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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吸引与凝聚力量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310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有特殊的领导魅力，在党内，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上，他都有强烈的吸引力、凝聚力。毛泽东坚持任人唯贤。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团结了战友，他的助手愿意鼎力相助，他的将帅愿意赴汤蹈火，他的部下愿意献出宝贵生命。

一、任人唯贤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要法，莫不选贤任能。毛泽东在谈到用人时指出：“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一切对社会进步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用人活动，都是以坚持任人唯贤的路线为基本的用人方略的。

陈云说，毛泽东一生有五大贡献，其中第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他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批干部。”

这些干部是毛泽东一手栽培起来的。他们衷心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也离不开他们。他和他的干部的关系就是一种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毛泽东的主意很多很好，但要把他的思想变成直接的行动，就不能只靠他一个人，而要靠广大干部的大力支持。选拔干部的原则是什么呢？毛泽东认为那就是：任人唯贤。毛泽东并非在确立了他的领袖地位以后才注意用人选才，而是早就十分注意这项工作 。早在１９２９年的春夏之交，红四军缺少一名政治委员。当时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必须物色一名合适的人选。经过一番考虑，毛泽东选中了罗荣桓。他认为，罗荣桓是个人才。经毛泽东推荐和介绍，罗荣桓以一个下层政工干部的身份，参加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后来历任人民军队的政委、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台柱，建国后被授予元帅军衔。

毛泽东被确定为全党的领袖以后，选才用人更是他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他非常善于把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德才兼备的领导骨干，不断地充实到中央领导核心中来，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机构调整，毛泽东推举刘少奇、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毛泽东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选人才。到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的七大时，产生了新的中央核心机构。同时，还产生了包括陈云、徐向前、彭真、邓小平在内的４４位正式中央委员，以及包括王首道、邓颖超等３３位候补中央委员在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产生了一个其中包括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１３人组成的政治局。这就是毛泽东造就的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个领袖群。

到１９５６年党的八大，这个领袖群进一步壮大，八大除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外，还选举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董必武、林伯渠、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等１７人组成的政治局。

这个领袖群，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用人思想和智慧。他们以其优良的品质、超人的智谋、杰出的才干、无私的奉献精神，以及在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证明了毛泽东用人思想的无比正确和英明。毛泽东正是依靠这样一个领袖群，依靠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和谐一致、坚强无比的凝聚力，率领亿万中国人民打碎了一个旧中国，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影响了世界的格局。在此基础上，又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推举了接班人。接班人是谁呢？刘少奇！

１９６１年９月，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谈到他的接班人的问题时，他说：“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何须战略观察！这里头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毛泽东非常策略地选择了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蒙哥马利元帅来捅破这层纸，并说“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都能看清楚。” 在这里毛泽东不但向中国，而且向世界公开宣告，他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

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在１９２２年秋，毛泽东和刘少奇同为中共湘区区委员会委员，刘少奇在安源路矿工作时期，作为中共湘区书记的毛泽东经常来安源视察工作，从此相识相知。

在中央苏区，他们曾一度均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和排斥；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才使得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从而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多年后毛泽东在回忆此事时还说：“在遵义会议上，他（刘少奇）表现还是不错的。在那个时候这是很宝贵的。”

抗战爆发后，刘少奇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先后担任中原局、华中局书记。

刘少奇的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著，被毛泽东誉为“提倡正气，反对邪气”的重要文章。他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１９４０年，刘少奇向淮河以北地区地下工作的同志作报告时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鼓舞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我们要使革命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是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所以后来在党的七大上，是刘少奇而不是别的人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参与起草了新党章，在党章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地位。

正是这种长期的了解和接触，使毛泽东认识到了刘少奇的天赋和杰出的组织才能。

而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才华是出众的。中国共产党有将近１０年之久，是分成两个部分：在毛泽东领导下包含农民游击部队的“红区”力量和在刘少奇领导下的包括城市知识分子、工人和一些农民的“白区”力量。刘少奇曾在敌占区长期从事城市工作，对工人运动和城市工作的特点非常了解。１９４５年４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在该文中称赞刘少奇说：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

这些经历使刘少奇杰出的组织才能得以体现和发展。所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要将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刘少奇作为自己的副手。

实际上，早在１９４２年初，毛泽东就开始安排刘少奇协助自己的工作了。１９４２年２月延安整风开始时，刘少奇奉命由苏北调往延安，出任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１９４３年３月，中央机构调整，毛泽东推举他担任党中央五项要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研究局局长，主管华中局的全面工作。他的名字已经是紧跟在毛泽东之后了。

抗战胜利后，当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职务；１９４７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委托他和朱德一起负责党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位居六位副主席之首，当毛泽东出访苏联时，他又非常信任地将国内的工作交给了刘少奇，让刘代理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１９５４年，刘少奇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１９５６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１９５９年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１９６５年１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后来，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陷害，选刘少奇作接班人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是历史的遗憾。

二、知 人 善 任

知人善任，知人在先，善任在后。用人者只有在了解和认识被用者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顺利地开展用人活动，实施有效的用人措施，达到用人的目的。事实表明，知人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把马列主义的用人原则以及中国传统的用人方法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总结出一整套的知人规律。

任弼时也曾赴苏留学，同王明相反，他以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严守纪律、谦虚诚恳获得大家的尊敬。１９３３年在湘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他抵制肃反扩大化错误，保护了一批党的干部。１９３４年他率领红六军团同贺龙领导的红军会合，两支部队成为红军团结的模范。在长征中，他作为红二方面军政委，同张国焘的分裂进行了坚决斗争，推动了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毛泽东对这位优秀的党的活动家非常器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他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抗战爆发后担任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从１９４１的９月起，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和组织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其中“一落”与毛泽东无直接联系，但根本原因是他当时的主张见解及做法与毛泽东相同，因而被视为“毛派头子”被打倒， “一起”、“二落”、“二起”和“三落”，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起”是出于毛泽东这双巨手，“落”也是出于这双巨手。总的来说，每次“起”都“起”得比以前更高，“落”虽然是“一落千丈”，但在人身安全、生活保障、精神安慰上还是做了妥善的安排，政治上也留有余地。邓小平“三起”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但自始至终还是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指导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奠定的基础和毛泽东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内，本来早就是一个“少壮派”，２３岁当“大官”——中央秘书长，２５岁前往广西坐镇一方，然后又成为红七、红八军总政委。毛泽东１９３１年１１月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手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而当时的红七军是一支受到党中央严厉批评的军队，军长李明瑞、政治部主任许进等一些领导人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前后惨遭王明路线枪杀。但 “红七军能打”、邓小平“会打仗”给了毛泽东深刻印象。

１９３３年５月邓小平因为“邓毛谢古”事件第一次正式被打倒。所谓批邓毛谢古实际上也就是批毛泽东。因为此时，毛泽东本人因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而被剥夺了领导权，原来与毛泽东的思想和感情比较接近的人都被认为是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而遭受批判和打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就是这样一些人。面对“左”倾机会主义的打击，邓小平毫不退缩。当被迫写出检查时，邓小平仍然据理力争，所以，当他写出的检查交上去后，“左”倾领导者一看，怒气冲天。这哪是“检查”，分明是一份“抗议书”！他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署名文章，大肆批判，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责令邓小平继续检查。但邓小平仍不妥协，他以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坚持真理，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甚至当妻子提出离婚时，他仍不改变。

逆境中尤其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色。邓小平坚持真理的意志、勇气、决心和毅力，让毛泽东永久难忘，毛泽东多次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

邓毛谢古四人中除邓小平因已到了部队随红军长征外，其他三人都被作为有“问题”的人留在苏区，不久便都牺牲了。对此，毛泽东是十分痛心的，他曾在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在到达遵义前，绝大多数军内和党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领导强烈不满，毛泽东被排斥的状况开始转变。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已日益增大，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了邓小平为秘书长。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５日至１７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参加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事实上形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领导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邓小平随之再次进入军队系统，先是在红一军团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副主任、主任，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最后在１９３８年１月成为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毛泽东解释说：“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众所周知，八路军三个师的师长、政委，还有副师长，都是当时最为重要的职位，其人选，即一一五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一二○师贺龙、关向应，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都是中国共产党最为优秀的人才。毛泽东正是基于对邓小平不仅“会打仗”，而且“政治思想强”的认识，才委以重任的。当时，中共党内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又和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有共产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非常复杂。一个方面大军的领导如果耳朵软、骨头不硬，听到风就是雨，“唯上、唯书”，政治思想不强，战斗力再强的部队也会毁于旦夕。红军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皖南事变”同样也有这方面的教训。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更进一步重用，是在淮海、渡江战役。

淮海战役，原来的部署规模比较小，后称“小淮海”，这是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在执行过程中，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变化，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５日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宿（县）蚌（埠）地区作战方案，这一方案意味着将原来计划的歼敌刘峙集团主力一部——黄伯韬兵团，改为歼灭刘峙主力。

刘峙集团再加上前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共七个兵团，80余万兵力，实力超过刘陈邓大军的６０万兵力。这是一个严重背离军事常规的“胆大包天”的方案，连气吞山河的毛泽东也于１１月２３日在一份电报中承认“尚不敢做这样的估计”。但毛泽东果断地支持了他们的方案，淮海战役一跃而从“小淮海”变为“大淮海”，其任务、意义及其艰巨性也都有了不可比拟的巨变。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央军委命令：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总前委统筹领导，临机处置一切有关战役事宜。中央军委还特别指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毛泽东亲口对邓小平说：“交给你指挥了。”刘邓果然不负众望，完成了毛泽东和党中央所交给的任务。

淮海战役胜利前夕，总前委又受命准备渡江战役，这是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决战，毛泽东再次亲口对邓小平说了一次：“交给你指挥了。”

淮海战役前的辽沈战役没有设立代表中央进行领导的总前委，淮海战役最初１０天也没有成立总前委，成立一个总前委并由邓小平任常委和书记，显然是对他的一个极大信任。

“治国以理财为先”。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对财政税收工作还没有经验，制定税制时，中央产生了分歧，当时权势很大的高岗利用这种分歧煽风点火，搞得问题十分严重。周恩来一时解决不了，便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亲自点将说，可以“搬兵”嘛，把陈云、邓小平同志请回来。这样，邓小平副总理于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８日被任命为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继宣传、党务、政工、军事后，邓小平开始在财政这一建设时期特别重要的部门工作上崭露头角。在邓小平的主持下，１９５４年国家财政当年结余１６亿元，成为建国五年财政状况最好的一年。

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显示出来的杰出才华，使毛泽东把越来越多的事务交给邓小平管理。除上述职务与仍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于１９５４年出任中央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继续在新产生的国务院任副总理，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同时又再次回到了中央秘书长的岗位上。这样，邓小平就成为党、政、军和统一战线全面处理日常工作的负责人。１９５６年９月，邓小平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总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毛泽东让他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巨人一起肩并肩地站在自己的身边。

对这个新的中常委班子，毛泽东做了说明，我们这些人，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就是作“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

对邓小平，毛泽东专门评论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和重用，达到了高峰。

１９５８年的一天，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了几个接班人，邓小平排第二，列于刘少奇之后、周恩来之前。对邓小平，毛泽东这样说，这个人不简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个难得的人才呢。

１９５９年４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了一番令人震惊的话。我这个人叫毛泽东，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总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邓小平，你挂帅了，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你也是常委的总书记，你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你也是我的总书记。

从１９５９年开始，他们之间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就一般来说，这在党内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１９６２年７月，他在共青团一次中央全会上发表了那个含有“猫论”的讲话。不久，毛泽东批评包产到户，邓小平的讲话记录稿下发后被追回。

１９６５年１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

毛邓矛盾到１９６５年末更多了起来。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刘邓，说他们派的工作组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指示立即撤出。

１９６６年８月，刘少奇、邓小平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受到批判，并实际上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批刘邓。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刘邓及许多干部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要准许他们革命。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还在邓小平送去审阅的检查上批示道：“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毛泽东亲自告诉邓小平怎样写检讨，他希望邓小平过关，他舍不得和邓小平决裂，他多么希望这位贤才能像当初在江西时那样，和他紧紧地站在一起啊！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１１月，批判扩大到社会上。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取消刘、邓、陶铸、陈云、贺龙出席政治局会议的资格。同年４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将邓小平列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公开进行批判。

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邓小平在专案组的护送下疏散到江西。

１９７２年５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被确诊为患了癌症。此时，毛泽东面临的局面是：林彪跑了，康生、陈伯达、“四人帮”只会整人！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他想到了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邓小平终于回到了北京。不久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和剑英请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１４日，毛泽东在会上再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１５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交代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又对邓小平说了那段著名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话。

１９７５年１月，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又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在四届人大上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５月，邓小平从法国访问回国后，毛泽东又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６月，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当时，政治局正在批评“四人帮”，毛泽东说，“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还提醒邓小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重用，达到了最高峰。

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４日，毛泽东在会见越南领导人时说，我们现在有领导危机。总理身体不好，一年开过四次刀，危险。康生身体不好，叶剑英身体也不好。我八十二岁了，我也有病。随即用手指着邓小平说，只有他算一个壮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寄托的希望之大。

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大张旗鼓进行整顿，开始是军队和经济部门，接着是领导班子和党风，再后是科技领域，最后是各方面都要整顿。但随着整顿的深入，自然也就整顿到了文革。这样，毛泽东也就难以容忍了。

1976年１月２０日，邓小平正式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１月２１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小平专管外事。

此后，“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再一次打倒。在最后处理邓小平时，身体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仍保留了一点清醒，明确指示说，“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要求汪东兴想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秘密转移，没有告诉任何人。

毛泽东并没有看错，邓小平的确是人才难得。在毛泽东逝世后，他再度出来工作，他那被毛泽东认识并被充分肯定过的才华得到了更加全面的施展。他一方面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既突破了“两个凡是”，又对毛泽东的功过和历史地位做出了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评价；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未竟的事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在中国大地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中国逐步摆脱贫困，走上富裕的道路。

三、不拘一格选人才

毛泽东在选人用人方面，是不拘一格的。

共产党组织历来强调遵守纪律，服从分配。有些人在选才用人上把这一点绝对化，只允许个人的消极服从，但毛泽东容许毛遂自荐。

１９５０年初，中央军委准备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伯承一向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他闻讯后立即请辞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职务，担负办校工作。毛泽东对刘伯承是了解的。刘伯承有“古名将风”和“常胜将军”的美称。他先在重庆陆军将校学堂，后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受到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在革命战争中，他所统帅的部队，经常办有军政学校、随营学校或轮训队，在中央苏区和长征中，还曾先后担任中央红军学校校长，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大学校长。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教育家。因此，毛泽东非常赞同刘伯承的要求，并亲笔复信，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刘伯承的肩上。刘伯承满怀雄心壮志主持学院工作七年，为培养中高级军事干部，推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炮兵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朱瑞也是向毛泽东自荐而被委以重任的。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央决定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朱瑞闻讯后，立即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工作，起点桥梁作用，副总长一职，请另选人。毛泽东对朱瑞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随即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日军投降后，朱瑞率炮校迁往东北。他一方面组织炮校干部到主力部队培养骨干，一方面发动人员到东北各地搜集器材，使东北部队很快组建起１０个炮兵团、６个炮兵营、２２个独立炮兵连。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朱瑞担任了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在他领导下，东北炮兵到１９４８年８月已发展到１６个团，拥有４７００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从装备上占了优势，为辽沈战役作了充分准备。与此同时，他领导的炮校为各兄弟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炮兵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毛泽东选拔人才，崇尚真才实学。对于罗荣桓、刘伯承、朱瑞等这些进过高等学府的人能用其所长，对自学成才的人则更是十分赞赏。１９２６年，毛泽东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担任主编助理、专职教员的，就是在客店跑堂出身、通过自学成才的肖楚女。２６岁就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也没有什么文凭和学历，他一生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完全依靠刻苦勤奋成为一个才子，从而得到了毛泽东的欣赏和信任。

毛泽东用人的不拘一格，更表现在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起用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杰出人才上。他曾任命２０多岁的吴亮平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曾任命２０多岁的艾思奇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使这些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哲学家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才华。

四、“吕端大事不糊涂”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任何用人活动都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方略。毛泽东的用人实践证明，建立良好的信任环境，是顺利开展用人活动，取得事业成功的保证。

叶剑英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先后参加过筹办黄埔军校和东征北伐，当过国民革命军的师长。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通电反蒋，并于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他参加策应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中央苏区先后任红军参谋长、红军学校校长等职。长征途中，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１９３５年９月，是红军长征时期最困难的日子，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候。因为当时控制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企图分裂党中央。当时长征的红军分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左路军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张国焘的手中，毛泽东则指挥右路军的大部分队伍，但右路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却是积极支持张国焘的主张的，这就使右路军陷入了险恶的境地。

９月８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并发电报给张国焘，要求他继续北上。但就在同一天，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出密电：“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适逢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在讲着话。机要员推门进来，将一份电报递给叶剑英，叶剑英急看一眼，感到事关重大，便借故离开会场，飞快地跑向２００米外的中共中央驻地，把电报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用铅笔把它抄下来，并嘱咐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叶剑英迅速跑回前敌总指挥部，若无其事地走进会场。

毛泽东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大家一致同意，为了执行党的北上抗日决议，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中央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

毛泽东在离开巴西之前，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曾经特地通知他以到三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的名义，迅速离开前敌总指挥部。叶剑英考虑到全局的利益和军委纵队同志的安危，决意要和军委纵队一起走。怎样才能把军纵队安全带走？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南下的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为由，安排军委纵队的直属队撤回三军团。

叶剑英和军委纵队从潘州起赶到阿西，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非常高兴。危难时刻显身手。叶剑英在关键时刻，为挽救红军、保卫党、保卫毛泽东立下了巨大的功勋。对此，毛泽东久久不能忘怀。他多次称赞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还用古话“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还对周围的人说：“叶剑英同志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边说边摸脑袋）就没有这个了。”

毛泽东十分欣赏叶剑英在参谋工作方面的领导才干，任命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参谋长。

当时的根据地，星罗棋布，四面八方。为了使最高决策层及时掌握全局动向，叶剑英上任不久即建立了军委一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定期汇报制度，组织出版《作战周报》和《一月军事动态》。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于关键阶段，他又组织力量成立资料研究室，收集、整理国际情况，研究国外军事名著，并出版了《国际资料》。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大加赞赏，说这样做“大有帮助”。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叶剑英组织“各路诸侯”到王家坪，共同研究对敌斗争情况。这种做法，很像医学专家对疑难病症的“会诊”，引起“各路诸侯 ”的浓厚兴趣。当时，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分兵把关的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陈赓、罗瑞卿等都前来参加，大家畅所欲言。

１９４１年６月，苏德战争爆发。在这种局面下，侵华日军主攻方向将有何变化？中国抗日战争将如何发展？毛泽东责成叶剑英组织力量研究这些问题。在参谋人员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军可能北上进攻苏联；另一种意见认为，日军南进的可能性更大。叶剑英指出：我们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虽然要预计到日军北进、南下两种可能性，但是当前的侧重点应该是对付日军南下。这一分析，已为日后的战争进程所证明。

１９４３年六七月间，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积极采纳叶剑英的建议，导演了一出“现代空城计。”

当时，蒋介石、胡宗南围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共四五十万人，而边区部队不过只有三四万人。叶剑英反复考虑退敌之策，感到光靠我们的军事力量打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当时是难以办到的，必须采取以智胜敌的办法，破例使用我们掌握的军事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不过，公开揭露，可能给我们的情报工作带来不利影响。为此，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又专门征求业务部门的意见。

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批准新华社详细公布国民党军队调动情况，并为《解放日报》撰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随后，延安召开数万人大会，通电全国，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

蒋介石见事情败露，只好授意胡宗南致电朱德，表示：“敝部换防，请勿误会。”胡宗南的亲信、机要室主任也被撤职。

这场精心谋划的内战，就这样兵不血刃地破产了。

平津战役刚刚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北平市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北平，是我国北方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接管这座城市的人，也必须有相当的能力。那么，谁最合适呢，毛泽东思前想后，认为只有叶剑英最合适。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７年２月，叶剑英出任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在北平与国民党谈判桌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刚柔相济和非凡的谈判技巧，都让毛泽东充分相信他是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的最佳人选。所以，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将重任交给了他。

１９６７年２月，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党政军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碰头会上，痛快淋漓地驳斥了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会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向毛泽东告状。尽管叶剑英这些正确意见被毛泽东误解了，而遭到严厉的批评。但是，毛泽东同这些老帅们在长期生死患难中建立起来的信任，是无论何人休想割断的。

１９６８年初，谢富治授意“中央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１９３４年香港《工商日报》登载的所谓叶剑英“企图投敌”的文章抄报中央。毛泽东阅后批示：“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又送来。”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握住叶剑英的手，对他说：“有人要打你的叛徒，我已经批驳了。”毛泽东还交代身边工作人员把批件送给叶剑英看，表示对这位老战友的充分信任。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上，叶剑英再次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围攻。但是，在关键时期，毛泽东再一次表现出对叶剑英的信任。

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骤然紧张，“大打、早打、打核大战”的气氛笼罩全国。对战争前途毛泽东有些放心不下，委托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作进一步研究。不久，叶剑英根据大家的意见，起草了题为《从世界森林看一棵珍宝树》的研究报告，送呈毛泽东。后来，叶剑英又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一起，全面深入研究了国际形势，并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缓和中美关系、打开外交新局面的建议。这一具有转折性的战略提议，后来被毛泽东采纳，起到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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