更激起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咏蛙诗》的小诗里：

独坐池塘如虎踞，

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

哪个虫儿敢作声？！

当然，此时的毛泽东对挫折难免还带有某些稚气的报复心理，对迎接挫折的心理准备也还不够成熟。后来，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和在中央苏区艰苦的实践中，为了坚持真理，抵制错误路线和主张，毛泽东受到错误的排斥，并几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特别是还曾四次被错误地撤消了党内和军内职务。此时的毛泽东，无论是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对付挫折的办法，都已经达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度。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认为，１９２７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是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开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不这样看。就在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在文家市发兵的当天，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却指责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因而给毛泽东以严厉的批评和处分。

根据中央的指示，１９２８年３月，中共湘南特委派来了一位“钦差大臣”周鲁。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师委，书记何挺颖，毛泽东任师长，师委只管军队中党的机关，对地方党不能过问。等于撤了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之职。尤其使人震惊的是，周鲁还把临时中央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错误地传达为开除毛泽东党籍。于是，毛泽东成了“党外人士”，连党的支部会议也不能参加。

一个党的创始人、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被开除了党籍。对有的人来说，可能很难接受，有的人也可能会因此而消沉；有的人也可能会因此而自暴自弃，一蹶不振。但毛泽东泰然处之，他坚信自己没有错。他服从组织决定，当起了师长。

这时，中共湖南省委制定了“总暴动”计划，命毛泽东率部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虽不赞成这样蛮干，但还是服从命令于３月底率部来到湘南。出发之前，毛泽东在中村向指战员发表讲话。他说：

上级要我当师长。但是，本人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可是，中国有句俗话，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我们有这么多的战士，这么多的干部，大家都来当参谋长，都来当师长，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

革命的乐观主义感人至深，让人全然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受打击的人讲的话。

１９２８年４月，朱德、陈毅和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到达砻市，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两军会师，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带来了生机，也给毛泽东带来了转机——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委员。

然而，好景不长，仅过了一年，１９２９年４月３日，从上海经秘密交通线送来的一封长信，使毛泽东又一次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来信”。“二月来信”要求“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决定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来中央”。“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即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中央还强调：“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不应图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接到这封信，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他深知这样不利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他于 ４月５日代表前委致函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信一开头，毛泽东便直率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我们感觉党在以前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毛泽东强调，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是成功的经验。同时，毛泽东还在信中提出：如果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建议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接替。毛泽东的这封信写得入情入理，有根有据，充分表现了他的政治勇气，也体现了他的战略眼光。

然而，“二月来信”在红四军中传达后，有些人便利用“二月来信”要求朱、毛离开红四军，明确提出要毛泽东交出军权。尤其是从苏联莫斯科刚刚回来的刘安恭抓住毛泽东不赞成中央关于分散红军的策略等问题，说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指示，自创原则。由此进一步挑起党内斗争，助长了党内思想上的分歧，造成了红军思想上的混乱，使争论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请求更换前委书记。当时的处境可谓十分困难。为克服红四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努力，他奋斗，他抗争。但在党内、同志中的意见常常不能统一，使他十分焦虑，常常夜不能寐。由于他对于干部要求严，有时对一些干部的缺点错误的批评毫不留情，方法上有时也失之不当，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人对他是有意见，这使他感到一种奋斗中的苦恼。

江华的一篇回忆记述了这一情形：

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我当即将此信送给了毛泽东，他看了一下，对我说，放在这里吧，没有别的事了，你去休息去吧。回屋后，我一直不能入睡，第二天得知，毛泽东同志也一夜辗转未眠。这些天来，他常为解决争论、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而焦急思虑。

就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有的人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要求更换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人选。对于会上出现的种种错误思想，毛泽东一条条给予批驳，并认真劝导大家扎下根来搞好部队和根据地建设。但是，毛泽东的观点，许多人听不进去，从而导致毛泽东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陈毅当选为前委新的书记。毛泽东被调离部队，到中共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对于毛泽东来说，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比上一回被“开除党籍”更为严峻——因为他被“开除党籍”后，毕竟还担任师长。

会后，毛泽东和贺子珍、蔡协民、曾志、江华等同志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江华在几十年后回忆说：“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祸不单行。福建山区的疟疾，也猛烈地攻击了毛泽东，使他患上了恶性疟疾，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月，毛泽东一病数月，甚至几度病危，在死亡线上徘徊！他一会儿像步行在沙漠中，一会儿又像跌进了冰天雪地里。

落选和患病的双重打击，把毛泽东抛到了政治生涯的低谷。这消息辗转传到莫斯科，居然误传为毛泽东病死。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０日的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上，误登消息，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不久，还登了讣告！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开朗大度和能屈能伸，他艰难然而却又勇敢地承受了这双重的压力。

１９３０年９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未出席）重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中央派项英到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随后，毛泽东又担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时，在朱德、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三次大规模“围剿”，朱、毛的声望大增。坐镇上海的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却认为他们的方针在根据地难以贯彻，于是，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到苏区指导工作。

“三人团”按照王明的指令，主持赣南会议，给了毛泽东的三顶帽子：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因为毛泽东主张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不同意“地主不分田、富家分坏田”的政策。

毛泽东因此失去了苏区中央代理书记职务。

不仅如此，“三人团”还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实际上撤消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职务，随后，又撤消了红一方面军总部，代之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随之撤销。

这样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作为对毛泽东的安慰，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该委员会下设的人民委员会主席。

从形式上看，毛泽东集国家元首与最高行政机关首脑于一身，但在军事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里，这些职务实际上是后方的闲职。所以，他的心情并不舒畅。

周恩来到苏区后，中央局的工作便移交给了他；中央军委成立后，军队的事情只要由军委管；政府的日常工作又由副主席项英在管着；毛泽东所要做的只是养病了。

他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到离叶坪不远的东华山休养。临行前，他一再对周恩来和项英说：“前方有事，我随叫随到。”

毛泽东此时虽心中不快，但并未消沉。他人虽然在山上，心却在山下。他不断地看书、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这时的红军正在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而攻打赣州。所以，每当山下来人，毛泽东总是详细地问起攻打赣州的战况。

红军攻打赣州一月有余，久攻不克，损兵折将。周恩来不得不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听项英介绍完赣州前线的情况之后，便把自己受打击的事忘到脑后，急忙收拾文件，冒雨下山。贺子珍劝他晚走一天，他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经过几天的跋涉，赶到红军集结地江口。在江口，毛泽东参加了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这次会议认可了毛泽东不再攻打赣州的提议。

随后，红军被编为三个军团，毛泽东被分配到林彪指挥的一军团“随军行动”。由于一军团都是毛泽东的老部下，他实际上成了总指挥。他说服林彪、聂荣臻，改北进为东征，并经周恩来、朱德同意，向闽西、闽南进军。当时闽西只有福建军阀张贞的部队。这是一支杂牌军，被人称为“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果然，毛泽东率红一军团在闽西接连获大胜，从而又一次表明他高人一筹的战略眼光。

然而，正当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时候，上海中共临时中央５月２０日电告苏区中央局，“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来电还指示苏区中央局在党和红军中“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虽然在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下，苏区中央局于８月初同意任命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是，新的一次被贬正在等待着他。

两个月后，宁都会议争论激烈，老账新账一起算，毛泽东首当其冲。

他被光荣地孤立了。

会上，多数人置赣州惨败的事实于不顾，仍坚持认为攻打赣州在战略上没错。而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过去７个月的军事行动，从总的战略方向上说，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是错误的。他的据理力争被看作是和中央“对着干”、“一意孤行”，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念。

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撤掉毛泽东的军职，但大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和检查错误不够，如他指挥作战，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犯错误。最后会议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折中方案，即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纸通令又一次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当周恩来看望和安慰毛泽东时，毛泽东丝毫不计较周恩来及其他同志在会上对他的批评，明确地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对革命的前途，他仍然非常乐观。他一边忙于政府工作，一边等待着重回前方的机会。

１９３３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２６岁的博古是王明指定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总负责。他年轻气盛，满腹经纶，但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

他们的到来，使根据地潜伏着巨大的危机，也使毛泽东的个人命运雪上加霜。

他们认为任弼时对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批得还不够狠，贯彻王明路线也不力，因而将其贬到湘赣区作省委书记。

接着，他们又上演了一场杀鸡儆猴的把戏，对执行毛泽东路线的罗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想进一步消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红军中的影响。

紧接着，博古又免去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张闻天出任。这样，毛泽东就仅保留中央政府主席职务，成了徒有虚名的政府首脑。

在战争年代里，失去了军权，就等于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丧失了军权，任何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将无法付诸实施。因此，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但毛泽东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坚毅的性格。在挫折面前，他迅速自我调节消沉的情绪。在养病的同时，他回顾上山后革命的经验教训，更加努力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进行理论的探讨。这使他对自己开创的革命道路从理论上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加坚定了他坚持这一正确道路的信念。在逆境中，他坚信广大党员和群众是会觉悟的。

他以革命大局为重，不搞无原则的纠纷，不搞非组织活动，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不断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他以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利用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以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投入组织苏区的经济建设工作。他服从博古为首的中央的安排，出色地组织了“查田运动”，写了“长冈乡的调查报告”；他组织和发展地方武装和扩大红军，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方作战。第五次反“围剿”那样大规模的战役能够坚持一年之久，与毛泽东出色的后方群众支前工作和动员工作是分不开的。

即使如此，博古等人仍然觉得毛泽东碍手碍脚。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了， 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博古便建议他去上海休养。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则提议毛泽东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坚定地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养吧！”

在博古、李德的指挥下，红军在广昌大败，伤亡５５００多人。

毛泽东听到广昌大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怒，拍着桌子说：你们听不进意见，拿红军的生命开玩笑，看你们今后怎么向全党全军交代！

毛泽东在逆境时坚持真理，耐心等待，一有机会就顽强抗争，终于使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上将认识统一到毛泽东主张的正确路线上来，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毛泽东本人也终于从无数打击和冤屈中挺了过来，经受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

毛泽东成为共和国的领袖后，总结这段历史时说：

至于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２０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切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

对一个意志薄弱的人，这样的处分和打击，别说２０次，就是一次也足以将他击倒。

但毛泽东却不同，别说２０次，就是再来２０次，他也会“谈笑凯歌还”！因为面对逆境，他有着能上能下的大丈夫气概，他更有着坚不可摧的意志！

毛泽东面对挫折，没有退缩，没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奋，这正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为，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

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不喜欢逃避社会责任的清高遁世态度，他主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修身课老师杨昌济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汉光武刘秀登基后，邀请昔日的同窗好友严光一道临朝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讨厌功名，竟然拒绝了光武帝的美意。宋人敬仰严光不为浮誉所动的高风亮节，立祠以志纪念，并请当朝宰相范仲淹题写了一篇碑文。范在文中亦盛赞严光的气节，谓严不爱权力的俗名，殊为难得。

老师要求学生就此事展开评论，看严光到底该不该出任宰相。大多数人认为不该。毛泽东的看法与众不同，他认为刘秀登基后，严光应该当宰相，就像比他早２００年的前人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那样。

当他还在韶山冲里的时候，看到农民的疾苦和低下的地位，他便觉得自己长大了有责任改变这种现状。

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读到《盛世危言》中关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内容时，他便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当他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位日本留学生，常常给学生们讲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强盛的历史。毛泽东听了后，从中感受到，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应有的责任和爱国之情。他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有一天也能够强盛起来啊！他给自己取名为“子任”，也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以救国救民为己任。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应凭借于“国家社会各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因此他强调“已有高尚之德智”的君子，不能“但顾自己”，“离群索居”，而应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这就是说，君子固然应有高尚之道德，但洁身自好并不是真正的君子所为。要做一名真正的君子，必须“尽力于斯世”，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义，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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