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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共和国缔造者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707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经过２８年的奋斗和努力，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他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此后，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有人预料，中共得天下容易，而能不能治天下还是一个大问题。面对内外压力，毛泽东积极探索，不断进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国理念。

一、 建设国家也不能搞关门主义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３点，在万众欢腾的时刻，毛泽东用浑厚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毛泽东轻轻按动电钮，巨大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了280响。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特别好。庆典结束后，毛泽东乘车回到中南海菊香书屋，仍激动不已地对他身边工作人员说：“人民喊我万岁，我也喊人民万岁，这才对得起人民呀！”

但是，毛泽东轻松心情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副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是一份沉重的经济遗产。

长期的战乱，使得本来不发达的中国更加积重难返，民不聊生，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到处是断壁残垣，大多数工厂残破不全，厂房倒塌，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工矿设备或被破坏，或被运走；成亿亩农田受灾，数千万灾民嗷嗷待哺，各地没有一处完好的水利设施，更大灾害随时都可能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道路被毁，桥梁断裂，全国交通处在瘫痪状态之中；由于国民党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盛行，市场一片混乱，国内贸易严重滞塞；人民生活极端困难，各大城市亟须粮、煤等维持生存的基本物资，城市的失业工人、农村中的灾民亟待救济。

面对这些困难，中外反动势力幸灾乐祸，他们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下治天下。”美国人认为，中共解决不了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国内资产阶级中不少人也认为：“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有一套，管经济还是不行。”上海一个著名的资本家则说得更露骨：“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打零分。”

想到这一切，毛泽东肯定高兴不起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今后的路程还很长。面对帝国主义政治、外交上的孤立，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威胁，百孔千疮、百废待举的新中国究竟能不能站稳脚跟？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指日可待。对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信心归信心，如果只有信心，而没有具体措施，那只是夸夸其谈。为了解决当务之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连砍三板斧：第一板斧是没收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第二板斧是打击投机资本，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第三板斧是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管理。

这三板斧砍下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毛泽东对于初战告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的目的远不在于此。在１９５０年６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

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国内财政经济问题。全会确定：在今后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根本好转的基本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花大力气抓土地改革。因为他知道，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根本又是土地，解决了他们的土地问题，就能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说得非常清楚。在那个时候，就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和实行“平分土地”的原则。在他的主持下，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但那个时候，毕竟是以军事斗争为主的时候，而且，党的政策的影响范围只限于红色根据地。现在，人民政权已经建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土地改革法》，在全国各地开展土地改革。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到１９５３年春，全国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经过这场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广大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被彻底铲除，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在这场斗争中，农村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遭到破坏，反而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下一步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全国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就是国家根据统筹兼顾的原则，对私营工商业在经营范围、原料供应、销售市场、劳动条件、财政金融政策等方面给予必要的照顾，同时通过有效渠道把它们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调整工商业的工作由陈云具体负责，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发现了陈云的理财能力。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陈云有这样的能力，我在延安时期还没有看得出来，可称之为能。毛泽东顺手写了一个“能”字，他借用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用语来赞扬陈云的理财能力。《前出师表》写道：“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

这些成就的取得，并没有让毛泽东陶醉。他在思考如何真正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作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还在毛泽东刚刚进入北平的时候，他就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政策是“四面八方”。他说：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即公私、劳动、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他又进一步指出：“四面八方”缺一面，缺一方，就是路线错误，原则的错误。世界上除了“四面八方”之外没有什么“五面十方”。照顾到“四面八方”，这就叫全面领导。在工厂开展生产，不单要召集工人开会，把工人阶级发动起来；也要召集资本家开会，和他们说通，把他们发动起来。合作社也要公私兼顾，只顾公的方面，不顾私的方面，就要垮台。

这是毛泽东给新中国定下来的经济政策。

这个政策反映在政治方面，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还在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就提出了“联合政府”的主张，新中国即将成立，毛泽东更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在胜利前夜，毛泽东给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发电报，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商国是。１９４９年１月７日，李济深一行到达大连港，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２月１日，李济深等５６人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并提出对国民党残余力量要“任是天涯海角，使奸犯无处潜藏，纵有羊狠狼贪，令阴谋断难实现”。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赴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陆续北上进入解放区。

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广大爱国华侨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争取海外华侨对将要成立的新中国的支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想到了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和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０日，毛泽东在西柏坡分别给两位侨界领袖发出了请他们回国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信。他在给陈嘉庚的邀请信中写道：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众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在给司徒美堂的邀请信中，毛泽东写道：

司徒美堂先生：

去年１０月２３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如旅途尚需时日，亦祈将筹备意见先行电示，以利进行。谨电欢迎，并盼赐复。

毛泽东

两位侨界领袖收到毛泽东的邀请信，非常高兴，当即回电表示接受邀请。他们先后回到祖国，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宋庆龄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伟大女性。作为孙中山的夫人，她的地位和声望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宋庆龄非常尊重。毛泽东在参加重庆谈判时，就曾经登门拜访。现在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如果宋庆龄不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无疑是最大的遗憾。所以，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从西柏坡写信给留居上海的宋庆龄：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由于宋庆龄身体欠佳，不宜远行；也由于国民党特务对宋庆龄的严密监视，不能远行，宋庆龄迟迟不能到北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十分着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去看望宋庆龄。６月１９日，又派邓颖超带亲笔信到上海迎接宋庆龄。８月２８日，宋庆龄由邓颖超等陪同从上海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车站迎候。

梁漱溟是乡村建设派的代表人物。１９５０年１月，梁漱溟应毛泽东之邀，到达北京。刚从苏联回来的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接见了梁。见面后，彼此寒暄之后，毛泽东即问梁对国事有何意见。梁随口说：“如今中共得天下，上下一片欢腾。但得天下易而治天下难，这也可算是中国的古训吧。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要长治久安，这不容易呵。”毛泽东摆摆手，笑着说：“治天下固然难，得天下也不容易呵！”毛泽东抽了一口烟，又接着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共产党靠大家，大家为国家齐心协力，治天下也就不难了。梁先生这次到了北京，可以参加我们政府的工作了吧？”

毛泽东的用意非常明确，就是要团结各方面的人士为新中国建设出力。对此，一些长期与共产党作对的人也不能不佩服毛泽东的胸怀和胆识，这么多杰出人才被共产党网罗进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这正是新中国的希望所在！

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建立人民政权，建设新中国，这对于毛泽东来说的确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伟大事业。如何在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取得更多的成功，需要借鉴别人的经验。毛泽东相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在外国的经验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的经验，在20年代，毛泽东提出先把国内的情况研究透彻后出国，但是，他却产生了考察苏联的想法，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１９４７年，人民解放战争迅速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毛泽东断定蒋介石的失败已经成为定局。按照他的设想，用五年左右彻底消灭国民党军。五年时间，对于人生来讲，不短；但对于建国来讲，又太短。中共中央的首脑不能不考虑加快建国的准备工作。因此，毛泽东在部署人民解放军转入全面进攻后，就开始考虑如何取得苏联的理解与支持，学习苏联的建国经验。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要亲自到苏联并赴东欧国家考察各新建人民民主国家有关情况。

毛泽东访苏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向“老大哥”学习。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毛泽东说，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还不能建立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且苏联的确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苏联也在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

斯大林也在关心毛泽东的安全。

当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军于１９４７年３月19日占领延安，俘虏大批中共将领。斯大林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安全担忧，他急电毛泽东，表示可以派专机来陕北地区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暂避苏联。

到苏联去避难，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的，但是到苏联去访问倒是可以考虑的。

毛泽东通过当时苏方在中共中央的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致电斯大林，提出了希望访问莫斯科的明确要求。６月１５日，斯大林复电表示同意，并说明：“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认为他不宜就莫斯科之行走露任何风声。如果毛泽东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

斯大林希望毛泽东访苏不要声张。两个星期后，斯大林来电说：“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出行为宜。”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推迟访苏的理由是，中国国内战争需要毛泽东，毛泽东离开岗位对中国革命不利。毛泽东也觉得斯大林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推迟了访苏。

时间到了１９４８年４~５月间，中共中央已经离开陕北，到达河北境内。陕北的局势已定，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共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已经汇合。这时，毛泽东访苏的心情变得迫切起来。中共中央与苏共中央商定，毛泽东在７月访问莫斯科，并打算带任弼时、陈云同行，另带两个秘书和几个译电员。为了表示访苏的决心，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如果您同意此计划，那我们就照此办理；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往。” 毛泽东访苏似乎成了定局。

因此，毛泽东留在城南庄作访苏的准备。中共中央书记处其他四位书记到西柏坡指挥全国革命斗争。

但是，斯大林再次从苏联国家利益考虑推迟毛泽东访苏，正当的理由还是毛泽东的安全问题。５月１０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鉴于您所在地区的事态发展，尤其是傅作义已经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说，您来苏途中拟经过的三个地区都是火线上。我们担心，您的出行会影响事态的进程，况且您路上也不太平。有鉴于此，不知您是否应推迟来苏。您若决定不推迟动身，请通知我们并告如何向何处派飞机接迎。盼复。”

斯大林出尔反尔。

已经做好准备的毛泽东心中虽然也有些不快，但还是复电给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今天收到尊函。非常感谢。鉴于目前局势，我的出访贵国以稍做推迟为宜……我需要略加休息，尔后方可乘坐飞机。机场和空港容查清情况后奉告。”

毛泽东离开了城南庄附近的花村，到达西柏坡，与中央书记处其他书记会合。

７月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与前两个月相比，我的健康状况大为好转。我拟近期动身前往贵国。有三条路线可去：陆海空。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务必经过哈尔滨，因我要同东北的一些负责同志商谈。望派飞机于本月２５日前后到潍县……如果您决定接我们走海路，望本月派船到指定的港口……如果我们不能乘飞机，也不能乘船，那我们无论如何本月１５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刚刚开除了南斯拉夫，苏联又因德国问题与美、英等闹得不可开交，斯大林当然认为这不是接待毛泽东的最好时候。在实在找不到借口的情况下，斯大林干脆告诉毛泽东说：“鉴于粮食征购工作开始，从８月起，领导同志分赴各地，要在地方待到１１月，因此联共（布）中央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时间定在１１月底，以便能够同所有领导同志见面”。

接到电报后，毛泽东心中充满着困惑。他一面平静地回答斯大林同意访问推迟到１０月底或者１１月初，一面毫不掩饰地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苏联如此重视粮食征购工作，要党中央领导人全面出动？”

后来才知道，斯大林不欢迎毛泽东在这个时候访问莫斯科，是斯大林怕得罪美、英，担心中共与苏共关系太密切会授人以柄。

毛泽东所以急于访苏，是因为他有许多重大问题要与斯大林商量和请教。他同苏共驻中共联络员阿洛夫医生说：“如果在１９４７年他并不急于去莫斯科，那么现在，到了１９４８年，形势变化了，我想尽快到莫斯科。有许多事要在那里讨论，一些问题要请教，另一些则是涉及到尽可能争取援助的事。”毛泽东告诉阿洛夫，他到莫斯科涉及的主要问题是：

一、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的关系问题，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

二、关于东方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和东方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

三、关于同美国及蒋介石作斗争的战略计划问题。

四、关于恢复和建立中国工业的问题。

五、关于三千万美元的财政借款问题。

六、关于同英法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问题。

七、一系列其他问题。

这些问题事关重大。

毛泽东要向经验丰富的斯大林学习，但是斯大林迟迟不理会，使毛泽东很难成行。

毛泽东这次访苏，涉及的内容是重大的，心情也是迫切的。担负毛泽东与斯大林联络任务的苏联医生阿洛夫说：毛泽东“焦急地等待着回答”，“毛泽东的箱里已经装放东西了，甚至还买了皮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他平时穿的是布鞋），缝制了一件厚呢子大衣。事情不仅仅在于出行本身，连行期他都决定了。剩下的只是怎么样走。”

按照新的约定，毛泽东应于１１月下旬动身前往莫斯科。但是，１０月底，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顺利解放。紧接着，淮海战役全面展开，平津战役又在部署中。这就决定毛泽东无法按时动身。所以，他致电斯大林，请求把访问的时间推迟到１２月底。

没想到斯大林再次婉拒。斯大林说，在目前局势下我们认为您应当把您的访问再后延一段时间，因为您现在到莫斯科来，会被敌人利用来指责中国共产党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这无论对中共还是对苏联，都没有好处。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斯大林再次来电提出：“我们还是主张您暂时推迟对莫斯科的访问，因为目前很需要您在中国。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立即派一位负责的政治局委员到您那里去，到哈尔滨或另一个地方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会谈。”

这次，毛泽东算是服了斯大林，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没有提访苏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局甫定，毛泽东又急切地提出了访苏的问题。

经过反复交涉，苏联方面同意毛泽东以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前往苏联访问。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６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访问苏联。１９５０年３月４日回到北京。这次访问的主要成果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第一出国。他一生中两次出国，都是到苏联，这说明毛泽东对苏联经验的重视。除了他亲自对苏联经验的考察外，还派刘少奇在建国前夕秘密访问苏联，周恩来也多次访问苏联。在西柏坡时，毛泽东还要求米高扬到中国来介绍经验。

学习苏联的经验，使我们少走了弯路。毛泽东绝对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曾经说过，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照抄。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迟早要摔跤。他尊重苏联的经验，他学习苏联的经验，但是，他不会迷信苏联的经验，更不会照搬苏联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曾经根据苏联的经验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在实践中发现苏联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发现问题，也在于发现问题后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多次批评苏联的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只用一条腿走路，是《八仙过海》中的“铁拐李”。他说，斯大林吃亏在于只顾重工业，不顾轻工业、农业，只顾长远利益，不顾眼前利益。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颇。

毛泽东主张“两条腿走路”，而且，还要走自己的路。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重要报告，全面阐述了他的“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他强调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但决不可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他说，必须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做到工业、农业、轻工业同时并举。

在工业布局上，毛泽东主张沿海和内地同时并举。他说，沿海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使工业布局平衡，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

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毛泽东还是主张同时并举，认为国防是经济建设的保证，国防不可不有。但是，只有经济建设发展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

总之，必须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不可顾此失彼。

而且，要走自己的路。中国的国情和苏联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苏联的建设方针对苏联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它搬到中国来，就可能不行了。所以，毛泽东坚决主张走自己的路。

三、 靠总结经验吃饭

毛泽东曾经说过，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所谓经验，既包括他自己的实践经验，也包括别人的经验，既包括国内的经验，也包括国外的经验。

毛泽东对于工作，一向都主张，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他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进主义。大约在１９５２年９月前后，毛泽东开始提出中国必须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一年的８~９月间，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回国后不久，他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访苏情况和“一五”计划的有关问题。听完汇报后，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起就要开始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１０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显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这个思想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时间大大地提前了。因为，建国初期，毛泽东设想中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他甚至批评一些人急于过渡，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但不到三年的时间，毛泽东就提出了过渡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促成毛泽东转变的原因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

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的注意力较多地转向中国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上来。他在几次中央书记处会议都谈到了他的一些看法。毛泽东认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要扶持一下。他指出：对资产阶级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毛泽东还援引他在视察湖北期间同一些地方负责人谈话时所打的比方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过桥，走一步算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１０年或１５年走完。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后来，毛泽东还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指出：必须逐步过渡，不能站在岸上，必须上船，必须一浆一浆地向前划去。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设想，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是我们工作的灯塔和指针。

根据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全国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之快，有些出乎毛泽东的预料。１９５６年，他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即李烛尘——作者注）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搞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地来，不要搞乱了。”

但是，速度快一点又是毛泽东期望的。当农业出现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为它喝彩，亲自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时，他都没有这样高兴。毛泽东如此高兴，就是看到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如此之快，成就如此。

这个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的心态。对于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预料到的，早有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么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预料。他一向认为，改造个体农民是最困难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事情，经过两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就解决了，那么，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困难的问题不能解决呢！

在胜利来得太快的时候，人们可能容易飘起来。当农业合作化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开始飘起来了。一天，他问田家英：你看合作化完了，下一步再搞什么？

田家英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住了，一时答不上来，只感到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来。毛泽东在合作化即将完成之际，就想到了下一步的问题，这绝非心血来潮，或者只是说说而已。他是在郑重地考虑问题。这正是他“不断革命”和“打了一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的思想的惯性反映。

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这应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但是，三大改造存在“过快、过急、过于单一”的问题，这是１９８１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作出的结论。这似乎晚了２０多年，其实，毛泽东当年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由于中国生产力的多层次，这就要求中国生产关系的多层次。这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这一基本规律决定的，它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没有真正从中国消失。特别中共八大以后，自由市场明显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加，并且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

有人认为，个体户增长违背了合作化的方向，指责那些雇工较多的个体工商户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主张取缔。

如何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这类经济现象？是彻底取缔，还是允许其存在和适度发展？这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等待着毛泽东等共和国领袖作出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

毛泽东似乎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毛泽东自己把这个方法称之为“新经济政策”。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毛泽东多次提出，地下工厂，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了。要使它转到地上，合法化。只要有市场、有原料，这样的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夫妻店，可以雇工，可以开私营大厂。华侨投资一百年不要没收。

毛泽东的意见在党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四、向科学进军

科学未必能救国，但革命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在解决救国的问题后，建设国家的问题就摆在了毛泽东面前，他认为建设更需要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他早在１９４１年１月３１日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信。在信中他向儿子建议：“唯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是毛泽东从实践中认识的一条真理。

随着全国性经济建设的开展，人才的缺乏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成为了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因此，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就提出：“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在当年３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第二年１月，中共中央就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讲话。他说，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我们的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都好的国家。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毛泽东不只是发发号召而已，他直接关心着中国科学家，关心着中国的科学事业。

１９５７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一些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当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把遗传学家谈家桢介绍给毛泽东时，他用力握住谈的手，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接着，毛泽东问谈家桢，对党的“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的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谈家桢向毛泽东汇报了国内外关于遗传学研究的情况。毛泽东鼓励说：“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上去，要坚持真理不要怕。”又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１９５８年１月６日，毛泽东用自己的专机把谈家桢、周谷城和赵超构接到杭州。到杭州时，已经是深夜１１点多了，毛泽东在他的住所门口，迎接几位科学家。房内十分简单，一张方桌，四把椅子。他们四个人各据一方，相向而坐，像老朋友拉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起来。毛泽东谈笑风生，兴致勃勃，他询问几位科学家各方面的情况，话题涉及工业、农业、历史、逻辑、新闻、遗传等诸多领域，什么都谈，直到凌晨2点，才煞住话头。毛泽东说：“已经两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又打电话给他们继续先天的话题，谈得非常融洽。

后来，当谈家桢率领科学家在生物遗传学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时，毛泽东为他们而高兴。

毛泽东曾经说过，原子弹只不过是纸老虎。那是针对美国企图用原子弹来吓唬我们而言的。但是，毛泽东做梦都想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还在１９５５年，中国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落后，但毛泽东就已经在考虑原子弹的问题。１月１５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把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等召集到中南海。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李四光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

领导人一个一个传着看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钱三强汇报了几个主要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中国近几年做的工作。为了加深直观印象，钱三强把带来的自己研制的核探测仪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计数器便立即发出“嘎、嘎、嘎”的响声。这时全场都高兴起来。有的领导人兴趣正浓，还亲自作了试验；有人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外的有关情况，气氛十分活跃。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能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既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设宴招待科学家，他提议：“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毛泽东似乎有先见之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合同，撤走了专家，给中国的原子能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但是，毛泽东就是不信这个邪。他在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６日就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贾桂，何许人也。他是京剧《法门寺》中的一个人物，此人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

谁也看不起贾桂，毛泽东更看不起他。毛泽东是在巨大压力面前从不弯腰的。他也希望中国科学家，中国人民在外来压力面前站得直，别趴下。

毛泽东向中国科学家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１９６０年７月，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再次发出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算的。”

由于科学家们的努力，他们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了。听到这些消息，毛泽东由衷地发出了笑声。

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过去中国不敢想的事情都变为了现实。外国人曾经预言，中国是一个贫油国。中国人民长期使用“洋油”。但是，中国人民就不服这个气。毛泽东也不服这个输，他指示中国的科学家们努力工作，一定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毛泽东对石油部的领导说：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石油战线的干部、工人和科学家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通过大庆石油会战，一举甩掉了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１９６４年初，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宾的谈话中，自豪地说：“他们用比较少的投资，比较短的时间，全部自己制造了设备，在三年中找到了一个大油田，建成了年产６００万吨的油田和建设了一个大炼油厂。”

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五、祖国统一和主权完整高于一切

１９７６年６月１５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盖着一条薄毯仰躺在宽大的木床上，嗓音沙哑地对召见来的华国锋等人说：“人生７０古来稀，我８０多岁了，人老总是想后事。中国有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８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于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此时，毛泽东已是呼吸困难，卧床不起，只有一息尚存的病人了，但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是“那几个海岛”。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维护祖国统一的问题。

这是毛泽东终身不能忘怀的问题。

为了祖国统一，毛泽东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调整政策。

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的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可能一鼓作气，拿下了那几个海岛。那么，台湾问题就不再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了。然而，历史不是由“如果”组成的。

１９５６年的７月份，既与大陆有联系，又同台湾有密切关系的香港记者曹聚仁到达北京。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毛泽东说：“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毛泽东还表示说：“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联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这些思想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是台湾回归后，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后来，在一次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台湾问题时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１０年、２０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

毛泽东想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蒋介石企图长期分裂祖国，自１９５４年美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后，蒋介石变得胆子更大了一些，他经常骚扰大陆。１９５８年，中东事件爆发后，美国在中东地区玩火。蒋介石则在台湾叫嚣“要加速反攻大陆的准备”，对大陆的骚扰更加频繁。

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他一生追求民族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统一。他不允许别人对他的这一信念提出挑战。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１９５４年７月，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即致电周恩来指出：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显然，毛泽东是不能允许美国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不能允许蒋介石集团长期盘踞在台湾的。

１９５８年７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作出了炮轰金门的决策。

８月２３日，我军福建前线万炮齐发，整个金门岛都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

毛泽东作出炮轰金门的决策，是一次有国际、国内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他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地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告诉美国，中国人民不允许台湾长期分裂。

１０月６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文告，把上述意图说得非常明白。文告写道：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当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

文告还呼吁台湾当局顺应时局，两岸进行谈判，争取早日实现和平解决。

炮击金门，不是简单的军事斗争，它既体现了毛泽东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又反映了毛泽东的斗争艺术。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决心。他说，炮击金门的侦察任务已经完成，问题下一步棋怎么走。他说，对于杜勒斯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有共同点：都反对两个中国，他自然坚持他是正统，我是匪；都不会放弃使用武力，他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我也绝不答应放弃台湾。

毛泽东维护祖国的决心是坚定的，不管是台湾，还是西藏，一旦有人主张分裂，毛泽东就坚决反对。

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前的西藏长期处在黑暗的、落后的农奴制社会，外国势力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为了早日解放西藏，使西藏人民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农奴制的压迫，毛泽东作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决策。他提出：“进军及经管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西藏，通过谈判，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此，标志西藏人民开始翻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知道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好哇，办了一个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

协议在落实之中。

但是协议的落实不是一帆风顺。

西藏上层一小部分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企图从中国分裂出去。终于在１９５９年制造了叛乱。

对于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叛乱，毛泽东主张坚决平定下去，因为这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好指手画脚，我们也不允许别人指手画脚。但是，毛泽东提出，对达赖也还是采取他回来，人大还要选他当副委员长，跟班禅一样，他是否回来，那是他自己的事。

对于印度的入侵，毛泽东指示中国军队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规定中国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２０公里内不巡逻和３０公里内不打枪，不平叛，不打猎，不爆破，不演习。

但是，印度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中国政府软弱可欺。正如毛泽东所分析，尼赫鲁原来对形势估计错误，误认为我对叛乱没有办法，有求于他。于是，他们就想趁机在中印边境上制造事端。

中国军队奉命进行了自卫还击，把印度赶出中国边境，维护了祖国的领土完整。

这本是维护中国和平统一的问题。但是赫鲁晓夫却对此指手画脚。１９５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前夕，赫鲁晓夫应邀来到中国，尽管这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缝，但是中国政府还是以最高规格接待赫鲁晓夫。毛泽东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他进行会谈。

这次会谈中谈得最多的是中印关系问题。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或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参加会谈的陈毅马上顶一句：“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对“迁就主义”的说法很恼火，脸孔涨红地说，“指责我们是迁就主义，这没有根据。”

“你们塔斯社５月９日的声明，就是证明。”陈毅用本来就是洪钟般的声音回答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采取了偏袒印度的立场。”

“我们是提醒你们注意团结尼赫鲁。”赫鲁晓夫专横地说，“你们为了那么一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搞冲突，那里有什么？那是很不值得的！”

赫鲁晓夫的横蛮，激起在座的中国领导人的愤怒，纷纷起来驳斥他。赫鲁晓夫也自知说漏了嘴，转言其他。后来，他又提到炮击金门的事，指责中国炮击金门没有事先跟苏联打招呼。

陈毅理直气壮地说：“炮击金门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你难道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冲着陈毅喊道：“怎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不礼貌……”

陈毅也不客气地说：“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的对我可以听，你说的不对，我当然要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地说：“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公平不对等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地说：“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不欢而散。

这不足为惜！为了祖国的统一，为了祖国的主权，毛泽东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更不允许别的国家对中国有侵占领土的企图。

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３日，苏联边防军侵入我珍宝岛。毛泽东命令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１９７４年当时的南越军队侵占我南沙群岛。毛泽东命令中国海军迅速出击，保卫祖国海疆。

这些都说明，毛泽东在维护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毫不含糊。所以，有人说，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丝毫不过分，也是他的历史地位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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