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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罢免蔡京相位
书名： 中国皇帝全传：宋徽宗赵佶那些事儿 作者： 于立文 本章字数： 2608 更新时间： 2024-06-24 13:40:25

上回我们说到，蔡京登上相位后，开始了他的疯狂报复，凡是和他有怨怼的人，他都一一进行清算。宋徽宗对此却是对此没有任何制止的行为。

此时，被被列入元祐党的众多官员中，有很多人是才高八斗、著作等身的文化人，他们的作品早已风靡天下，妇孺皆知。蔡京知道，只要这些人的著作还在民间流传，就不可能消除他们的影响，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些人的著作在民间消失。

于是，在蔡京的指使下，一伙奸佞挖空心思找这些文化人的麻烦。

最先遭殃的是诗人黄庭坚，因他被列入了元祐党籍，被责降管勾玉隆观。百无聊赖之际，写了一篇《荆南承天院碑》，碑文大意是说，有人说建一座佛寺要耗费掉中等民户万家之财，实在是百姓沉重的负担。依鄙人之见，即使国家无战祸，天灾疾役也是百姓无力抗拒的。天下善人少而不善者多，如果国家的刑罚施于外，佛家的思想施于内，两者相辅相成，无疑对国家是有益而无害。

其实，黄庭坚撰写的碑文，只是直抒胸臆，表示对修造佛寺的看法而已。

湖北转运判官陈举上表弹劾，说黄庭坚语涉谤讪。而真正的原因是陈举想在碑文后面添上自己的名字，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作为炫耀的资本，遭到黄庭坚婉拒。陈举恼羞成怒，便从碑文中摘录数句，交给执政赵挺之，而赵挺之与黄庭坚有矛盾，便乘机落井下石，马上将奏本上交徽宗，致使黄庭坚贬窜宜州，客死异乡。一抔黄土葬孤魂，黄庭坚再也没有回归故乡洪州分宁。

崇宁二年，即1103年四月，徽宗下诏销毁吕公著、司马光、范纯仁等人在景灵西宫的画像，又在蔡京的怂恿下，禁行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焚毁范祖禹的《唐鉴》、范镇的《东斋记事》，刘攽的《诗话》、僧文莹的《湘山野录》等书的印版。

最有意思的是《资治通鉴》一书的命运。司马光既然被列入了元祐党人，他主持撰写的《资治通鉴》也在焚毁之列，当时负责销毁《资治通鉴》印版的是蔡京的弟弟蔡卞及其党羽林自等人。

博士陈莹中得知这个消息，特意在太学考试出题时援引了神宗为《资治通鉴》写的序文，以示皇帝关注过此书。

林自不学无术，不曾读过《资治通鉴》，不知道神宗确实写过这篇序文，质问陈莹中说：“这篇序文怎么能是神宗写的呢？

陈莹中反问道：“谁敢说这是假的吗？

林自又自找借口说：“即使是真的，也是神宗幼年时写的文章而已。”

“天子之学出于圣人，得自天性。”陈莹中反问道，“难道皇上少年和成年时写的文章有区别吗？

林自自知理亏，回去将这件事报告给了蔡卞。蔡卞秘密下令学宫中把印版放在高阁安全之处，不要再议论毁版的事了。《资治通鉴》躲过了一场浩劫，得以幸存下来，流传于世。

蔡京销毁了司马光等人的画像，又命人在显谟阁画熙宁、元丰功臣的像；在都城南面修建学宫，建房一千八百七十二间，赐名辟雍，广储学士，召集人研究王安石的《经义字说》，在辟雍中供俸孔子、孟子等人的图像，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地位仅次于孟子。

也许是徽宗、蔡京一伙迫害元祐党人的做法太离谱，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致使人神共愤，万民嗟怨，蔡京等人不得不有所收敛。

崇宁四年，即1105年，这年五月，徽宗下诏“除党人父兄子弟之禁”。坚冰乍融，柳暗花明，事情总算有了转机。八月间又规定，凡因上书而受到编管的人士由亲戚担保，放归田里，与家人团聚。

“门外天涯迁客路，桥边风雪蹇驴情。”当年元祐党人落泊离京，风餐宿雨，无限凄凉，如今可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了。但又规定，如果犯流罪以上，或擅出州界，或不思悔改、谤讪朝政者，不在此列。如再违犯，保任者同罪。

这虽然是有限的放宽禁网，但毕竟是寒冬中有了一丝春天的气息！

这一年九月，因九鼎铸成，徽宗在大庆殿接受群臣祝贺，诏用新乐，并大赦天下，元祐党人的处境稍稍有了改善。徽宗心情大好，忽生恻隐之心，亲自起草一份诏书，表示自己不念旧恶，体恤臣民。诏书中说元祐奸党诋毁先帝，罪在不赦，理应窜逐远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但如今五谷丰登，祥瑞迭至，一夫失所，朕心不安，为表示朝廷宽厚之意，贬谪之人可以内徙，但不得至四辅（东辅襄邑、西辅郑州、北辅澶州、南辅昌府）及京畿之地。

尽管有种种限制，但从交通不便、气候恶劣的边陲移往内地，生活上毕竟方便了很多。

也是事有凑巧，崇宁五年，即1106年，这年正月，天上出现彗星。徽宗以为又是上天向他示警，心里非常恐惧。赵挺之和吴居厚乘机请求徽宗下诏求言。徽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提拔吴居厚为门下侍郎，刘逵为中书侍郎。

古代向皇帝上书，有严格规定，不够级别，不能向皇帝上书。如果是皇帝下诏求言，则不受等级的限制，只要你有话想对皇帝说，就可以越级上奏。这种求言，还有一个特别规定，就是言者无罪，说错了也不要紧，皇帝绝对不会降罪。因此，很多人会在这个时候向皇帝上言，说平常不敢说之话。

刚提拔的中书侍郎刘逵首先上疏，请求毁掉元祐党人碑，放宽禁令。当时对元祐党人的迫害虽然有所松动，但如此直率大胆的倡议，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刘逵甚至做好了被杀头的准备。谁知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徽宗一反常态，竟然采纳了刘逵的建议，连夜派人到端礼门砸毁了元祐党人碑，恢复他们的仕籍，外地的“奸党”石刻也一律拆毁，不许言官再弹劾此事，除党人一切之禁，表现出了少有的宽容大度。

徽宗又表示，元祐党人中凡是应该起用之人，依照大赦条例起用；已经贬谪的官员，还没有由远移近者尽快落实移近；凡服劳役者减刑。同时命三省共同商议，起用元祐党籍中曾任宰臣、执政官的刘挚等十一人，待制以上官苏轼等十九人，文臣及其他官员任伯雨等五十五人，选人刘谅卿等六十七人，这些人健在的都安排了工作。

虽然安排的都是闲职，没有实权，甚至有的人在旧职上降两级使用，还有一些人仍然不得进京师，明显带有歧视的味道，但是比起贬窜边陲来说，境遇还是改善了不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皇恩浩荡了。

其实，在给元祐党人平反这个问题上，蔡京是持反对意见的。在元祐党人碑被砸的第二天，蔡京就曾质问徽宗：“这碑怎么毁了？

徽宗回答说：“朕因上天示警，想要宽大政令，所以派人把碑毁了。”

蔡京厉声说：“碑石可毁，奸党的姓名不可灭！

大臣们都耳闻蔡京对皇上吼叫声。

徽宗似乎对蔡京有所忌惮，听到蔡京的吼叫，虽然面露怒容，但也只是看了蔡京一眼，并没有出声，似乎到了敢怒不敢言的地步。之后一个月，蔡京便被免去宰相之职，出任没有任何职权的太乙宫使去了。重新任命去职不久的赵挺之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

接下来，蔡京是否会被再次起用呢？宋徽宗又会做出哪些荒唐事呢？下面的故事更精彩，就让我为您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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