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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吸引与凝聚力量02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469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名叶剑英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预示着，叶剑英的政治生涯即将发生一个重要转折。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接见了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对与会者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他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提议由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并兼国防部长，再次对叶剑英表示了高度的信任。

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病势垂危。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榻前，一个一个地看望他，准备最后的告别。当叶剑英走过来的时候，毛泽东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并未觉察。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来。叶剑英再次回到病榻前，倾听毛泽东的最后叮嘱。但毛泽东已经说不出话来。

毛泽东在弥留之际究竟想要和他说什么呢？他想起了毛泽东曾多次向自己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乱，巩固汉室政权的故事，又想起毛泽东从１９７４年起多次讲对“四人帮”问题过“半年”、“一年”、“两年”、“三年”解决的话，叶剑英明白了：毛泽东是在委托他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９月９日，毛泽东逝世。这时，“四人帮”认为时机已到，立即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种关键时刻，叶剑英临危受命。他在一大批老同志和华国锋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再一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这场斗争的胜利，是叶剑英等一批老同志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表现，同时，也是对毛泽东用人方略的检验。因为只有毛泽东用人方略的正确，充分信任、尊重叶剑英等老同志，才有他们在关键时刻的表现。

在毛泽东与贺龙的交往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互相之间都充满了信任与关心。

毛泽东数次赋予贺龙以独当一面的大任，使贺龙的才华得以充分展示。

贺龙元帅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曾以两把菜刀闹革命而威震天下。毛泽东对贺龙的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十分赞赏，１９２７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前进行三湾改编时，为了激励士气，还专门讲了贺龙的事迹，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后来当军长，担任了南昌起义的总指挥。１９３６年贺龙与任弼时一起率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与毛泽东会合后，便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开始了他们共事与良好友谊的过程。

１９３７年，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红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陕北红军一分为三，组建成三个师。中共中央军委、毛泽东任命贺龙为第一二○师的师长，开赴晋西北，撑起了晋西北抗日的局面。

贺龙在晋西北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打击敌伪，建立抗日政权，使晋西北这一穷僻地区，很快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抗日局面，使毛泽东对贺龙的军事指挥和政治组织才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由于晋西北离陕北最近，也由于贺龙执行命令坚决，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又把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交给了贺龙。１９４０年４月，国民党李文第九十军准备渡过黄河袭占绥德，切断西北、华北交通，毛泽东于４月３日致电贺龙、关向应，要求贺、关考虑作战部署，防止李文部偷渡黄河。贺龙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派师主力及晋西支队进驻临县南的三交镇、碛口镇，以配合陕甘宁边区部队防范进犯绥德的国民党军。调独二旅七一四团进驻葭县，以加强三五九旅的河防力量。由于贺龙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很快作了军事部署，国民党看无机可乘，遂称无进攻边区之意，李文部改变行动，毛泽东紧绷的一颗心放了下来。

１９４１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毛泽东与朱德再电贺龙，要求贺龙所率领的第一二○师着眼于保卫边区的同时兼顾晋西北，做好调五至六个团赴延安以南作战的准备。贺龙与关向应接电，立即命令独一旅西渡黄河开赴葭县地区，雁北支队返回绥德归三五九旅建制，独二旅七一四团集结保德待命，加强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力量，使向陕甘宁边区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没敢轻举妄动。

由于陕甘宁边区受到国民党顽固派从南面、西面，日寇从黄河东面的三面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司令部，统一领导五省内的八路军部队，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同时坚持晋绥抗战。然而，要主持这样大的局面，非有大将之才不能胜任，毛泽东想到了贺龙，以贺龙之军事、政治能力与资望，完全能胜此重任。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决定在延安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林枫为副政委，辖八路军第一二○师、留守兵团、晋绥军区部队、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和炮兵团。命令发布后，毛泽东曾既认真又玩笑地摸着自己的脑袋对贺龙说；“党中央和我的这个就交给你了。”

全国解放初期，中央军委、毛泽东又任命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与刘伯承一起领导云、贵、川、康四省，并统筹进军西藏事宜。

１９６０年，当国防部长林彪因病请假后，毛泽东非常信任地指定贺龙接替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狠抓部队的战备训练，搞大比武，使部队建设有了很大起色。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一直十分关注军队建设的毛泽东对此很是赞赏，多次出席比武活动。同时，贺龙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体委主任，党内任政治局委员，经常陪毛泽东视察部队、工厂、学校，接见外宾，出席重要会议。这些，引起了长期养病的林彪的猜忌，认为对自己的地位产生了威胁。

为此，林彪一伙炮制一个所谓“８·２５”反革命事件，要追“后台”，把矛头指向了贺龙。接着又恶人先告状，由林彪在空军的死党吴法宪出面，向毛泽东写了诬告信，胡说什么：在空军有一条以贺龙为代表的反党黑线，诬蔑贺龙是“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毛泽东看了信后，把贺龙找去，并把那封信交给他，要他看看。毛泽东见贺龙没有戴眼镜，关心地说：“不要急，慢慢地看。”等贺龙看完了，他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贺龙很坦然，他向毛泽东请示：“是不是找他们谈谈？”毛泽东摇摇头，指了指信说：“有什么好谈的？”他还很有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在“文革”中，林彪找贺龙谈话说：贺老总啊，你的问题可大可小，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暗示贺龙不能和他作对。

但贺龙根本不理这一套，他明确而坚定地回答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由于他不肯和林彪一伙合作，最终被林彪、江青迫害致死。

五、授权是成事的分身术

在一个国家中，要面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的协调发展这样一个庞杂的管理体系，即使是领导者有三头六臂，有浑身解数，也不可能一个人独揽一切。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中，不仅有着繁重的工作任务，必然还有许多琐碎的事务性工作，作为单位的领导者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总揽一切事务。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事必躬亲，而必须采取分身术，这就是授权。处于高层次的领导者，他们的主要职能已不再是做事，而在于成事，授权就是他们成事的分身术。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毛泽东的经验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在井冈山时期，一个战斗的计划与布置，在一般情况下是由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决定的。有一次，研究过作战方案后，毛泽东拉着陈毅往外走，陈毅有些莫名其妙，毛泽东解释说：“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们走，让他们指挥去！我们在那里很麻烦，弄得指挥员很难下决心，你在那里，他要征求你的同意，不征求你的意见，独断专行，将来要受批评，打了败仗，说他目无党代表；要征求你的意见呢，商量来商量去，就丧失了时机。让他一个人在那里当机立断，或马上进攻，或立即撤退，或迂回，或把预备力量使用上，避免多头指挥。”

毛泽东又说：“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实际作战经验，我们只抓作战计划，定下来了，以后就让他们有经验的人去搞。”

毛泽东这种谦逊的作风、敢于授权的用人方法，使陈毅深为折服。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许多都写有“请酌办”、“望见复”、“望机断行之”、“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先打长春的错误主张，也反复发电报，一方面进行严肃批评耐心教育，另一方面又要求“如有意见即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淮海战役时，毛泽东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置，不要请示。”

他相信和依靠指战员的思想觉悟和创造能力，充分发挥指战员的聪明才智去战胜敌人，敢于授权。事实证明，他是成功的。

１９４７年６月，刘邓大军、陈粟大军、陈谢大军相继挺进中原，把战线从黄河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国民党在中原战场配备了８０个旅的重兵，妄图迫使解放军从这一要害地区撤回去。这一年年底，毛泽东曾计划让粟裕率领部队挺进到长江以南，进一步把战线引向敌人深远的后方，并吸引中原敌军２０~３０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从而改变中原战局。１９４８年１月，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准备过江，并要求他“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熟筹”，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分析了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４个主力军的具体情况，认为解放军渡江南进，不一定能达到吸引敌军精锐回防江南、减轻中原解放军压力的目的。相反，如解放军１０万大军过江，更减弱了中原解放军的力量。他提出：应利用中原解放区已逐渐巩固的形势，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从而改变整个战局。

毛泽东对粟裕这一涉及改变整个战略部署的意见极为重视。这是一个英明的战略家对一个常胜将军的器重。１９４８年５月５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并决定采纳他的建议。随后几个月战局的发展，证明了粟裕预见的正确性。

由于毛泽东注重听取同志的不同意见，虚怀纳言，从善如流，粟裕又提出了在济南战役之后开展淮海战役等一系列建议。其他同志如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也都积极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根据这些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基础。

在授权的时候，毛泽东甚至主张要冒一点险。他说：“凡事不冒险，就不成功，许多成就就是经过冒险才得来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对这位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更是大胆授权。

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以２３万兵力进攻陕北解放区。此时身为军委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在军区司令员未回延安之前，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２万余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同意。在与敌周旋的激烈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有时不免与毛泽东的意见不尽一致，但毛泽东总是充分相信彭德怀的指挥能力，支持他的战略决断。

结果，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扭转了西北战局。

为此，毛泽东兴奋得再一次挥笔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

朝鲜战争爆发后，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部赴朝作战。

毛泽东代表中央向彭德怀发去了大量的关于作战部署的电报，但这些电报指示的结尾通常都是“按情况酌定”、“酌定”这样的语句，给了彭德怀极大的自主处置权。

而彭德怀一上任，就充分地行使了他的职权。在志愿军出国前，当他了解到敌方兵力后，将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兵师的方案，改为将已集中的四个军、三个炮兵师、三个高炮团全部出动。部队进抵朝鲜后，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又请求增派两个军入朝。

由于六个军全部渡江作战，战争初期对遏制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了重要作用，经过６７天的战斗，迫使美军退守于“三八线”。

这时彭总和毛泽东在要不要过“三八线”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从政治利益上考虑，要求过“三八线”，而彭总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反对过“三八线”，要求实行持久的阵地防御战计划。为此，彭德怀亲自回国向毛泽东阐明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由于彭德怀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也由于毛泽东尊重彭德怀的意见，让他充分使用自己的职权，迫使对方坐到了谈判桌前。

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总觉得让下级独立工作不放心，事无巨细，样样都去过问，结果使上下职责不清，下级无所适从，办事缩手缩脚，既挫伤了下级的积极性，又培养了下级的依赖心理，也必然会使有才华、有能力的下级对领导产生不满情绪。毛泽东对这种保姆式的领导方法十分反感。他认为领导要抓大问题，把方针政策规定明确，交给下级去办，要敢于授权，善于授权；不要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他总结自己在用人过程中的授权经验说：“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

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正是因为有“苟利社稷，将军裁之”的胸怀和气度，敢于授权，善于授权，所以，才取得事业的巨大成功。

六、“有了母鸡何愁没有蛋呢”

《汉书·东方朔传》上讲：“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古人通过自然界鱼和水的关系，说明社会生活中的用人必须要有一个宽容的环境。

人的过失是难免的，人本来就是经过尝试错误而成长的，由失败学得新的知识，由错误获得新的经验。任何成功都是以付出一定的失败为代价才取得的。所以，领导者一定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

毛泽东对待犯错误的人，有时很严厉，有时很宽大。这不单取决于错误性质和大小，更重要的是看犯错误的人是否认识到自己错了。对于犯了错误而不承认错误的人，毛泽东会严厉批评，甚至抓住不放。相反，对已经知错，特别是主动认错的人，他不但不批评，不追究其错误，反而会从正面来鼓励你，安慰你，肯定你的成绩。这是毛泽东团结用人的一个重要方略。

八路军的百团大战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使人民军队声威大震，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但由于在战役后期，战斗指挥上出现一些失误，八路军的疲劳和伤亡较大，为此，战役的组织指挥者彭德怀在延安整风中受到了过火的批判。为此他决心和毛泽东交换一下意见，并要求周恩来做中间人。一天，三个人坐在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下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毛泽东接着又说：“我先给你作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在我，事先没有向你通气，事后又没有向你解释。‘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从组织手续上讲，你战前对军委有报告，当时军委和我个人也是同意了的。如果讲到缺点的话，那就是军委回电未到，你就提前动作了，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若说有错，首先错误在我，我不但同意了，给你发了电报，还向你提出这样的大战役是否可以多搞几次。”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彭德怀积在心里的不解顿时消失了。他恳切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的这一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啊！”

“不，你是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也是帮助了革命。”毛泽东十分肯定地说。

在党的七大时，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时，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泽东又从积极方面予以肯定说：锻炼了军队。这些话实际上是对彭德怀抗战时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受到过火批判的彭德怀的一种安慰。

对打了败仗的干部，毛泽东也不是都进行批评，而是给以适当的关怀和信任。

１９３７年夏天，毛泽东接见了经历了千辛万苦回到延安的原西路红军总指挥徐向前。当时，一些人埋怨徐向前把几万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来干什么？拿破仑曾说过：“吃败仗的滋味是够受的。”徐向前现在也尝够了这种滋味了。但毛泽东懂得，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所以，他在接见徐向前时，一点也没有责怪他，反而为他减轻责任，他分析西路军的失败是因为许多复杂的情况造成的，不能单怪徐向前。毛泽东鼓励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母鸡何愁没有蛋呢！”徐向前曾率领过１０万红军部队，作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军事家，将来决不只率领２万人马，而是要率领２０万、上百万人马。只要有革命骨干在，部队还会发展起来的。

徐向前被毛泽东充满信任、关怀、爱护的话语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失败后，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本来是准备回来接受批评的，没有想到回来后听到的不是批评、指责和呵斥，而是鼓励、安慰和信任，他怎么能不激动？他当然得不辜负希望，得加倍努力工作。

果然，半年之后从抗日前线传来喜讯，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从前线发来电报，太行山地区部队的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

许世友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也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大将，他在鄂豫皖苏区、川陕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和长征中，曾七次参加敢死队，两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具有为革命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但作过张国焘部下的经历让他到达陕北后感到痛苦，怕不被信任，甚至等待着接受批评，准备检讨。毛泽东注意到了。一天，他特意去看了许世友，并对他说：“红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贝。张国焘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负责，与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辛苦了，我向你们表示敬意。”毛泽东的豁达大度，使许世友感动，从那时起，他就认定毛泽东是我党、我军当之无愧的领袖，在以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管斗争多么复杂，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决地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坚定地跟着毛泽东走，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不是说彭德怀、徐向前、许世友就没有一点错误，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已经感到很惭愧。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认为批评不批评已经不重要了，他选择了用正面鼓励的办法。事实上，这种办法比批评更有效。其中的心理机制在于：对方已有愧在心，准备接受批评，而你不去批评，相反从正面加以鼓励，加以信任，这样他就会感到你有恩有信于他，他的心理负担因为不受批评而减轻，同时，他的责任因为受到格外的信任而加重，这比批评更能推动他前进。

中国有两句老话，叫做“失败乃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的用人实践表明，领导者在用人时，如果能学会宽容，在适当的时候对被用者的错误和失败给以宽恕和容忍，而不是一味地苛求和惩罚，将会使勇者竭其力，智者尽其谋，仁者播其惠，德者效其忠。

七、利用互补增强能量

清人顾嗣协有一 首《杂兴》诗写道：“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这首诗用以说明用人的道理，就是说，人各有所长，要善于搭配。

领导者在用人时，他的使用对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并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以一定的结构形式组成的群体，因此，领导者怎样合理地搭配人员，按当今的话说怎样优化群体结构，便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选择了周恩来、朱德作为自己的左臂右膀，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曾这样描述他们三个人的性格特征：“毛泽东态度冷静、谦虚好问、教养有素，从不刻薄小气，精神支柱是铁铸钢浇，不怕高压，是由坚韧的组织构成的……朱德虚心、诚实、公允；周恩来坦率、开朗，慷慨、高度文明……在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是头脑、朱德是心脏、那么周恩来是执行的左右手……”事实上，这三位领袖人物性格气质的相容性，为他们配合默契、团结得像一个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坚持性格结构的相容性，是减少和防止组织内耗的关键 。在一个合理的工作群体中，应该允许有个性差异，允许有不同气质和个性的人，如果都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反而不利于组织协调。比如，全是激烈的火性子在一起，就容易发生争吵和对抗，其结果必然是因争吵和对抗形成的反作用力大于他们的作用力，这种内耗影响和抵消工作群体的整体功能。一般来说，任何一个人才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假如抹杀了他们的个性特征，也就抹杀了人才。要使工作群体中每个成员的作用力大于反作用力，就要把他们组织到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优化结构中。因此，在选择使用人才组成工作班子时，一定要讲究人员配备合理，性格相容。

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生，在指挥打仗上，林彪确实很有一手，比较机动灵活，擅长于出敌不意，打敌于不备之中。但是林彪个性强，性格古怪，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批评，别人与他共事颇难。自从他担任第二十八团团长以后，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二十八团改成一纵队后，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是横挑鼻子竖挑眼，经常跑到毛泽东那里告状，并最后把谢挤走了。

１９３０年２月以后，朱德、毛泽东不再兼任红四军军长和政委的职务，而任命林彪为红四军军长，潘心源为红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但当时潘作为中央巡视员正在湘赣边界和红五军中活动，不能到红四军任职，乃由熊寿祺代理军委书记。４月１日，红四军打下广东南雄后，熊作为红四军赴上海出席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前委必须重新物色红四军政委人选。谁能与林彪搭档呢？

作为红四军的政委，除必须具备有政治立场坚定、有驾驭全局的能力，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外，还必须要有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以及宽广的胸怀、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以利于和林彪搞好团结，对于这样的人选，毛泽东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结果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

罗荣桓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秋收起义。毛泽东也是在此时认识他，并赏识他的才华。他为人忠厚，有很强的原则性。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里，很多人对革命产生了动摇，大学生出身的罗荣桓经受住了考验，在艰苦的岁月中，他与士兵们同甘苦，共患难。早年他历任特务连党代表，营党代表，纵队党代表。在建立根据地、改造旧军队的工作中，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关于官兵一致，连队建党等一系列军队政治工作原则，把红军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罗荣桓从基层做起，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先驱。他吃苦在前，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吃饭时带党员出去站岗放哨。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他深受士兵爱戴。罗荣桓担任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后，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三营成为一支打不垮、打不烂的“铁军”。毛泽东曾说：“罗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所以，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没有人比罗荣桓更适合红四军政委的角色。毛泽东向红军总前委建议由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前委很快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安排是正确的。罗荣桓到红四军任职后，在抓训练、抓生活的过程中，始终把政治工作作为军队的生命线，予以高度重视，部队搞得龙腾虎跃，热气腾腾，使红四军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同时，罗荣桓遇事十分注意与林彪商量，大事讲原则，小事讲谅解，从不争你高我低，搞无原则纠纷，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林彪除指挥打仗外，对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生活索性放手交给罗荣桓了。对这些，毛泽东十分满意，也放了心。因为在决定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由于林彪过去同历任党代表搞不好关系，许多同志都为罗荣桓捏一把汗。连毛泽东也有点放心不下，须知，林彪、罗荣桓都是不满三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况且林彪的性格褊狭是人所共知的。看到罗荣桓与林彪配合得不错，毛泽东悬着的心放了下来，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罗荣桓在四军，不是跟林彪团结得很好吗？”

正是由于罗荣桓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善于与人共事的优秀品质，使毛泽东在１６年后，又把他调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委，与担任总司令的林彪再度合作。毛泽东还非常注意在配备领导班子时人才的智能结构，形成一个既有帅才，又有将才和干才的智能结构。这样，工作班子中就会有善于策划运筹，具有较强判断能力、综合能力和决策能力，能够率领全局的核心人物；也有善于组织应变，具有较强的指挥能力、驾驭能力、控制能力和活动能力，能够组织协调各方面的骨干力量；还有善于贯彻和实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操作能力和再现能力，能够将集体目标付诸实践的实干家。如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的组合，刘伯承、邓小平的组合，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组合，林彪、罗荣桓的组合，聂荣臻、徐向前、萧克的组合，无一不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正是由于毛泽东非常善于搭配人才，使用人才，所以，人才在他的指挥下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八、爱 才 有 道

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不爱护下级、草菅人命的粗暴、野蛮行为。

１９３５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正当他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时，听陕甘宁边区干部和群众反映刘志丹等大批陕北根据地党、政、军内负责人在一个月前被捕，有的还被杀害了。他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等人去接管陕甘宁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出发前，毛泽东嘱咐：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

后经调查，刘志丹同志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的，所谓“右派”、“反革命”的证据，大部分是审理刘志丹等人案件的戴季英等人搞逼供信搞出来的假口供，少数是坏人蓄谋破坏故意捏造的。毛泽东立即宣布释放这些同志，恢复其领导工作，同时，为严明党纪，党中央决定给戴季英警告处分，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消息传出，陕北根据地的广大军民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同志获救了！”“陕北解放了！”

还在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就亲手处理了一起失手人命案。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和教导队一区队队长陈伯钧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但是陈伯钧失手打死了吕赤。按照当时的军法，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毛泽东知道后非常痛惜。陈伯钧１６岁考入黄埔军校，曾参加过秋收起义。他作战勇敢，顽强不屈，身患重病仍毅然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曾派他和另二人一起先上井冈山，帮助训练和改造袁文才、王佐的部队。陈伯钧可说是工农红军中最年轻有为的干部之一，如今打死了人，虽属无意，但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能安人心。但吕赤死了，已经使我们党失去了一个好部，再处死陈伯钧，岂不是使党的损失加重！而战争年代，人才是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毛泽东把教导队党支部书记和士兵委员会主席找去商量。他说：“陈伯钧打死了人，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让一个好同志去抵命，是对革命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你们士兵委员会讨论一下，给陈伯钧一个适当的处分。”经过商议，结果给了陈伯钧留党察看和打手一百板的处分。这样处理，陈伯钧和大家都口服心服。

陈伯钧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一片爱才之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我党我军内一名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使他的干部们永葆无产阶级革命斗志，错误地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 ，但他在保护干部方面，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次，毛泽东看到了丑化中央领导干部的百丑图，他愤怒地指示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当听说蒯大富不仅搞了一个百丑图，还发明了一种喷气式把老同志整得很苦时，毛泽东站起身，愤愤地说：“当年搞土改斗地主就用这种方法。他们把我的话说成是最高指示，可我讲过许多次，对老干部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游街，不要搞体罚，他们为什么就不听呢？你去告诉钓鱼台的人，就说毛泽东讲的最高指示：不许搞喷气式。”

当毛泽东听说那些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干部受到迫害时，他立即保护他们，反对林彪、“四人帮”对他们的迫害。为了让那些老干部免遭摧残，毛泽东重新公开评价了他们。对朱德，他说：“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他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关于叶剑英，他说：“叶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关于陈毅，他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关于聂荣臻，他说：“荣臻可是厚道人。”关于徐向前，说：“徐老在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关于贺龙，他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的这些话，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这些干部，这也是他讲这些话的目的所在。

他常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毛泽东在给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临别赠言中，总少不了这样的话语：“生活有困难就给我来信。”只要他们谁来信说生活困难，毛泽东无不解囊相助。在他的工资开支计划表上，就有一个帮助身边同志的专项，有时不够了，就动用稿费。

原红十五军司令员徐海东，抗战初期，因病在延安休养治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亲自派人给徐海东送了几块钱，嘱咐他买些好吃的。当徐海东重返前线后，旧病复发，毛泽东非常关心他的健康，在打给徐海东２００字的电文中，最后８个字是“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毛泽东在关心同志的时候，俨然一位宽厚、慈爱、操心的长者。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在鲁南时发现小便带血。当时鲁南缺医少药，毛泽东得知后，很快发去电报：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好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当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但第二天，却又突然接到毛泽东的一个急电：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细心和体贴，才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意外。

辽沈战役前夕，部队进军大连。刚一进城，毛泽东就来电报催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毛泽东又担心大连的医院技术不高，亲自布置如何就医。手术后两个月，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再也躺不住了，立刻返回前线。北平解放，中央从平山进京时，罗荣桓率部队南下，行到天津，突然晕倒。毛泽东闻讯，马上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建国以后，毛泽东又为重病的粟裕是在青岛还是在北京休养而操心，并为带病工作的罗荣桓设计了“少开会，甚至不开会”的工作方式。对于积劳成疾而休养的任弼时，毛泽东曾专门送一缸红鱼供他观赏。而对于只顾打仗、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的彭大将军，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几次打电报，要他注意构筑坚固的防空洞，并且要“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对一起共事半个世纪的周恩来，毛泽东虽然当面没有对他说过一句带私人感情色彩的话，但对他的关心却随处可见。

１９５６年周恩来出国访问，回来的那天，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早晨服过安眠药，却一个上午都不曾入睡。先后９次睁开眼睛问：“恩来回来没有？”“总理还没有回来吗？”

直到下午，听说周恩来总理回来了，他才松了一口气。

但他并未到机场去迎接，他翻个身便安然入睡了。

当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得了癌症时，毛泽东展开医生的报告，一字一句地看完，心情十分沉重。他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毛泽东住处的沙发，原来的又大又笨，坐垫比较硬。对于长时间坐着不动的老年病人来说，很不合适。因使用这种沙发，毛泽东的背上长起了褥疮。工作人员给他换了一种新的沙发。毛泽东坐在新沙发上摇了摇，说：“这种沙发好多了。原来的那种沙发又高又大，像我这样高的人坐上勉强可以，脚能着地。像总理坐上就不舒服。他的腿就得悬着。”他嘱咐：总理现在生病，给总理送一个去。

１９７５年，毛泽东自己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他还总是关心着总理的病情，经常要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总理的病情。对此，周恩来十分感动。他在３月２０日，亲笔写信给毛泽东：“我因主席对我的病状关怀备至，今天又突然以新的病变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原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

“一枝一叶总关情”。毛泽东对人才的爱护，无疑化作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因为，当人在困难时，比如家遭不幸、身染重病、身处逆境、遭受打击等，领导者伸出友谊之手，敞开温暖的胸怀，雪中送炭，会使人产生“受人滴水，当涌泉相报”的感情，并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显然是毛泽东走向成功不可缺少的。

九、“小舟变大舟”

如果把人才使用看做是一种能量输出，那么，人才培养则是一种能量的输入。没有能量的输入，就不可能有能量的输出，所以说，培养是使用的基础。毛泽东的用人实践告诉我们高明杰出的领导者，同时也应该是重视人才、善于培养人才的人。只有不断地培养人才，坚持养用结合，做到用中有养，边养边用，才能保证用人活动有高质量的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早在１９３８年，毛泽东就提出必须善于爱护干部。讲到爱护干部的方法时，他说方法之一，就是“提高他们”，要给他们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

即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毛泽东还领导创办了一系列学校，如红军学校、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等等。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经常给学员讲课，关心学校的发展。他曾亲自在抗大掀起读书的热潮。

“工作之后，加以学习，更好工作。”这是毛泽东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６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给警卫员张林的亲笔题词。当时，张林即将去中央机关文化速成学校进修。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少，他有空时，就拿起书报教他们认字。有时外出，看到张贴的标语，毛泽东就考考警卫员，有不会认的字，就教他们认。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有的人由目不识丁，通过学习锻炼，后来成了有文化的人才。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毛泽东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同。他曾苦口婆心地劝告他的下级：我们现在钻山沟，将来要管理城市。你们一年读这么薄薄的一本书，两年不就是两本了吗？三年不就是三本了吗？要当先生，先要当学生。

对于干部的培养，毛泽东不仅重视文化基础知识的教育、专门知识的学习和科学世界观的树立，而且更注重的是实际工作的锻炼。他认为，没有实践经验的人是最无知的，他要求青年知识分子必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能成为纸上谈兵的空头理论家。他认为，只有经过实际斗争生活的磨炼，才能培养出革命事业的栋梁之材。

在长征途中，部队非常困难，党中央要动员部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向陕北前进。毛泽东便委托在苏联学习、工作了五年，刚回国参加革命战争的伍修权写了一个部队政治训令，以激励全军。当看到伍修权觉得难以完成任务的表情时，毛泽东便极力鼓励他大胆写，并说：写不好没有关系，我给你改。伍修权写出初稿后，毛泽东对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的修改，最后，满纸密密麻麻几乎都是他的字迹了。很显然，要是毛泽东自己起草的话，一定会比为伍修权修改省力，但是为了培养干部，他选择了这个使自己更为吃力的做法。１９３９年，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周小舟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也主张他到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两年后，周小舟到冀中工作，毛泽东两次写信给他，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在毛泽东的教导下 ，周小舟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 。建国初，他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干部。５０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时，非常高兴地说：“ 小舟变大舟了。”

领导者这种关心人才成长的做法，对人才的成长意义重大而深远。在毛泽东逝世近１０年时，他的一个老下级还满怀深情地说：“我曾有幸多次聆听毛主席的教诲，深深地受到他的思想、品德的感染和熏陶。尽管岁月流逝，但毛主席给我的启迪和教育，却是那样历久弥新，虽然只是片断的回忆，但联起来，对我仍然是自我教育的新篇。”

毛泽东正是通过培养造就人才、开发人才，使人才不断地涌现，不断地成长。从而为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中国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造就出一大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经得起考验的领袖群体和干部队伍，以至使这支队伍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成为国家的栋梁，这是他走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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