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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 第十三章 红字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2184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父亲为赵婶刻了一块碑，碑上写着：

辽宁省海城县人

刘淑贤之墓

未亡人赵尔丹暨子：志刚、志强、志远、志新、至高、志行 女：志洁立

1966年5月25日

可惜在大川找不到大理石，碑是用钢筋混凝土做的。碑立了没多久就被山上的农民偷走，拿去垫猪圈了。

安葬完赵婶之后，姑姑把志洁抱到了自己家里。姑姑经常替工友们的家属看孩子，这些工友家属都是知情知意的，干家属工挣的那点钱虽然不多，但是也不会把姑姑忘了，总要想办法补偿一下。赵叔实在没这个能力，每月能把奶粉等吃的用的买齐交给姑姑就算不错了，他就是想报答，眼下也做不到，姑姑给人看孩子也从来没想过要谁报答。

赵婶一走，赵叔家里简直像塌了天一样。有一天，赵叔下班回来，看见六个孩子抱在一起哭成了一团，他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是家里断顿了。粮店规定每月26号起可以买下月的粮，可是刚20号家里就没粮了，前几天赵叔还看过面柜，还剩了不少粮食呢，没想到这么快就吃完了。看见孩子们在哭，赵叔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他不能让这种悲观绝望的情绪在孩子们心里生根、蔓延，他从口袋里掏出哨子吹了起来，哥几个一听哨子响，立刻站成了一排。

赵叔指着他们弟兄几个说道：“你看看你们那个怂样子，不就是饿了一顿饭吗？至于这么大哭小叫的吗？老子当年打鬼子，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也没像你们这个样子。志刚，你他妈的多大了？”

志刚不好意思地答道：“十五。”

“十五。老子像你这个年龄已经参加红军了，你他妈的还领着弟兄们哭鼻子，你羞不羞？”

志刚低着头，不敢看赵叔的脸。赵叔又指着老二志强说道：“参加红军之前，我已经给人家揽了三年羊了，那时候我就像你这么大！”赵叔现在也说我不说俄了。

这下说得志强也不好意思了。赵叔拿出在部队时做战前动员的那种气势说道：“吃饭问题是要解决的，但是在解决吃饭问题以前，我们先要解决士气问题。饿了一顿饭就大哭小叫的，这哪像工人阶级的子弟，哪像红军战士的后代？你们给我丢脸！给你们的妈妈丢脸！”这回弟兄六个一齐低下了脑袋。

“我知道，你们失去了妈妈，心里很难过，我也很难过。但是再难过妈妈也不会回来了。过去我们的战友牺牲了，都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今天也来个化悲痛为力量好不好？”

“好！”弟兄几个齐声喊道。

“好，你们的妈妈是为三线建设而死的，她的死是光荣的，你们和我都应该为妈妈的死感到骄傲和自豪。从今以后，谁也不准再哭，想妈妈了，就好好学习，好好听话，行不行？”

“行！”

“现在我来指挥，大家唱一首歌。就唱那个什么吧，《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志刚，你起个头！”

志刚起了个头，赵叔和孩子们一起唱了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

唱完，赵叔问了一句：“肚子还饿不饿？”

弟兄几个齐声答道：“不饿！”可是三岁的志行举起手喊了一声：“报告，我还是饿！”

赵叔一把将志行抱了起来，这下他自己没忍住，眼泪止不住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赵叔家里实在是太困难了，他想让老大志刚帮他一把。过了几天，赵叔领着志刚来到了朱铁的办公室，不好意思地说道：“老首长，看在咱们一起出生入死的份上，让这孩子补个学徒工吧。”

朱铁把脸一沉说道：“我当不起你的首长，从来都是你管我，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

赵叔陪着笑脸说道：“那是我不对，我是个大老粗，你别和我一般见识。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一个战壕里滚出来的老战友。”

“你现在想起老战友来了，当初你拿枪顶着我脑门子的时候，怎么不记得我这个战友了？”

赵叔已经给他道过歉了，他还这样不依不饶，赵叔也火了：“就他妈这么点事，求着你了，你看着办吧，行就给我个痛快话，不行我就走人！”

朱铁见他发火了，立刻陪着笑脸说道：“不是我不帮忙，他实在是太小了，公司没法破这个例，老战友，再坚持一两年，我向你保证，只要他一满十六岁，我立刻给他办！”说完，朱铁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钱，递给了赵叔，“我知道你现在很困难，这个你先拿着，别嫌少，我身上只有这么多。”

赵叔道：“钱我不要，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朱铁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兑现，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革初期有两个重要的提法是大家不会忘记的，一个是触及灵魂，一个是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这两个提法从某种意义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文革一开始，公司就在高地大门内的路两旁搭起了二十多个大字报栏，但还是不够用，这个以工人为主体的单位，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才子和书法家，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除了大字报栏，把指挥部和一公司机关的那几栋房墙上都贴满了，地方还是不够用，于是又在高地大门外竖起了两排大字报栏。开始写大字报用的是白纸，后来连白纸都买不到了，只好用包装用的草纸。这些大字报把多少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全都翻了出来，任何角落里的任何隐私都藏不住，全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搞得人人自危，各个心惊肉跳，想不触及灵魂都不可能。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马国栋；接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腐化变质份子”朱铁；之后，是王连升：“剥开三开人物王连升的画皮”；白景云和他是一样的问题：“且看混进革命队伍里的日伪把头白景云的丑恶嘴脸”……

王连升和白景云被贴了大字报之后，着实紧张了一阵，但是过了几天又没事了，因为比他们的事更大的，新闻价值更高的事有的是。很快就有人把赵婶当过妓女的事捅了出来，那张大字报编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题目是：“老红军赵尔丹逛窑子为妓女赎身。”这是哪码对哪码呀！写大字报的人，只为了吸引读者，哪管什么事实！赵叔看了大字报气坏了，站在大字报栏前骂道：“人都死了，还他妈干这种缺德事！谁干的？敢不敢站出来？老子一枪崩了他！”赵叔在大字报栏前站了几天，始终没找到那个写大字报的人。接着又有人拿锦华姐的出身做文章：“牛锦华究竟是谁的后代——苏联红军还是逃亡的白俄？”还有一张是关于我母亲的，这张大字报可不像前两张那样，一捅就破，它披露了母亲和马国栋的关系，这给母亲和我们一家带来的影响极大。

母亲在鞍山请过马国栋一次之后，我们两家很少来往。一是为了避嫌，二是没有共同语言。马国栋两口子都是知识分子，和父母亲这样的人没什么话可说，因此，公司里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的关系，连组织上都不知道。当时公司党组织还没有完全瘫痪，保卫部门对这件事很重视，立刻找父母亲谈了话，问他们为什么没有如实向组织上交代，母亲说没有交代的机会，但是很难自圆其说。母亲的问题立刻升级了，现在已经不是社会关系是否清楚，是否影响父亲和姐姐的入党问题了，而是阶级敌人是否在三线埋下了定时炸弹的问题。公司很快又派出了两个外调小组，一个去山东，一个去北京顺义，继续调查父母亲的社会关系。在我家的房前屋后，出现了一些可疑的身影，时时处处在监视着父母亲的行动。

监视行动并不是公司布置的，而是居委会的干部主动要求的，负责这个行动的就是牛婶。到了大川以后，因为锦华、锦生都参加了工作，牛叔家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牛婶不用再去干家属工了，又当起了居委会主任。牛婶对监视工作很负责任，就连母亲上厕所她都要跟进去看一看，看是否在厕所里与什么人接头。有一次，母亲去市场买菜，顺便买了几种菜籽，卖菜籽的人没有东西包，母亲就拿出一张旧报纸，撕做几块，把几样菜籽分别包了起来。剩下一块报纸，卖菜籽的人说，送给我吧，母亲便把剩下的那块报纸给了他，牛婶觉得这一连串的动作很可疑，太像是特务交换情报了，于是就带着家属们扭住了那个卖菜籽的，把他和我母亲一起带到了保卫科。保卫科审完那个卖菜籽的，有点哭笑不得，牛婶也觉得很尴尬，出了门，对母亲说道：“我们也是对三线建设负责，你别往心里去啊。没事更好，我们也希望没事。”

母亲说：“秀娥，咱们在一起二十年了，我能有什么事？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你看我像个干坏事的人吗？”

牛婶把脸一沉说道：“那可说不准，那些国民党特务，一个个埋藏得深着呢！”

牛婶的话大大地刺伤了母亲的心。母亲想起二十年前在锦州街头，李秀娥挺着个大肚子晕倒在路边的情景，心想，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李秀娥的跟踪一直没有成果，有点不甘心，打算变被动为主动，准备发动家属开母亲的批斗会，让她主动交代。母亲对此早有准备，看见那么多无辜的人被押上台批斗，母亲知道迟早有一天这种恶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她偷偷地准备了一把剪刀，打算一旦受辱，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牛婶的批斗会还没准备好，她自己就被揪斗了。

造反派要她交代锦华的出身，交代是不是苏修派她来打入工人阶级队伍的的，还让她交代和朱铁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她最难以启齿的，现在，这场革命也触及到了她的灵魂。她不说，造反派的皮带便雨点般地抽了下来，打得她满脸是血。更难堪的还在后面，不一会，造反派把朱铁押了过来，给他们两人戴上了高帽子，并且准备了两串破鞋，一人脖子上挂了一串，然后便押着他们在高地游街，造反派让他们一人手里拿着一面铜锣，边走边敲，还教给他们喊：“我是腐化变质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朱铁！”“我是苏修特务、大破鞋李秀娥！”朱铁那个称呼还不是太难听，让他喊就喊，可是李秀娥这边“大破鞋”三个字却怎么也喊不出来，喊不出来就要挨打，朱铁不得不用身体护着她。造反派见朱铁居然敢公开护着她，没命地打开了朱铁，朱铁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恰好这时赵叔背着大枪走了过来。

文革开始后，刘天明一再对赵叔说：“不管乱成什么样，你这里不能乱，哪怕组织都瘫痪了，上级找不到了，就剩下你一个人，也要把国家的物资设备保护好。”

赵叔庄重地答道：“刘书记放心吧，有我在，工地上一块木头、一根钢筋也少不了。”这会他是刚换班回来，看见一群造反派在殴打朱铁，便不顾一切地冲进了人群，大喊了一声：“都给我住手！”

造反派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批斗走资派，你管得着么？”

赵叔道：“批斗谁我不管，打人我就要管，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你们为什么打人？”

一个造反派头头说道：“我们只打坏人，不打好人。”

“谁说他是坏人？他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他哪来的新中国，你们这些小王八羔子，敢说他是坏人？”

一群造反派挤到了跟前，把赵叔挤到了一边，说：“去去去，哪凉快哪歇着去，少管闲事，否则连你一块揍！”

“你敢！”

那个头头下命令说：“把他赶到一边去，咱们照常游咱们的街！”

赵叔一看，朱铁这会已经是脸色蜡黄，满脸是汗，看样子快不行了，于是说道：“你们放开他，否则老子拿枪崩了你们这些王八蛋！”

那个造反派头头说：“你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领导的，谁敢对抗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叫他粉身碎骨！”

赵叔道：“今天我就叫你们看看我敢不敢！”说着，把枪栓一拉，砰地一声朝天放了一枪。原来保卫科收子弹的时候，赵叔还偷偷留了几发没交，以防万一。枪一响，造反派们吓傻了，人群中有人悄声说道：“他就是赵尔丹，一次杀过一百多俘虏。”

赵叔接过来说道：“不错，我就是赵尔丹。从今以后，你们只准批斗，不准打人，谁要是打人让我看见，我非把他腿打折不可！”

正说着，只见朱铁扑通一声晕倒在地上，赵尔丹指着那群造反派说：“赶快把他送进医院去，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们没完！”

朱铁在医院里醒了过来，望着身边的赵尔丹说道：“老战友，现在我知道了，你是真关心我。你说得对，我这个人就是管不住两头，这回一定改！”

赵尔丹噗嗤一声笑了：“你他妈还有个认错的时候哩！”

公司里唯一知道母亲和马国栋的关系的，只有白景云。还有赵婶、牛婶家的隐私，都是他捅出去的。白景云本来就是个好事之徒，加上要转移目标，保护自己，就千方百计地向外抖落新闻，制造混乱。就像当年参加土改一样，他每天提着个糨糊桶子，到处帮人刷大字报，到处揪斗牛鬼蛇神。公司里的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像他这样年龄的几乎没有。有一天，白景云正在刷大字报，来了两个公安人员把他带走了。

十七年前，是白景云带着还乡团把那八个村干部抓了活埋在井里的，那个还乡团不是我们村的，而是几个村的逃亡地主联合组成的。他们杀人杀红了眼，不管和自己有仇无仇，只要是共产党的干部就杀。这个复仇队训练有素，他们有从正规军里下来的军官指挥，采取流动作战的方法，往往杀完一个地方的人，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再到一个新的毫无关联的地方去寻找复仇的目标。那天他们抓住了白景云，是事先就打听好的，但是并不知道别的村干部，白景云为了开脱自己，主动供出了其他人，他想以此立功赎罪，免于一死，但是看那些人的架势，未必会放过他，于是趁着混乱逃跑了。很长时间内他不敢回家，既怕还乡团找他，又怕共产党抓他。为了维持生存，他跑到了关外，隐姓埋名重新做起了工人，企图永远不再出现在熟人面前。后来不断碰到从老家过来的人，慢慢地一打听，好像并没有人知道他出卖了那八个村干部，而且还把他当作烈士对待了，于是胆子就慢慢地大了起来，公开露面了。

这个复仇队后来解散了，人员四散隐藏了起来，解放后一个个逐渐落网，但是很长时间内一直没有人供出白景云，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又荡涤出来两个漏网分子，这才把白景云扯出来。

白景云被捕以后，家属也被遣送回了老家。白景云家住得离我家不远，就隔着两趟房，母亲要去给他的家属送行，我们一致反对，连父亲都说：“算了，别去了，这家伙实在可恨，早就该枪毙了。”

母亲说：“他作孽，老婆孩子又没跟着作孽，怪可怜的。”

白景云的大儿子白志家和我在一个班，母亲让我和她一起去，我有点不情愿，因为我隐隐约约地知道，白景云给父母亲带来了不少麻烦，我恨他。母亲说：“志家平时不是和你挺不错的吗？你不能因为他爹出事了，就不和人家好了呀！”

我说我们平时关系也一般，母亲说：“平时一般，现在就应该不一般。人落难的时候最需要别人帮助，走吧，儿子，陪妈去一趟。”

当时我很不理解，母亲为什么要这样做。

母亲带着我来到白家，白婶感动得一塌糊涂，她流着眼泪对母亲说：“自从老白出事以后，你是唯一敢到我们家来看看的人。”

回到老家以后，白志家给我来过好几封信，对临走时我们母子对他们的真诚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

锦华姐的抗争有效，公司对他们居然敢公开结婚，当然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在经理办公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齐兆祥，但是多数人不同意，觉得对年轻人要给出路，不能把人逼到绝路上去，于是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锦华姐和家属工们在一起筛了几天石子，又换了一个工作——砸石头。因为铁路专线要延长，需要大量的铺路基用的石块。砸石头的工作是把大鹅卵石砸成直径五公分左右的碎块，锦华姐之所以选这个活，是因为砸石头比筛石子挣钱多，但是也比筛石子更吃力。因为是计件，祥子哥下班以后也可以过来帮点忙。毕竟是男人，祥子哥一晚上干的比锦华姐一天还要多。但是锦华姐不让她干这个，让他负责破石头。砸石头需要两把锤子，一把大锤，一把榔头，大锤用来把那些大块的鹅卵石破开，然后再用榔头把破开的石头砸成规定的尺寸大小。一般的妇女不敢接这个活，因为抡不动那把大锤，锦华姐能抡动，但是大锤的激烈震动很容易造成流产，所以祥子一来她就让他破石头，直到破够第二天她砸的，祥子才住手。有些家属很不自觉，常常趁锦华姐不在的时候，把破好的石头拿到自己跟前去，锦华很生气，但是这还不是最严重的侵犯，最难忍受的是那些背后的指指点点。虽然锦华已经结婚了，但是在家属们眼里，那孩子依然是非法的，至少那是结婚以前怀上的，结婚也是不得已，是被开除以后结的婚。因此，锦华对这些人一个也不敢惹，一上班，嘴里大婶、大娘、阿姨、嫂子地不停地叫，还是堵不住她们的嘴，一句话说不对头，立刻就会招来一大堆风凉话，“呦，老牛家的大丫头，几个月啦？快生了吧？说说是什么时候的，我们好给你算算日子呀！”

“按他们结婚的日子算，还早着哪！”说完，几个人便挤眉弄眼地偷偷笑一阵子。

对这些风凉话，锦华一句也不敢还嘴。一还嘴，马上还有更难听的在后面等着呢，“你怎么也不知道歇歇呀，这么重的活哪是孕妇干的，你妈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你呀，当初怀你的时候她也是这么干的吗？”

“人家他妈用不着这么干，苏联人有的是卢布，还用自己出来挣钱呀？”

只要这些家属觉得锦华冒犯了他们，就会说个不停，一直要说到锦华满脸是泪为止。其实锦华哪敢冒犯她们，每天领料，都是等大家挑剩下，把那些最难砸的石头拿到自己跟前去。她面前只要有一块好砸的，马上就会有人说闲话：“呦！眼睛挺尖的呀！一挑一个准！”

锦华姐的脾气，可不是那么好惹的。开始她一直忍着，每天汗水伴着泪水，忍气吞声地干完一天的活，只盼着早早回家，躲开这些老娘儿们的臭嘴。可是她越忍，这些人越上脸，后来她实在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有一天，王连升的老婆找事，上来摸着她的肚子说：“让我看看，这孩子八成有七八个月了吧？你们是啥时候结的婚哪？”

锦华姐没客气，抬手给了她一个大嘴巴：“你放尊重点！”接着，锦华姐发表了一篇义正词严的宣言：“各位婶子、大娘、大姐、大嫂们：我牛锦华是在婚前怀了孕，在有些人眼里，这是不光彩的。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凡年满十八岁的男女青年均可以自由恋爱结婚，我的婚姻是合法的，婚前怀孕属于事实婚，《婚姻法》对事实婚给与承认和保护。因此，我结婚和怀孕都是光明正大的，我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如果谁对此持有异议，可以去查《婚姻法》，不识字的我可以帮你念，但是如果有人胆敢再借此事侵犯我的人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至于我的出身，虽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是那既不是我母亲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大家从我出生议论到现在，也该议论够了。各位婶子大娘，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尊重你们，也请你们自己尊重自己。如果还有人不知道自尊，那我就会教给你怎样尊重别人，尊重自己！”

锦华这篇宣言，把家属们彻底震住了。过去他们欺负锦华，自以为是理直气壮的，可是锦华这篇宣言却告诉她们，她们错了。人若是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道理，气就不那么壮了，加上锦华已经惩处了一个，家属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公开欺负她了。

锦华姐每天挺着个大肚子去上班，回来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但是每天晚上还要坚持看两小时的书。那本《红字》给了她活下去的力量，也给她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她发现马国栋家里藏有许多世界名著，便经常到他那里借着看。她看书很快，两三个晚上便能看完一部长篇小说，在马国栋的推荐和指导下，她很快就把欧美文学的一些主要代表作都读过了。这些作品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她那颗年轻的心里，开始萌生出人性、自由、平等、权利等等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概念。每当看完一本书，她就把它推荐给祥子，祥子几乎一本也没有看完过，她想和他讨论讨论，可是一张嘴祥子就要打瞌睡，“累了一天了，你怎么还不困呀？”

她很体谅祥子，每天开一天车，还要去帮她砸石头，一吃完晚饭，祥子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她不敢打搅他的睡眠，害怕他白天开车不安全。可是自己一肚子的新思想又没处和人说，只好来找马国栋。马国栋每次都能给她一些新的启发，使她的认识更加深一步。她觉得他是她遇到的最好的老师，经常坐在马国栋的书房里，像个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地听他讲课。

他们的谈话引起了安琪的注意。安琪不但注意到他们来往过密，而且注意到了谈话的内容：“你整天给她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人类思想财富中最宝贵的东西！”

“什么宝贵东西，自由、平等，博爱，这都是资产阶级的信条，你难道连这个都不懂？”

“谁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信条？这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安琪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自己的丈夫，仿佛不认识了一般：“怪不得你不写入党申请书，原来你一直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你的这些思想真让我感到可怕！”

马国栋用同样惊讶的目光看着自己的妻子，说：“你的想法同样让我感到可怕。”

安琪道：“即便你有这样的思想，能不能不对别人说？现在是什么形势你看不清楚吗？”

“可是正是这些思想挽救了一个人的生命，难道你没有看见吗？”

说到这里，两个人便谁也不说话了。马国栋并非不懂得说这些话的危险性，但是面对濒临绝境的锦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她解脱。思想的闸门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了，他不仅是在挽救锦华，也是在宣泄自己的悲哀。多年来他不曾有过一个可以敞开心扉谈一谈的人，借着和锦华谈话的机会，他把自己真实的世界观、人生观全部袒露了出来。过去，他也曾试图用这些思想来影响安琪，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两个人的思想格格不入，和她谈，等于是对牛弹琴。

文革开始后，锦华从大字报栏里看到了许多关于马国栋的大字报，马国栋复杂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让她感到惊讶，甚至有点害怕，但是她从直接的接触中断定马国栋是一个好人，因此，她冒着受牵连的危险，再次来到了马国栋家里。这次来，她的心情和以往不一样，觉得有点做地下工作者的神秘感和紧张感，进门之前，还前后看了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她。她以为这么多的大字报肯定已经把马国栋打垮了，很想像他给自己做工作时那样，好好安慰安慰他，可是进了门一看，马国栋脸上平平静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她以为马国栋一定是没有看到这些大字报，于是磕磕巴巴地告诉他：“外面，贴了您许多大字报！”

马国栋笑着说：“我都一一看过了。”

锦华对马国栋的冷静感到震惊：“那您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君子坦荡荡，我又没做什么坏事，紧张什么？”

锦华还是为他担心，“可是我觉得这次运动来势凶猛，后边还不知要发生什么事情，您可要有思想准备呀！”

马国栋依然笑着说道：“我不是和你说过了吗？人来到世上，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什么都得准备承受。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即将到来的一切。”

锦华对面前这个人感到由衷的佩服，从那些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锦华已经感觉到了接下来将会有什么样的狂风暴雨，想起来就觉得不寒而栗，于是说：“当初我要是有您这样的思想准备，就不会整天哭哭啼啼闹自杀了。”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应当向你学习。”

锦华顾不上跟马国栋客气，急切地问道：“我能帮您什么吗？”

马国栋摇了摇头说：“帮不了，注意保护好你自己吧。”

“那我还能再来找您借书吗？”

马国栋想了想说：“你随便吧，你就是不来，别人也知道你过去常来。有些事躲也是躲不过去的。索性就顺其自然吧。”

“我还想求您一件事。我可能快生了，想请您给孩子起个名字。”

马国栋想了想说：“你们是在安家山脚下安家的，安下这个家也很不容易，我看就叫安家吧。”

“这个名字好，也符合建筑工人的特点。”

过了两天，锦华又来借书，马国栋的家已经被抄了，人也被关进了警卫连（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也叫牛棚），望着被造反派抄得满地狼藉的衣物、书报和那些被砸坏的家具，锦华心里感到一阵抽搐，她急切地问道：“安老师，马总工呢？”

安琪冷冷地答道：“看样子你比我还着急呀！”

从第二天开始，造反派就押着马国栋到处游街批斗了。马国栋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出来之后，在高地确实轰动了一阵。祖父是大地主，外祖父是地主兼资本家，父亲是大资本家，舅舅是国民党官员，解放前夕大量亲属逃亡台湾，这样的出身的确少有，很难不引起轰动。但是这些毕竟是家庭出身问题，是他自己无法选择的。至于马国栋自己，倒是找不出什么像样的问题来。多年来他工作积极、处事谨慎、与人为善，想挑点毛病出来都不容易。因此，造反派批了几天，批不出什么新东西，就觉得没意思了，于是把他撂在一边，寻找别的斗争目标去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白景云捅出了他和我母亲的关系问题，紧接着，安琪又抛出了一个洋洋万言的揭发材料，一下子把马国栋抛进了万丈深渊。

对于马国栋的从容不迫，安琪和锦华的看法完全不同。在锦华眼里，那是人格的力量；可是在安琪眼里，却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有这样大的力量。那些大字报让她心惊肉跳，吃不下睡不着，精神都快崩溃了，可是马国栋却像没事人一样，看样子早就有思想准备，因此她断定在马国栋的背后，一定有什么人或者组织在支持着他，否则他早就垮了。她把结婚十几年来马国栋的表现联系起来做了一个彻底的分析，从他不愿意写入党申请书，不想到三线来，满脑子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到喜欢看外语书、听西洋音乐联系到一块，又联系到他的性格特征，例如喜欢单居独处，不交一个朋友，有时甚至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掉眼泪等等，越想越觉得可疑，她觉得结婚十几年来，她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他需要有一种力量帮帮她，帮助她重新认识马国栋，但是马国栋的这些表现并没有人知道，他给人的印象是工作勤勤恳恳，待人彬彬有礼，任何人都不了解他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她要把他的另一面揭示给公众，让大家和她一起重新认识马国栋。

安琪的揭发材料一交上去，立刻被抄成了大字报，马国栋又一次成了运动的中心人物。这份揭发材料还涉及到锦华，因为在安琪揭发的马国栋的种种罪行之中，其中有一条是通过小说传播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这一条，唯一能作证的，只有锦华。锦华曾多次被叫到0号房，接受造反派的质疑，但是她始终不承认马国栋向她灌输过什么资产阶级思想。高地有点文化的人都知道，在大食堂和高地外面的大舞台上举行的批斗会都是形式上的，而真正能置人于死地的批斗，都是在0号房开的。这里能容纳的人数不多，却是造反派重点下功夫的地方，许多问题的核实、定性都是在这里做出的。锦华已经快临产了，有一天，又被叫到了0号房。造反派问她从马国栋那里借过什么书，锦华一一如实地回答了，造反派又问她借这些书是什么目的，锦华说是看着玩的，没有目的。造反派问这些书是不是毒草，锦华说是。造反派问，明知是毒草为什么还要借？锦华说当时不知道。于是造反派又追问马国栋知道不知道，马国栋当然也不知道。这样话题就越扯越远了。还是安琪比较有头脑，又把问话转回到实质性问题上来了：“牛锦华，你是个有知识有觉悟的青年，你应该大胆地站出来揭发马国栋，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在和你讨论这些作品时，谈到自由、平等、博爱等概念，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难道你对这个问题一点认识都没有吗？”

锦华知道这些话的分量，但是造反派中像安琪这样有水平的人不多，于是锦华便故意装傻，和安琪打哈哈：“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我不知道啊！书里边没说这些呀！”

安琪急得头上直冒汗，说：“牛锦华，我劝你悬崖勒马，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你小小年纪就有这样深的心计，当心会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我告诉你，死保马国栋这样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于是会场上立刻响起了口号声：“打到马国栋！”

“谁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没有好下场！”

开始，锦华听到这些口号很害怕，后来她发现，造反派每当批斗遇到挫折和难题的时候就喊口号，原来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就不那么害怕了。造反派问不出东西来就要来硬的，有人抽出皮带来威胁锦华，可是祥子在外边呢。造反派每次传唤锦华，祥子都要跟着，害怕发生什么意外。看见有人要打锦华，祥子冲了进来：“我看你们谁敢动手？你们叫她来是核实问题的，不是批斗，她可是怀着孕呢，你们谁敢动她一指头我要他的命！老子祖上三代贫农，可不怕你们这个！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我们走人了！”

说完，拉着锦华就走。回家的路上，锦华得意地对祥子说道：“你真棒！像个男子汉！”

锦华期望能从祥子嘴里得到同样的赞许，但是祥子没有，他说：“棒什么棒！整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眼看就要生了，又惹出这样的麻烦！他们真要动起手来，我能保护得了你吗？不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惹这些是非干吗？”

锦华听了很不高兴，说：“我也不愿意惹是非，可是你不惹它它惹你呀！找到头上了，有什么办法？刚表扬你一句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依我说还是人家安老师说得对，你年纪轻轻的，犯得着为他辩解吗？人家是他老婆都不管，你倒处处为他开脱，这不是没事找事吗？赶紧把这点事说清楚，以后再别和他来往了。否则，早晚会惹出大事来！”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马总工救过我的命，要不是他，你早就见不着我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祥子让锦华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我只是说让你把事情说清楚，也没让你落井下石嘛！”

锦华用自己的胆略和智慧保护了马国栋，也保护了自己。造反派从她这里找不到突破口，便加倍地折磨马国栋，马国栋被打得浑身是伤，脸都变形了，走路一瘸一拐的，锦华担心他支持不住，用红布剪了一个大大的A字，缝在了一块手绢上，底下还用红丝线绣了一个英语单词：Admirable。在造反派押着马国栋游街经过人群的时候，锦华偷偷地把手绢塞给了他。

运动开始以后，在一公司的干部中，数刘天明的大字报最少。对这位工人出身的党委书记，人们似乎提不出什么意见。眼看着公司领导一个个被造反派打倒了、关押了，最后只剩了他一个，还在苦苦撑持。大部分青工都去闹革命，不到工地上来上班了，02工程已陷于半瘫痪状态。一些老工人还在坚守岗位，在他们眼里，不上班白拿国家的钱是可耻的，那种钱花着心里不踏实，那种饭吃了心里犯堵。刘天明为有这样一批优秀的老工人感到欣慰，他尽可能地把这些工人组织到一块，能干多少干多少，希望能坚持到运动结束，尽快全面恢复生产。但是，运动丝毫没有结束的迹象，反而越来越猛烈了。他已经预感到他自己也保不住了，进警卫连是迟早的事。有一天，他到工地上视察，把父亲和牛叔叫到了一起，说：“鲁师傅，牛师傅，我可能在外边待不了几天了，估计很快就和朱经理、马总工会合了。在我进去之前，有件重要任务要交给你们。战区可能要全面停工，但是水、电不能断。你们俩一个要把水塔看好，一个要把变电站看好。你们都是出身贫寒的老工人，估计在这次运动中不会受到太大的冲击，交给你们我放心。战区的党组织和领导机构已经基本瘫痪了，干部们一个个自身难保，所以，今后你们可能找不到领导，没有上级，但是我相信你们的觉悟，一定要保证这两个要害部位不出问题，一定要坚持到运动结束，坚持到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随后我还会派人给你们，赵尔丹也会配合你们。牛师傅是多年的劳模，鲁师傅在工人中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如果有什么意外，不能等上级领导来解决，你们要自己组织工人们来保护这两个要害部位。”

刘天明说得凄切，带有一种悲壮色彩，父亲和牛叔庄重地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当天晚上，父亲把行李搬进了变电站，牛叔上了安家山，因为战区的水塔设在山上。直到后来军管组到来，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父亲和牛叔几乎没有回过家，刘天明后来给他们派了人，可以轮流值班，但是他们觉得责任重大，不敢离开一步。那些干着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的造反派头头们，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在他们风风火火地忙着革命大事业的时候，是这三位老工人保证了战区将近两万人的吃水、用电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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