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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驾驭全局的秘诀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9694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一、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很多人对毛泽东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觉得毛泽东办法多，点子妙，而且他的点子、办法的确能够解决问题。其实，毛泽东的妙点子、好办法不是凭空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是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毛泽东自己就曾经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毛泽东举了个例子。那是第二次反“围剿”的时候，在一次白云山地区的战斗中，红军兵力小，不好打仗。由于不了解情况，毛泽东为此而发愁。毛泽东和彭德怀到实地进行了考察，察看了地形，心中有了底，他对彭德怀说，把你的三军团全部打包抄，敌人一定会垮下去。一军团打正面，还有四军、三军，可以打正面、打两路。正是通过这个调查，毛泽东才找到粉碎敌人“围剿”的办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毛泽东在１９３１年提出来的名言。这也是毛泽东调查研究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妇委会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用亲身调查的经验阐述了调查的重要性。他说：

1920年第一次看到了马列和介绍社会主义的三本书，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开展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我做了四个月的农民运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认识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农民运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这五县正是当时农民运动很高涨的地方，许多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国民党骂我们是“游民运动”，骂农民“过火”。其实，我调查后看来，也并不都像他们所说的“过火”，而是必然的，必需的。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到了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了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能活下去。但是如果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喝西北风，对富农只给一点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贫农和雇农问题，也是在兴国调查研究之后弄清楚的，特别是看到了贫农团在分配土地中的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伴随着毛泽东一生。

毛泽东第一次调查研究，是他还在学校求学的时候。他用游学的形式，了解社会。在游学路上，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平易近人。在宁乡，毛泽东住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晚上，他们在桐油灯下聊天。这位农民告诉毛泽东，他是佃农，种东家的田，整年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收到谷子，七成交给了东家，自己剩下三成，难以糊口，生活真是艰难，碰到天灾人祸，更是没法过。听了老农的诉说，毛泽东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学校后，他把一路上所见所闻写成文章，抨击社会的黑暗。

毛泽东把湖南作为调查了解社会的途径。１９２７年１月４日到２月５日，毛泽东在湖南考察了衡山、湘潭、湘乡、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后来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在序言中称：“每一个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都不能不读这本小册子”。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他写了《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兴国调查》、《寻乌调查》等等。这些调查使毛泽东对根据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为他制定党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研究是为总结规律，指导工作。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消灭了敌军一个骑兵团。毛泽东高兴地对耿飚说：“听说西北有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作者注），今后要注意这些‘六条腿’（马的四条腿加上人的两条腿——作者注）了，你这个参谋长要发动参谋到战士中去调查一下他们打骑兵的体会，还要向当地老乡了解敌人骑兵的特点，进行研究，总结一套打骑兵的经验。”耿飚报告说：“敌人骑兵速度很快，但是只要把马打趴下了，骑兵多半摔个半死。”毛泽东笑着说：“这叫‘射人先射马’嘛！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规律，有一长必有一短。所以你们要通过调查研究，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可以编一个‘打骑兵’的歌子，让大家学。”耿飚按毛泽东的指示，总结出一套打骑兵的经验，用于实战，效果很好。

毛泽东非常反感那些不作调查的人。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不同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一些人不服气。凯丰指责毛泽东：“你顶多读了《孙子兵法》。”毛泽东生气地反驳：“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啊？”问得凯丰面红耳赤，无言以对。红军到达陕北后，一位干部既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又不了解党的经济政策，就下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就把这个干部找去，问：“一切苛捐杂税你都取消，究竟有哪几种苛捐，有哪几种杂税？”问得那位干部答不上，毛泽东就批评他是“乱弹琴”。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随行的一位干部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品１０万斤。毛泽东摇着头说：“吹牛！”那位干部说，他们用灯光照，用吹风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 站得高，跌得狠。”毛泽东批评那位干部说：“你没有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１０万斤不可能，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

在调查中，毛泽东最愿意听到真实情况，他认为只有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

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５日晚，毛泽东刚回到家乡韶山。他召集了一些年老的乡亲和当地干部开座谈会。毛泽东在打开场白时对大家说：“我离开韶山３０多年了，难得回来一次，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特别是想请老人对我提点意见。你们对当地政府有什么看法和意见，请尽量提，放心讲，不要有顾虑。”毛泽东说完，没谁敢提，他便从生活、生产、食堂等方面动员引导，还用了激将法：“我不回，你们盼我回，我回了，你们又不同我讲真话！”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乡亲们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对于大家的意见，毛泽东感谢地说：“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他还说：“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大胆讲，我们会尽量采纳的。”毛泽东还专门和两位提了尖锐意见的老人单独合影。

毛泽东有一个表兄叫贺晓秋，曾经还救过毛泽东的命。１９６０年贺晓秋去世，临终前，他要儿子贺凤生把最近几年下面发生的一切告诉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年底，贺凤生到了北京，不久就被请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寒暄之后，贺凤生就直截了当地地说：“主席，你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五风’吗？”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他要贺凤生先回去准备一下，然后专门找时间谈一次，而且强调：“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给我。”

过了几天，毛泽东安排专门时间与贺凤生交谈。贺凤生一开始就放炮：“主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说：“讲下去，讲下去……”贺凤生讲了解放后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不要唱什么赞歌了。”贺凤生就不客气地说起发生在农村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他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来了，情况变了，“五风”刮得不像话，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砖墙要捣碎了熬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墙，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百户两百户连在一起，越大越集体化。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女人没崽生。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达几千斤，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说着说着，贺凤生流泪了。毛泽东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思考着。后来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经过研究决定解散食堂，恢复生产，制止浮夸风。

又过了几天，贺凤生准备回家，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对贺凤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接着毛泽东说：“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丢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这是不行的。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贺凤生问：“食堂散不散呢？”毛泽东回答说：“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能搞假家伙。”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对吴冷西说：“头脑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唐朝有位太守，他审理案件，先不问原告和被告，而先了解原告和被告周围的人和环境，调查好了才去审问原告和被告。”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谈话时，毛泽东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首先了解他自己家里的生产生活情况，然后了解自己村子里的生产生活情况。

毛泽东特别喜欢明代杨继盛的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５０年代，他在庐山对人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着去做。这几年的体会是：头一句‘遇事虚怀观一是’，难就难在‘虚怀’上，即有时是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与人和气察群言’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和力量。”

毛泽东说的是大实话。他长期坚持先调查研究，对中国的国情、对世界的大势做到心中有数，因此，他的决策总是那么正确，他的点子总那么高人一筹。到了晚年，也许是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也许是因为年岁已大，也许是身体不行了，他与外界的联络是靠别人传递信息，这就导致他情况不明，因此他的决策开始出现失误。这是他晚年的悲剧所在。

二、 集思广益，从善如流

从个人素质、个人能力来讲，毛泽东确是一代天才，一般人绝对难以企及。但是毛泽东深知，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总是有限的，况且他不可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在驾驭全局上，必须发挥集体的智慧，必须善于集思广益，必须善于吸取他人的长处，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不足。他常说：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他在作出重大决策时，总是要集思广益，从善如流。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也是毛泽东的成功秘诀之一。

１９４８年５月的城南庄，正值初夏时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

刚刚离开西柏坡的陈毅又应中央之召，同粟裕赶到城南庄。在毛泽东的住处，粟裕向毛泽东、刘少奇、周周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汇报自己对南线战略的想法。

南线战略也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考虑最多的问题。当战争发展到１９４７年下半年的时候，毛泽东开始考虑人民解放军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并形成“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思想。两翼即陕北和山东。为了把陕北敌军留在陕北，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坚持不过黄河，而且有意诱使蒋介石向陕北调兵遣将，以减轻其他战区的压力。对于山东战场，毛泽东要求陈毅率部主动出击，把在山东的敌军吸引到海边。

三军南下中原，在中原开辟了新的解放区，这固然值得高兴。但是，毛泽东绝不是以建立中原根据地为满足，而是在占领整个中原，解放全中国。他在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同时，就开始酝酿下一步南下渡过长江，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的战略后方的构想。

这个战略设想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没能变为现实。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这个战略设想。特别是三军南下进入中原地区后战局呈现胶着状态时，毛泽东的渡过长江作战的愿望更加强烈。

为了商量南下战略，住在陕北米脂杨家沟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从前线召回。按照原计划，陈毅要参加中央十二月会议。因风雪所阻，陈毅到达杨家沟时已经是１９４８年１月７日了。毛泽东见到从前线赶回来的陈毅，非常高兴。他对陈毅说：“有空我们再详谈，一天谈不完两天、三天，白天谈不完可通宵达旦；冷了烤火，还可以吃辣椒，四川人、湖南人都是不怕辣的！”

毛泽东和陈毅是老相识了。从井冈山时期，他们就在一起指挥红军。毛泽东对陈毅信赖有加。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统率江南大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又长期在华中独当一面。毛泽东对华中的工作非常满意。当然他们之间不是没有分歧，甚至还有误会，但是，他们都是胸襟宽阔的伟人，只要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他们就会想到一块，就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陈毅在杨家沟住了一个多月，毛泽东和他多次促膝长谈，越谈越深入，越谈越对胜利充满信心。在谈到进攻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渡过黄河进行战略反攻取得胜利，意义重大。他说：“我在大别山各兵团没有站住脚，我们不敢开这个会（即十二月会议），我不敢讲这个话，不敢写这篇文章，不敢讲伟大的转折点，不敢说蒋介石可以打倒。这篇文章，要等一年半载再写。因为中原部队站住了脚，胜利靠得住了，现在我们就要开会分析、估计，大胆地写文章，向全国人民号召，准备在几年内取得全国胜利。”

通过交换意见了解情况，毛泽东逐渐形成了由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一部分主力渡过长江南下作战的想法。具体的方案是由粟裕统率叶飞、王必成、陶勇为司令员的一、六、四３个纵队渡江南进。他在电文中对粟裕说：“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可料，亦可考虑。”

这是实施战略进攻，进一步向外线出击的重要决策。

这一决策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构想相吻合。

这也是打破中原僵局的重要方案。

对于陈毅在杨家沟的情景及所作出的重大决策，陈毅在他的《失题》一诗中作了生动而形象的描述：

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要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郎者，粟裕也。粟裕，湖南会同人，受革命思潮影响，投笔从戎，经过战争洗礼，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１９４８年，他已经是华东野战军的代司令员。长期的革命斗争培育了他对革命、对党、对人民的忠贞；丰富的军事的实践又使他善于从战略高度来思考问题。他作为华东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思考最多的是南线战略问题。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稳重善断的粟裕对中央的决策陷入了沉思。

对于中央的意图，粟裕有所了解。当时正处在国民党军集中力量发动对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为了减轻两解放区的压力，毛泽东希望粟裕率部打到江南去，迫使敌人回防江南。粟裕在分析形势时，也认为有这种可能，但他担心不能把敌人的战斗力强的王牌部队调回江南。同时他担心我军由山东转战江南，部队的思想需要有一个转变过程。这也是不利因素。正是因为这些不利因素，他认为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粟裕是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更多是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问题。粟裕的构想非常完整，粟裕的调查有根有据。这个设想来自于他的胸有成竹。这个构想取决于他对革命的高度负责。

但是，粟裕还是有所担心。他所担心的不是他个人的得失。他担心的是他的建议会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决心。因为，他从心底相信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所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已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关键时候，总是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现在，又处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作出南下外线作战的决策。粟裕担心，他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提出与中央不同的意见会不会动摇中央的决心。但是，对革命的高度责任心坚定了粟裕向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的决心，他也相信，毛泽东会正确对待他的意见。于是，粟裕消除了顾虑，在１９４８年４月１８日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电告了中共中央。电文中写道：

我大兵团远离后方作战，得不到群众较好配合，行动不易保密，伤病员难安插，补给困难，重装备不能发挥作战能力，变成拖累。五军及整编十一师系美械重装备可能留在中原以发挥其作用，蒋对桂顽两个主力师不至放虎归山，可能仍留大别山，如我军南进未能调动这四个最强的整编师南下，会使中原地区遭到摧残而难于恢复。建议中原三军依托后方作战，以便得到足够的炮弹、炸药等补给，发挥现有装备之作用而大量歼灭敌人，求得在中原地区（主要战场应在豫皖苏及淮北津浦路东路西），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一石激起千层浪。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

已经到达城南庄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急电陈毅和粟裕到城南庄共商大事。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为商量行动问题，请陈毅、粟裕两同志于卯有至卯世（即４月２５日至４月３１日——作者注）数日内同来平山中工委开会为盼。”

应毛泽东之召，陈毅、粟裕日夜兼程赶往中央所在地。

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后，来不及休息，就向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作了详细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认真地听，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情况。毛泽东不时地点着头，用赞许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具有战略眼光的将领。

根据粟裕的建设，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粟裕的方案，到此，南线战略正式形成。５月５日，毛泽东在与陈毅、粟裕交谈后，代表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指出：

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在此期间，由该兵团派出十个营，附以地方干部，陆续先遣渡江，分布广大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上计划是我们和陈、粟及一波、先念所商定的。

敢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与中央战略行动方案不同意见的将领是大智大勇的。而善于实事求是地采纳部属不同意见的最高统帅更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采纳了粟裕的意见正说明党内军内的高度民主。这是革命战争得以迅速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切都按照我们的设计在发展。

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在中原决战的条件逐渐成熟。最后，毛泽东果断决策发动淮海战役。在策划淮海战役时，毛泽东又采纳粟裕的建议，把“小淮海战役”发展为“大淮海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带的主力。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淮海战役的胜利，粟裕立了头功。

毛泽东集思广益，从善如流，使全党全军领导层的团结更加紧密，党中央的凝聚力更大了，他个人的威信也更高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集思广益，从善如流，使党的方针政策更加科学，从而避免了重大错误的发生，保证了党的事业走向成功，也保证了毛泽东个人走向成功。

三、 学会“弹钢琴”

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３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作结论时，专门谈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他认为党委会一个重要工作方法就是学会“弹钢琴”。他说：

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党委会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 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钢琴有人弹得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党委的同志必须学好“弹钢琴”。

毛泽东是一代“钢琴大师”。

善于抓重点，是钢琴师的本领。毛泽东作为“钢琴大师”，在“弹钢琴”时，在该着力的重点音符上，他会尽全力突出重点。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这一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乃至现在也有认为，遵义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严重不足。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棋高一筹之处。

１９３５年１月上旬，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开得很紧张。这不仅因为遵义城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而且会场内斗争也十分激烈。博古主持会议，并首先发言。他也看出了当时的一点形势，对军事错误作了一定的检查，但更多的是强调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平时，毛泽东开会总是先听人家讲。这一次他没有等别人发言，就抢先发言了，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同时只讲军事问题，只字不提及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反驳博古、李德认为红军的失败是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观点。他说，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的敌人作战，结果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战术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李德、博古等不了解实际地形，不考虑战士要用双脚走路，还要吃饭和睡觉，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决定进攻时间，这当然要打败仗。

通过激烈的争论，大家都认为博古、李德缺乏指挥能力，因此，决定取消他们的指挥权，把指挥权交给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同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这就算是解决了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为何不提政治问题。当时，也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但是，毛泽东制止了，而且在决议中还肯定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不是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也许当时毛泽东的认识没有后来认识那么深刻。但是毛泽东是看出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考虑。他很清楚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军事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当时的军事斗争是重心，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毛泽东就是要抓住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

谁集中精力解决了这个问题，谁就在一切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

毛泽东还认为，现在还不是彻底清算他们的政治错误的时候。博古、李德都有来头，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个个熟读马列，句句不离经典。他们还能欺骗许多人，这个时候与他们摊牌，可能导致党的分裂。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毛泽东不在遵义会议提出政治问题，毛泽东的对手李德在许多年后，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他抱怨遵会议没有提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出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

毛泽东没有授人以柄。

在同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人作斗争，毛泽东赢得了胜利，这就是他善于抓中心，善于突出重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是遵义会议最成功的地方。毛泽东善于抓中心和突出重点，又是促成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１９３６年下半年，国内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取得相对稳定环境的毛泽东开始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以往的经验。他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理论正是以往斗争经验的升华。特别是当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时候，他果断提出，抗日救亡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个时候，毛泽东面临着日、蒋、共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它是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公敌。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近十年的内战，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下。但是，现在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侵略者。在这种情况下，谁是最主要的敌人呢？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

共产党党内也有人主张：“抗日反蒋”。

１９３６年２月，毛泽东开始改变这种提法。他说：“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

毛泽东提出了“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后来毛泽东还提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这一年中，毛泽东写了很多信，向朋友，向同事提出：“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毛泽东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面前，不堪一击。

蒋介石失去了民心，失去了主动权。

毛泽东争取了民心，争取了主动权。

毛泽东从大局，从长远考虑问题，始终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一最主要的矛盾。

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它不是唯一的矛盾。在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同时，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党内的教条主义者认识不到这一点。他们从极左跳到了极右。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

这不是弹钢琴，而是乱弹琴。

抓住最主要的矛盾，但是不能忽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的事实。谁忽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的错误。王明他们忽视了这一点。王明犯了右倾错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就集中地反映了这种错误。

毛泽东吃透了“日、蒋、共”三方关系中两对矛盾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以团结抗日为中心的前提下，始终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首位，这样顺民心，得民意，在政治上完全争取了主动；当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时，毛泽东带领全党奋起还击，以斗争求得团结，保证了统一战线不致破裂。这是我们最后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毛泽东健步走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实际上一场更艰巨的考验才开始。

大局甫定，更需要弹好钢琴。在胜利面前，毛泽东冷静地看到他面对的敌人比过去要多得多。他扳着指头数了数，大概有五种敌人：一是帝国主义；二是台湾、西藏的反动派；三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四是地主阶级；五是帝国主义留在大陆的残余反动势力。毛泽东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

如何战胜这么多敌人？毛泽东告诫全党：“不要四面出击”。他说：“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进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毛泽东主张把工作的重心摆在恢复国民经济上，一切都围绕这个中心。正是抓紧了这个中心，建国后的开局工作做得很好，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复杂，斗争十分尖锐，但是，新中国战胜了一切困难，在世界的东方站稳了脚，这为以后的进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衡量一个领导者是否成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他是否正确处理好中心工作和全面工作的关系，解决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关系。毛泽东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工作环境中，坚持抓重点，照顾一般的工作方法，使他事半功倍，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是当代当之无愧的“钢琴大师”。

四、“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驾驭全局，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从群众中找智慧，找力量。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９日，中共中央举行招待会，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毛泽东在招待会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每个农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

毛泽东相信，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许多好的办法，只有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就能找到解决困难的办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本身就是毛泽东的重要的工作办法。毛泽东就坚持这一条办法，解决了边区粮食政策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由于形势的变化，边区的人民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困难之一，就是粮食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的负担也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１９４０年，外援中断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靠征粮。１９４０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１９４１年３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１９４２年的供给和归还１９４１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１９４１年征粮２０万担。这是抗战以来征粮最多的一年，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农民中出现了不满情绪。

１９４１年６月３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的问题。天正下着雨，会议室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打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这还了得。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查处。

消息传到毛泽东耳里，毛泽东制止了查处。他认为，这件事要引起我们的反思。他派人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是我们征了过头粮，农民负担不起才发牢骚。于是决定减轻人民的负担。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谈到这件事。他说：“１９４１年边区要老百姓出２０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

毛泽东根据群众的意见，决定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政策，是毛泽东采纳人民意见的结果。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６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应邀发表演讲。他号召边区人民，特别各位参议员要开动脑筋，为边区建设献计献策。陕北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李鼎铭根据边区农民负担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质胜量，提高办事效率。

提案送到毛泽东手里。延安冬天的夜晚，西北风呼呼地刮着，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反复看着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又一字一句地抄在自己的本子，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第二天继续开大会讨论这个提案。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又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这个提案在大会上通过。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对精兵简政的政策作了很高的评价。１９４４年９月８日，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再次提出“精兵简政”的问题。他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建国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１９６２年３月４日，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２月２３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１３期登载的上海工人金祥根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说：最近物价不断提高，真使人坐卧不安。我们工人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十多年来积蓄了一些钱，眼看着一天天地贬值，心里比刀割还难受，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种情况，不想储蓄了。为此建议：一是政府尽最大努力稳定物价，使人民对币值有充分的信心；二是每日公布物价总指数，存款采取保本保值的办法。毛泽东看后非常重视，立即将这封信批转给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请他“找几个内行同志在一起，研究一下，看这个文内所提两项办法是否能做到，怎样做到，何时做到”。后来，这位工人的意见在党和政府关于财经问题的决策中得到体现。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群众反映》中编印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的材料。材料中反映，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问题的群众来信有显著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精简职工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老弱病残职工；另一类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简后断了生计，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口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靠，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思想极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工作或学习，还有些搞投机倒把，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反动团体。

看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紧锁眉头，提笔把材料批转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毛泽东写道：“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养起来，以待逐渐设法就业。”同时将这个批件送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阅看，征求他们对批示的意见，如以为不妥，请退回修改，如以为可用，请交杨尚昆（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加封寄去。毛泽东在给他们的指示中强调：“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许多解决问题的办法，到群众中去，就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出符合民意、国情的决策。但是，毛泽东认为，仅有这一点还不够。在作出政策的决策后，又必须回到人民群众中间去，把党的方针政策变为人民群众的行动。他认为，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五、 不打无准备之仗

打仗，都想赢，这是一般的常识。如果不想赢，就不打仗了。有的人是常胜将军，有的是常败将军。这就提出个如何打赢战争的方法问题。赢得战争的方法很多，毛泽东的成功方法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在毛泽东看来，要取得胜利，必须在事先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领袖，往往是把工作做在事前，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只有这样才有胜利的把握，准备充分，便会水到渠成。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实现战略转移。然而在长征之初，“左”倾教条主义者继续实行错误的作战方针，给红军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红军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继续向西转移。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因病躺在担架上，而且还发着高烧。然而，还有比发高烧更难受的，这就是他的那块心病。他最舍不得的是他亲手创建的这支工农红军，现在“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导致红军损失惨重。他自己由于受到排挤而无权过问。想到这些，毛泽东的心像刀割一样痛。

毛泽东思前想后，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必须同“左”倾教条主义决战。为了取得决战的胜利，毛泽东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工作最重要的是争取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

王稼祥时任红军总政治主任，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如果把他们俩争取过来，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两个人又有争取的可能，因为他们在中央苏区与毛泽东合作共事过，对毛泽东有所认识。

在长征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利用与张闻天同住一地的机会，两人在云山寺里作了一次长谈。通过这次谈话，毛泽东掌握了张闻天的思想动态，了解到张闻天对博古、李德的不满，看到了张闻天可以争取的希望。长征出发时，毛泽东又抓住机会，争取王稼祥、张闻天与他一起行军。按当时的安排，他们要分头行军，毛泽东坚决抵制，最后都留在了中央纵队。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受了重伤，因此，只能坐担架行军。毛泽东在长征出发时，正患疟疾，也只能坐担架行军。一个是伤兵，一个是病号，他们得到一定的照顾也是应该的。毛泽东又邀张闻天同他们一起走。

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有时间去做争取工作。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经常聚在一起交谈。谈话最多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中心内容是博古、李德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一路上，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把自己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观点和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释给王、张二人听，启发他们的觉悟，争取他们的支持。

毛泽东的争取工作取得成效。当毛泽东提出“要讨论失误的原因”时，得到他们两人的赞同。

随着形势的变化，人们对王明的“左”倾错误认识更加深刻。王稼祥和张闻天也从实践中更加觉醒。

这时，毛泽东也把工作范围扩大了。他到各军团调查研究，了解红军将士的思想状况，同时向他们解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屡屡失利的原因，宣传自己关于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鼓舞红军将士的士气。

张闻天、王稼祥更加活跃，经常奔走于各军团之间，向军团干部宣传召开会议和更换军事领导的建议。

他们的建议受到了普遍欢迎。聂荣臻听到王稼祥提出由毛泽东出来领导时，高兴地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

解决军事指挥的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

结束“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的条件已经具备。

于是，遵义会议水到渠成。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毛泽东“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典范。由于准备充分，大家的认识才比较一致，解决“左”倾错误就比较容易。因此，尽管遵义会议时间不长，却解决了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问题。

如果说，遵义会议取得了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阶段性胜利的话，那么，延安整风，就是同王明教条主义者进行决战的时候。

遵义会议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解决了政治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王明仍然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要取得同王明错误斗争的最后胜利，不做好充分准备工作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如何来准备呢？毛泽东想出了全党学习党的历史的办法，通过学习党的历史，对王明的错误取得共识，才能取得战胜王明的最后胜利。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１２０名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对党的历史尤其是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是非问题、党的团结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肯定从１９３１年１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前，王明的路线是错误的，而且比李立三的错误更加严重，更加完备，后果更加严重。王明也参加了会议。他不是自觉地检查错误，而是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并推卸责任。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与王明彻夜长谈，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仍坚持错误，声称问题不解决，将把官司打到共产国际去。

毛泽东认识到，彻底清算王明的错误的条件还不成熟，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如果这个时候发起总攻，就可能没有取胜的把握。于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更大范围内学习党的历史。

为了帮助大家善于总结经验，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担任总学委主任。在他的主持下，集中把党的历史上代表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文件，分别编成《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供干部研究党的历史经验用。

中央高级干部在毛泽东等的带领下，还组织有关党史问题的座谈会。在座谈中，大家按照历史的顺序，对历史事件一件件、一桩桩地进行认真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最后形成文字材料。中央还分头组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同志进行座谈讨论，提高大家的认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全党学习党的历史，弄清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何以纠正了瞿秋白的错误，又出现了李立三的错误；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又出现了王明的错误，而且错误的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形态一次比一次完备。

全党在学习中取得了共识。

这就是清算王明错误的条件。

这就是同王明错误进行决战的准备工作。

１９４４年５月，六届七中全会开幕，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通过了《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发生在党的历史上的各次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作出了科学的结论。

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取得了同王明错误进行斗争的最后胜利。这又是一次“不打无准备之仗”的范例。

六、 要么不抓，要么抓住不放

毛泽东对于工作，要么不抓，要么抓住不放。他有一句至理名言，就是“抓而不紧，等于不抓”。他以敏锐的眼光发现问题后，就下决心解决它。毛泽东常常对他人说，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共产党人又是最讲认真的。毛泽东的这种工作方法体现了他的果断决策的思想作风，也是他走上成功的重要因素。

解放战争后期，一些地方执行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地方主义、经验主义及山头主义等恶劣作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关系革命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的大事，必须采取有力措施抓紧抓好。毛泽东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建立报告制度。

毛泽东的意见引起了全党重视。

但在执行过程，有的地方做得好，有的地方做得差一些。做得好的，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做得差的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胡乔木后来回忆说：在中央发出严格的报告制度的指示后，各地区领导同志一般都能按时向中央报告。例如，邓小平在大别山那样紧张的环境中做了几次很好的报告，毛泽东非常满意。但是，也有少数地区因迟迟不报告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其中，要数林彪受到的批评最多。３月下旬，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途中，他打电报给林彪并东北局，批评他们已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８月上旬，毛泽东以中央名义再次批评林彪和东北局，指出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的负责同志均已严格遵照实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唯独东北局没有实行，３月、５月、７月三次报告均未做，亦未声明理由。８月１５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催促林彪并严厉地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关内各中央局领导同志所处环境，均不如你们好，均不如你们那样畅通的交通工具，何以他们能按规定做报告，而你们则反而不能做。在这件事上在你们心中存在着一种违犯纪律思想”。在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和一再催促下，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出检查。

毛泽东抓工作，有布置，有检查，一旦发现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而又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就将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七、 预则立，不预则废

古人说：“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说：“如无预见，则无领导；为着领导，必须预见。”这些都是说明预见性的重要性。高明的领导之所以高明，主要的一条就是他考虑问题一般能想在别人的前面，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预见性。

毛泽东的预见力是惊人的。

１９３０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收到一封，信中除了一些新年祝福的话语外，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的人就是毛泽东的爱将林彪。林彪这种悲观情绪由来已久，他曾经当着毛泽东的面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当时，毛泽东就批评他是“娃娃不懂事”。现在林彪以书信的形式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夜幕降临了。一盏煤油灯被风吹得忽闪忽闪的。毛泽东反剪着双手慢慢地踱着步，他看着林彪的信，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毛泽东天性乐观。他头脑冷静，高瞻远瞩，在他人生的旅途中从来就没有“悲观”二字。１月５日，他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７０００多字的长信。在信中，毛泽东科学分析形势，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命题，最后，他充满信心地预见说：“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对党内悲观情绪的批评，对革命前途的科学预见，感染了他周围的追随者，坚定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信念。

在战争中综观全局，预见未来，这是驾驭战争的关键。合理地预测战争的进程，描绘战争的发展规律，则是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所必需的。作为一个领导者，或者作为一个成功者来说，这种预测既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更是把握战争规律的能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渴望胜利，但是，中国人民能不能取得胜利？如何取得胜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科学地预测抗日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成为影响战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成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毛泽东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在科学分析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毛泽东预言：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中日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战争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毛泽东还具体预测了战争的整个进程。

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预见的准确和科学。

毛泽东的思维总是超前的，他认为，做事如下棋，要走一步，看三步。１９４８年毛泽东估计不要用更长的时间就要最后打败蒋介石。打倒蒋介石后，建设将成为最主要的任务。那时，对干部的文化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根据这个预测，毛泽东提前要求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努力学习文化。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毛泽东就指示中央机关的工农干部参加文化学校和业务文化补习学校。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机关很快恢复了业余文化学习，专门设立一个文教科，有专职文化教员，还请了一些兼职教员。

转战陕北时，毛泽东身边有２０多个警卫人员，到了西柏坡后，毛泽东提出只留下６个人，其他１４人都去参加学习。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大家都应当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城市，以后就是以城市为重点领导全国了。为了做好以后进城的工作，干部就要抓紧文化知识的准备。现在的环境稳定，警卫班有６个人也就可以了。”这１４个人去学习前，毛泽东为每个人题词：“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

毛泽东还专门为去学习的同志饯行。有些同志表示舍不得离开他。毛泽东对大家说：“咱们撤离延安的时候，你们这些小青年也舍不得离开，说誓死保卫延安，因为舍不得把那几孔窑洞丢给胡宗南。今天你们离开我这里，又舍不得了。同志们啊，不久我们就要去北平了，假如派你们去管理一座城市，假如当一个厂长，当一个县长，你们不掌握文化知识能行吗？”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又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让你们走啊！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你们对我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是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耽误了吗？如果当时规定你们在这里工作３年到５年，然后就送你们到学校去学习，现在你们的文化水平就不低了，你们可能都成为了知识分子。现在去学习也不晚，你们才２０多岁，最大的也只有３０岁左右吧。我像你们这么大的年纪，才参加革命。今后的时间还长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交给你们重担子挑的。我是对你们都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得怎样了。路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

大家愉快地去参加学习。这些人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通过学习，提高了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在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前预测到我们的工作重点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他在会议的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变点。”毛泽东说：“从１９２７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毛泽东强调，进入城市，管不好，学不会，不能立住脚，就要亡国。他提出，进入城市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要求，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他告诫，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毛泽东的这一预测，为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作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的预测总是那么超前，总是那么准确，总是那么富有战略意义，总是被历史所证明。因此，他无愧是中国革命的舵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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