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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兵镇压方腊起义
书名： 中国皇帝全传：宋徽宗赵佶那些事儿 作者： 于立文 本章字数： 8906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40:25

上回我们说到，大宋危如累卵，可是宋徽宗和蔡京等人却还在纵情享乐。此时，在大宋很多地方，都是民不聊生，甚至还有易子而食的惨剧发生。贫苦农民不堪忍受赵宋王朝的剥削，纷纷从宗教中寻找寄托和安慰，因而信奉摩尼教的人数迅猛增加，使摩尼教在组织和鼓动农民起义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摩尼教也称明教，是公元前3世纪由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唐时传入中国，武宗时遭到打击和禁止。但依然在民间秘密流传。北宋时，在东南地区流传的“吃菜事魔”教，就是摩尼教的一支。

摩尼教教义的核心是“二宗三际”说，“二宗”是指光明和黑暗，它们是永远对立的。而“三际”是指初际、中际和后际，意思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教义认为当时是黑暗侵入了光明的领域，光明正在同黑暗作斗争。将来，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到达“明界”，即未来世界，人们将获得光明与幸福。由于摩尼教对光明的崇拜，所以摩尼教又称为明教。

本来，摩尼教的教义就是一种非常含蓄的说教，各个阶级都可以作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种种解释。到了北宋末年，摩尼教的教义为起义农民所利用，成为反抗封建地主阶级黑暗统治的思想武器。

两浙地区的摩尼教是由福建传入的。各地的乡村教徒，建立屋宇，号称斋堂，作为集会之所，仅温州地区就有斋堂40多所。这时的摩尼教已完全中国化，教徒并不尊奉摩尼，而是以汉代著名的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为教祖。

与当时的正统宗教佛、道完全不同，摩尼教的教徒们也读佛教的《金刚经》，但把其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故意读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此揭露“佛法平等”的骗人鬼话，这实质上是表示对赵宋王朝统治的强烈不满，希望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

明教的信奉者，互相之间亲切地称作“一家”，不管是否相识，都可以到处饮食和居住。教法规定，信教的人不吃肉，不喝酒，提倡素食，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则从俭以葬。明教首领称为魔王，辅佐的主要助手称魔翁、魔母。

对于最贫苦的信徒，“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这种俭朴的生活是与贫苦农民的经济地位相一致的。平等互助，达到小康人家的地位，则反映了小农的经济愿望。正因为如此，明教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官吏文书中称明教为“吃菜事魔”，是根据教徒的这些特点而给予的蔑称，并非明教徒们自己的称呼。

在明教流传的过程中，宋王朝采取了严厉而又野蛮的镇压政策。信奉者一旦被官府发觉，家庭中其他人即使不知情，也要被流放远方，所有财产，一半奖给告发者，另一半由官府没收。因此，信教者只好“夜聚晓散”，进行秘密活动。

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宋王朝严禁明教的结果，反而使信奉者日益增多。当方腊起义爆发时，教徒们纷纷参加起义，著名的明教首领仇道人(裘日新)、吕师囊、郑魔王等人，更是组织了数以万计的教徒和农民起兵响应。

方腊起义的发源地是睦州青溪县，即今浙江淳安。统治集团肆无忌惮的搜刮，已经使东南地区的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而政和六年，即1116年，这里又发生了大水灾。人祸天灾交加，致使“饿殍盈路”。

但是官府不顾人民的死活，依然强制征购农民的粮食。造作局和应奉局的搜刮更给这里各阶层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甚至许多中小地主也因遭花石纲之扰而破产，睦州原先由官府按丁支给民户一定数量的食盐，民户纳钱绢。蔡京改变盐法，“从此官司更不支给丁盐，徒令纳绢”，“丁盐钱绢”于是成为睦州地区人民不堪忍受的又一种横赋。

因此，睦州地区各阶层人民同宋朝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尤其尖锐。方腊于是决定利用当地人民对赵宋政权的反抗情绪，秘密联络群众，组织队伍，准备武装起义。

方腊的家乡帮源洞，位于青溪县西北70里的山谷中，周围群山环抱，山峦起伏，地势险要，盛产漆楮竹木。同东南其他地区一样，这里也遭到了花石纲的极大骚扰。家有漆园的方腊，多次被造作局“酷取”，他和帮源洞的人民一起，在宋王朝的残酷剥削下，终于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宣和二年，即1120年十月，帮源里正、大地主方有常发觉了方腊的活动，把方腊关押在自己的谷仓内，并派人向官府告发了方腊准备起义的计划。方腊设法逃出后，方有常带领全家慌忙逃往歙县七贤村。十月九日，方腊率领数百名贫苦农民，斩木为兵，前往七贤村杀掉方有常一家40余口，点燃了起义的烈火，然后率众返回帮源，召集群众，举行誓师大会。

方腊慷慨陈词，鼓动起义。这篇起义的誓词，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残酷压榨剥削农民的罪行，号召广大人民起来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政权，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起义后的战略方针，成为讨伐赵宋王朝的战斗檄文，充满了必胜的信念，鼓舞着广大起义农民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场席卷东南、震撼宋王朝统治的农民大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起义烈火一经点燃，便迅速得到两浙地区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响应，大批农民纷纷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使起义队伍如星火燎原，迅猛发展，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起义队伍就扩大到10万人以上。为了便于领导起义军进行反抗斗争，十一月一日，方腊自称为“圣公”，以方肥为宰相，又“置偏裨将，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并改元“永乐”，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农民政权。

方腊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县城，青溪知县陈光十分恐慌，立即向上司报告求援。负责此地治安的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忙将这一消息上报宋廷。当时的宰相王黼认为他是大惊小怪，斥责他为“张皇生事”。新任睦州通判叶居中在赴任途中，得知方腊起义的消息，加速赶往睦州。他同张苑企图招降起义军，结果没有成功。

两浙路制置使陈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率领装备精良的5000名官兵杀向青溪，企图一举扑灭起义。在起义群众“无甲胄”“少器械”的情况下，方腊决定利用官军麻痹轻敌、速战速决的心理，据险坚守，诱敌深入，在息坑一带设伏歼敌的方针。

息坑背山面水，上有悬崖峭壁，下有滔滔东流的新安江，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地势险要，是设伏歼敌的理想地域。蔡遵、颜坦率领宋军到达离息坑不远的威坪镇，尚未安营扎寨，即遭到起义军的攻击。但当官军反击时，起义军则佯败后撤，引诱敌人。

官军不知是计，随后尾追。当官军全部进入伏击圈后，方腊一声令下，起义军伏兵四处，杀向官兵。经过激战，全歼官军。击毙蔡遵和颜坦。起义军初战获胜后，士气高涨，于是乘胜向青溪城进发，知县陈光弃城逃走。起义军采用火攻，官军“弓矢不及施，器杖不及用，束手受戮”，十一月二十九日，起义军一举攻克了青溪县城。

方腊占领青溪后，随即率军2万进攻睦州，即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地处新安江与富春江会合处，是通往杭州的门户，“山川宏伟，水陆险巇，据临安之上游，当衢、歙之冲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浙江的重镇。攻下睦州，对于起义军以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当起义军前来进攻时，知州张徽言弃城而逃，通判叶居中率兵2500人进行抵抗，被起义军击败。叶居中率领残兵败将“闭关自守”，起义军发起强攻。十二月二日，起义军攻克睦州城，处死叶居中等人。睦州所属的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的宋朝官兵，闻风而逃，这些县城相继被起义军占领。

方腊占领睦州后，把矛头指向了歙州，歙州地处睦州西北，是江南东路的重镇。还在方腊起义时，歙州知州曾孝蕴就组织地方武装，分兵据守在与睦州接壤的地区。

由于宋政府对刚爆发的方腊起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没有料到会发展得如此迅猛。因此，把曾孝蕴调到青州任知州，以镇压宋江农民起义军。

在方腊攻下睦州后，江东帅司派遣东南第三将郭师中率部进驻歙州，协同代理知府毛粟、县尉洪造守城。起义军首先击败郭师中部官军，击毙郭师中。毛粟、洪造仍想负隅顽抗，城内民众奋起响应起义，将他们处死，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进城，起义军顺利占领歙州，歙州所属的黟县、婺源、祁门、绩溪等县，都被起义军占领。

起义军的下一个目标是杭州。杭州是两浙路的首府。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国用所恃，全仗于此”，是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区之一。因此，杭州是东南重镇。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宋政府在此派驻有重兵。方腊亲率主力，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进抵杭州城下。杭州知州赵霆，弃城逃命。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率军抵抗。起义军发起猛攻，登上城头，迅速攻占杭州城，全歼守军，杀死陈建、赵约。

方腊起义及其迅猛发展，极大地鼓舞了两浙地区的民众，他们纷纷行动起来，向当地官府发动进攻。石生在苏州起义，陆行儿在归安(今江苏吴兴)起义。台州仙居人吕师囊起兵攻占仙居县城，温州乐清县也有俞道安起义。在越州有仇道人起义，处州霍成富也起兵响应，兰溪县灵山人朱言、吴邦也在处州起义。许多起义队伍打着方腊的旗号，向宋王朝发起猛烈的进攻，他们到处“劫富室，杀官吏”，焚烧官府、孔庙、学宫和佛道寺观。

湖州、秀州、常州、平江府“管下诸县乡村”，更有许多农民“结集徒众，窥伺州县”，准备方腊大军一到，即起而响应。那些平日鱼肉人民的地主、“官吏狼狈丧魂沮魄，弃城而遁者不可胜数”。这时农民起义的形势，正如朱熹所说的那样：“方腊之乱，愚民望风响应，其间聚党劫掠者，皆假窃方腊之名字，人人曰：‘方腊来矣!’所至瓦解。”

方腊攻克杭州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大将方七佛率领6万人北上，宣和三年，即(1121年正月十九日攻占崇德，随后进围秀州，即今浙江嘉兴；另一路主力由方腊亲自统率，南下婺州，即今浙江金华。

在顺利攻占婺州后，西攻衢州，即今浙江衢县，杀死知州彭汝方，占领州城。然后东攻处州，很快攻占松阳、缙云、青田等县，完成了对处州的包围。处州城高池深，又有2万多宋军把守，起义军采取正面佯攻和背后偷袭的战术，于二月三十日攻克处州。另外，攻占婺源的一支起义军也由东向南进攻，攻占开化、常山、江山等县，一直打到信州城下。

在3个月的时间里，起义军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处州等6座州城60多个县，势力深入到苏州、湖州、秀州、越州、温州、台州、宣州、信州等广大地区，队伍扩大到上百万人。农民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出现了对起义军极为有利的大好形势。

方腊起义爆发后，浙西提刑张苑立即上报朝廷，被宰相王黼指斥为“张皇生事”。于是两浙地方官员不敢再上奏朝廷，偶有奏至，也被王黼扣压，因此，朝中对方腊起义一无所知。直到宣和二年十二月初睦州失守，方腊起义的消息才传到宋廷，引起朝野震恐。

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徽宗任命亲信宦官知枢密院事童贯为并、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并调原驻淮东的东南第一将和原驻荆湖北路的东南第七将，以及驻于京畿的第四将等官员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并将其中没有作战经验的将领撤换，士兵也改派“曾经陕西出戍人”。

本来集中在京师附近准备同金联合攻辽的“陕西六路汉、蕃精兵”15万人马，也暂时放弃攻辽而同时南下。其中，“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鹿阝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这是镇压方腊起义的官军主力。

宋徽宗亲自为童贯饯行，并赋予他全权处理镇压起义军的大权。这时，方腊起义军面对的，已不再是江浙的地方军队，而是有作战经验的几十万正规军了。

宋廷在组织力量进行武力镇压的同时，在政治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再说童贯到达江南后，立即命令他的部下董耘起草了一份被称为“手诏”的文件，也被称为“御笔”。这份文件提到，之前购买花石纲等物品的行为，都是根据皇室的预先计划进行的，价格都按照私人市场价购买。此外，还严厉规定指挥官们不得少量或者滥用配给的权力。

童贯的意思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必须遵守约束，并且说明我们的目标是关心民众福祉。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一些贪婪的官员借此为名，纷纷参与各种欺诈行为，导致骚乱和百姓困扰，这些事情被皇帝知道，于是陛下就派我来解决这些事情”。这样一来，他们把宋徽宗、蔡京等人的罪行完全推卸干净。

接着，童贯宣布从现在开始，所有旧有的制度都将被废止。如果以后仍有人敢以供奉的名义进行欺诈行为，就会根据违反御笔的情况予以惩罚。他还宣布解除了朱勔父子和他们的亲属的官职，这是为了试图欺骗人民，削弱起义队伍。

宣和三年，即1121年正月中旬，宋廷命令官军首先抢占江宁、镇江，以防止起义军占据长江天险。下旬以后，宋朝大批禁军陆续向两浙扑来，两浙各地的地主分子也纷纷组织地方武装，配合宋军向起义军发动进攻，形势急转直下，逐步向不利于起义军的方向转化。

童贯率领的宋军过河以后，即兵分两路，东路军由王禀率领从苏州南下，指向秀州；西路军由刘镇率领从宣州南下，指向歙州，企图东西两路夹攻睦州。

宣和三年一月二十八日，王禀东路军到达秀州。时方七佛正率军进攻秀州，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王禀赶到后，内外夹击，起义军失利，9000将士壮烈牺牲，不得不向杭州撤退。二月七日，童贯率宋军主力到达杭州，守卫杭州的起义军有方腊率领的6万人，加上刚从秀州撤回的方七佛部2万人。双方在杭州城下展开激战，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牺牲将士2万人。二月十八日，杭州陷落，部分起义军突围，经富阳转到了青溪。王禀占领杭州后，沿富春江西进，先后占领富阳、新城等县。三月二十七日攻占睦州。

刘镇率领的西路宋军，于三月十三日攻占歙州。三月十六日，刘镇、杨可世在歙州潘村遭到八大王率领的1万多起义军的阻击，“复有万众冲后军”，战斗异常激烈，激战至半夜，起义军先胜后败。

三月底，宋政府增派刘光世率鹿阝延兵、张思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先后到达江南。四月二日，刘光世部直攻衢州，郑魔王率领起义军1万多人出城迎战，结果郑魔王兵败被俘，起义军2300人英勇牺牲。

四月七日，刘光世在占领衢州后，东攻婺州。十七日，刘光世率兵抵达婺州城下，农民军2万多人出城迎战，结果起义军战败，4000多人伤亡，婺州失守。衢州、婺州的陷落，使青溪县失去了南部屏障。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得不于四月十九日放弃青溪，退回帮源洞，进行最后的抵抗。

帮源，是方腊起义的发源地，这是山峦环绕，地形复杂，方腊打算利用有利的地形同官军周旋，以便保存力量，待机再起。但是，当地的恶霸地主方庚、方世雄等人，“投身军前，为之向导”，在他们的引导下，东西两路宋军很快包围了帮源。

起义军退入帮源后，分兵守卫帮源外围各要点。其中北山口是进山的主要通道，方腊亲自率兵守卫。宋军多次强攻均未能得手，转而向帮源南面的门岭发动进攻。

门岭“崖壁峭拔，险径危侧”，由于地形险要，方腊只派了少量的兵力把守此地。刘镇率精锐官军“从间道掩击”，偷袭门岭，起义军600多人牺牲，门岭失守，官军进入帮源。

四月二十四日晨，刘镇率领西路军向东进攻，同时约定“纵火为号”，东路官军“王禀、辛兴宗、杨惟忠、黄迪，望燎烟而进，与刘镇合兵”，20多万起义军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下，从早晨一直转战至深夜，“流血丹地”，1万多将士壮烈牺牲，帮源失陷，方腊率部分起义军转移到帮源东北隅的岩洞中，继续指挥起义军抗击官军。

二十六日，当时还是一位低级军官的韩世忠率领一股官军直扑方腊所在的石洞，起义军在八大王率领下节节抵抗，不少将士英勇牺牲，方腊、方肥和起义军将领39人被俘，被押往东京，即今河南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英勇就义，大规模农民起义失败。

宋军攻占帮源后，童贯又分兵镇压两浙地区的其他各支起义军，吕师囊、仇道人、俞道安等各支起义军，也都先后被镇压下去。

方腊起义是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宋王朝的腐朽统治，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南宋及宋末元初，统治阶级一再惊呼方腊起义的影响在不断扩大，要求统治者采取有效措施，“阴消异时窃发之患”。方腊的名字，一直使地主阶级胆战心惊。而镇压了这次起义的北宋统治者，却由于自己的倒行逆施，面临着彻底覆亡的命运。

方腊起义爆发后，迅猛发展，起义队伍曾达到上百万人，形势一度大好。但坚持斗争不到一年便失败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对起义后的战略形势缺乏正确的判断，导致了战略方针的失误；二是没有把众多的起义队伍统一地组织起来，互相协同，配合作战；三是起义军虽人数众多，但缺乏应有的训练和装备。这些都是起义军最后失利的重要原因。

而在方腊起义前后，早已有一支起义军驰骋在北方的黄淮平原上，这就是宋江领导的起义军。

宋江起义于河北，被称为“河北剧贼”。早在宣和元年，即1119年十二月，即已引起宋廷的注意。宋徽宗为此下诏：“京东东路盗贼窃发，令东西路提刑督捕之”。十二月二十日又下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但是宋江未接受招安，转战于京东各地，出没于青（今山东青州）、济、（今山东巨野）、濮（今山东鄄城）、郓（今山东东平）等州之间。他们打出“劫富济贫”的旗号，杀贪官，除恶霸，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他们武艺高超，作战勇敢，常以少胜众，屡败官军。

次年冬，宋廷曾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负责镇压起义军。但未及到任，即因方腊起义的迅猛发展，改任曾孝蕴为睦州、杭州知州，参与镇压方腊起义。这时，宋江在郓州地区活动，横扫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传说宋江起义军在梁山泊活动，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但时间不长。知亳州侯蒙认为“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因此上书宋廷，要求招降宋江：“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宋徽宗于是任命侯蒙知东平府，负责招降宋江，但由于侯蒙未及赴任即病死，这项计划未能实现。

宋江起义在京东地区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他们聚集了一些亡命之徒，在山东进行劫掠，造成州县大范围震动，许多官吏都躲避起义军的追捕。不久之后，起义军向南移动，但在经过沂州时，由于缺乏警惕性，遭到了知州蒋园军队的袭击，毫无准备之下遭受了一定的损失，只能急忙向北撤退。

随后，宋江起义军进入了江苏地区，当时郡县没有防备，河北的剧匪宋江肆意行动，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先后掠夺了京东地区，直奔沭阳。然而，遭到县尉王师心部地邀击，宋江失败后撤。

宣和三年二月，宋江起义军进入淮阳军，即今天的江苏邳县南部。宋廷派遣将领讨伐他们，他们又攻击了京东和江北地区，进入楚、海州边界，宋廷又命令知州张叔夜招降他们。

张叔夜接到命令后，派间谍观察敌情，起义军径直向海滨进发，劫掠了十多艘巨舟，掳获了一些人。于是，张叔夜征募了一千名死士，设下伏兵接近城市，并派出轻兵与起义军对峙。他事先隐藏了一支精锐部队在海边，等待时机。然后，他们点燃火焰烧毁了起义军的船只。起义军听到消息后，丧失了斗志，伏兵乘机袭击，宋江一伙最终投降了。

宋江投降后，宋廷对起义军将领都授以官职，进行笼络。但宋江投降并非出于本意，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在投降之后不久，再次举起义旗，重新起义。大约在宣和四年，即1122年夏季，折可存在参与镇压方腊起义回到开封后，又“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起义被镇压下去。

宋江起义始终人数不多，规模不大，但战斗力极强，又活跃在离首都不远的河北、京东和淮南地区，因此影响颇大，亦给宋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其事迹经民间传说、戏剧和小说的传播，宋江之名不胫而走，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

宣和四年，即1122年春，方腊、宋江起义被镇压以后，宋朝按原先同金达成的灭辽协议，开始发兵攻辽。为此，“括天下丁夫，计口出算，得钱六千二百万缗”，以充军用。灭辽以后，丁夫钱不免，同时下令不交或违期交纳的，都要处以极刑。北方人民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一次新的农民起义浪潮即将来临。

宣和五年，即1123年，“京东、河北盗争起”，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少者数百，多者数千，白昼横行”，以至“巡尉不敢抗，县镇不能守”。郓州李太子，咸河何子威，密州徐靖，洺州张迪，魏博杨天王，济南孙列，石雷鼓山张仙，河北高托山，太行山高托天，临沂武胡，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集路山贾进，莒县徐大郎，东海张夔，以及高齐、张光等纷纷起义，有的发展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在黄河南北掀起了一个新的农民大起义的浪潮。

北宋政府面对这一严重局势，于宣和六年(1124年)任命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前往镇压。与此同时，下诏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和诱降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宋徽宗下诏，许诺起义军“如能出首，应已前罪犯，一切不问，并与释放”，“内有系首领人，当议优与补受官资”。

宣和七年正月，再次下诏，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下边的少数官吏，说什么因为政府“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所以农民起来反抗是“非其本心”。表示免除宣和六年农民未交纳的各种赋税，起义军只要投降，“余一切不问，并与放罪”，首领还可以“具名闻奏，当授以官爵”等等。

在北宋政府强大的军事镇压和政治诱降双重攻势之下，起义军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开始向官军投降，如张仙起义后，有众10万，是当时一支很有影响的起义军。但在宣和七年二月在石雷鼓山被官军打败以后，便丧失斗志，接受招安，向宋廷投降了。活动于山东地区的起义军贾进，一度发展到10万人，曾南下抵达淮上，多次拒绝劝降，“朝廷遣使招安，率不生还”。并击败前来镇压的官军辛昌宗部。但最终未能坚持到底，宣和七年三月，贾进和50多位首领投降，导致所部起义军瓦解。

然而，大多数起义军却依然高举反抗的大旗，继续坚持斗争。如张迪起义于洺州后，发展到5万人，曾围攻离京城只有160里的浚州，即今河南浚县，给北宋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后被刘光世镇压下去。

在这些起义军中，规模最大，坚持战斗时间最久的是高托山起义军，发展到30万人，转战于河北以及京东路的青、徐、密、沂诸州，先后遭到梁方平所率官军主力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部的围攻，虽多次失利，但没有向北宋朝廷屈膝投降，而是坚持斗争到底。直到建炎二年，即1128年，河北、京东地区被金军占领后，高托山又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金朝，率领15万起义军，在清河同金徐、宿、邳三路军马都统王伯龙率领的金军展开激战，给金军以沉重打击。

北宋末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如果不是金军入侵中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广大农民转而投入轰轰烈烈的抗金斗争潮流，那么北方的农民起义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接下来，面对金国的进攻，宋朝会有什么应对之策呢？宋徽宗能否守住大宋江山呢？下面的故事更精彩，就让我为您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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