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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第十四章 共产主义接班人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1769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十二岁，上五年级。我们这一代人是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长大的。由于社会的、历史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原因，我们没有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或者说，共产主义不需要我们这样的接班人。将来我们的后代或许会责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放弃了当初的理想？我们只能尴尬地回答：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接受了一项错误的使命。这项使命不可能由我们来完成。但是那首歌却时时在我耳边回响，一听到这歌声，就让我想起我的童年。童年本应是金色的，但是回过头去看，历史却给我们的童年涂上了一层灰色。

县一中停课了。在县一中上学的大哥和志刚，都戴上了绿军帽和红袖章。志刚还领着几个一中的红卫兵来高地“破四旧”，手里拿着推子、剪子和斧头，也想学北京的红卫兵，砍尖皮鞋、剪瘦裤腿、给人剃阴阳头，谁知战区的工人们不吃这一套，连骂带吓唬把他们赶跑了，志刚屁股上还挨了一脚。尽管他们的造反也不成功，但是还经常嘲笑我们。志刚动不动就指着我和志强说：“你们这群废物，五分加绵羊，一点出息都没有，全国的学校都停课了，你们还在上学，还不赶快造反！要不要我们来人帮帮你们呀？”

上次打架以后，由于父辈的原因，我们两家的兄弟不但没有结仇，反而成了好朋友。志刚这样说，我们很不服气，总琢磨着也应该闹出点什么事来，给自己争口气。于是就商量着在班上搞一次夺权。当时的班长是马列，我是学习委员。马国栋已经被揪出来了，按照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逻辑，马列不该再当我们的班长。

马列和马宁兄弟俩长得很秀气，而且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穿的衣服也一样，刚来时，我们都分不清他俩谁是谁。兄弟俩学习都很好，而且总是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衣服三天两头一换，与我们这些破衣拉撒的工人子弟大不一样，因此，他俩在班上多少显得有点孤立。学校有许多业余兴趣小组，马宁参加了动物组，照看那些小鸡十分上心，老师表扬他说，马宁就像一个鸡婆婆一样关心着集体的鸡群，于是马宁就得了个外号叫鸡婆婆。马列不苟言笑，老是一副正儿八经的样子，文革开始以后，他到处写信，一会给毛主席，一会给林副主席，想替他爸爸翻案，因此，我们夺权的理由是充分的。

第一堂是语文课，老师刚一进来，志强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课我们不上了，我们要改选班干部。”

老师问：“为什么？”

“因为班干部里有黑五类子女。”

老师刚要说话，一个女同学站起来说道：“我赞成！为了保证我们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们班的大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后代手里，绝不能让黑五类子女掌权！”这个女生是朱铁的姑娘，名叫朱巧凤，外号女霸王。这个外号的来历不是因为她霸道，而是因为有一次在课堂上朗读《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她眉飞色舞地念出了那句 “我要做海上的女霸王”。平时我们在课堂上朗读课文一般都不敢带语气，怕同学下课以后学你。但是朱巧凤不怕，因此得了这个外号。朱巧凤性格开朗，爱说爱唱，平时嘴上老是哼哼唧唧的，我们也没太在意，有一次全校开联欢会，她唱了一段《向阳商店》，把大伙全震了：

你说我这双手，倒也是好手啊，

提起它的好处我比你有研究，

自幼儿我娘教我把花绣，

绣门帘绣鞋面又绣枕头，

绣的是百鸟来朝凤，

绣的是一江春水向东流。

……

朱巧凤不仅唱得字正腔圆，舞台作派也不错，一招一式都和大人们演得一模一样。那次真给我们班争了脸。那时我也会几句“我良言苦口把你劝”，老师就组织我们排练《夺印》选场，由朱巧凤导演，其中有许多唱腔我们不会，就由巧凤教，不知她是从哪学的，几乎全本的唱腔、道白她都会。朱巧凤自告奋勇演地主婆“烂菜花”，把“烂菜花”那股风骚劲演得惟妙惟肖：

从东庄到西庄我到处把你找啊，

找了这么大半天才把你找着。

您看我这两只脚走起了泡啊，

衣衫都湿透了（我的）周身汗水浇，

诶呦呦我的何支书，

诶呦呦我的书记呦！

干这么累的活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哇），

吃不消啊吃不消，

我给您搓了一碗元宵。

擦擦汗（那么）歇一会呀，

您看看，这么一碗，又热又粘又香又甜滴溜溜地圆的团团转的粘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的元宵——！

戏排好之后，我们还在高地门前的大舞台上作为小学生支援三线建设、慰问战区职工的节目演出过，朱巧凤边扭边唱，逗得职工和家属们笑得前仰后合。于是她又有了一个外号——烂菜花，不过这个外号没人敢叫，叫她女霸王她不恼，叫她烂菜花可不行。她那张嘴太厉害，我们惹不起。朱巧凤这一号召，有不少同学站起来响应，其中最积极的要数王连升的儿子王文学，王文学平时学习不怎么样，但是能煽乎，也许是继承了他父亲能说会道的基因，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一下课，他周围总是围着一群同学听他白活，这家伙机灵，平时老是不交作业，老师一批评，就笑嘻嘻地说：“我虚心接受，虚心接受。”

老师也拿他没办法，说：“一批评你就虚心接受，什么虚心接受？我看你是坚决不改！”

“是是是，坚决不改。”

老师问：“你说什么？”

“我说错了，坚决改，坚决改！”

有了这两位出面吆喝，班上多数同学都活跃了起来，几乎一致同意改选。夺权成功了，但是“政权”却落到了王文学和朱巧凤手里，他们俩一个当了班长，一个当了副班长，我和志强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心里很不服气，因为这两个人平时学习都很差，要在以前，他们什么也当不上。但是他们俩当政没几天就被赶下去了，因为朱巧凤和王文学的父亲又先后被打倒了，同学们觉得把班上大权交给他们俩不放心，又进行了一次改选，这次我当了班长，副班长是我姑姑的女儿春桃，按道理我该叫她表妹。春桃待人很实诚，也主持公道，虽然比我还小几个月，但是在班上却像个大姐姐，不时地关心关心这个，照顾照顾那个，哪个男生要耍横欺负别人，她都会毫不畏惧地站出来说话，她有一股山东人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认死理的劲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还真有点怕她，因此她显得比我们要早熟。春桃长得也漂亮，一头又粗又黑的头发梳成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一双乌黑的眼睛闪烁着未经任何社会污染的纯洁的光芒，鼻尖微微有点向上翘，看上去像个洋娃娃，再配上一对小酒窝，笑起来非常迷人。虽然她学习不是太好，但是在我心中，她却是美丽、善良、纯洁和正义的化身。

我和春桃都是纯粹的工人子弟，把大权交给我们大家放心，可惜，轮到我当班长的时候，已经不叫班长，改叫勤务组长了。

夺权之后，我们组织了红卫兵，可是没有袖章，没有公章，没有油印机，这算什么红卫兵！于是我们找到校长，要求学校给予承认，校长说，我们无权承认，承认了也不算数，让我们去找能给予承认的机构。于是我们又找到了公司党委书记刘天明。我们找过他几次，他总是说有事，不接待，最后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把他堵住了。他这种态度让我们感到很恼火。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这些革命小将？”我装作理直气壮的样子问他，其实腿底下直打哆嗦。

“不敢不敢，红卫兵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怎么敢瞧不起你们！”

“那好，我们今天要和你谈判谈判。”

“好啊，谈吧。你们想怎么谈？”

“首先你得承认我们。”

“我承认，毛主席都承认，我哪敢不承认！”

“光承认不行，你还得给我们钱。”

“要钱干什么？”

“买红布，做袖章。”

“买油印机，印传单。还要买红旗，刻公章。”春桃在一旁帮腔说。

“那得要多少钱？”

我想了想，要少了怕不够，要多了怕不给，于是说：“五十块。”

春桃在一旁说道：“五十不够，要一百。”

刘天明故作惊讶地说道：“哎呀呀，你们可真敢要啊，张口就是一百。”

我急忙说：“五十也行。”

“五块也没有！”刘天明一拍桌子，吓了我一跳。接着，他又给我们讲了一通大道理，什么毛主席为三线建设睡不好觉啊，三线建设的钱一分钱也不能乱动啊，毛主席当年领着我们闹革命，谁也没给一分钱哪，说得我们目瞪口呆。我一看要钱是没指望了，只好退而求其次，“那你得给我们开一张介绍信。”

“要介绍信干什么？”

“刻公章。”

“这事不归我们管，你们找县教育局去！”

刘天明一句话，把我们支到了县教育局，教育局把我们支到了县委，县委又把我们支回来了。没办法，我们只好自己凑钱买了几尺红布，做了一些红袖章，油印机终于没有买成。

就在我们忙着夺权、改选的时候，大哥、二哥和志刚他们到北京串联去了。二哥是偷着跟他们走的，走后才让我把消息告诉父母亲。串联回来之后，他们说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把我们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于是我们也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去串联，学校不准，我们五六年级的几个班就宣布罢课了。那时小学校已经搬到了高地大门对面的一个院子里，不管老师们怎么劝，我们就是不进教室，大家站在院子里，放了学也不回家，决心同校方斗争到底。到了晚上，学校感到事态严重，用广播喇叭把家长们召集到了学校，各班的班主任把家长们请到教室里，每间教室都有喇叭，校长通过学校广播站向家长们介绍了情况，我们就坐在操场上等结果。校长讲完之后，让家长们帮助做工作，把自己家的孩子领回去，但是不准打孩子。家长们那管那些，会一散，一个个便出来找自己的孩子，找到了，揪起耳朵就走，一时操场上大呼小叫地乱了套，我们这些学生很快便被家长们“提”回家去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课就被这样残酷地镇压了。

第二天，我们还得照样去上学。可是外面的世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学生们哪里还坐得住？那天的语文课谁也不听，教语文的女老师姓郭，在讲台上喊哑了嗓子，底下还是安静不下来。郭老师先后点了几个人的名，教室里才稍稍安静了一点，我正东张西望地看着墙上新张贴的毛主席语录，听见郭老师点了我的名：“鲁育山，你不好好听课，东张西望地看什么？”我说我在看毛主席语录，郭老师见我这个平时的好学生居然也敢这样不听话，大概是气坏了，一下说话说走了嘴：“看黑板，看什么黑语录！”

她的话，大家全听见了。教室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空气仿佛凝结了一般。这样过了几秒钟，我问她：“郭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郭老师也意识到她说错了话，急忙改口说：“我说让你好好看黑板，不要再看墙上的语录了。”

这时朱巧凤站了起来，说：“不对，你刚才说的是看什么黑语录，大家说是不是这样？”

“是！”这些早就不想上课了的学生们巴不得有点什么事闹一下，正好碰到这么个机会，焉能放过，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这一声“是”给郭老师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当天晚上，造反派就把郭老师当作现行反革命抓起来了。紧接着，造反派占领了校园，把小学校当成了他们的办公室、会议室、警卫连。从此，我们便离开了学校，开始了拣煤渣的生涯。

大川有两个发电厂，一个是列车电站，另一个是建在地面上的发电厂。列电只满足了前期施工的需要，随着工程全面展开，列电的发电量很快就不够了。刘家峡的电网什么时候能架到大川还说不上，所以又建了一个地面发电厂。电厂刚建好开始发电，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两个发电厂相距不远，都在大龙河靠上游那边。我们拣煤渣主要是在电厂，来去都要穿过整个02工地，路程大约有三四里。捡煤渣的装备很先进，每人有一个从工地上捡来的油漆桶，那些油漆桶大小、高矮、胖瘦都不同，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力气大小和审美取向，随便选择一款自己需要的，因为工地上废弃的油漆桶有的是。选好之后，打两个孔，用8号线一穿，作为桶梁，跨在胳膊上，细心的家长怕8号线勒胳膊，就会在桶梁上缠上点布条。除了装煤渣的桶，每人还有一个耙子，也是用8号线做的，有四爪的，也有六爪、八爪的，还有双层爪的。爱美的孩子还要在耙子把上缠上五颜六色的玻璃丝，非常好看。女孩子的耙子大多比较轻巧，男孩子们则做得很重，把子很长，拿起来沉甸甸的，一耙子下去，能搂过来不小的一堆炉灰渣，若当作武器用，可与猪八戒的钉耙相媲美。

电厂的炉灰是用小火车推出来的。小火车有五六截翻斗车厢，先用卷扬机从半地下的锅炉下面拉出来，然后工人们再用手把它推到河边，一拉插销，V字形的车厢就翻倒下来，把炉灰倒在了河边。于是孩子们像蚂蚁一样一拥而上，夺宝似的抢着把炉灰扒到自己跟前。一个个造得灰头土脸的，像刚出土的兵马俑，只是从两只眼睛上还能看出他们是有生命的活物。女生们抢不过男生，就在男生们拣剩下的那些灰堆里拣那些更小的煤渣。女生们手巧，两只手并用，像鸡叨米一样快，半天下来，也能叨满一大桶。后来有个男生带头，和一个女生合作，自己去前线“抢堆”，抢下来由女生负责把“堆”里的煤渣拣干净，然后两个人平分。后来大家也纷纷仿效，分成了若干对子，颇有点男耕女织的味道，随之那种懵懵懂懂的男女之间的爱恋意识开始在他们心中萌芽，甚至尝到了初恋的滋味。

和我搭班的是春桃，我们从小是在一起长大的，在衙门口时就在一个班。小时候在一起玩，春桃很有点大人样，处处都让着我。每天拣煤渣，她都会带一块她亲手烙的发面饼给我吃，抢堆一下来，她就拿出一块手绢来，说：“快擦擦脸，瞧你造的！”因为家里孩子多，春桃从小什么都会干，拣煤渣的时候胸前还别着针线，看见谁的扣子掉了，衣服挂破了，就拔下针来帮着补补。我那时曾想过，等将来长大了，就娶她做媳妇。

小火车一小时一趟，男生的工作量不大，抢堆一般在五分钟之内就完成了，剩下的时间就跑到一边摔跤、斗鸡，等下一车来，女孩子们却要一直把抢下来的那堆炉灰拣干净才能过来和我们一起玩。

女孩子里唯一不和男生搭班的是朱巧凤，她也不用女生们那种鸡叨米的办法去拣，而是和男生一样去抢堆，有时冲不到前面去，就抡起耙子照着那些男生的屁股使劲打，杀开一条血路冲到前面去，挨了打的男孩子找她算账，她从来不承认，实在赖不过了，就从自己桶里抓几把煤核给人家，算是道歉。小火车不来的时候，她也和男生一起斗鸡。那会志强养了一条狗，每天拣煤渣都带着，估计肯定不是什么名贵品种，还是条母的，经常招来一群公狗围着它转，有时候还干些流氓事。逢到这种时候，大家就围着起哄，拿石头打，直到把它们打散为止。女生们不敢看，一听见男生起哄就把身子转过去了。可是朱巧凤从不回避，也拿着耙子和男生们一起打那些流氓狗。于是男生们就拿她开心：“你看见什么了？眼睛疼不疼？”

拣煤渣的日子对于我们来说是快活的，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失学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女孩子们把堆里的煤渣拣净之后，往往还有半个多小时的等待时间。斗鸡斗累了，我们便坐在一起唱歌，我们不喜欢唱那些正儿八经的歌，就让朱巧凤教我们唱《吃元宵》，很快我们就都学会了，于是坐在河边扯着嗓子喊：“您看看，这么一碗，又热又粘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的团团转的粘米面的白糖馅的大个的元宵——！”唱完，大家哈哈一阵大笑，然后就准备去抢下一车。有时候，我们也唱一些老歌，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唱《听妈妈将那过去的事情》，唱着唱着，许多人便流出了眼泪。我们又想起了在学校的美好时光，想起了郭老师，因为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是她教给我们的，我们还一起在高地前面的大舞台上演出过。郭老师演妈妈，我们一起簇拥在郭老师的身边听她“讲那过去的事情”。

春桃提议道：“我们应去看看郭老师，听说她最近给放出来了。”一提去看郭老师，我的心猛地向下一沉，那天是我首先向郭老师发问的，如果我不问那一句，也许事情就过去了，郭老师就不会被抓。想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惭愧，我不敢去见郭老师。我想在场的许多同学和我是同样的心情。所以，春桃的提议半天没人响应。春桃的提议还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无法向人启齿的事，我把母亲存的几块大洋交到保卫科去了。那一阵看了给母亲贴的大字报，我突然对母亲产生了怀疑，我看到家里有母亲年轻时穿过的旗袍，有基督教的十字架，还有大洋，于是便推论出大字报可能是真的，我们家可能确实藏着一个可怕的阶级敌人，于是便把那几块大洋偷偷翻出来交给了保卫科。第二天保卫科就把父母亲叫去了，我一直期待着父母亲回来后对我大发其火，甚至揍我一顿，如果是那样，我会好受一些，但是父母亲什么也没说。这样，这两件事就成了我一辈子的心病，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觉得心疼，恨不能像《红字》里的丁斯梅代尔一样，找一条鞭子狠狠地抽自己一顿。虽然我那时只有十二岁，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不能原谅自己。

十二岁，正是是非不清、善恶不分的年龄，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一面在忏悔自己犯下的错误，一面还在犯新的错误。一天，马列和马宁兄弟俩也来拣煤渣，志强看见他们来了，老远就喊了一声：“鸡婆婆来了！”

于是大家一起跟着喊了起来：“鸡婆婆！鸡婆婆！”

马列走到跟前，一把揪住了志强：“以后不准再叫我弟弟的外号！”

志强也不示弱，说：“我叫了，你能把我怎么样？”

马列伸手给了志强一个耳刮子，志强捂着脸说：“你个黑五类崽子，敢打老子？”说着，便冲过去和马列扭成了一团。马宁见哥哥和志强打了起来，也上去帮忙，这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声：“黑五类崽子要造反了，打呀，打死他们！”

一听说是黑五类崽子，河边上拣煤渣的孩子们忽地一下冲了上去，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一起帮着志强打起来，他们把马列、马宁兄弟俩分开来，围成了两圈，一直打得兄弟俩满脸是血才住手。尽管都是孩子，可是一旦他们被恶魔所驱使，也是十分残忍的。

我们这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只存在了很短一段时间便被搅散了，原因是志刚和我二哥他们这些比我们更大的孩子加入了拣煤渣的行列。县一中停课以后，二哥就一直和一中的那些大孩子混在一起，很少和我们在一起玩。志刚一来就指着我和志强教训开了：“你们这些小流氓，教你们造反你们没胆量，搞对象胆子倒挺大的。听说你们拣煤核都是一对一对的，有没有这回事？”

女生们听见他们这样说，再也不敢和我们结对子了，于是我们又各自为战了。有一天，我在工地上碰见了王文学。我们一起拣煤渣的孩子，基本上都属于红五类。黑五类子女怕受歧视，很少跟我们在一起，只有朱巧凤是个例外。他们一般都是跑单帮。王文学究竟是属于红五类还是黑五类，分不大清楚，但是由于他父亲在文革初期受到一些冲击，他也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除了电厂，工地上还有许多拣煤渣的地方，还可以去揽锯末、搂刨花什么的，不一定非要去电厂不可。王文学看见我，说：“电厂的煤渣不好拣吧？”

我说：“就是，人越来越多了。”

“我带你去个地方，不用费劲就能拣满一大桶。”

他带我去的地方是桥头的一排活动房，那里住着一些路桥公司的单身职工。王文学嘴甜，去了叔叔大爷地一叫，就要给人家透（捅）炉子，那些工人们已经跟他熟了，就让他随便透。不一会他就把几个房间的炉子都透了一遍，然后把炉灰撮出来，我俩拣了半天，刚盖住桶底，我说你这是什么破地方呀！他说，你别着急呀，我带你去的地方还没到呢。他带着我转了一会，钻进了一个铁丝网围着的材料场，里面有大堆的焦炭，那是烘炉上打铁用的。他把我们两个人的桶一起提了进去，说，看着点，有人来了就咳嗽一声。于是，他把刚才拣的一点煤渣倒在地上，然后装了满满两大桶焦炭，又把那些煤渣盖在上面，把桶递给了我，说：“你看，省劲吧？这焦炭比煤核禁烧多了，三桶煤核也抵不上一桶焦炭。”我说：“你这哪是拣，这不是偷吗？”

“什么偷不偷的，拿到家里就是自己的。”说着，他又转了回去。我说：“还不快走，小心来人看见！”

王文学不慌不忙地说道：“急什么呀？看看还能捞点什么。”不一会，他手里掂着一块好几斤重的铜疙瘩出来了，看样子是什么设备上的零件。我说：“你偷点焦炭就偷了，抓住了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这玩意还是给人家放回去吧！”

他说：“怕什么！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玩意拿到废品收购站能卖三块钱一斤，可惜是黄铜，要是紫铜就更值钱了，四块五。”说着，他把那个零件埋到了焦炭底下。

我们刚刚走出不远，就看见一个护厂队员背着大枪远远地走了过来，我吓得心咚咚直跳，说：“赶紧走！”

“走什么？慌慌张张的，一眼就让人看出来了，坐下，抽根烟！”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大前门，抽出一支递给我，问：“会不会？”

正是爱逞能的年龄，我怎能说不会，伸手把烟接了过来。他给我点着了烟，说：“别害怕，你越紧张人家越怀疑，来来来，躺下。”说着，他在一个沙堆上躺了下来，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吐着烟圈。吹的那曲子，居然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那个护厂队员叫张达远，平时吊儿郎当的，也没个大人样，经常跟我们打打闹闹，我们都叫他张大眼儿。他走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看看周围没人，便站下来撒尿，于是王文学便唱了起来：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我看见一个流氓在那里撒尿。

王文学用的是一首语录歌的调子，原词是；

大字报，大字报，大字报，

是一种极其有力的新式武器。

我说：“你招他干吗？等着他来抓你呀！”

王文学有点急了，说：“你他妈紧张什么！快跟我一块唱，要不非暴露目标不可！”

于是我跟着王文学一起唱了起来：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

张大眼儿一边撒尿一边回头望着我们说：“小王八羔子，看见什么了？”

王文学扯着嗓子喊道：“快来瞧，快来看，大眼儿脱裤子喽！”

张大眼儿这会已经撒完了尿，坏惺惺地朝我们走了过来。王文学看见他来了，撒腿就跑。我不敢跑，因为那两只装着脏证的桶在那里，于是被张大眼抓住了，他坏惺惺地问：“大眼儿大眼儿的乱喊什么，你知道什么叫眼儿？女人下边那才叫眼儿呢！”说着，把手指头上沾的一点尿全抹到了我嘴里。我发誓要报复。

第二天，我和王文学一块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盖，倒出半瓶，然后一人往里边撒了一点尿，看看酒液和原来的高度差不多了，又把瓶子封上了。我们知道张大眼儿那天上白班，就把瓶子放在了他执勤的哨棚里，然后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不一会，看见张大眼儿进了哨棚，之后又拿着那瓶啤酒走了出来，边走边喝，喝了几口觉出不对劲了，噗的一声全喷了出来。于是我们笑着跑了。不过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和王文学一起去拣煤渣了。

我又回到了发电厂，由于拣煤渣的孩子越来越多，我们逐步转入了夜战。听说电厂附近有狼，我们便带了一些打狼的家伙，除了志强那条狗，还有一支火药枪。那是志刚自己做的，比起当年志强那把弓箭，不知先进了多少个世纪。我们都很羡慕。但是志刚从来不让我们碰他那支枪，有时拿出来晃晃，我们只要伸手一摸，他立刻就别到腰里去了。我们说，你的枪是假的，不能打。志刚经不起这一激，说：我打一枪给你们看看。于是便从衣兜里掏出两个小瓶，一个是装火药的，一个是装钢砂的，他装上火药，用一根铁丝钎子捣实，又装进了钢砂，再捣几下，鼓捣完了，从衣兜里摸出一个黄豆粒大小的纸炮，放在枪管后部有孔的地方，然后扣响了扳机。扳机是用皮筋控制的，力量不足，纸炮没打响。我们就哄了起来：“噢，没响，没响！”

“这皮筋劲太小，明儿得换个弹簧的。”说着，志刚又打了一枪。还是没响。

“他妈的，纸炮可能掉了吧？”

“哈哈，又没响！”我们一边嘲笑他，一边低着头帮着他找纸炮，正找着，枪砰地一声响了，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纸炮还在枪上。幸亏没有伤着人。

枪一打响，大家立刻来了兴趣，纷纷向志刚要求打一枪，志刚得意地把枪重新别回腰里，说：“要打可以，从明天开始，你们都去给我拣枪砂，谁先拣够一斤我就让谁打。”

志强要求让他先打一枪，可是志刚说：“不行，你也得去给我拣枪砂。”

工地上气焊??有的是，我很快就拣够了一斤交给了志刚，可是志刚说话不算数，还是不让打，因为很多孩子拣够了一斤。于是我们就说：“破枪吧，谁稀罕哪，又不能打鸟，又不能打狼！”

“谁说不能打狼？上次城里武斗，好几个家伙拿着扎枪冲我冲过来，我一枪就撂倒了一个。”

“真的？”我们一齐瞪大了眼睛望着志刚，志刚知道说漏了嘴，急忙改口说：“我骗你们玩呢，没那回事！”

可是已经晚了，在场的孩子都知道了他用这支火药枪打死过人。

志刚这支枪太让我们羡慕了，于是我们也想自己做一支枪，但是没处去找无缝钢管，我知道王文学有办法，于是就拉着志强去找王文学，王文学对做枪也很感兴趣，把胸脯一拍说：“没问题，这事交给我了。”第二天，他弄来了一根两尺多长的无缝钢管，我们把它锯成了三节，一人做了一把火药枪。

枪做好了，也把我吓坏了，因为战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说114厂一台国内最先进的价值几十万的液压机输油管被阶级敌人盗走了，让广大造反派擦亮眼睛，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猜王文学拿来的那根无缝钢管，八成就是从这台液压机上锯下来的，因为那根管子上还喷着崭新的绿油漆。枪做好以后，好长时间我都没敢拿出来，害怕公安局来查。可是志强不管那一套，天天把枪别在腰里，有一次我们上山去玩，下山的时候，志强不小心摔了一跤，一下子把枪摔响了，一枪筒钢砂全部灌进了他的肚子。

安琪写完那份揭发材料没多久，也被造反派抓起来了，因为上海那边的造反派把她父亲作为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其实造反派抓她，和她父亲的问题根本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安琪办事认真，平时别人来报销个差旅费、探亲费什么的，哪怕多一分钱她也要指出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她那个铁算盘的外号是带有贬义的。她揭发马国栋的那些问题，全是她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没有一条能落实，造反派说他们夫妻在演双簧，抛出一个，保住一个，以此愚弄广大革命群众。现在安琪的头脑开始逐渐清醒了，知道自己给丈夫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更让她焦心的是家里的几个孩子没人管，两个大的还好说，两个小的才一岁多呀！紧接着，大儿子马列也被警卫连抓起来了。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到处写告状信，没有一点回音，母亲被抓后，他开始对社会产生了敌对情绪，写了反动标语。家里只剩了马宁带着两个妹妹。

人是群体动物，小孩子尤其需要玩伴和友情。尽管上次拣煤渣时挨了打，马宁还是愿意到工地上来拣煤渣，愿意和同学们在一起。但是母亲和哥哥被抓以后，他哪里也去不了了。考虑到他家里的实际情况，造反派允许安琪每天晚上回来照顾孩子，但是每天早上八点钟以前必须到警卫连报到。这样白天照看两个妹妹的任务就全部落在了马宁身上。我们每天拣煤渣回来，都能看见马宁带着两个妹妹站在路边打听消息，问问今天工地上有什么新鲜事，同学中都有哪些消息。两个妹妹，一个驼在脖子上，一个领在手里。我觉得马宁实在可怜，那天，把拣来的煤渣全倒在了他家门前的煤堆上。后来我发现往马宁家倒煤渣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别的同学。有一天，我把拣来的煤渣倒在马宁家门前，刚要走，马宁从家里出来了，说：“我就知道是你，快进来！”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不了，马宁说：“我有好东西给你！”

我眼前一亮，问他：“有书？”说着，跟着马宁进了门。一进屋，看见马宁的两个妹妹正坐在地上玩，马建的鼻涕已经快淌到嘴上了，马宁拿起一张报纸撕下一块，在她脸上狠狠地擦了一把，大概是用力太大了，马建疼得哭了起来。马宁急忙把她抱起来哄了哄，马新见哥哥抱起了马建，也拉着马宁的腿要他抱，于是我便把马新抱了起来。谁知这孩子认生，我一抱她反而也跟着哭了起来。马宁哄哄这个哄不好，又哄哄那个，还是哄不好，两个妹妹哭成了二重唱，于是马宁也失去了耐心，把她俩一起搡到了沙发上：“都给我闭嘴！不许再哭，再哭把你们都送到警卫连去，警卫连有红眼耗子，把脚指头都给你们咬掉！”两个小家伙一听，吓得立刻就不哭了，脸上露出了恐惧的神情。马宁趁机给她们一人嘴里塞了一个奶嘴。看样子马宁经常用这种办法对付她们。

马宁刚刚安顿好两个妹妹，忽然听见门外有动静，便出去了，我也跟着走了出去，远远地看见朱巧凤的背影拐过房头不见了。原来是她经常往这里倒煤核。

回到屋里，马宁从被子底下抽出一本扯去了封面的旧书，神秘兮兮地问我：“黄色的，看不看？”

我毫不犹豫地答道：“看！”

我接过书来一看，是一本竖排版的《红楼梦》第一卷，于是说：“听老师说《红楼梦》很有名，这算不算黄色？”

“里边有那个乱七八糟说不清的事，应该算吧！”

“你是从哪弄来的？”

“这是抄家的时候我偷偷藏起来的。”

“还有别的吗？”

“有。你看完这本再借给你。”

就这样，我磕磕巴巴地将《红楼梦》第一卷读完了，学认繁体字也是从读《红楼梦》开始的。读完第一卷，我还想看第二卷，可惜马宁只有这一本，读全本那是十年以后的事情了。马宁的收藏有限，我很快就把他仅有的几本藏书看完了。有一天，我去马宁家里还书，发现马宁正在抄书。看见我进来，马宁慌慌张张地将一本书掖到了枕头下面。我装作没看见，拿起桌子上的本子，只见上面抄着苏轼的词《念奴娇 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立刻为词的浩然气势所感染，仿佛醍醐灌顶，用不着谁来讲解，也用不着更多的思索，这首千古绝唱像一股清泉流进了我的心里，我只默默地读了两三遍便把整首词背了下来，接下来感动我的是李煜的“帘外雨潺潺……”，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优美辞章让人心动神移。我向马宁要了几张信纸，坐在桌边抄起那些词来。抄了一会，马宁觉得不好意思了，把书从枕头下面拿了出来，是一本《宋词三百首笺注》：“我也是借别人的，只借给我三天，你拿去吧，不过说好，只能借你一天！”

我如获至宝，回到家后，拿出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新本子，带着十二分的虔敬开始抄书，一笔一划写得都很规矩、认真，我把校注全部省去，只抄原文，这还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才把一本《宋词三百首》抄完了，但是我没有按时还书。第二天，在还书的路上，碰到了志刚，志刚从一中图书馆偷了不少书，我经常从他那借书看。志刚发现我手里拿着书，死乞白赖非要借着看不可，说只看半天就还。我实在不好意思，就借给了他，结果书一拿去就再也没有还回来。为这事，马宁和我翻了脸。我真不知怎么向马宁交代，恨不能搬一座金山来赔他。那些日子，马宁天天到我家里来讨债，有一次甚至提着菜刀来了，我说：“你干脆砍我一刀吧，那样我还好受一点。”马宁不知如何是好，坐在我家门前哇哇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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