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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非学无以广才02
书名： 毛泽东大成智慧 作者： 雷国珍、吴珏 本章字数： 8842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22

四、读书，贵在独立思考

读书独立思考的精神成果，看上去就像一幅美丽和谐的图画脱颖而出，充满恰当的光线、阴影、和谐的色调及完美的色彩旋律。而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就是这样一幅美丽和谐的图画。

一个人光好读书是不够的。读而不思，就不得其要领，可能人云亦云，沦为书本的奴隶。所以，读书贵在有自己的头脑和眼光，贵在独立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陶渊明在谈到他的读书体会时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爱因斯坦则说：“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学习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对前人善疑好问，独立沉思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非常推崇的，他认为独立思考、比较分析的方法，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最有效途径。

毛泽东不只是赞赏前人好思的治学方法，他自己在学习中也养成了独立思考、不盲从的良好习惯。独立思考，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毛泽东的读书成就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独立思考是毛泽东读书艺术的灵魂，是毛泽东读书艺术的核心。

从幼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开始培养自己边读书，边思考问题的习惯。

当毛泽东还在韶山冲里偷偷地看着《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小说时，他的脑海中便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书中的主人翁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种田的农民为什么不能成为书中的主人翁？他带着这个问题询问了周围的许多人，大家都答不出来。后来，他对斯诺说：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里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可见，毛泽东从小就喜欢思考问题，他如饥似渴地向他的未知领域探索寻觅。

当他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这本关于救亡图存的小册子后，他便为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开始有了政治意识”，并产生了明确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２０多年后，他还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一句话是：“呜呼，中国覆亡无日矣！”他对书中记述的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史实还记忆犹新：“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

１９１２年，当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时，他不禁联想着社会的黑暗，思虑着人民的痛苦，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感到青年一代的责任无比重大！

当时的情景，在毛泽东记忆的长河中，是那样的鲜明、不可磨灭，以至于四十个寒暑后的１９５１年秋天，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谈起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学习的情景时，毛泽东仍然十分兴奋地谈起他当年看到世界大地图时的思想状况：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一张地图，竟引起青年毛泽东如此深远的联想，足见其当年学习认真，思考问题之专注。

正因为有了这样宽阔的胸怀，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坚信世界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一定要过上幸福的生活，并决心为之奋斗终生。

后来，在湖南第一师范，他得到良师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等的教诲，学习更加刻苦、认真。

杨昌济先生强调：“读书之要”“在于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

对老师的治学经验，毛泽东细细领会，将它融化在自己的学习之中。他一边学习，一边思索：“近年来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苟舍谭论而专求之书，其陋莫甚，虽至今昏懵如前，未可知也。”

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也说道：“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在给黎锦熙的另一信中，他又谈道：“人人依自己的主张而行，不盲从他人是非。”他认为“现代的学术的发展，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他指出那种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数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头草，风来两边倒”，他断定这种人既然在治学方面不开动脑筋思考问题，无多少真知灼见，那他在做人方面也不可能有什么坚定的信念。

正是抱着这种不迷信、不盲从他人，认真读书，独立思考问题的学习态度，在第一师范学习的五年半时间里，毛泽东“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的就接受，不对的就采取批判吸取的态度。

还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毛泽东就常对同学们说：我们读书、看报、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多想一想，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囫囵吞枣的办法最要不得。古人的话，老师的话和一切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确定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

一部《韩昌黎全集》共２０多本，毛泽东从中选出一部分较好的文章，每天抽出一两个钟头认真钻研，并在书上空白处写满了批语。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他加上浓圈密点，批上“此论颇精”、“言之有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批语。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陋儒之说也”、“此说非是”。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在文学上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是一位古文大家，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

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地方那么赞赏，有的地方却那么鄙视呢？他说，一个人讲的话不一定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何况古今不同时，事理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

即便对自己老师的思想观点，不妥之处也可采商榷、批评的态度，应当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样，师生才能互学、互得。如杨昌济先生曾主张做学问要以静字为本，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诚恳地指出，依“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不论读古书，还是读洋书，看报纸，听课，听讲演，毛泽东总是批判分析，精心领会，剔除糟粕，吸取精华。绝不人云亦云盲目迷信。尤其在对待西方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方面，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他独立思考的特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之时，正值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勃兴之际。其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大声疾呼中国社会必须“改弦更张”，要大倡“民主”和“科学”。他们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与伦理道德，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文化才能改造中国社会，拯救中国。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倡导全盘西化。

毛泽东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爱读的。他“反复阅读，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对陈独秀发动的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毛泽东也是赞成，是拥护的。但是，毛泽东并非一味盲从和附和，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所采取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有不同的看法。他和当时的一些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烈追求西方的新学说、新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重视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的一切，并不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好。毛泽东在读书中思考问题，在实践中检验自己所接触的各种思想、主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扬弃，思想觉悟迅速提高。

罗素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他曾在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大学讲学，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罗素的名字对２０年代的许多青年来说，是如雷贯耳，很多青年及不少学者都十分崇拜他。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罗素来华。

毛泽东听了他的讲演之后却不以为然。认为罗素的学说，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进而指出：罗素主张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是不可能的事。他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扩张，只向扩张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翻，绝没有肯收场的。因此，革命者不但要掌握理想，尤其要认清现实。现实是如果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１００年，这１００年中婉转呻吟的无产阶级，还要遭受多大苦难，其何能忍？现实是无产者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因此，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只有“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

正是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宝贵品格，促使毛泽东在经过一段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之后，终于在１９２０年夏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为他后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找到了钥匙。

列宁说：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种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上长着自己的脑袋。这是对独立思考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英雄所见略同，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１日，邀请逻辑学界、哲学界人士研讨逻辑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时就说：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为此，他常常引用孟子那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来提醒自己，来要求同志。他主张读书也要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这就是“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

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就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他说，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读马列的书不行，但光读“本本”，而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更不行。“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英国作家福雷斯特说：“我们可以由读书而搜集知识但必须用思考把糠和谷子分开。”毛泽东说的“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的话是一个道理。

毛泽东站在时代的最高处，多思善疑，亦读亦思，科学思维，“思愈精则理愈出”。

正是因为独立思考，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与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正是因为独立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纲领，而这些是马列主义的“本本”中找不到的。

正是因为独立思考，毛泽东又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探索出一系列的理论。

英国作家波尔克说：“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毛泽东成功的历史表明，正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读书—思考—实践—开拓，以至读书、读书、再读书—思考、思考、再思考—实践、实践、再实践—开拓、开拓、再开拓，毛泽东正是沿着这条路线，终生攀登，成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理论家和学问家，并获得事业上的惊人成就的。

五、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他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他所从事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个性，都有吸引人的个性魅力。他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

毛泽东说：做饭当然是一门艺术，但是书本知识呢？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只是读书，你只能认识几千字而已，只会翻字典。毛泽东读书的最大特点之一便是不动笔墨不看书。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读书做笔记的习惯。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有次他向同学萧三借了一本《世界英杰传》。过了几天，他很客气地，像犯了错误似的还书给萧三，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得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迦德邻女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

但毛泽东真正懂得其中之益处，则得力于他最敬重的老师——徐特立的精心指导。

徐老不管读什么书，都是要做笔记的。他认为“绩学册士，读书必有记，以记所得著所疑。记所得则要领明矣，著所疑则启他日读书参证之途。”徐老做笔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指出：“好脑筋不如乱笔头。”徐老指出，当教师的应指导学生怎样读书做笔记。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他曾和蔡和森、萧子升、周世钊等同学常常去徐特立家，向老师求教。徐特立总是告诫他们：

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看书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抄摘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的读书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牢，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

这些话，是老师的治学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和他的同学都非常赞赏并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后来，他终生躬行实践，受益匪浅。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五年中，他刻苦读书，勤做笔记。读书笔记就装满好几网篮。毛泽东青年时期结交的朋友罗章龙回忆说：

通过和毛润之的接触、交谈，我知道他写了很多的笔记，有的是课堂上写的，有的是自学看书写的，有的是他和友人来往的记录，还有的是来信和他作的诗，内容很丰富，有若干本，字写得很挤，改动很多。另外，他看书爱加批注，打记号，每本书看下来他都打记号。由于习惯，有时借别人的书看了也加批注，最后不好意思地向原书的主人道歉。他的目的在于批判地接受，他认为好的，就写上自己的感受，不妥的他就批上自己的看法。我记得他将这些笔记都放在一个大网篮里。我们谈话时也将彼此的笔记诗文交换着看，他看到好的就在他的笔记本记下来，他看到不以为然的就在下次交谈中提出来讨论。他谈问题从来不泛泛而论。他对好朋友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做学问很扎实，很认真，现在回想起来也是非常可贵的。

青年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主要有这几种：一是重要的文章摘录本或手抄本；二是课堂笔记；三是课后自学笔记。

《西洋伦理学史》是杨昌济先生翻译的，是当时不易找到的一本好书。毛泽东把它借来，一字不漏地把整本书全部抄了下来。罗学瓒在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６日的日记中写道：

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７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西洋伦理学思想虽各人异趣，然有系统可寻，且进化之迹昭昭可数，不若我国之东鳞西爪，陈陈相因也。

仅西洋伦理学史一科，手抄本就达７本之多，可见毛泽东当年读书之勤奋、刻苦。

《讲堂录》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所做的一本课堂笔记手稿。据考证，它是当时毛泽东听杨昌济和袁仲谦先生讲授修身课和国文课所作的课堂笔记。笔记用的直书９行纸本，共４７页，９４面。前面１１页是手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面批有各节提要；后面３６页冠名《讲堂录》，主要内容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其中国文课录５篇，修身课录７篇，算术课和自然课录各一篇，共１万多字。

《伦理学原理》一书，为德国学者泡尔生所著，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它译为日文，蔡元培则将蟹江的日译文本再译为中文。１９１７年下半年，正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毛泽东，读到了杨昌济先生极力推介的这本书。他兴趣极浓，钻研尤深。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用笔墨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在这本书的空白处，他共写下１５０多条批语。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抒发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和宇宙观的见解，凡他认为原著中比较精辟的地方，都浓圈密点，写上诸如“此语与吾意大合”、“此语甚切”、“切论”；对那些他认为不恰当或错误的地方，他就批上诸如“此不然”、“此节不当”、“此处又使予怀疑”、“此说终觉不完满”、“此出吾又有不染之意见”等。批注的墨迹，有两种以至三种的，有些是对以前所写批注加以批判或补充。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有的批注长达８００多字。原书不过１２万字，而他在这本书上所写的批注却有１２０００字。充分体现了独立思考和分析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

我在杨昌济的影响和帮助下，读了《伦理学原理》。我受到这本书的启发，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扬我的那篇文章。他给了我一百分。

从湖南第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在斗争实践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当他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后，他便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读过的书照例都有眉批，并且勤做笔记。谢觉哉回忆说：

在长沙有一次我到毛泽东同志住的船山学社去。他不在，他要搬家，有人正在搬运他的行李，有一大网篮满满地盛着笔记本，我大惊骇：毛泽东同志阅览丰富和阅读用以，竟写了这么一大篮子。

从青年时期开始，毛泽东养成的读书必做笔记的良好习惯，后来他几十年坚持不废。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

他的床头桌上总是放着削得很细的铅笔，他画的符号有△、□、━、┉、≡、≈、Ｗ、？、！，这些符号往往反映他在读书中的某种意图和倾向，他对某个观点的怀疑与反对，深思与不解。他在书上画的问号尤其多，有的一页上面多达四五个，有的问号又被他后来用短斜线画去，这表示他后来已经理解或肯定了书上的说法。这些特殊的符号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仍认真地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恩、列、斯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当时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阅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画。如他在延安经常读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他用的这两本书是辗转多次，从中央苏区带到延安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读列宁的这两篇著作时写了不少批语，书中还有几种不同着色的笔画的圈、点和杠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等字样。可见这两书毛泽东至少已读三遍了。

这些圈点、杠杠和批语，记载着毛泽东多思善疑的超凡悟性，也记录了他殚精竭虑的苦学精神。

在他写作《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的前后，他下苦功批读了一些重要的马列哲学经典著作和中外哲学、哲学史著作。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书大部分在战乱中散佚了。

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哲学选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４版），艾思奇著的《思想方法论》，河上肇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博古译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等，是现今留下的毛泽东批阅的８本哲学书籍。

８本书中，批注多且重要的是前面５本。毛泽东在《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的第３、４版）上批注的文字最多。第一遍大概是１９３６年１１月，最后一遍读完是在１９３７年４月４日。这本书６００页，２７万字。在每页，他都留下了用铅笔批画的许多符号，说明毛泽东是逐页批注的。最后一次是用毛笔字批注的，文字较多，说明经过多次研读，产生了很多想法。全书批注约１２０００字。其中最长的一条有近１２００字。

这８本书，毛泽东总共写下了２万多字的批语。这些批语，有对原著内容的赞成或否定，有各章节内容的提要等，如“此例很好”、“说得很对”、“对”、“至理名言”、“此例不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此外，他仍像青年时期读书爱做记号一样，在８本书上用铅笔、毛笔等作了各种符号。有的地方画上竖划、横线、斜线、浪线，有的地方画上三角、方框、问号和圈、点、勾、叉等，有地方则不止画一次，杠上加杠，圈外加圈。８本书上，到处是符号密集，文字重叠。

毛泽东当年刻苦治学之精神风貌由此可见一斑。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岁月中，毛泽东仍保持了手中无笔不读书的学习习惯，以钉子精神刻苦地钻研马列著作和其他书刊。

做一切事情，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这样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地，否则将事倍功半。我们也听说有些天才，能够过目成诵，但现实中大多数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一个人不能过分地相信记忆力，在学习时要适当地做一些读书笔记。毛泽东的治学之道启示我们：作读书笔记不仅可以使人加深对他人观点的理解，强化对知识的记忆，而且可以帮助人养成思考的作风。正是“不动笔墨不看书”这一好习惯帮助他获取了渊博的知识，达到了一般人读书达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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