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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改变世界历史的人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5642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日本学者冈田春夫说：“毛主席和列宁一样，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而且正在创造着世界历史，是２０世纪的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在中国这个大舞台上，毛泽东导演了威武雄壮的历史史剧，让国人、世人叹为观止。在国际这个大舞台上，毛泽东以其伟大业绩，而成为世界伟人。

一、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

新中国即将成立，中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

中国也不可以孤立于世界。

这就需要有正确的对外政策。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到达西柏坡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地摆在毛泽东等的面前。

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谈到未来的外交政策。

对于未来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有一个通俗的比喻，这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业已存在的外交关系。

对“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进门”，毛泽东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但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主张要清算同帝国主义的几笔账。第一是他们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必须全部彻底废除；第二是他们欠中国的一切债务和款项必须偿还；第三是帝国主义的武装部队、警察等必须撤离中国。至于侨民居留问题，则按一般外侨居留办法和国际惯例来处理。帝国主义分子历来是看不起中国人的，对他们也得教训教训，使他们的头脑清醒过来。

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论述了对外关系和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后来，新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就是遵循这些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理论根据也是在此。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坚持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不能动摇。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

１９４９年１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不必忙于要他们承认。我们是要打倒它，不是承认它。但政策不能乱，侨民要保护。将来要忍气吞声通商，可以考虑，但亦不忙。忙的是同苏联及民主国家通商建立外交关系。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他说：“我们的民族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革命已经获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欢呼，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这也是铁的事实。

就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后仅仅两个多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便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随后，在开国大典的第二天，苏联就宣布决定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断绝同国民党当局“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中苏两大国的迅速建交，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它先是带动了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一批人民民主国家，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面对美国企图称霸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复杂局面，毛泽东在开国之前就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以“一边倒”为原则基础的对外方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根据“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根据“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根据“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开拓了外交空间。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没有死守“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我们及时调整了外交战略。

中国战胜了封锁。中国战胜了孤立。中国走向了世界。

二、 走俄国人的路和向苏联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如何在世界上站稳脚跟，这是毛泽东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苏联的支援，即使如此，毛泽东也不愿意拿原则做交易，不以牺牲国家主权作为代价。

对于苏联，毛泽东既充满了好奇，又充满了向往。在年轻的时候，尽管他不打算出国，但是，毛泽东还是想到苏联去考察，１９２０年初，当他的大部分同学都热衷于留法勤工俭学时，他就明确表示：我们这辈人都应当过一回“洋瘾”，但“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以后“组织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由于毛泽东很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没有遇到合适赴苏机会。以后中共中央虽然也考虑过把他送到苏联学习或养病，却多半并非毛泽东的自愿，当然未能成行。１９４７年以后毛泽东认为访苏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莫斯科的推三阻四还是没有如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再一次提出了访问苏联的要求。这一次斯大林没有什么好的理由再推迟毛泽东的来访了。

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怀疑他毛泽东会不会是另一个铁托。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了政府，斯大林也很担心中国会走亲美、英的路线。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斯大林还是对毛泽东不放心。为了解除斯大林的顾虑，需要访问苏联。

同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朋友，需要援助，也需要访问苏联。

在这种条件下，毛泽东决定尽快访苏。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当天下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会客室，毛泽东、斯大林这两位世界最伟大的共产党领袖终于在一起握手了。

斯大林紧握毛泽东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回过头，又把参加会见的苏共领导人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门站成一个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毛泽东的用意非常明显，因为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斯大林曾经支持王明，而对毛泽东是不相信的。今天见面了，毛泽东把自己的心思表达出来。

但是，没有等毛泽东说完，斯大林就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然后开始会议，一边是苏联人，坐了一长串，一边是毛泽东和他的工作人员。斯大林坐在中间。斯大林还是关心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希望毛泽东多加注意。他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国际革命中加重了砝码，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接着，斯大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毛泽东说：“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点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

毛泽东用含蓄的语言表达了中苏之间签订新的条约的愿望。但是，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提出的“既好看，又好吃”琢磨不透。师哲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然而，苏联人仍未明白为何物。

其实，这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苏联人应该明白。

中苏之间签订新条约首先是由苏方提出的。那是１９４９年２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之派秘密访问西柏坡。米高扬代表苏方提出，１９４５年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一旦条件成熟就废除那个条约。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考虑的重点是最后打败蒋介石和筹建新中国，对苏方的提议没做积极响应，只是提出等到政权巩固后，双方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条约。同年７月，刘少奇访问苏联，比较委婉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斯大林建议这个问题等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通过有关渠道向苏联方面正式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这时的苏联对中苏条约问题有了新的考虑，原因在于苏联方面不想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

所以，当毛泽东提出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时，苏联人或者故意装迷糊。在会议中，斯大林以种种理由解释不必修改１９４５年的那个中苏条约。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不快。特别是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泽东与斯大林再次举行会议后，毛泽东的心情变得更坏。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在他和斯大林会议后，周恩来即来莫斯科，双方进一步会议，签订中苏之间的新约。２４日这一天，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了这个想法，没想到斯大林马上拒绝了。这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所以在这之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拒绝了苏方游览全国的安排，留在自己的下榻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待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态度又发生变化，他同意与毛泽东商谈中苏条约的问题。１９５０年１月２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之托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已估计到斯大林态度有变，但还是非常谨慎地表示，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的基础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更加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当然可以考虑另外两种办法，一是由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说明两国政府对旧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二是签署一个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这样周恩来即可不来。

听了毛泽东的这番分析后，莫洛托夫马上说，前一种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这更加证实了毛泽东对斯大林态度有变的猜测。通过毛泽东的努力，能使斯大林改变态度，毛泽东自然很高兴。

毛泽东的访苏之旅渐入佳境。突然又发生了让毛泽东感到不快的事情来。事情是这样的，１月１２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苏方要求中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八股式的外交声明不足以表达他对美国政府的厌恶，经过认真思考后他亲自起草了充满战斗力的“谈话稿”，以中国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反而引起了斯大林等苏方领导人的不满，并提出了对毛泽东的批评。这也惹起了毛泽东的恼火。他与斯大林会晤后，由于受了指责而憋了一肚子气。在与斯大林同车前往别墅时，毛泽东一言不发。为了缓和气氛，师哲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中国代表团的住处做客吗？斯大林回答：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敏感的毛泽东当时就猜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命令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１月２０日，周恩来应毛泽东之召，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经过双方的努力，２月１４日，中苏两国政府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及其他条约。

这就是毛泽东最初提出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此举宣告毛泽东访苏取得巨大的成功。毕竟斯大林曾经不想另立新约，曾经不想废除中长铁路以及旅顺港的协定，毛泽东迫使斯大林改变主意。根据新约，中苏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平等，苏方也承诺对中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予援助。那些曾经让斯大林满意和留恋的，而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不平等条约都被废除，这怎能说不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难怪毛泽东回到国内后高度评价了中苏条约，强调它使两大民族和两个大国以同盟的形式真正团结起来了，它会在全国发生极大影响，不仅会加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决心，而且会打破资产阶级对美国的幻想。毛泽东后来说得更明白，他说，签订了中苏条约，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因为我们目前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朋友，并且帝国主义还虎视眈眈。如今我们请好一个帮手，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国内建设。同时，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帮手，也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三、 扩大国际交往，树立国际形象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世界上都不是孤立的。她自觉或不自觉，直接的或间接地要同世界各国交往。一个缺乏国际交往，没有良好国际形象的国家和政党是很难有大的作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扩大国际交往，树立国际形象，是毛泽东国际大手笔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３６年中共中央还在陕北保安的时候，红军虽然站稳了脚跟，但是，完全处在四面包围之中，更可怕的是，由于国民党的宣传，把共产党说成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这样更加加深了外界对共产党的误会。如果让世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真相，扩大中共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毛泽东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陕北的７月，黄色的沟壑之间点缀着点点绿色的禾苗。远远望去或隐或现地有一行人走动。这是一个向导牵着一头骡子，骡背上驭着简单的行装，后面跟着一个外国人——埃德加·斯诺。

这是来到陕北的第一位外宾。

中共中央以很高的规格接待了斯诺。

斯诺到保安后不久，毛泽东就接见了他。彻夜交谈，不仅使斯诺了解了中共，而且也了解了毛泽东。后来斯诺根据自己的采访写成《西行漫记》，发行后受到各国重视和读者的好评。毛泽东看到书后评价说，《西行漫记》是一本真实报道了我们的情况，介绍了我们党的政策的书。１９７０年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时深有感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１９３６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斯诺的来访，可以说是毛泽东第一次成功的外事活动。自斯诺访问陕北，红色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以后，毛泽东先后还在陕北接见了史沫特莱、尼海·威尔斯、厄尔·Ｈ·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新闻界人士。后来还接见了一些外国政界、军界的人物。

通过这些交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范围的影响。

毛泽东一有机会，就利用国际舞台进行斗争，这是既定的斗争方针，也是毛泽东国际眼光的体现。所以，当联合国成立时，毛泽东就坚持主张共产党人到联合国去进行斗争，在这个大的国际舞台上不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声音。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５日至６月２６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共中央决定派董必武参加赴联合国制宪会议代表团。

但是，联合国是美国政府操纵下的国际组织。蒋介石败走台湾后，在美国的支持下仍然占据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定下了必须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正确方针。

但是，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路漫长而曲折。

美国政府在其间发挥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蒋介石也赖在联合国不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痴心不改。

一些人企图以牺牲中国的主权来换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毛泽东主张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斗争一直在继续。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缅甸著名外交家吴丹被推上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历史舞台。吴丹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应该是一个好机会。但是，吴丹有心帮忙，却无回天之力。

毛泽东果断决策，要在全世界寻找其他支持者。

毛泽东的眼光投向了第三世界，投向了那里同中国人民有类似遭遇的人民。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出访非洲。

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卓有成效。

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第２６届联大以７６票赞成、３５票反对、１７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顺利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２３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消息传到北京，多少有些出乎意料，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准备。

中国政府去不去出席联合国大会？这又一次把毛泽东等推到面临决策的重要关头。

毛泽东再次显示出他果断的风采。他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组团，让‘乔老爷’做团长，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毛泽东亲自审定了代表团名单。代表团出发前，毛泽东等亲切地接见了全体成员。他以幽默的口气明确指示：“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见机行事，不要怕说错话，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毛泽东还具体指出：“送代表团的规模要扩大，规格要提高，以后乔冠华去联合国，都要派飞机。”

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到达纽约后，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国际讲台上的出色表现，受到广泛的好评。当他们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国内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是世界巨人，他考虑问题，总是把它放在国际这个大背景下考虑，所以，他善于利用国际这个大舞台来展示中华民族的风采，也展示自己的风采。

四、 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平庸者注重蝇头小利，成功者则把目光盯在长远利益；平庸者只注意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成功者则把自己的命运、前途与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自称“生着一副大中华脸孔”，他考虑问题总是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有谁损坏中华民族的利益，他就同它作坚决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毛泽东也被迫采取“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度过蜜月期后，各种矛盾开始暴露，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中苏关系的裂缝不断扩大。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阵营里的一个国家出于他们本国的国家利益考虑，纷纷寻找机会同中国进行接触，并表示愿意与中国建立和发展贸易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国家的外交路线。一方面，毛泽东放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的新的国际战略。他称苏联为修正主义，重点反对苏联奉行的霸权主义。１９６０年１２月，毛泽东会见委内瑞拉的一个代表团时，第一次把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称之为“三个鬼”。１９６４年１月，他在会见日共代表时指出：在反对修正主义问题上，我们的矛头主要是对准赫鲁晓夫；在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我们集中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了对付美国和苏联两个主要的敌人，毛泽东必须设法在国际上寻找其他国家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支持，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把握世界局势的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为打破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孤立政策，也努力寻找与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毛泽东看中了法国。

１９５８年戴高乐将军在法国重新执政。他把外交的目光投向东方，希望能与新中国发展关系。与此同时，法国与美国的矛盾也已经开始激化。

中法两国开始秘密接触。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两国谈判的进程。他对法国议会代表团说：我们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谁要控制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往来。

由于中国与法国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１９６４年１月２７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斗争艺术赢得了戴高乐的称赞。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家，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泽东等的努力，在西方世界中撕开了一个缺口，扩大了中国在国际的影响，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撕开这个缺口后，随即在西方国家中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西方国家先后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在中国与英国建交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外交艺术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他们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是他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１９５０年１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英国政府就采取瞒天过海的战术，发表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保持与中国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

毛泽东洞察秋毫。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需要与外界打交道，需要争取国际的承认和支持。但是，毛泽东不会拿原则做交易。因此，尽管英国有意成为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但是由于他们缺乏诚意，两国建交谈判久拖不决，迟迟没有进展。

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抓机会的人。

这个机会是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蒙哥马利两次访华。

当蒙哥马利元帅第一次踏上中国的领土，在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集千年文明古国才智与聪慧于一身的毛泽东摔出了一句幽默并让蒙哥马利吃惊的开场白：“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吗？你在同一个侵略者谈话。在联合国，我国被扣上这样的称号，你是否在乎同一个侵略者谈话？”

气氛顿时活跃开了。蒙哥马利深深地感到，他见到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眼睛里透着善良与智慧之光和具有超凡的凝聚力的世界伟人。两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蒙哥马利开诚布公地说：“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１０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国，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标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也听出了蒙哥马利的弦外之音。他非常诚恳地说：“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向外国发动侵略战争。”

“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是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蒙哥马利也实话实说。

毛泽东理解蒙哥马利的担心，为了消除对方的戒心，他坦率地说：“下一代会出现怎样的情况，我们很难预料，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绝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国，也不企图将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们只要求外国不要干涉中国的事情……”蒙哥马利被毛泽东这番真诚的话所感动，他由衷地希望中国的大门向西方国家敞开。后来，他向毛泽东表示：“我回到欧洲后愿意告诉西方世界，他们用不着害怕，因为中国曾饱受外国侵略的痛苦，它不会将侵略强加于人。中国的最终命运是作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同其他国家和平相处。”

尽管因为各种原因，英国并没有很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由于毛泽东把国内统一战线的艺术运用到国际舞台，成功地打开了西方国家的缺口，为中国的建设争取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五、 小球推动大球

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1783年获得独立战争胜利，20世纪借两次大战之机成为世界强国。

对于中国，美国长期实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通过蒋介石来控制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的政策，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他们不承认新中国，出兵朝鲜，武装台湾，插足越南，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这些，毛泽东主张同美国进行坚决斗争，他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述，既给中国人民以鼓舞，也给世界人民以鼓舞。在朝鲜战场，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并肩作战，迫使美国签订停战协定。在越南战场，中越人民并肩作战，迫使美国政府承认失败。这些都印证毛泽东的论断的科学性。

历史发展到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边境上陈兵百万，给我国构成巨大的危险。面对这些，如何避免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冲破我国被孤立的境地，成为毛泽东考虑的重点。

毛泽东开始思考对策。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毛泽东以其博大的胸怀，不计前嫌开始向美国传递友好信息。

１９７０年１０月１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这一天，毛泽东邀请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登上天安门，与中国党政领导人一起参加国庆观礼，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发了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这对斯诺夫妇来说，无疑是让他们感到无上荣耀的事情，也是让他们永世不能忘怀的。但是，毛泽东的这个安排远不是他对老朋友的尊重，而是有更深更远的含义。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长期对立，可以肯定，毛泽东对美国不会有什么好感，中国人民对美国也不会有什么好感。现在，一个美国人出现在毛泽东的身边，这当然是异乎寻常的。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此不理解，带着问题去请教毛泽东：“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毛泽东笑着回答：“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可惜的是，毛泽东发出的具有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和智慧的信息，美国人没有理解。即使像知识渊博、号称对国际事务最敏感的基辛格博士也没有看出毛泽东这一举动的深刻含义。他后来感慨地谈及此事时说：“我们对中国这一纯东方式的寓意深刻的举动，毫无察觉。”

毛泽东没有气馁，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

一年以后，中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世界第３１届乒乓球锦标赛。毛泽东非常关注代表团的消息，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及时把有关情况报告他。４月４日，美国乒乓球选手格林·科恩误上了中国代表团的车后，自己感到很尴尬。中国运动员庄则栋站起来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示感情，我送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幅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后，非常高兴，赞扬庄则栋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４月６日，世乒赛结束。中国外交部提交拟不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报告。开始时，毛泽东已经同意外交部的方案。但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改变自己的主意，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的决策。

这就是历史上的“小球推动大球”。我们无不为毛泽东的胆略和高人之处叫好。事后，毛泽东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什么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轻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还是有吸引力的。”

历史经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不是科恩上错了车，就很难有乒乓球外交。如果不是毛泽东敏锐地把握时机，就没有“小球推动大球。”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才能把握时机，捕捉精彩的瞬间。

这一连串的举动，不能不让美国人叹为观止。基辛格赞扬毛泽东的行动实在高明。如果说，从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中美两国的外交是小步舞，使他初步感受到毛泽东懂外交的话，毛泽东的这一举措，使他感到毛泽东这个对手是一个高手。

毛泽东作为外交高手，他要亲自打开中美隔离大门。

他一直在寻找时机。

这个时机在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时开始显露出来。

尼克松于１９６８年登上美国总统的“宝座”。在就职典礼上，尼克松慷慨激昂地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是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有利。毛泽东当然不会放弃利用苏美之间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

毛泽东从来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他选择了主动“出击”。他深深地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泽东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主动，而且在战术上也一次次赢得了主动。

毛泽东更深层地分析美国的现状。美国人民是好的，是愿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大政党也是存在矛盾的。１９７２年美国再次举行大选。毛泽东分析共和党人尼克松会再次当选。他分析，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３０年代算起一直到６０年代后期长达３０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尼克松可能做出亲中的姿态。这种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

毛泽东作出了邀请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决策。这在国人眼里似乎不可理解，但是，把毛泽东的一连串运作联系起来思考，这不能不说毛泽东高人许多。他看问题的确比别人深得多。经过外交交涉，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毛泽东给尼克松超常的礼遇。

当日，毛泽东就请尼克松到中南海的游泳池，立即进行会见。外国元首一到达北京时就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很少有的。按照原计划，会见时间定为１５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一聊就是６５分钟。

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尤其是当你知道毛泽东刚刚大病初愈，一直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为了以防万一，医生们还处在“一级战备”中，人们不能不为他的毅力所折服，不能不为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在会谈中，毛泽东和尼克松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

毛泽东认为，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从联合国中退出，美国再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二是考虑北边苏联的威胁和中国台湾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太重要了。

经过双方的努力，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７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在上海公布。

公报的发表，令世人震惊。

好评如潮。

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的确，毛泽东从中美关系中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杠杆。他用这根杠杆轻轻一拨，整个世界都飞快地运转起来，转瞬之间就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巨大变化。

六、 结交穷朋友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世界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他还说：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就是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为我国广交穷朋友找到了根据。

说到这个理论，不能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外交政策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外交开始于与美国人打交道。还在抗战行将结束之际，在中国日益紧迫地面临两个中国命运之争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一度希望美国能帮助中国避免内战。他对美国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希望与美国建立持久、积极的友好合作关系。

但是，言而无信的美国深深地刺伤了毛泽东。

美国政府一方面在中国进行调处，另一方面又积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尽管如此，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军事处于劣势、政治上没有合法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少一个敌人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何况美国还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首领，对蒋介石还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中共中央提出：“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既不反苏，也不反美”的立场。事情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扭转乾坤的能力，但无法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共的敌视态度。

在这种形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决定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他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外交政策。

根据这个政策，中国政府开展外交。

应该承认，“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新中国在艰难条件下站稳脚跟，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也是当时条件下的产物。特别是５０年代中期，随着斯大林去世，中苏关系开始逐步恶化，美苏、美日关系进一步缓和。这些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一边倒”的外交路线。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中国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苏联政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宣言的声明》，首次明确提出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贯彻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中，这标志着“一边倒”的外交路线的终结。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不得不以极大的精力筹划反对苏联侵略的斗争。珍宝岛的枪炮声，宣布了所谓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的提法已经完全不适合时代的要求，那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就陷入了四分五裂，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认识世界格局的划分，不得不对国际外交战略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一样，随着中国人民的胜利，在亚洲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５０年代中期以埃及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斗争的胜利为标志迎来了非洲的觉醒，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更加迅猛的势头发展。

这一切使毛泽东感到高兴。也使他看到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所在。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在反帝前线。他把美国对外侵略看成是把“绞索”，这根“绞索”的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另一端则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在反苏斗争的前沿。中苏之间的论战，火药味越来越浓，但丝毫看不出毛泽东有任何畏惧。在斗争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表现出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通过深入观察发现，资本主义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欧洲各国医治了战争创伤，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开始暴露。他们不满美国的控制。１９６４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实践出理论。

毛泽东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他把亚非拉称为第一中间地带；把西欧、日本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称为第二中间地带。

“中间地带”理论是“三个世界”理论的源头。

毛泽东感觉到中国与第一中间地带和第二中间地带有许多共同之点。他对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说：我们不感到英法是威胁，我们希望英法强大起来。他对来访的法国议会代表表示：我们做个好朋友，做过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一是不许有哪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二是两国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加强来往。

毛泽东对世界的观察越来越深入。到１９７４年，新独立的国家已近百个，而苏联执行霸权主义政策，与美国成为了两个超级大国。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认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第二世界情况复杂，有的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第三世界的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重任，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

毛泽东明确把中国放在第三世界中。

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很快走向国际舞台。

１９７４年４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他在大会上发言时指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首先，苏美两国都是霸权主义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着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因而，它们是“第一世界”。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极大多数过去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它们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我们把它们称为“第三世界”。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中国把它们称为“第二世界”。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原是老牌殖民帝国，只是现在力量大大衰弱了，但是，它们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欺负、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邓小平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

这个理论向世界公布后，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在联合国５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唯一的第三世界国家，是世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坚定的朋友和代言人。中国的国际战略是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以对付第一世界。从１９７４年开始，中国外交走上紧密联系和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与第一世界作斗争的轨道。

邓小平曾经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了很高的评价。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邓小平深情地说：“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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