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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人相处的智慧02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752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张治中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初期曾任湖南省政府主席。１９４０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１９４９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

１９４９年６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有一天，毛泽东当面提出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治中回答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就成为过去了。”毛泽东则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对张治中来说，这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牢牢记住了这话，并把它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与张治中结伴同行，视察大江南北。在这２０天内，他们同住、同吃、同活动，朝夕相处，彼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支持党外人士的工作，并教育全党都这样做。１９５１年黄炎培副总理向毛泽东提出要亲自到苏南看一看农村土地改革情况。因为，１９５０年底，他收到了一些地主的告状信，攻击土改运动。毛泽东马上就此事专门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指示信，信中说：“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８日，毛泽东又给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的领导发去指示：“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去看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大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列宁说过：“友谊建立在同志中，巩固在真挚上，发展在批评里。”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的友谊也正是这样。他们在交往中无话不说，坦诚相待，也常常展开批评，互提意见。

对于党外人士提的意见，毛泽东十分欢迎，他说：“一个人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１９４９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则建议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２０００条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的３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道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道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有三道横杠的一幅。张治中提出不同意见：（１）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２）杠子在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言之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５６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５６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听后表示：“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政府的强大阵容。”

１９５１年８月，我国决定抗美援朝。原来考虑的意见是以派“支援军”的名义赴朝参战。对此，毛泽东亲自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黄炎培认为“支援军”的提法欠妥。他说：“支援军”，谁派出去支援？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毛泽东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立即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这一改，黄炎培十分满意，他说：“出师有名，战无不胜！”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不往非礼也。毛泽东对党外人士也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让步。而是该批评的就毫不客气地批评。

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２日，毛泽东在给张治中的信中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毛泽东指出张治中阶级斗争观点模糊是世界观问题未解决的表现。人的世界观还表现在思想方面。张治中在国民党时代，力主美苏并重，即亲美也亲苏，不反苏也不反美。１９４９年北平和谈前后，他曾对毛泽东详细阐述了这一主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严正地提出必须一边倒：“不是倒向社会主义，就是倒向资本主义，骑墙是不行的，第三道路是没有的。”

毛泽东还十分关心党外人士的生活。

章士钊是一个正直的很有造诣的学者。虽然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后来又和蒋介石关系不错，但是，他也帮助过共产党。

１９２０年，毛泽东在上海找到章士钊希望他资助一批有志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章士钊慨然应允，他利用自己的影响，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用于回湖南造反闹革命了！”

毛泽东很尊重他，称他行老。

章士钊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经常散钱去帮助别人，所以生活不太宽裕。毛泽东想帮助他，但知道行老是个爱面子的人，不会接受，便对他的女儿说，要还他那笔欠了近５０年的债，一年还２０００，１０年还两万元。

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便派人给章士钊送２０００元，一直到１９７２年送满两万元。接着毛泽东还继续这么办，他又变了个理由是“还利息”。

他对章士钊的女儿说：“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５０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键在，这个利息就一直要还。他去世了，就停了。你们这一代要靠自己，不能靠父亲的遗产。”

在“文革”中，章士钊受冲击，向毛泽东求援，毛泽东及时伸出了手；章士钊长期苦心创作的巨著《柳文指要》一书，在出版问题上受到康生的刁难，他又向毛泽东申诉，毛泽东又为之解难，使之问世。

当听说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毛泽东立即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２０００元，给他修房子。

程潜的旧部多，毛泽东体谅他要照顾旧部的难处，决定由政府按月送程潜５万斤大米（后折人民币５０００元）作为他的特别费。还为程潜在北京准备了房子，让他可以随意在北京、长沙两地居住，安度晚年。

有一次张治中病倒了，毛泽东致函到张家慰问。还有一次，毛泽东收到山东农民送来特大的大白菜４棵，旋即派人送一棵到张治中家。

就是这样，毛泽东在平等的交往中，在尊重、理解、信任的基础上，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义，予之以利，培养友情感化他们，阐明道理说服他们，从而营造了众星拱北，万水朝东的团结局面。

五、“敬老尊师，应该应该”

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在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无论是作为一名渴求知识的学生，还是成为了中国亿万人民的领袖，他始终如一地敬重那些教育和引导过自己的师长。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５日，毛泽东回到了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在家乡住了两天。在安排会见乡亲活动中，包括看望和宴请他少年时代上私塾时的启蒙老师毛宇居老人。

在看望毛宇居老师之后，毛泽东亲自操办了一桌酒席，邀毛老师等人一起叙谈。席间，毛泽东热情地为乡亲们敬酒。当给毛老师敬酒时，老人立即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主席笑容满面地回答：“敬老尊师，应该应该！”

宴请结束后，毛泽东搀扶着自己的老师回家。

在送老师回家的小道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生怕老师摔倒，让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长着杂草的路边。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老师，他１９２７年秋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奋斗。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１９３７年１月徐特立６０岁生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祝贺，并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模范。

建国初，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特地电请在南方的徐老师来中南海做客叙谈。专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席上，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菜，毛泽东抱歉道：“没有好菜。”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老对毛泽东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谦逊道：“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他硬让徐老坐上席。

饭后，毛泽东见徐老穿着还像当年那样简朴，便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说是以表人子之心。徐老接过大衣，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１９５０年春天，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中央供给部干部会议。毛泽东扶徐老上主席台，还亲自为徐老泡茶、倒水。当徐老作完报告，全体人员起立退场时，主席拿过徐老的水杯，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

亲密无间的师生情，在这举杯之间表露无遗。

黎锦熙是毛泽东湖南一师就读时的老师。１９４９年，毛泽东进北平以后，亲自到北师大看望黎锦熙教授，并且热情宴请黎老师和北师大的其他几位老师。席间，主席仔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毛泽东鉴于黎锦熙的才华，想推荐他出任教育部长，但黎不愿受任，想从事文字改革和继续教书。毛泽东便根据他的意愿，推荐他担任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副主席，同时指派他为北师大校委会主席，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１９５４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支持他“推广注音字母”。

后来，当毛泽东了解到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便和周恩来总理共同提请有关方面关照，迅速为这位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解决了宽敞的住房。

毛泽东不仅对欣赏、器重自己的老师一往情深，对曾经不能善待自己的老师同样尊重。

一师老校长张干便是一个不喜欢毛泽东的老师。

１９１５年，在湖南省立一师就读的毛泽东写了《驱张宣言》，油印千余份在校内张贴、散发，抨击校长张干治校弊端，推动了校内因张干每月让学生交十元学杂费引发的“驱张运动”。张干当即决定开除毛泽东。因教师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等据理维护，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但给了毛泽东“记大过处分”。

１９５０年，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的张干已６６岁了，有两件事使他陷于苦闷之中。一是悔恨当初不该提出开除毛泽东；二是悔恨在重庆谈判前夕为蒋介石说话。如今，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张干生怕毛泽东记恨。而张干在土改时又被划为地主，如果上头怪罪下来，怎么吃得消！

１９５０后１０月５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一师部分老师、同学吃饭。

毛泽东问老校长张干还在不在，同班老同学周世钊谈及张干一直教学的情况和张干六口之家的困难。毛泽东深受感动，放下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谈及当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往事，毛泽东带有自责的口气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十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张干生活上的困难，毛泽东亲自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张干是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现闻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湖南省政府给张干送去了大米１２００斤、送人民币１５万元（旧币）。

对此，病中的张干含泪给主席写信，“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毛泽东接信后也热情地回信，对其生活困难表示“极为系念”。这给张干及其全家带来无限欢乐。

不久，毛泽东又请张干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

毛泽东向子女介绍自己的老校长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张干十分感动，一边吃饭，一边检讨当年学潮中要开除毛泽东和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毛泽东却缓慢地摆着手说：“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参观中南海、看电影。

在京期间，主席派专家为张干检查身体，安排他游览，还请他在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台。张干回家时，毛泽东用稿费买了盖被、褥子、布毯各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条，还买了面巾、袜子、香皂、牙刷、牙膏等相送。

张干回到湖南，被聘为省军政府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领取薪水加聘金，解决了家庭生活困难，积极参政议政。

６０年代前期，毛泽东托省委书记张平化给病中的张干捎去２０００元，帮助解决其女儿调回湖南工作，“以便侍养”。主席还亲笔给张干写回信，对其健康表示“极为怀念”，“敬颂早日康复”。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张干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尊师重教的美德，为毛泽东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为毛泽东赢得了更多的人心，而这些，显然是毛泽东获取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六、“还是很讲朋友义气的”

在一个人成为领导者之前，肯定有许多朋友，他们有些是你过去的同事、同学或至交，有些还曾经助过你一臂之力。当你成为了领导者后，如何对待昔日的老朋友呢？现实中有一些领导者，在他们成功之后，便很快疏远了昔日的朋友。他们或担心这些旧日的老朋友会来给他麻烦；或由于过去的老朋友中，属于低层次的人比较多，继续与这些人交往怕影响自己的名声。也有些人是因为公务繁忙，无暇顾及和老朋友联系。事实上，不管哪种情况，疏远老朋友可能会造成三个不利的后果：

一是失去许多真实的信息源。信息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系统外部的信息，另一部分是系统内部的信息。系统内部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属下，而属下出于对上级的畏惧，往往很难提供真实的信息，除非是无所不谈的老朋友。但是，如果疏远了那些曾经是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当然也就失去了有可能提供真实的信息渠道。

二是老朋友可能因此而耿耿于怀，与你成为路人。不管出于哪种情况疏远老朋友，都可能让他们觉得你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小人，并因此与你成为路人，甚至向公众散布对你的不满，因而很容易损坏你的公众形象，谁会怀疑一个昔日作为你肝胆相照的朋友的话呢？

三是你可能会成为孤家寡人。疏远老朋友的后果，是其他人也会因此对你望而却步，你会被人们看作不能交心、不能深交的领导者，久而久之，你便可能成为没有知心朋友的孤家寡人。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就很注意交友，以便相互切磋，相互砥砺。他成为党的最高领袖后，对党的高级干部除工作接触外，一般很少来往，而对于故旧，却很喜欢和他们交往，促膝长谈，以至彻底探讨，是很讲朋友义气的。

毛泽东和周世钊曾是同窗挚友，周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

１９５８年７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这突如其来的事实令他思绪万千。１０月１７日，周世钊写信给毛泽东，诉说了自己复杂的心情。毛泽东很快回信给他说：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事实，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

赤诚之心跃然纸上，给周世钊以极大鼓舞，激励他信心百倍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

１９６７年，红卫兵抄了周世钊的家。他去北京见了毛泽东。

周世钊非常痛惜地对毛泽东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搞乱了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

毛泽东有些负疚地说：“这对你不起，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只不得抄我的家”又说“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

周世钊气犹未消地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

“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你也应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毛泽东还在心平气和地劝说。

周世钊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

毛泽东笑着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香火钱。”

当一个人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之后，由于工作上的关系，许多的日常事务必须交给秘书处理，许多来访者也要先由秘书接待，而老朋友往往不习惯这种新的关系，当他们被秘书挡驾后，他们就不愿再来了。对此，毛泽东的办法是，告诉秘书，有一些朋友有可以直接来会面的特权。

李达是党的一大１２位代表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首任的宣传部长，党的理论家。虽然１９２３年因为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产生分歧而离开党组织，但仍然在白区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战线上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这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老朋友，毛泽东是很敬重很关怀的。１９４８年初，毛泽东曾３次电示华南护送李达去解放区。他给李达写信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邀请李达到解放区工作。

李达收到这封密信高兴得夜不成寐，但因身体不好，拖到１９４９年５月才到达北平。李达到达北京，毛泽东派人驱车到车站迎接，并把他作为毛泽东的客人安排在北京饭店住宿，毛泽东还把他请到家中做客叙谈。当李达谈到自己早年脱党的错误时，毛泽东说：“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又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２０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谈到深夜，毛泽东见李达有几分倦意，便留李达在自己床上睡觉，自己接着工作。

半年后，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中共中央重新吸收李达入党，并尊重他的意愿，让他回到南方从事高校工作。

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毛泽东去湖北，多次与李达晤谈。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昌东湖客舍下榻时，对省委副秘书长说：“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

副秘书长问：“哪个？”

“你猜。”毛泽东莞尔一笑。

副秘书长想了想说：“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泽东道：“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毛泽东对老朋友的信任，让李达无限感激，每当他谈到这一切时，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啊！”他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要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泽东的真诚换来了李达的坦诚，在这之后，李达见了毛泽东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毛泽东从他那里获取了大量的在属下那里难以得到的不同意见。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和李达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看法发生了分歧。

毛泽东认为，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二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是肯定这一口号。

李达则认为：肯定这一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大。他说：“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想，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可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那是要有地形条件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而是胆子太大，你还要火上加油，搞不好可能是一场大灾难。”

毛泽东历来是“吾人唯有主义之争”的。“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李达则也是敢于坚持真理，所以，两人相持不下，争得面红耳赤，李达说毛泽东“脑子发热，达到３９℃高烧。”毛泽东则说李达烧到了“华氏百把度”。两人一直争到黄昏，李达不肯留下吃饭，气呼呼地走了。

在回家途中，李达还禁不住对送他的梅白说：“小梅，毛主席的‘两论’都好，却想不到现在把主观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肯定世界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凡事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主席吧！”

等李达一走，毛泽东慢慢冷静下来，后悔刚才不冷静，差点和李达吵起来。

当梅白问毛泽东是否要把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那样时，毛泽东明确表示：

“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认识论上发生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

听了梅白转达李的意见后，毛泽东很高兴，答道：“很好。”又要梅白教他说英文Ｍｙ ｄｅａ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Ｈｅｍｉｎｇ （即：我亲爱的鹤鸣兄。）

毛泽东很感懊悔地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

后来毛泽东又邀李达再谈，并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老朋友会无原则地迁就，恰恰相反，对老朋友的错误，他是毫不含糊的。

柳亚子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诗人。他比毛泽东年长６岁，他们是从１９２６年起就开始交往的老朋友。在《毛泽东诗词选》中，有４首是写给柳亚子的：《沁园春·雪》、《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亚子）先生》。其中《雪》一词，毛泽东于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把它抄了送柳亚子，发表在报纸上，引起许多人的唱和，成为当时政坛和文坛上一段佳话。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８日，柳亚子到北平不久，便给毛泽东送了首诗《感事呈毛主席》，其中说到：“无车弹铗怨冯谖，”“分湖便是子陵滩，”流露出自视对革命贡献高，而党和人民给他的待遇薄了，有古人冯谖“出无车”的怨叹，因此要学严子陵回乡隐退。毛泽东遂于４月２９日做诗酬答。诗的前半部回忆他们之间的友谊：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亲切地告诉老朋友，１９２６年５月在广州的初识铭记心中，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在重庆的赠词更是难忘。３１年过去，如今重返北京，到了暮春时节读到了老朋友寄来的诗篇。

对老朋友的牢骚，毛泽东写道：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鱼胜过富春江。

恳切的批评，深情的劝告。劝柳亚子要放开眼界，不要隐退，虽然住在水浅的昆明湖畔，但毕竟还是跟胜利的人民在一起生活。

可见，毛泽东对老朋友，虽然友谊深厚，该批评规劝的也不含糊。对于老友、故旧的各种困难，毛泽东更是十分关心，尽力相助。

早年毛泽东只在湘乡东山学校读过一年书 ，解放后却与１０多位湘乡农村的故旧通过信，并给他们中有困难的人以经济资助。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东山学校的同学，后来又一同进入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学习，两人关系很好。当毛森品提到家庭生活有困难时，毛泽东便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５５０元资助他。

毛泽东还给邻居邹普勋、同学易南屏、谭世瑛等寄钱，帮助他们治病，解决家庭生活困难。萧子升是毛泽东早年在东山学校时的学友，后来又一起创办新民学会，关系一直要好。但后来萧子升在政治上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成为国民党要员。全国解放时逃往海外，发表过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言论和文章。但毛泽东虚怀若谷，气度宽宏，对早年和萧子升的友谊却不能忘却，仍然一往情深。他曾嘱新民学会老同学写信给萧子升，要他回来工作，但萧子升断然拒绝。

５０年代，中国有个代表团访问乌拉圭，毛泽东听说萧子升住在该国，特意让该团成员向萧致意，请他回来看看。７０年代，中美建交，毛泽东再次托人去看萧子升。但萧子升坚持自己的立场，奔走美国各地游说，反对中美建交，希望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１９７６年，两位故人先后去世，终未能圆毛泽东与老同学见面的夙愿，而成为他终生的遗憾。

毛泽东作为一个领导者，他在成功后，不疏远昔日的老朋友，不忘旧交，广结新交，正是他不断获得新的成功的方略之一。

七、在国际舞台上

毛泽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有许多国内的朋友，也有许多国际上的朋友。在国际朋友里，有志同道合的战友，也有曾经是朋友的，后来又成为对手，有的过去是对手，后来又成为朋友的。在国际友人的交往中，毛泽东始终坚持把祖国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斯大林是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的人。在斯大林６０岁生日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在信中，毛泽东提出朋友有两大类，一类是“口蜜腹剑”的朋友，一类是真正同情我们的朋友，斯大林就是属于后一类，他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就到了１９４９年，斯大林已经是７０岁了。１２月６日毛泽东亲自赴莫斯科庆祝斯大林７０寿辰。在莫斯科车站，毛泽东站在冷冽的寒风发表简单的演说：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这次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到莫斯科的当天，就同斯大林会了面。

在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华灯放彩，金碧辉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列成一排欢迎毛泽东。站在最前面的斯大林见毛泽东走进来，首先迎了上来，笑容可掬地伸出双手，表示热烈欢迎。毛泽东也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斯大林的手。刹那间，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两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伟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斯大林由衷地对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十分尊敬斯大林。他认为，斯大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所以他对斯大林说：“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

但是，毛泽东不迷信斯大林。他也看到了斯大林在给予中国革命以支持的同时，也犯过不小的错误。斯大林对毛泽东所坚持的中国革命道路，有过疑虑和意见。这一点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所以当斯大林当面对他大加赞扬时，毛泽东没有为此而陶醉，他也没有去有意讨好斯大林，他有所指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在这里，毛泽东的个性表现得非常充分，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积压在心头的不快都吐出来。斯大林当然明白毛泽东的意思。所以很快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尽管毛泽东对斯大林有些意见，但总的看法还是不错的，他不能容忍别人全盘否定斯大林。１９５３年斯大林去世时，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给斯大林以极高的评价。不久苏共中央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毛泽东又表示不能这样对待斯大林，最后他用“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来评价斯大林。这反映了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在与国际人士交往中，毛泽东不仅对原则问题毫不让步，就是一些细节问题也处处注意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１９４８年底，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秘密来华。在招待米高扬一行的席间，一位苏联客人用叉子举着红烧鱼问：“这鱼新鲜吗？是活鱼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将鱼放入口中。

毛泽东随意望去，没说什么。

但一年后，他出访莫斯科，向随行厨师指示，只能做活鱼吃，他们要是送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上上下下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其实，生活中的毛泽东对饮食是最不讲究的。而知情人从中感受最深的是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１９５６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毛泽东准备在勤政殿接待他。准备工作做好后，毛泽东进来了，当他看到摆放的是一台外国收音机，便皱起眉头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放一台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当毛泽东穿着他那双旧的棕色皮鞋准备离开时，罗瑞卿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色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照外国惯例……”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顿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在国际活动中，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毛泽东非常注重广交朋友。

随着国际风云变幻，他的交友圈也在不断有新的拓展。从外国元首到普通公民，从元帅到普通一兵，从政治家到演员，他从不以伟人自居，都从友人身份出发，真诚相等，从而结交了各国各界的大批社会名流和友人，也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１９７４年６月的一天，英国前首相希思来到北京，并会见了毛泽东。他与毛泽东虽然初次见面，可一下子就交上了朋友。毛泽东的热情欢迎使他毫无拘束感，毛泽东不仅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而且还事先就了解到首相及随行成员中每个人的爱好和特点。在会谈中，双方无拘无束地开了许多玩笑。

希思事后曾回忆说：

同毛泽东谈话使人感到愉快，双方都感到兴奋，先后两次长谈，毛泽东对中国的内部问题和局势都是持一种现实态度。在讨论或谈到的许多世界性人物，双方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毛泽东的观点极为明确，表达看法也直截了当。他从不生硬地顶回我提的问题，也不回避任何问题。如果问他一个他不想涉及的话题，他会很客气地告诉你他不想谈。当为某个问题发生分歧时，毛泽东又会说，现在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并会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考虑进去。

几次长谈，希思深感毛泽东是伟人，更是坦诚相见的朋友。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也不会忘记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６０年代初的一个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到中国进行了为期５天的访问。

毛泽东说这位元帅过去打仗很勇敢，打败了隆美尔。现在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为此，他愿意打乱原来的日程安排，抽出时间与元帅畅谈。

在武汉的东湖，两位伟人见面并共进晚餐。蒙哥马利赠送毛泽东一盒“三五牌”名烟，还提出了许多问题。毛泽东都痛快作答。

谈话结束，毛泽东又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游泳，临行时，毛泽东又把事先写好并署名的《水调歌头·游泳》词一首赠给蒙哥马利元帅，作为那盒烟的答礼。

毛泽东结交外国的社会名流，也从不忽略那些观光旅游的小人物。

１９４５年，毛泽东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庆谈判。３名在华的美国士兵希望能有机会同另一个“中国”来的伟人交谈一次。

正在忙于处理大事的毛泽东得知后，认为会见美国兵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也是重要的事情，他愿意抽出时间来接见这３位普通的美国兵。会见中，他对每人都表现了莫大的兴趣，专心倾听美国兵所说的一切。然后又耐心询问美国国内的生活情况，美国士兵们的家庭和对战后生活的愿望。接着他又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席间，毛泽东曾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并请３位美国军人回国后，把在中国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他说中美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因此，两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会见临近尾声，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起照相合影。

在中美关系冷战的那些年代里，重庆的一个纪念馆里却一直挂着一张毛泽东同３个美国士兵亲切见面的照片。

“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来回走动着同外国来宾握手交谈。英国客人罗斯·史密斯觉得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就躲在一位外国将军的后面。可是他万万没料到，毛泽东看到他后，会绕了个圈子，走到他面前，并主动与他握手。史密斯由此深深感受到了一位伟人的胸怀。

长期以来，毛泽东就是这样，从不以领袖自居。无论外国友人的地位如何，他都尽力去做一个友谊的使者。

毛泽东对外国客人既有豪爽热情的一面，又有周到细心的一面。

应毛泽东邀请，墨西哥总统偕夫人来到中国，下飞机后，由于总统夫人略感不适，没能和总统一同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刚一见到总统，一边握手一边询问：您夫人怎么没一块来。总统回答，因感冒又下雨，让她留在了饭店。在亲切交谈之中，毛泽东亲手为总统递水、递茶点，以尽东道主之谊。更使总统吃惊的是，当他回到下榻饭店时，毛泽东派来的医生已经给他夫人看了病。这些无言的举动，使总统大为感动，从中他体会到了毛泽东对友人的关心与真诚。

对持不同政见者，毛泽东同样以诚相待。联邦德国基督教社会党主席施特劳斯曾经高度评价了毛泽东。

施特劳斯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识持不同政见者，出于政治原因，毛泽东邀请他来华访问。

但是，在谈话中，施特劳斯感到，毛泽东邀请他并不是为了改变他的世界观，而是为了阐述自己所制定的中国的官方立场，提醒欧洲“芬兰化”日益迫近的危险。毛泽东这种真诚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毛泽东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广交各国社会名流，同时，他也从未忘记过那些关心、支援过中国革命的老朋友。

斯诺是中国人民诚挚的老朋友，数十年如一日，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倾注了毕生心血。

对这样一位从３０年代起就向世人介绍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的真诚朋友，毛泽东始终不忘。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邀请斯诺出席自己举行的一个宴会。席间，毛泽东与他交谈了约４个小时，而且斯诺是这次宴会中唯一的外国人。

宴会结束后，７２岁的毛泽东亲自把这位老朋友送到新华门前。

１９７０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２１周年之际，毛泽东再次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夫人，并让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中国领导人身边一起检阅了百万中国公民。

当得知斯诺卧病在床，生命垂危时，毛泽东亲自派周恩来和中国医护人员前往瑞士斯诺家中，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

斯诺逝世时，毛泽东亲自发去唁电并写到：“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４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８０岁的生日。她回忆着当时的情形时谈到：

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会为我举行什么形式的庆贺，甚至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了我的生日。因此，在１１月下旬，我生日的前两天，当我被告知毛主席在我的生日见我时，我感到非常的惊讶。

１１月２３日，斯特朗和３０多位美国、中国的朋友，乘坐一架专机飞抵上海，准备生日聚会。斯特朗很有些担心：毛泽东是否愿意接待这么多和如此快速和偶然集起来的客人。

结果，事实证明，斯特朗的担心是多余的。

毛泽东非常愿意与他们这些外国友人坐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谈论世界。

生日宴会不仅反映了毛泽东对老朋友的关心与惦念，也通过这种方式向全世界表达了：当华盛顿的战争贩子进行战争升级，并对中国进行原子弹威胁的时候，请注意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与美国人民之间的不同，对美国人民，我们是必须与之为友的。

毛泽东对斯诺、斯特朗这些与中国人民友好的美国民间朋友始终关怀备至，数十年不忘。对为中美关系迈出关键一步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同样也是挂念在心的。

１９７６年的元旦，尼克松的女儿、女婿乘坐着“红旗”轿车驶进了中南海新华门，受到了不折不扣的元首待遇。就是因为他们的父亲尼克松与毛泽东共同把历史翻开了一页，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那之后，毛泽东始终未忘记这位老朋友。

毛泽东向尼克松女儿关切地问起：总统的腿怎么样了？他要求转告总统好好保养他的腿，以便日后来爬长城。尼克松的女婿说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毛泽东用东方式的温情反驳道：我乐意这么叫他，你管得着？

他又对尼克松女儿说：马上写封信给你爸爸，说我想念他！尼克松的女婿又插话告之：在美国反对尼克松的人很多，因为水门事件，还有人强烈要求审判他。毛泽东听罢答道：好，我马上邀请他到中国来。

一时间，两个西方青年真切感受到了一个东方伟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鲜明个性。

毛泽东不仅对一切向中国表示友好的外国人士坦率、真诚、念念不忘，而且对有着共同信念、理想的兄弟党的领导人更是热情而亲切和不拘束形式。

５０年代的一个夏天，一位新华社记者亲眼目睹了这样一件非常不可思议而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烈日炎炎，当他冒着酷暑赶到颐年堂，刚踏进毛泽东的书房，就马上看到毛泽东正给客人——越南劳动党胡志明主席递去一条热毛巾，请这位风尘仆仆的远方来客擦汗。

毛泽东含笑对在座的人说：“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相。”然后就劝胡志明把汗衫也索性脱掉。胡志明摸一摸长长的胡子，仰天大笑说：“哪能？哪能？”这时，记者才发现毛泽东上身只穿着白衬衣，脚踏一双布拖鞋，而胡志明则赤脚穿着越南有名的“抗战胶鞋”，被汗水渗湿的衬衫已经脱掉，只穿着件汗衫。

毛泽东一边给胡志明扇着扇子，一边说：“别客气了，在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嘛！”胡志明在毛泽东的亲切劝说下，竟然真的脱去了汗衫，袒露着上身，与毛泽东开怀畅谈起来。

这情景使记者十分感动，不由想起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访华观感中谈到过的：同毛泽东相处，豪无拘束感。

在与国际人士交往的时候，毛泽东非常善于用充满智慧的言谈话语来打动对方。

事实上，他那神奇的语言魅力，的确曾使不少国际友人为之倾倒。

尼克松在１９７２年来到中国，毛泽东很快同他会晤了。在两个不同阵营头号人物的见面当中，毛泽东以他非凡的幽默感，随意自如地驾驭着整个会谈。

在毛泽东的引导下，这一历史性的重要会晤，是在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戏谑、开玩笑的气氛中进行的。轻松的俏皮话使人觉得是几个经常来往的熟人在聊天，一些十分严肃的原则性的主题在毛泽东诙谐随意的谈吐之中暗示出来。

作为会晤的参加者基辛格回忆说：

会谈中，当尼克松就国际问题列举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和地区的具体细节问题时，毛泽东摆了摆手，指着周恩来说：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谈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

可是当基辛格细心琢磨毛泽东与尼克松的谈话记录时，却发现毛泽东的谈话中实际已经勾画出了中美上海公报的内容。公报每一段落，在谈话中都有相应的一句话。难怪，在与中方谈判时，周恩来及中方谈判人员，都反复引述毛泽东与尼克松谈话中的主要内容。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曾经这样写道：

和毛泽东的谈话是令人难忘的。这既由于他对世界俯瞰一切的眼力，也因为他一针见血的表达方法。他的谈话也是独具特色的，总是提起一个能引起争论甚至反对的问题或说法。他的意见从来不是恶意的，而是像一个教师一样为了刺激思维和鼓励回答。

1965年在祝贺斯特朗80岁生日的聚会上，毛泽东与在座的外宾交谈了两个小时，整个谈话充满了幽默、巧妙的应答和反驳，以及经常不断的惊奇。

毛泽东采取了主动，但并不是攻击性姿态。他靠着椅背，悠闲地抽着烟，开始一个个地引起人们的谈话。他首先开玩笑地说道：现在这儿有两派，抽烟的为一派，而斯特朗同志则是反对派，不吸烟的一派。他以悠然大度的神态和缓慢的语调给谈话带来了一种轻松和漫谈式的气氛。

有时毛泽东通过赞美对方国家的形式引出人们的话题，更经常的则是通过见缝插针提出问题，或者开玩笑地发出带刺激性的但又十分幽默的评论。

他的巧妙应答是反应很快的，他的脑子显然是所有人当中最有生气的，他谈起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十分轻松。

在将近两小时谈话和其后的进餐中，毛泽东看起来完全是一个没有紧张、没有忧虑和没有繁重职责的人，但实际上他三者都有，他在严肃的评论和开玩笑中表现出的活泼、生动，就像是一出使人喝彩的心灵戏剧。

毛泽东会见外国友人时，使人感受到巨大魅力的事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他的热情而富有幽默的欢迎词，常常能够一下子就使外宾紧张而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并且产生一种亲切感。毛泽东的许多谈话的内容虽然气势磅礴，却又非常真诚坦率。他并不注意词汇，却能深入浅出地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他还善于运用比喻和中国典故，旁征博引，以古喻今，从而紧紧抓住人们的注意力。

一次，一群日本客人向他谈到美国占领者如何歧视日本人。当客人的话一讲完，毛泽东就敏捷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很看起有色金属，却看不起有色人种。”听了这句机智俏皮的比喻，客人举座大笑，赞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洞察力、高深的智慧，称颂他不愧是一位深而豁达的政治家、思想家。

其实，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这种语言的魅力就使来到中国的外宾有了切身的体会。

１９４４年，在延安同毛泽东有过一段接触的美国陆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对毛泽东有如下描述：

他不是一个容易被人忘却的人。按中国的身材来说，毛泽东是高大的，他的动作有点缓慢，有一种严肃和庄严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讲话，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却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做得很巧妙。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虽然很善于利用谈话表现他的思想，但给谈话者的印象却不是大洗脑筋。

柬埔寨的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与毛泽东有过多次谈话，他说：“中国领导人从来也不咄咄逼人，毛主席从来不对我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是言简意赅点明实质。”

毛泽东富于吸引力的讲话给许多外国友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就曾说过：

毛泽东不仅整个仪表和机警从容的风度非常突出，在任何集会上都能吸引全场的注意，而且他的讲话技巧很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不注重辞令，而是善于用比喻讲得清清楚楚。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时也特别提到：“他非常真诚坦率，谈起话来气势磅礴，无拘无束，富于幽默感，而且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一个美国兵回忆说：

毛泽东又是一位热情、关心人的人，他能很容易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手下人员的相互友爱、热情的关系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他任何做作的行为和语言。

正是这种语言艺术在人际交往中的巨大魅力，使与毛泽东结交的大批国际友人都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好感，使他们不仅得到鼓励，而且心悦诚服。

与国际友人的成功交往，无疑为毛泽东成为世界级的伟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整体的合力大于个体的总和。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人要取得巨大的成功，他必须团结尽可能多的人，一道为其目标奋斗，而这种团结人的能力取决于领导者具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好的人际关系，使他获得了畅通的信息渠道，也使他得到了不可缺少的情感支撑力，还使他能自觉地调节自己的行动，使之符合集体的、领导者的行为方向。因为这种力量是自觉的，所以其中蕴含的力量也极其巨大，尤其在危机、危险、危难时，它的作用简直就是动人心魄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很有才华，本来可以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因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使得工作难以正常开展。毛泽东的人际交往方略无疑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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