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九章　与人相处的智慧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605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作为一个领袖，作为一个成功者，周围有许多人，而且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就需要与人相处的艺术。由于毛泽东非常善于与人相处，在他周围有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有无数的追随者。有党内同志，也有党外朋友；有老朋友，也有新朋友；有国内朋友，也有国际朋友。毛泽东在与各方面的人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智慧，对于每一个需要走向成功的人都大有借鉴作用。

一、谨 慎 交 友

人不能没有友谊，纯真的友谊、真正的朋友不仅使生活得到欢乐，而且能增强战胜困难的勇气，获得蓬勃向上的力量。培根说过：“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对一个真心的朋友你可以传达你的忧愁、欢悦、恐惧、希望、疑忌、谏诤，以及压在你心上的事情，有如一种教堂以外的忏悔一样。”世界上许多伟人事业上获得成功，取得巨大成就，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受到他的朋友莱伊尔的多次鼓励和督促才写成的。马克思的不朽巨著《资本论》也是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产物。可见，人生不能没有朋友，朋友多了不仅“路好走”，而且可以相互启迪，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使你得到健康的全面的发展。

然而，世界上的朋友有很多种，生死与共，可谓刎颈之友；同舟共济，可谓患难之友；肝胆相照，可谓莫逆之友；直言规谏，可谓直诤之友；意气用事，可谓江湖之友；吃吃喝喝，可谓酒肉之友。前四种是有益之交，后两种是有害之交。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与恶人交，如入鲍鱼之肆。”现实生活中，因交友不慎，影响事业，甚至受牢狱之苦而抱恨终身的不乏其例。

所以，交友是应该有所选择的，而且要慎重选择。对此，毛泽东认为，交友的第一要务就是志同道合，声气相通，心心相印。在此基础上，达到互相交流，互相激励、互通信息、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事业，为人类多做贡献的目的。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期，结交的就是这样一群朋友。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自称是１２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和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和友爱。”

后来，毛泽东所以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与他周围这些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朋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萧三，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东山学校时期的同学。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愿和有才华而又好学的同学交往。因此，尽管毛泽东是外乡人，萧三又比毛泽东早入学，但相同的志趣使他们成了朋友，他们常一起散步，交谈学习心得，评论诗文，畅谈时事。他俩都喜欢阅读中外古今英雄伟人的传记，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英雄人物那样拯救病入膏肓的中国。

毛泽东和萧三在东山学校只相处了半年，但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１９１１年春秋之间，毛泽东、萧三先后来到长沙，并成为一师的同校同学，他们的交往更加频繁了。他们常常一起去拜访名师学者，一同进行“野蛮其体魄”的锻炼，一起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双双成为新民学会的第一批会员。

萧三在赴法勤工俭学的途中，接连不断地给在国内的毛泽东写信，诉说途中的经历。到法国后，又给毛泽东写信，交流自己的近况和打算，征求老朋友的意见。

对老朋友的真诚表白，毛泽东回信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彻。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感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习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萧三到法国之初，因接触马列著作不多，思想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比较浓厚。因此，当旅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他也倾向于“温和革命”，而不同意“暴力革命”。毛泽东了解到萧三的思想状况，及时去信，让他摆脱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鼓励他多看一些马列的书。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帮助影响下，萧三逐步摆脱了错误思想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并于１９２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和萧三一直保持着诚挚的情谊。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另一个关系十分密切、对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的朋友是萧子升。

毛泽东与萧子升初识于湘乡东山学校。以后又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尽管萧子升比毛泽东高三个年级，但相同的志趣，相近的爱好，使他们成为挚友。湘江河畔，妙高峰顶，常常是他们吟诗作对、畅谈理想之所在。他们在一师同学两年多，彼此互相勉励，刻苦学习，都是杨昌济引以为豪的得意门生，在同学中也享有较高的威望。正如萧子升后来回忆的那样：“尽管我们性格、背景和个人习惯不同，并且毫不迟疑地互相批评，我们从未真正吵过嘴。事实上，我们很喜欢对方，而且互相尊敬。彼此批评一通后，我们总是笑笑就了事了。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那样可以放松一下。”“每天下午，我们都进行一次长谈，通常没有固定的题目，而是当时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当然更多的是讨论我们刚从报上读到的新消息。”

他们不同寻常的关系和友谊由此可见一斑。

１９１５年６月，萧子升一师毕业。先后应聘于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与毛泽东的交往。萧工作繁忙，毛泽东一有闲暇就去萧子升住处。萧子升在工作、生活上遇到问题，也常请毛泽东出主意，想办法。同时，对毛泽东生活上的困难也给予慷慨资助。因为不能每天都“长谈”，所以他们又多了一种交谈方式——书信。

现在保存的光是１９１２年６月至１９２０年１１月期间毛泽东给他的信就有１２封之多，还不包括署名不详者。这些信件，长者达数千言，其中涵盖的内容之丰富和情感之真切，今天读来，都让人感动。写信的间隔时间，有的月余，有的两天，寒暑假书信往来更为频繁。书信中讨论的大都是他们谈话内容的继续。

当萧子升写信以“讷言敏行”作为准则默示毛泽东时，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人是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传其类以为群，语言有如此大的作用，怎能不用？再说，不与人交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只有通过交谈，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才能改过而从善，互相讨论，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不难看出，这一对好友在性格上是有很大差异的，但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真诚地把自己的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以求共同进步。

毛泽东与萧子升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开诚布公，在生活上也是相互照应，关心体贴。１９１５年下半年的一个午夜，萧子升任教的修业学校不幸失火。毛泽东从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担心萧子升的安全，马上赶到修业学校，看到萧子升安然无恙，只是箱子、被褥物品被烧毁。他安慰了萧子升一番，帮助安顿好住处后才离开。

萧子升身体素质不好，毛泽东在给他的信中，总是提醒他要注意身体。“身体万宜防，重病时始识健时乐也。”“并望爱护身体，拳拳一腔，不能毕宜。”

身为学生的毛泽东，家境不好，在校生活十分艰苦。已有固定收入的萧子升，几乎每周都请毛泽东到他所在的学校打“牙祭”，以保证毛泽东以充沛的精力去学习。

他们还曾于１９１７年的暑假去游学。一个多月的患难相处，虽不像战场上那样生死与共，但也称得上是风雨同舟了。这一段经历，彼此加深了解，增进了友情，使他们的思想感情进一步升华。

１９１８年，萧子升、毛泽东、蔡和森等共同倡导、筹备、建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因其出色的学识、众人钦佩的才能和交往广泛，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因其突出的组织领导能力，被推举为干事。以后，他们共同议定、修改学会章程，共同组织学会活动。他们决策有方，合作愉快，使得学会在短时期内得到迅速发展，并在以后成为对湖南政局发生重大影响的社团。

１９１９年，萧子升和一部分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行前，他希望毛泽东与他一道出洋留学，但毛泽东没有去。从此，他们远隔重洋，虽有通信联系，但已很难及时沟通。

在旅法的留学生中，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上，形成了以萧子升和蔡和森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萧子升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支持他的“温和革命”的意见。但已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毅然支持蔡和森等人的采取“俄国式的方法”的观点，而批判了萧子升的观点。从此，两人在思想上出现裂痕。

１９２１年３月，萧子升回到长沙，两位好友在分别两年后再次重逢。他们都在为弥补裂痕而努力，但无济于事。萧子升回忆说：“我们的谈话弄得两人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无法接受毛泽东的论点，我的答复也不能使他满意。几个月来，我们被这种无结果的讨论所折磨，但双方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口出恶言。因为我们不能弄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计划。双方都感到真正的遗憾和伤心。”此后，他们之间的裂痕愈来愈大，并最终分道扬镳。

毛泽东与萧子升，友好相处近１０年，相互影响，相得益彰。他们的友谊以感情为基础，他们的分手则是理性的选择。理智战胜感情，虽是一种痛苦，但更是一种超越。毛泽东付出了代价，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和信奉的主义，实现了人生的飞跃。

如果说，萧氏兄弟在毛泽东早年朋友中，更多的是以友情为纽带，以求知修身为目的的话，那么，蔡和森、何叔衡则是他早年的朋友中，促使他确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意志坚定的同路人。

在一师，毛、蔡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被杨昌济视为前途远大的海内奇才。

强烈的求知欲和使命感是毛泽东和蔡和森深交的基础。毛泽东的人品、学问、胆识，深得蔡和森敬佩，蔡的刻苦奋进、勤学好思、冲决罗网的精神，也深为毛泽东所佩服。杨昌济先生则为两个爱徒的交往提供了很多的机会和条件。１９１４年冬在杨先生家成立的招学研究小组，毛、蔡是主要成员，周末或星期天，毛、蔡成了杨家的常客。

１９１５年，杨昌济转到湖南高师文学部任教，蔡和森同时转入高师求学，专攻文史，毛泽东仍在一师。他们虽不在一所学校，但彼此间的友谊却与日俱增。杨先生为方便毛泽东等人聚会，在自己住所专辟了一间房子供他们使用。在这里，毛、蔡等人读到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同时成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真正受益者。

１９１８年夏初，毛、蔡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徒步旅行洞庭湖东南几个县。这次游历，加深了对社会的了解，两人之间的友谊也向前发展了一步。

１９１８年初，毛泽东发起成立新民学会，蔡和森是积极支持者，并是该会第一批主要会员。新民学会的成立会就是在蔡和森居住的家里召开的。从此，他们以学会为依托，把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和改造中国与世界付诸实践。

就在这年的夏天，蔡和森和毛泽东为筹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先后来到北京。他们与另外几个人一起“隆然高亢，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直至蔡和森等人踏上远赴重洋的征程。从此，毛、蔡天各一方达两年之久。然而，他们殊途同归，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完成了向马克思者主义者的转变。这一转变，也是彼此相互“作用”的结果。

身处异国的蔡和森，原想“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显。”但马克思主义的博大精深，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无穷奥秘，蔡和森相见恨晚，有关的报纸杂志，他爱不释手。他猛看猛译，仅用半年多时间，就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蔡和森从囫囵吞枣到若明若暗，到豁然开朗，他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在思想急进的日子里，蔡和森没有忘记他的朋友毛泽东，１９２０年下半年，他几次给毛泽东写长信，交流其观念变革的体会以及自己的思想状况。

为了使国内的毛泽东更全面地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蔡和森在信中还介绍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社会党、工人党的情况，突出介绍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与活动经验，并提出了在中国建立党组织的具体步骤。

蔡和森的见解和主张，在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是居于领先地位的，极大地启发了毛泽东。所以，毛泽东看了信后，深受鼓舞，回信说：“你这一封信（指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６日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他还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联欢会时，宣读了蔡和森的长信。

因此，有学者把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日毛泽东致蔡和森的信等言论，看成是毛泽东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标志，这是不无道理的。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下旬，蔡和森回到上海，陈独秀立即亲自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留他在党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中共二大，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但直到三大，毛泽东和蔡和森才在广州聚首。以后两人同时在中共中央工作，两家相邻居住长达一年多之久，情同手足。

以后，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为党的工作，在各自不同的岗位而不懈地奋斗。

１９３１年６月，蔡和森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不久在广州壮烈牺牲。

毛泽东深切怀念和敬佩这位并肩战斗的战友。“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给予了他崇高评价。

何叔衡，湖南宁乡人，比毛泽东大１７岁，他和毛泽东是一对相知极深、彼此高度信赖的好朋友。

毛泽东与何叔衡初识于湖南省第四师范。何叔衡２６岁考中秀才，他性情耿直，豪爽仗义，不愿去衙门做事，而乐意在家乡当私塾教师。

毛泽东和他同时进入四师和一师，两人志趣相同，很快成为至交。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提前毕业，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仍与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１９１８年４月，新民学会成立后，何叔衡随即加入，成为年龄最大的会员，大家都把他看作良师益友。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去北京后，何叔衡成了长沙方面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由于他热心会务，踏实诚恳，又有较强的办事能力，１１月新民学会改选时，他被选为执行委员长。

在以后的各项活动中，何叔衡与毛泽东配合默契，是毛泽东不可多得的有力助手。

１９１９年冬，毛泽东组织湖南各界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斗争，何叔衡在斗争中表现出了突出的组织才能和斗争策略。毛泽东于１２月中旬驱张代表团赴京后，何叔衡于次年３月率另一驱张代表团赴衡阳，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其在衡阳的工作，毛泽东称赞说：“叔翁办事，能当大局。”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反动军阀张敬尧不得不于１９２０年夏末逃离湖南。

１９２０年７月，毛泽东从上海返回长沙，立即着手筹办以传播新思想为宗旨的文化书社，何叔衡积极支持毛泽东，他不仅拿出自己储存的钱来支持书社，而且运用自己的各种社会关系，四处奔忙，为书社筹集资金。时任长沙县长的姜济寰，是他一个学生的父亲，比较开明，何叔衡便邀毛泽东一同前去拜访，终于取得姜济寰对文化书社的支持。书社开始营业后，何叔衡为扩大书社的业务和影响，做了大量工作。

毛泽东有这样一位政治上绝对可依赖的同志和朋友，各项工作开展起来得心应手。１９２０年下半年，当他在湖南开始组党建团的活动时，何叔衡理所当然成为得力骨干。所以，当毛泽东接到蔡和森从法国写来的那几封意义深远的长信后，首先和何叔衡商议，促成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员１９２１年初的新年聚会。

何叔衡主持了这次讨论会，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当前如何着手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介绍了巴黎方面蔡和森提出的意见和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他态度鲜明地说“我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２０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的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何、毛两人，一个言辞不多，切中要害；一个说理透彻，入木三分。异曲同工，天衣无缝。

在关于改造工作当前从何着手一系列问题上，何、毛也是不谋而合。

他们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当然不是一时的巧合，而是他们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自然流露。

何叔衡虽讷于言辞，但对事物的了解、判断，有相当高的准确性。毛泽东常自豪地对朋友说：“何胡子不善谋而善断。”

对此，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多年的相处，共同的理想，毛泽东深深感到：“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语言中，形容踏实肯干、诚恳忠厚，还有什么比“牛”更确切！

何叔衡对比他小１７岁的润之老弟也十分佩服，常说：“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这是彼此的欣赏，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双双出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毛泽东和何叔衡从上海返湘后，筹划怎样发展党的组织。他们商定，利用长沙“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因为何叔衡是该社社员，并曾一度担任社长），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并以此据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

１０月１０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正式成立。

次年五一节前后，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任组织委员。

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３１年，毛泽东与何叔衡异地工作，很少见面，直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才得以重聚。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何叔衡当选为中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部长。

不幸的是，何叔衡１９３５年１月在福建上杭县突围时壮烈牺牲。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领导者，毛泽东失去了一位相知笃深的好朋友。

在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征途中，他早年的朋友还有周世钊、罗学瓒、罗章龙、张昆弟、陈昌等等，他们常常“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们也曾“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节假日，他们去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时势，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常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激励自己，皆称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罗学瓒曾在一首诗中这样描写他们这一群人的志向和抱负：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

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

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在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上，罗章龙还赋诗一首，说：“济济新民会，风云一代英”，“佳气郁衡麓，春风拂郡城。庄严公约在，掷地作金声。”

显然，这是一个满怀抱负的浪漫群体。他们自命为“风云一代英”，有着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人格气象。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罗章龙即赴日本留学，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阻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 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在诗中，他以屈原、贾谊这些才华横溢、胸怀大志的先贤来自喻和喻友人，以湖湘地灵人杰的文化土壤来自励和励友人。他们鄙视那些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和世事纷纭，有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牢固信念，和斯人当大任、舍我其谁的雄心气概。

他们与毛泽东志同道合，携手共进。人道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毛泽东早年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不仅促进了他的学业，也是他事业上的帮手。红花还需绿叶扶。他们对毛泽东走向成功是功不可没的。

二、做事论理，私交论情

梁启超认为私德不只是讲个人的“独善其身”，还包括“一私人与他私人交涉之道义”。所谓公德，就是要“人人相善其群”：“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

毛泽东深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强调“做事论理论法”，即办事要出于公心，不能以感情代替原则，做到公私分明。

他在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８日致彭璜的信中，谈到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时说：

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

这就是他交朋友的原则：公私分明，做事按公德办事，坚持原则，“论理论法”；私交以私德相处，讲究感情。

彭璜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湖南学生领袖，“五四”之后加入新民学会，后来，在驱张运动、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进行湖南自治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都与他有过十分亲密的合作。就私交来说，也是很好的。

毛泽东对彭璜的评价是：“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

可是当他发现彭璜的缺点之后，则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

他曾毫不客气地在给彭璜的信中列数了他的十条缺点。

毛泽东还批评彭璜在处理与易礼容的关系问题上的不正确。因为彭璜扬言要“征服”易礼容等人。对此，毛泽东大不以为然，他说：

过矣过矣！人那（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批评了彭璜处理内部矛盾的错误方法，而且说明了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于主义等原则问题，决不能相让，“不得不争”；而对于朋友之间的非原则问题，往往是涉及个人利益，应该相互让步和照顾。这一原则贯穿了毛泽东一生的人际交往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对陈独秀是十分崇拜的，视之为“楷模”和“思想界的明星”。

还在一师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

毛泽东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过《体育之研究》，已经让陈独秀领略过他的才气。所以当毛泽东去拜访这位赫赫有名的大教授、文科学长时，他们的交谈已经是很愉快了。尽管毛泽东的湖南方言让陈独秀听起来十分费劲，但他没有丝毫的不耐烦，相反，他为这位比自己小１４岁的年轻人的观点感到欣慰。

１９２０年，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来到上海，这次他在这里待了近３个月。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多次与陈独秀见面，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毛泽东后来回忆说：

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 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选湖南联盟的计划，然后我回到长沙着手组织联盟。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的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所说的关键时期，指的就是他完成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时期。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完成这个转变的过程中，陈独秀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陈独秀也显然是十分赞赏和信任毛泽东的。当他和李汉俊、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便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约他在湖南建党，同时寄给他一些进步书报。毛泽东接到信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也很信赖，极力推崇他。在中国共产党三大的报告中，陈独秀对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党组织的工作进行了高度赞扬。说他们的工作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做得好。

由于湖南的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崇，毛泽东于１９２３年５月被调到上海，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将毛泽东选为中央局委员和秘书，毛泽东成了陈独秀的助手。可以说，直到１９２４年年底毛泽东因病返湘休养以前，和陈独秀的关系一直是好的。

可是随着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和陈独秀的观点逐步发生分歧，特别是在农民问题上彼此意见更是尖锐对立的。陈独秀甚至利用其权力，压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上，毛泽东只是候补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他和彭湃、方志敏等人的建议被锁在陈独秀的抽屉里，拒绝拿到大会上讨论。

从此，两人开始分道扬镳。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十分尖锐的。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他与陈独秀的认识过程，说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当他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调查之后，认识到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他非常尖锐地说：陈独秀的意见是跟着许克祥走了。

他甚至认为陈独秀有点反革命嫌疑！

以后，随着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毛泽东与他的私交也中断了。

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陈独秀对他的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贡献。１９３７年，陈独秀从南京监狱获释后，毛泽东曾邀陈独秀到延安工作，后来由于康生从中作梗，此事才不了了之。

后来毛泽东在评价陈独秀的历史地位时，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并说陈独秀在某些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这就再次说明了毛泽东“做事论理论法”的一贯态度。

三、 涵纳百川，不择细流

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尽量避免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坚持涵纳百川，不择细流。

比如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也多数是周恩来选择的；战争时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要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是非常浓厚了。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都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即便对周恩来，毛泽东也从未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对于党内同志，毛泽东一般情况下不搞送往迎来之类的礼节。

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有时，党、政、军的主要领导同志来请示汇报工作，他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批了几份文件，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如果他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站起来，作个手势让同志们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即便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面的老同志，毛泽东也只是起身迎送握手，一般不迈出门槛，除非客人来时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

这种情况与中共的历史和形势不无关系。长期的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作为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觉得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的私交。

彭德怀、陈毅是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有浓厚的朋友气息，说话举止随便。转战陕北的时候，全党已经都叫“毛主席”了，唯独彭德怀还直呼“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关枪一样。毛泽东也是谈兴勃发，眉飞色舞。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并，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报告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下，坐下说。”于是，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了。陈毅与毛泽东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有深厚的私交的人大概也只有陈毅了。

公开的社交活动，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而且人越多越好，越高兴，此时的毛泽东风趣幽默，爱开玩笑，一点也不像个国家主席。

尽管毛泽东非常注意不和党内的同志发展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但事实上他又成功地处理了与党内同志的关系，并赢得了全党同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这不能不归结于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方略。

他十分尊敬老同志。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没有小车，到哪儿去都是骑马走路。有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们的尊敬和信赖，也出于对抗战的支持，给他们送来了两辆小轿车，管车的同志想分一辆给毛泽东。可在分配小车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一是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是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虽然大家都想配给毛泽东一辆小车，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按着他的意见，还是一辆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同志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然骑马走路。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开到毛泽东的跟前，可是，毛泽东又把他们给“撵”回去了。

不久，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的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员悄悄地把小车叫了来，还解释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坐这一趟吧。”毛泽东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说完，还是迈开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非常注意倾听老同志的意见。

本来，伦理关系应该只适用于家庭或日常生活中，而不应该适用于处理公务；在公共事务中，不应该因为人们的年龄差异而有所区别。但是，在中国，尊敬老人不仅被看作是生活中的美德，而且在公共事务中也被看做是一种美德。因此，所有的领导者不能不重视这种伦理关系。事实上，深受传统的伦理思想熏陶的毛泽东，那种与生俱来尊老敬贤的美德，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也非常善于听取各种意见。集思广益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能耐，它不但可以创造奇迹，开辟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也能激发人类的最大潜能。毛泽东在处理党内的人际交往时，成功地运用了集思广益的方法，因而创造了一系列的奇迹。

１９５６年初，三大改造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无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一次重大的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３４个中央部门的工作汇报，仔细询问了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中的经验，还认真看了一些机器设备、仪器等实物和技术操作表演，边看边听人讲解。毛泽东当时已年过花甲，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但是，他每天都是起了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只有吃饭时才算是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风趣地把这叫做“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泽东正是在吸取了大家的智慧的基础上，写成了《论十大关系》。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泽东常说，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要背后议论，大家讨论归纳几条，问题就解决了。喜欢自己说了算，不愿听取意见的人是蠢人。一个人所不了解的情况，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你只有好好同别人共同商量问题，特别是和有不同意见的人好好商量，这样才能集思广益，得出正确的意见。

１９６０年，毛泽东同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一同坐火车从杭州到绍兴参观东湖农场。毛泽东向他们征求对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意见。由于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反对兴办公共食堂的同志，党内一些人不敢讲真话。

面对毛泽东的提问，这些市委书记们心里有点胆怯，不敢回答。

江渭清说：“主席，我不能讲。我讲，要讲反对的意见。”

“你不要怕，讲嘛！” 毛泽东一再鼓励他大胆地讲。

江渭清便讲了江苏省委集体研究过的关于公共食堂不能办的道理。

毛泽东听了，对周恩来说：“讲得蛮有道理嘛！”当即决定要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分别到湖南、浙江去调查。后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了停办农村公共食堂的决定。

毛泽东不仅善于和支持自己的人相处，还非常善于和反对过自己的人相处。

《道德经》告诉我们，大海能够涵纳百川，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所有人的作用，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之所以成功，还在于他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部分人”。他常说，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得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

一般人看来，于公于私，王明都是毛泽东的对头。然而，毛泽东虽然曾经严厉批评王明那种“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的无知妄说，认为中国共产党多次吃了这种钦差大臣的亏，但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却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选王明当中央委员，当然不是毛泽东对王明这个人表示同情，更不是对他的错误表示谅解，而是为了赢得人心，为了团结照顾王明以外的更多的人。

毛泽东解释说：如果我们不选犯错误的人，我们就要犯错误。因为那是照着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就是这样，不管你犯了什么错误，统统不要。如果我们也照这样办，以牙还牙，我们就是重复他们的错。毛泽东不用王明对待自己的办法对待王明，就在道义上战胜了王明，这样赢得了广泛的人心。

对于曾经跟随王明犯了“左”倾错误，后来又认识和改正了错误的博古同志，毛泽东则给予团结和信任，并委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等重要职务。在七大上，博古也被选为中央委员。

就是对曾经几乎要了自己的命的张国焘，毛泽东也是仁至义尽。

１９３８年，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毛泽东在和张国焘的老婆谈话时，不仅允许她带孩子离开延安到国统区去找张国焘，并要她转告张，还可以回来，只要改了就行。

西方有位哲人曾说过：帮助别人往上爬的人，会爬得更高。

如果帮助其他人获得他们需要的事物，你也能因而得到想要的事物，而且帮助得越多，得到的也越多。

现实生活中，许多人被灌输了垃圾式的观念，那就是你必须践踏别人、糟蹋别人，利用别人，才能达到高峰。毛泽东人际交往的实践证明，结论恰恰相反。

毛泽东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全党。正是由于他能够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因而才能够赢得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的心，全党衷心拥护他为自己的领袖。

在４０年代，王明亲自写了《学习毛泽东》一文，以亲身体会来号召全党学习毛泽东便是很好的证明。

毛泽东就是这样，他以自己独特的与人相处方式，而不搞吃吃喝喝、迎来送往那一套，他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虚怀若谷、赤诚以待赢得了广大党员的心。

四、 以礼相待，以诚相待

党外人士，是一些非常特殊的人士，其特殊就在于，他们或是政治舞台上某个党派的领头人物，代表一定的政治势力；或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能影响社会民众的心理；或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可左右社会舆论走向。这些人虽崇尚正义，但他们毕竟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主义者，性格上有自己的特点。而毛泽东却像磁铁一样，把这些人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

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说：“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

他非常善于和党外人士相处。

尽管他在和党内同志交往时，从来不搞送往迎来，因为这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党内同志都很熟悉。但党外同志并不习惯，他们有的还非常讲究中国传统的繁文缛节，毛泽东理解并尊重他们的习惯，在和他们交往的时候，非常注重礼节周全。

建国后，毛泽东与宋庆龄，各人都日理万机，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诚挚的友谊。宋庆龄每年都给毛泽东寄去贺年卡。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又收到宋庆龄的贺年卡，毛泽东回信，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并致问候：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十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语气平易而更见君子之交。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宋庆龄也是中国代表团成员，回国时，毛泽东和宋庆龄坐同一架飞机，毛泽东请宋庆龄坐头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谦让道：“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当宋庆龄听说毛泽东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便立即给毛泽东送了个高级的大枕头。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所以不收。但当来人走后，忽然又想到是宋庆龄送的，却之不恭，于是又派工作人员追了上去，把枕头收了下来。

细微之处，可见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尊重。

刚到北平，毛泽东就要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毛泽东和他们来往时，不仅送往迎来，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们携手搭肩漫步。

当清朝的翰林陈叔通每次按约定时间拜访毛主席时，毛泽东都会在门口等候；陈叔通回去时，毛泽东总是送出门外，并亲自打开车门，照顾他上车，然后关上车门，与陈叔通告别。待车走远了，陈老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向他不停地招手。

程潜是国民党老前辈，曾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１９４９年，被邀参加新政协会议。对他的接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一改以往不关心细节的习惯，指示周恩来、聂荣臻：“程潜９月２日抵汉，４日由汉动身来平，请即令铁道部注意沿途保护照料，不可疏忽。问准火车时刻，请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看好住处。”

程潜到达北平时，毛泽东亲自率中央最高层领导人到火车站迎接；亲自设晚宴招待；亲自到程潜住处拜访；亲自与程潜同游天坛；毛泽东还请程潜到家里做客，饭后，毛泽东提议去划船，并亲自为客人荡起了双桨。

毛泽东与张治中的相互交往开始于１９４５年８月的重庆谈判。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后每逢毛泽东把张治中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这使张治中内心感到暖烘烘的。

是好朋友，而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也表露出深厚的友谊。

对党外人士，毛泽东不但尊重，而且真诚以待。

在毛泽东的争取和帮助下，程潜于１９４９年８月４日在湖南和平起义，对此，毛泽东誉为“义声昭著，举国欢迎。”

他还对程潜说：“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带了一个好头，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为了妥善安排程潜的工作，毛泽东特别单独约见了在程潜身边工作的程星龄。

毛泽东说：“颂云是老前辈，他从事革命时，我们还是学生。我想颂云屈就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之职，论班辈就感到有些为难，请你考虑同颂云婉商一下如何？”程星龄回答：“他一定会欣然从命的。”

毛泽东则坚持要程星龄回去同程潜商量一下，明日再答复。

当程星龄把这番话转告程潜时，程潜为毛泽东的真诚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仅如此，毛泽东随后又将进军大西南的行动计划这一军事机密文件送给程潜看，征求他的意见。对此，程潜深有感触地说：“我和蒋介石共事多年，从未与闻过他的机密。刚刚投到人民的怀抱，毛主席就这样信任我，如此推心置腹，真是万万没想到。”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既与共产党打了多年仗，又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１９４９年２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时说，北平和平解放最好，你这是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假如说，你过去有过错的话，那么现在功过权衡，还是功大于过，也是有功人员。不久我们也要到北平去。将来咱们可以更好地合作，建设我们的国家。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积聚在傅作义心头的疑虑顿时冰消雪化。他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他回北平以后，一定向部下传达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长的指教和关心，一定要做好部队和平改编工作。他还说：“我个人也要无条件地服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叫我做任何工作，我保证把工作做好。在我有生之年，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也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

毛泽东对傅作义给予了极大的信任，１９４９年８月，绥远的和平起义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便请他亲赴绥远解决此事。傅作义果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经过一个月的激烈斗争，如期实现了和平起义。９月２２日，傅作义回到北平，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讲话，毛泽东带头为他热烈鼓掌。后来，毛泽东又多次在共产党员和群众中替傅作义做工作，给予他信任和关怀。解放初期，正式委任给他的职位便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水利部部长、绥远军区司令员等七项。

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足见毛泽东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护关切之深，和“长期共存”之至意，充分体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精神。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