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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全党领袖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1883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逐步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他提出了“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趋赴”，他主张要“找真同志”，首次提出了“党建工程”。

一、树旗帜与“找真同志”

走出学校门的毛泽东，即投身到社会改造的洪流中。但是用什么主义来指导改造社会，毛泽东却走了一段弯路。

毛泽东曾经信仰过“新村主义”（五四时期在中国一度盛行的一种社会改良思潮，1919年由日本传入中国，是由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创立的），希望用“新村主义”来改造中国。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岳麓山下建立一个“新村”，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学习，共同生活，人人平等，人人相爱。但是，这是一条死胡同，也是一条空想社会主义的歧途。

现实生活让毛泽东觉醒，他开始寻找新的主义。

１９２０年，军阀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毛泽东发起湖南自治运动，并提出建立了“湖南共和国”的主张。他本想以此举鼓励湖南全体人民起来当家作主，不再受军阀、官僚的摆布。殊不知这也是一种空想，而且还招来反动当局的兴师问罪，要不是友人的帮助，毛泽东可能陷入牢狱之灾。

失败是一服清醒剂，毛泽东从失败中得到了许多启示。他说：“我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

失败也使毛泽东缩短了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历程。到１９２０年，他彻底放弃了“呼声革命”和“无血革命”的主张。当蔡和森等在法国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后，毛泽东旗帜鲜明地站在蔡和森一边，明确表示要“走俄国人的道路”。

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３日和９月１６日，蔡和森连续两次写长信给毛泽东。在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例外。”毛泽东接到信后，仔细研读，对蔡和森的观点深表赞同。

毛泽东大约在１９２０年下半年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３６年冬，毛泽东同他的美国朋友斯诺谈起这件事时说：

１９２０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从１９１０年毛泽东阅读《盛世危言》产生忧患意识算起，到他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间正好十年。十年磨一剑。毛泽东找到了倚天宝剑。从空想到科学，从朦朦胧胧，到大彻大悟，有探索的迷惘，有失败的苦涩，更有收获的喜悦。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觉得自己的视野更加开阔，他从实践中认识到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在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用科学和主义来武装全党的重要性。因为从１９２７年起，毛泽东率领红军长期战斗在农村，他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如何把农民出身的党员改造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为此，毛泽东吃了不少的苦头。但是，他最后成功了。

１９２７年９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放弃原定的攻打长沙的计划，改向农村进军。１０月，部队上了井冈山。第二年的４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也到达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也开辟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加上红军战士大部分是刚穿上军装的农民，他们身上还带有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意识，部队的思想比较混乱。１９２９年６月，红四军刚刚攻下龙岩，前委的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解决思想分歧和团结涣散的问题。但是，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事与愿违。这次会议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做出了让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专做地方工作的决定。而且毛泽东还染上恶性疟疾。闽西山区缺医少药，毛泽东又不能暴露身份公开就医。一天发作数的恶性疟疾，把毛泽东折磨得死去活来，几度病危。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他在等待时机，在观察情况，在做过细的工作。

这个时机在这一年的年底到来了。在这之前，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负责接待的周恩来在了解情况后，明确指示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陈毅回到根据地后，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并传达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和中共中央指示信，即九月来信。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传达，赞扬“九月来信”写得好。当天晚上毛泽东给中央写信，表示他的病已经好了，他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把红四军的工作做好，他也提出：“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

毛泽东全力以赴筹备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半个月内，毛泽东、陈毅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和士兵的意见，同他们一起揭露红四军中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准备工作在抓紧进行。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１２月２８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溪背村曙光小学举行。一百多名代表静静地听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毛泽东浓浓的湖南口音在会场上空回荡：

代表同志们：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四军的任务，是必须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报告中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对存在于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及其纠正方法，作了条分缕析，不时博得代表们的阵阵掌声。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这次会议给毛泽东的启示太多，使他更加注意从思想上建党。当然在这之后，毛泽东的日子并不好过，“左”倾教条主义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说毛泽东是“经验主义”，“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这给毛泽东深深的刺激。而这些教条主义者又不是真正地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背了几个马克思主义词汇来吓唬别人。

毛泽东深感党内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给中国革命，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危害。毛泽东也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因此，他抓住思想建党不放松，他要努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到达陕北，红军刚刚站稳脚跟，毛泽东就写下了《矛盾论》和《实践论》，还写下其他重要的理论著作，用这些理论来武装全党。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７日，王明等人回到延安。毛泽东等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要员到机场迎接，王明多少有些受宠若惊，但是，毛泽东握住王明的手说：“欢迎你给我们山沟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王明的心又凉了半截。当年王明在上海滩上指责毛泽东“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却在上海滩没有站住脚，现在自己也跑到了山沟沟里来了。此时的毛泽东在山沟沟里欢迎他，王明应该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但是，王明还是缺乏自知之明了。他下车伊始，又指责毛泽东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由于他有共产国际执委的光环，又加上他具有煽动性的演说，一部分人还附和王明的主张。这又使毛泽东更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深感到党内真懂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因此，容易上当受骗。

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

１９３８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共产国际表示公开支持毛泽东，党内同志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的正确。所以，当六中全会召开时，王明陷入了孤立。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次会议取得了同教条主义作斗争的重要胜利。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了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地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家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事噢！停了一下，他又扳着指头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做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引得其他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所讲的牛皮公司实际上就是指王明。

思想建党，不是一蹴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１００个至２００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为此，他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普遍地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毛泽东也深深地懂得完成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延安整风开始后，为了领导全党的学习，党中央还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担任总学委主任。按照他的想法，就是把整风运动搞成一个学习运动。

历史的发展也是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发展的，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使全党实现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大团结。

这是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的。

二、 正确对待党内山头

毛泽东崇尚五湖四海原则。还在他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他就主张“找真同志”。后来，他又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认为，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担负起领导革命的历史重任，一个小党是不行的，必须跳出小圈子，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为了建设一个大党，就必须坚持五湖四海的原则。

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党内形成了“山头”。

这是一个难题。

但是，这个难题在毛泽东面前迎刃而解。

这需要有坚定的立场。

这需要有开阔的视野。

这需要有坦荡的胸襟。

这需要有完美的艺术。

毛泽东赞成反对山头主义，因为它不利于全党的团结和统一。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谁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毛泽东就坚决同他作斗争。在原则问题上，毛泽东是不会让步的。长征途中，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自恃人多，要求夺权，在达不到目的后，就公开分裂党，另立党中央，与合法选举产生的党中央对抗。

毛泽东领导全党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并且根据这一血的教训，规定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他指出：

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是明知故犯的人，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即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够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

“四个服从”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纸上的东西不等于现实中的东西，尽管作了明确规定，还是有人要违背。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是党内不再发生张国焘式的分裂现象，但还是发生了。这就是建国后的高岗、饶漱石分裂党的活动。

高岗，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则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应该说，他们是权倾一时。但是，他们还是权欲熏心，对已有权力仍不满足。特别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之下，一直耿耿于怀。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并整理成系统的材料，进行传播。他夸大其词地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后来，他发现毛泽东在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与刘少奇有不同的看法，心中暗暗窃喜，以为刘少奇今后将不再受中央的信任，其威信和地位将发生动摇。于是，就授意别人写文章，以他的名义公开发表，借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他还散布说，刘少奇在七大抬得太高了，几年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高岗指名道姓地说刘少奇搞宗派，刘少奇有个小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小圈圈。这些都是为了夺权。为此，他到处游说，找人支持他。

饶漱石曾经长期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工作，但他当上组织部长后，就一反常态，和高岗搞到了一起，积极配合高岗打击刘少奇同志。

对于高岗、饶漱石的反常活动，毛泽东有所觉察后，他找了一些同志了解情况。他对罗瑞卿说，要防止政治感冒和鼻子不灵。他说：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饶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

毛泽东一旦发现了高、饶的分裂活动后，就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１９５３年１２月２４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在谈到高、饶的目的时，毛泽东说：“其目的就是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

毛泽东下决心召开中央全会，解决这个问题。

１９５４年２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这次会议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说，毛泽东对分裂党的行为是恨之入骨的，一旦发现有人搞分裂，他会毫不留情地同他们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但是，他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为山头主义不可能一下子消灭，只能逐步消灭。为此，他提出了对付山头主义的四个步骤：

首先，毛泽东主张“承认山头”。山头的存在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不是人为的。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７年开始深入农村建立革命根据，由于敌我力量的对比，造成了红色割据的局面，加上交通不便，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很少，这就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和特殊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前是必然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

其次，毛泽东主张“照顾山头”。各根据地的同志长期在分割、封闭的独立状态开展对敌斗争，他们在战斗中结成了生死与共的感情和血肉相连的关系。对于这种感情和关系，若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对革命是有利而不是有害的。既然如此，对各个山头可以作适当的照顾。比如在安排使用干部时，要考虑各个“山头“的利益。所以毛泽东在考虑七大中央委员会的组建时，就提出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

再次，毛泽东主张“削弱山头”。历史上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山头”，这是事实，但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既然不是一件好事，就只能削弱，不能加强。毛泽东批评党内一些搞宗派主义，只认老同事，老上级，不结新朋友，不尊重新领导，这是不对的，是有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削弱“山头”，毛泽东还从组织上采取行动，不断地调动干部。

最后，毛泽东主张“消灭山头”。他认为，“山头”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当这种条件不复存在的时候，就不能允许山头的存在。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搞所谓的“山头”，那就是分裂党了。所以，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毛泽东极力主张消灭山头，使党成为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

毛泽东既尊重历史，又积极稳妥地解决“山头”的思想，体现了他的“五湖四海”原则。他身体力行，在党内注意团结大多数，不同某一个或几个军政要人有超出同志、超出战友、超出上下级工作关系的私情，做到自己不立“山头”，在党内不拉帮结派。他认为作为全党的领袖，对不同“山头”的人总是一碗水端平，公道正派，这样全党的尊敬，才能把全党同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三、三 大 法 宝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时起，就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这是必须解决的的问题。从党的成立到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幼年的党在这个问题上走了许多弯路。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成熟。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个时候的党已经成为了全国性大党，如何在民族革命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成了更加现实的问题。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用实践行动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１９３９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逆转。在国际上法西斯相当猖獗，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正式全面爆发。国内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内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国民党内蒋介石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投敌，但是，他们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这时，毛泽东考虑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

通过思考，毛泽东有所得，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战胜敌人，必须要有“三大法宝”。

正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把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并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７月９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师生们送行。

师生送毛泽东一面锦旗，并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清清了嗓子，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谈笑风生，一边讲，一边走动。

他借用了古典小说《封神榜》里的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三件法宝：杏黄旗、方天印和打神鞭。姜子牙用这三件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三件法宝给你们。这三件法宝是：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团结。

毛泽东首先讲了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汪精卫已叛变，统一战线中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也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要去总会去，再三留不住，任他们走吧！但是地主资产阶级不会全走，有的还要抗日，长期合作是可能的，因此一定要坚持统一战线。对于同盟者，凡是可多留他一天，我们就留他一天。能够争取他半天，一夜，都是好的。甚至留他吃了早饭再去，也是好的。毛泽东拿起桌子上的茶壶说，团结也不是不要斗争，国民党拿棍子打我们，我们被逼上梁山，就拿起茶壶反攻他一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圣人之言，哪有不听之理，这也是逼同盟者进步的好办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比作姜子牙的“打神鞭”，他指出，这是孙中山革命４０年在临终时悟出的道理，是我们的法宝，掌握好这个法宝，就可以把日寇赶出中国。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游击战争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也是共产党１８年来学得的法宝。为了得到这个法宝，我们不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解决中国的问题，不但用口，而且要用物。你们有两件武器，一件是口，一件是手。没有武装的话，一切事都搞不好，你们出去做什么工作都好，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跟武装联系起来，才有出路。我们应该紧紧握住，决不放松。毛泽东把游击战争比作姜子牙的“方天印”，认为有了这个法宝，一切妖魔鬼怪都能镇压下去。游击战配合正规战就可以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就可以出现。

最后，毛泽东讲了革命团结问题。他指出，革命的团结是非常要紧的，没有这个，统一战线就搞不好，游击战争就不能打。要告诉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告诉老百姓。这也是我们共产党１８年来很好的经验。毛泽东说，革命队伍的团结，也有团结与斗争的问题，但斗争不是动手动脚，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把革命团结比作姜子牙的“杏黄旗”。他认为，我们的革命队伍，要有这个旗。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就是因为有这个革命的中心团结，才能够对任何困难都不怕。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

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这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

这一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写作《〈共产党人〉发刊词》时更加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正式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在洪荒的远古时代，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的三件法宝，是虚幻中的神话，反映了人民希冀借助神的力量来战胜人间的邪恶妖魔。三件法宝的真伪和法力无从考证。毛泽东送给共产党人的三件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其威力是元始天尊的杏黄旗、方天印、打神鞭所无法比拟的。正是依靠这三大法宝，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四、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党内有矛盾、有斗争是正常的。问题是如何开展斗争。毛泽东曾经因党内的不正常斗争而吃了不少的苦头。“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开展党内斗争。在这种政策下，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

在这种政策下，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

在这种政策下，党内不少同志成为了冤魂。

这是一种不正确，不科学的党内斗争方法。

毛泽东总结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党内斗争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认为，人非圣贤，谁能无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１９３７年夏天，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一路艰辛回到延安。当时有人埋怨他把几万部队搞光了。西路军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不能怪徐向前。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徐向前回到了延安后，毛泽东就马上接见徐向前。他对徐向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就好，有了鸡何愁没有蛋！”毛泽东的话让徐向前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已经尝够了失败的滋味，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本来是准备回来接受批评的，没想到回来听到的不是批评，而是鼓励，他怎么能不激动。徐向前带着领袖的鼓励和希望，到了抗日前线，努力工作，为开创抗日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１９３６年１１月，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会合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热烈欢迎他们的到来。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干部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前进。

何长工到达保安后，找毛泽东谈了两个下午。他本是毛泽东的老部下，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何长工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结果吃了不少苦头。他向毛泽东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红三十二军的情况，并对随张国焘南下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有关南下的问题不怪你，也不怪罗炳辉同志，你们算老几？这是张国焘搞的鬼！不要背包袱。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关怀下，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进入保安的红军大学学习。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经常去看望他们，找他们谈心。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到了陕北后，他认识上还有些想不通。一天，毛泽东来到许世友的住处微笑着拉着他的手说：张国焘是党中央派到红四方面军去的，他的错误，应该由他自己和党中央负责，与你们这些同志没有关系。毛泽东的话解开了许世友的思想疙瘩。

毛泽东始终坚持把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与张国焘区别开来，耐心等待他们自己的觉醒。有一次，毛泽东听抗大的同志汇报工作，他们谈到：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个连指导员问战士：“到底毛泽东的学问大，还是张国焘的学问大？”有几个战士回答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一下这几个战士。毛泽东说：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过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

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也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毛泽东仍然主张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既要开展斗争，又要耐心等待他的自我觉悟。

从１９３７年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的错误。３月２７日至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首先在会上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泽东等３０多人发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张国焘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会上，许多人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毛泽东不同意。３０日，张闻天代表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其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经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

３１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他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４月６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

４月间，毛泽东在有中央团以上干部、红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治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

党给张国焘以改正的机会，暂时没有给他作出组织处理。毛泽东对张国焘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

尽管张国焘犯了严重的错误，党还是给他继续工作的机会。党中央于８月分配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希望他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党对张国焘做到了仁至义尽。１９３８年清明节前夕，张国焘提出要去中部县祭黄帝陵。明明知道张国焘会是想借机逃到国民党那里去，毛泽东还是放行了。后来，毛泽东对张国焘的妻子说：“张国焘，我们和他一起干革命２０多年，他要走，要跑，不愿干革命了，那有什么办法！我们希望他回来和我们一起干革命才好。”张妻要毛泽东为她做主。毛泽东出主意让她也去那边，给张做工作，希望他们一起回来。结果谁也没有回来，张国焘很快就发表了脱党声明。这些结果，毛泽东不是没有料到，但他要做到仁至义尽。毛泽东说，义尽了，人家仍然要走，那是他们的事了，那是他们不义。在多方挽救无效的情况，４月１８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结束了张国焘的政治生命。

毛泽东对待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他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范例。通过这场斗争，使广大红四方面军的战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为革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毛泽东不仅赢得了中央红军的敬佩，也赢得红四方面军的官兵的拥护和爱戴。

五、 跳出周期律

如何把党建设好，这是毛泽东一直放在心头的大事。要知道在这中国这样的国土上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难度之大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想到这个件事，毛泽东的心潮就难以平静。在他心里始终忘不了１９４５年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对延安的访问。在他眼前经常浮现黄炎培访问延安的情景；在他耳边不时在响起黄炎培在延安掷地有声的忠言。

那是１９４５年７月１日，应毛泽东之邀，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飞抵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欢迎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

延安的一切使黄炎培感到新鲜，更感到振奋，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写诗一首表达他的感受，诗曰：

飞下延安城外山，万家陶穴白云间。

相忘鸡犬闻声里，小试旌旗变色还。

自昔边功成后乐，即今铃语诉时艰。

鹿州月色巴山雨，奈此苍生空泪潸。

黄炎培在延安一共待了５天，会见了许多老朋友。他先后同毛泽东促膝长谈十几个小时。７月４日下午，毛泽东在百忙中邀黄炎培等到他家中做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谈了延安整风，还谈了很多问题。然后，他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了几天有什么感想。

通过和毛泽东等人的交谈，他们已经成为了心心相印的朋友，黄炎培完全敞开了心扉，他把自己的观感和担心都坦诚地说了出来，他说：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

黄炎培这一席耿耿诤言，掷地有声。

毛泽东当时作了非常肯定的答复，认为通过民主的办法可以跳出周期律现象在中共党内重现。

他深知：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人民政权要跳出历史上封建王朝“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周期律，必须走民主这条新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政怠宦成”、“人亡政息”。

黄炎培说：“这个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短短的五天，对黄炎培来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而黄炎培的一席话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深。

他在观察。

他在思考。

他在谋划。

他在为全党做表率。

１９４８年８月１３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典礼上提出：“主要的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

周恩来把电报转给了毛泽东。

１５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

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么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

为了防止自己以及党内出现因为胜利而骄傲，毛泽东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少敬酒，少鼓掌。

这些都要从自己做起。但是，仅自己做到远远不够。毛泽东还在思考全党的问题。

１９４９年，是革命胜利的前夜。

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成为更加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忧虑我们党内有同志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讲得更加透彻。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中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是警钟，它时刻提醒着全党同志在革命胜利后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如果意志薄弱，就可能被不拿枪的敌人用糖衣炮弹击中。全党的大多数同志记住“两个务必”，在任何场合下都经受住各种考验。但是，也有少数人没有经受住考验。

“两个务必”是号角，它激励着全党和全国人民去争取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去完成振兴中华的伟大任务。夺取政权不容易，巩固政权更难。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容易，建设强大的新中国更难，这就要求全党全国人民一如既往，努力奋斗，不断进取，去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两个务必”是对黄炎培的回应。黄炎培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后重蹈“人亡政息”的覆辙。毛泽东当时就作了肯定的回答。现在，他进一步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把当年的思想具体化，把防止“人亡政息”人间悲剧的重演建立在实实在在的基础上。

毛泽东不仅是这样想的，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坚信通过民主的方式可以保证我们不重演“人亡政息”的悲剧。毛泽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非常民主，即使是在他的威信到达顶点的时候也是如此。

１９５９年７月的一天，毛泽东已经上了庐山。他正在与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等人卿天。这一年的春天，田家英到了四川搞调查，了解到不少情况，当地干部如实说了１９５８年被逼说假话、放卫星的苦衷。田家英利用这次机会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说：“５８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达到高峰。其中有些胡思乱想，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的各个部门。钢铁要翻番，把别的事情忘记了，本末倒置。”听到毛泽东的这番话，在场的同志无不为毛泽东敢于承担责任的民主作风所感动。

当然，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少了一些，这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这个教训又是十分深刻的。

毛泽东的用民主的方式走出周期律，是至理名言，坚持这一条，就会走向成功，违背这一条，就会遭受挫折。

六、 治党要以史为鉴

经过２０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８年，毛泽东从陕北转战到西柏坡后，他对形势的估计更加乐观。原来估计，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彻底打败蒋介石，这时，他认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时间也不会太久了。他精心组织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特别是平津战役结束后，北平和平解放，党中央决定把北平作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毛泽东也在作进驻北平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想了很多。但是，他想的不是与他斗了几十年的蒋介石，而是想到了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

明末，以李自成为领袖的大顺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所向披靡，经过１６年的奋斗灭亡了明王朝。１６４４年，李自成占领北京。在这以后，李自成及其部下居功自傲，贪图安逸，从将军到士兵，个个乘机中饱私囊，军纪败坏，士气瓦解，一支能征善战的大军，占领北京４３天即被腐化侵蚀，变成了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当吴三桂勾引清军一到，堂堂的大顺朝顷刻之间烟灭灰尽了。

这一历史悲剧引起有识之士的思考。

郭沫若写下《甲申三百年祭》。他写道：

自然，假如从整个的历史运动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囤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抡民财也”了。

郭沫若的文章是在１９４４年３月写成，并发表在《新华日报》上。不久就传到延安。立即引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视。在抗日民族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式农民革命战争，会不会重蹈旧式农民战争的覆辙，这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等人的深深思考。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１１月２１日，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距李自成失败３０５年后的１９４９年，在距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的第五个年头，毛泽东要率领中国共产党进驻北平，这是同一个城市，然而会不会重蹈覆辙呢？毛泽东担心：“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在西柏坡，毛泽东多次提醒不要重犯类似李自成的错误。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

平、津接管工作，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和黄克诚、黄敬同志分别主持。彭真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任市长。毛主席又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认可，形成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了。有一天，毛泽东问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得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李银桥蛮有把握地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李银桥的太阳穴，见他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又把中央直属单位和警卫部队的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告诫说：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３日，中共中央机关正式离开西柏坡。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几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接过话题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七、从 严 治 党

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必须要有一个好党。要有一个好党，必须从严治党。这是毛泽东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因此，他特别强调制定严格的纪律，以约束全党党员。为了从严治党，他甚至主张杀一儆百。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０日凌晨，延安城在沉睡之中。毛泽东的窑洞里的灯光从前一天晚上到现在还一直亮着。毛泽东正在伏案处理各种公文，起草各类指示。

摆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两封信。一封是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雷经天的来信，另一封是黄克功的来信。两封信都与黄克功有关。黄克功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他是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红军老战士，跟随毛泽东多年，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很快就被提拔为旅长。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组织选派他到抗大学习，日后准备重用。这就是说黄克功前途无量。在校学习期间，他与来延安的女青年刘茜建立了恋爱关系。相处一段时间后，刘茜觉得黄不是自己理想中的丈夫人选，便提出中断关系。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黄克功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力争保持恋爱关系。刘茜拒绝了黄克功。一气之下，黄开枪打死了刘茜。黄克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便投案自首了。

事件发生了，在延安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党内对如何处理黄克功也有不同看法。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怎么办。

黄克功也深知自己的问题的严重性，想起毛泽东是他的老领导，便也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予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就是毛泽东桌上的两封信。

毛泽东把两封信反复看了几遍。当他看完黄克功的信时，一位年轻的红军将领身影出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似乎看到黄克功带着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似乎又看到黄克功紧锁眉头，正在思考问题，又似乎看到抗日前线正在向黄克功招手，而且还听到前线的领导人在说，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我们前线需要像黄克功这样的干部，需要这样的干部和人才。想到这里，毛泽东为黄克功感到惋惜。

但是，毛泽东闭上眼睛，一位年轻可爱的姑娘又在他眼前晃动，似乎是在告诉他，我死得好冤枉，我到延安来，就是要为抗日作贡献，现在什么事都没有做，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毛泽东再一次打开雷经天的信，信中又似乎在告诉毛泽东，如果赦免了黄克功，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的敌人会利用这件事来攻击我们；要求来延安的知识青年的抗日积极性又会受到严重的挫伤，因此就会影响革命队伍的壮大，也会影响党群关系。

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在一张白纸上写道：“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来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毛泽东主张以罪定刑，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在信中，毛泽东指出，黄克功“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为什么要处死黄克功的原因以及严格按照法律办事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１０月１１日，黄克功经法院判决，当即被执行枪决。

对于黄克功案的正确处理，使一件坏事变为了好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维护了革命纪律，教育了根据地的军民，巩固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而且挽回了因此而产生的不良影响，广大进步青年仍络绎不绝地奔赴延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毛泽东从这件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严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也认识到从严治党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当胜利就要来临的时候，他担心在胜利面前，我们的一些同志不曾被敌人的枪林弹雨所击中，但有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吃败仗。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的从严治党这根弦绷得更紧。１９５１年毛泽东就发动了党执政后的第一次反腐败斗争，而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从１９５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５２年６月整个“三反”斗争期间，毛泽东为推动、指导这场斗争代中央起草或批转了大量的报告、电报、指示。他在转发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中阐述了“三反”的意义。他在批语中写道：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七届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关于防止腐蚀的方针。毛泽东在给各地的指示信中，提出了“三反”的原则：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担心在一些人身上变为现实。

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这样的典型。

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１９３１年和１９３３年入党的老党员和老干部。他们两人都曾血战沙场，也都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过。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在刑场，他们都是好样的。为了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立下了赫赫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但是，进城才两年，他们就堕入腐败的泥潭，竟利用职权贪污、盗用国家和人民的资财共计１７１亿余元（旧币），犯下了严重罪行，由昨日的功臣，蜕变为吞噬共和国大厦根基的第一批罪犯。

刘青山、张子善东窗事发后，在全国引起巨大震动。

毛泽东也感到震惊。他虽然估计到有些人经受不住考验，但是，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

他亲自过问这件事，下决心坚决予以严惩。他批示道：“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在给刘、张二人量刑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张处以死刑。

在公审之前，曾在冀中担任过区党委书记，看着刘、张成长，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的黄敬找到薄一波说：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是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泽东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薄一波虽认为不好，但还是把黄敬的意思向毛泽东如实转达。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多少年来，毛泽东始终铭记一部中国农民革命史上李自成的教训：因胜利而骄傲，因骄傲而腐败，因腐败而亡国！因此，他坚定地认为，对于刘青山、张子善以及其他腐败分子，必须依法严惩，才能维护党的事业和党的威信，才能有利于教育挽救犯错误的人中的大多数，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

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毛泽东立下了对党内腐败行为严惩不贷、绝不手软的坚强决心，并不为任何请求稍加宽恕的意见所动摇。

而且，毛泽东还举一反三，从刘青山、张子善案件中，毛泽东得到更多的启示。他把各种腐败分子喻为“老虎”。他以中央名义或个人名义向全国各地、各系统、各部门发出了数以百计的“打虎令”，将“三反”斗争迅速推向声势浩大的“捉虎”、“打虎”阶段。

一些“老虎”在一片“打虎”声中，原形毕露。

一些“老虎”成为了过街“老鼠”。

一些腐败分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毛泽东狠抓“打虎”工作，其中也有些过火的地方，但是，通过这场斗争清除了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猖獗一时的腐败分子，挽救了一批不同程度犯错误的干部，教育了干部中的大多数，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在全党全社会开创了节俭朴素、廉洁奉公的一代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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