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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 第二章 闯关东
书名： 工人 作者： 于泽俊 本章字数： 11786 更新时间： 2025-08-27 17:22:42

小石匠就是我的父亲。父亲住的那个村子，也就是我的老家，叫白山头，离玫瑰坡只有五六里路。河阴县以山头、山坡命名的村子很多，我们那个村因为姓白的多，所以叫白山头。

白山头村不在山头上，而在山脚下。村子一半在山坡上，一半在坡下平地上。村前有一条官道，中间还有一条马车道，把村子隔成了两半，老住户多在前村平地上，后村山坡上大多是后来陆陆续续搬来的。我家住在后村的最东头，门前横着那条马车道，沿着马车道向东再走几十米就和官道会合了。那里有一棵老槐树，村民们有什么事要聚集商议，就在那棵老槐树下。

父亲和母亲的私奔，再次构成了玫瑰坡和白山头一带的重大新闻。过了没几天，山乡里就到处传开了：白山头的小石匠到底把玫瑰坡沈家的四小姐拐跑了。我曾经读过无数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但是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父母亲的这段真实经历。我真佩服自己的父母，居然这样不同凡响，能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父母亲被迫回到了白山头，紧跟着，河阴也成了沦陷区，在日为统治下，实行严格的保甲制。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开支，日伪政权没命地征粮征税，使农民们本来就困苦不堪的生活变得愈加艰难了。就在这时候，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那没来得及和我在这个世界上见面的大哥。

家里突然增加了两口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什么样的困难也难不倒我那能干的父亲。他不但肯吃苦下力，还肯动脑子，他虽然没读过书，但是见多识广，脑子里充满了生存的智慧。为了生存，他学会了各种各样的技艺。俗话说，一个石匠，半个铁匠，这次出去，他在一家铁匠铺帮了半年工，又多了一门手艺，附近的铁匠铺忙不过来时，常常请他去帮忙。农闲时，他走街串巷兜售自己的手艺；农忙时就去打短工；实在没有生意的时候，他会到山上采回各种野果野菜，顺便还能下个套子，打几只野兔、山鸡回来；冬天实在没事干的时候，他就跑到黄河上，把冰封的河面凿开一个洞，去钓鱼。不过，钓上来的鱼和那些打回来的野物，自己从来没吃过，全都拿到集市上换了粮食。有一次，居然钓上来一条十几斤重的大鲤鱼，他舍不得卖，背回家想让一家人过个好年，结果奶奶看了看，还是让他卖了。父亲是真正的无产者，生活全靠一双手。直到他退休，这双手几乎一天都没闲过。对于父亲来说，没有没活干的时候，只嫌每日天太短，给他的时间不够。

母亲也没闲着，她把房前屋后都种上了玫瑰，一是为了看花，二来也能卖几个钱。然后，又养了两头猪和十几只鸡。奶奶替她看孩子，她就到山上去拾柴禾、打猪草，在人家收过的庄稼地里捡些麦穗，刨点红薯须子。她有一手漂亮的针线活，那些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家，为了省几个钱，舍不得请裁缝，常常是找个人把料子裁好了，找她来缝。有的给点工钱，有的不给，但是也不白做，他们总会给孩子买点吃的用的或者送几斤小米什么的，作为答谢。这样也补贴了不少家用。不过这样的活不是总有，大部分时间还是得到地里去找生活。

这样能干的两个人，按说生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依然很艰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

回到白山头之后，母亲还有一个难题没处理，她得去见她的养父。他毕竟养了她十七年，她不能不认他，奶奶也催着他们尽早去。可是一说起回娘家，父亲和母亲都有点打怵，挨骂倒是小事，把老爷气个好歹的怎么办？于是奶奶托人给沈家带了个话，想试探一下沈家的态度。沈老爷态度十分坚决：“我没她这个闺女，她也没我这个爹。”母亲得知以后很伤心，父亲劝她说：“不认就不认吧，反正他也没把你当亲闺女看。”

奶奶在一旁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他可以不认你们，你们永远都不能不认他。”

父亲是个大孝子，奶奶这么一说，立刻就不吱声了。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沈老爷病了，奶奶准备了一篮子鸡蛋，让母亲回去看看。母亲到了沈家，连门都没让进，只好把一篮子鸡蛋放在门口走了。

回到家里以后，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了。1940年，又遇上一场大旱，地里的庄稼颗粒无收。村里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去了。年景不好，父亲的生意也就更加惨淡，家里的存粮省来省去，到入冬时还是断顿了。奶奶唉声叹气，父亲一筹莫展，母亲说：“要不我去求求我爹吧。”奶奶说：“不去！自己想办法。”

正在这时候，村里来了个招工的。这人叫白景云，比父亲大两岁，父亲认识他，原来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大家都叫他白眼狼，前几年跟着人闯关东去了。几年不见，白景云混出息了，回来的时候，一身绸布衣服，戴着个呢子礼帽，鼻子上架了副墨镜，手上还戴着个大金镏子。他这次回来，是替日本人招劳工来的。据他说，日本人对劳工很友善，除了工钱，每人每月还配给一袋面、五斤米、一斤白糖。听了这些条件，村里很多年轻人动了心，父亲也想去，问他工钱是多少，他说：“不一样，看你的本事了。对了，你不是石匠吗？日本人就欢迎像你这样的有手艺的，工钱要比力工高得多！”父亲问他到底是多少，他说：“你就放心吧，你看看俺身上穿的是什么，俺白景云过去是个什么熊样你也知道，像你这样凭手艺吃饭的，还能混得比俺差么？去了就情等着数钱吧。”

父亲看他说得云山雾罩的，还是觉得不放心，白景云似乎看出来了，信誓旦旦地对众人说道：“都是乡里乡亲的，俺能骗你们吗？俺要是骗了你们，以后还怎么回白山头？俺对天发誓，俺要是说半句瞎话，出门让雷劈死。愿意去的赶快报名，报了名立刻发给两块大洋的盘缠。”

是最后这句话打动了父亲的心，两块大洋能买四袋面，够家里吃几个月的了。

白景云这次来，主要是招技术工人，农村里能招到的技术工人主要是泥瓦匠、木匠、石匠和铁匠。白景云让父亲去串联他认识的那些石匠、铁匠，说有多少要多少。没技术的也要，但只要那些二十多岁身强力壮的。

父亲是腊月十八走的，本来说好过完年从济南坐火车走，但是父亲把那两块大洋买成了粮食，哪还有钱买火车票，于是便向白景云要了他在锦州的地址，提前走了。白景云给了父亲一个由日伪华北劳务统制委员会发的通行证，父亲拿着这张通行证和几个同乡一起步行去了锦州。

父亲走的那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地上的积雪半尺多厚。父亲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母亲为她准备的冬夏两季的衣服和铺盖，后面是奶奶为他准备的半个月的干粮和錾石头打铁的工具。

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所在的单位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会，让我帮助整理家史，父亲口述，我把它整理成文字。父亲的回忆常常让我想起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悲壮情景。林冲是被高俅逼的，父亲是被生活逼的；林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而父亲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望着雪地上父亲留下的脚印，奶奶和母亲该是怎样的心情啊！

1941年的锦州已经完全是日本人的天下了。街上到处是日本移民、日本商铺。伪满的经济命脉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工业企业基本上是日本人开办的，有历史资料记载的有什么东洋棉花纺织会社、日满制粉株式会社、日满瓦斯株式会社、满洲特殊铁矿株式会社锦州制炼所、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等等。从机场、铁路、矿山，到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企业。从这些资料中看到的唯一的一家中国人办的企业是一家生产剪刀的企业。这是一家从烟台牵来的老字号，生产的孟字剪刀老百姓都认，所以才勉强生存了下来。父亲去的那家企业叫做小野建筑株式会社。这家建筑公司很大，几乎承揽了当时锦州市所有的重要工程。

到了锦州，父亲很快就找到了白景云。白景云还带了一些人来，他把这些刚招来的劳工交给几个日本人，就不知跑到哪去了。日本人对新来的劳工进行了技术考核，把有手艺的都留下了，那些没有技术特长的，统统被赶上一辆大卡车，不知拉到哪里去了，据说是被赶到矿山挖矿去了，这些人的遭遇更惨，他们当中很少有活着回来的。

技术考核之后，劳工们按工种分到了各个工区和班组。领着工人们干活的还是中国人，劳工们管他们叫把头或二把头。把头的实际角色应该是管理者，相当于工长或工程队长。但是，他们管理的那些吃不饱肚子的劳工哪里肯真心实意为日本人卖命，所以，他们根本起不到管理者的作用，只是个监工。因为在中国监工上面还有日本监工，所以叫他们二把头。根据工区大小，一个工区往往有一个日本把头，好几个二把头。父亲所在的工区，日本监工叫藤野三郎，三十多岁，他大概懂一点工程，手里拿着一把铁榔头，榔头把有二尺多长，他一到工地上，就拿着榔头到处敲敲打打，检查质量，发现哪里有问题，就会追究：“这个，谁干的？”那个榔头的另一个作用就是打人，发现谁偷懒，上去就是一榔头，轻者受伤流血，重者伤筋断骨。劳工们受了伤也得忍着，若被日本人发现受了重伤不能干活了，马上就会被开除。藤野每次到工地上来都牵着一条大狼狗，为的是震慑劳工们。劳工们见了他，没有不害怕的。

藤野手下的两个中国把头，一个叫王连升，一个叫李富贵，都是工人出身。王连升原来是个瓦工。父亲刚到工区时，日本人让王连升做过一次技术表演，三十米长的砖墙，六个小工给他上砂浆递砖，他不用瓦刀，两只手拿着砖，一路飞也似地码过去，码完之后，再回过头来补那些需要补半砖的地方。补完，用线一拉，笔直。新来的劳工们看得眼睛都直了，三十米砖墙，那是六个瓦工干的活呀！而且，一般人就是拉着线砌，也砌不了那么直。这是典型的泰罗式工作制，英国人发明的，找一个技术最好体力最强的工人做示范，然后根据示范定出标准，要求所有的工人都按这个标准做。表演完之后，藤野指着新来的劳工们说：“你们的，统统地，和他一样！”

一些老一点的劳工害怕新来的工友上当，急忙翘着大拇指喊道：“他的，厉害！”然后伸出小拇指，说：“我们的，不行！”

王连升虽然有这一手绝活，但是现在已经不干活了，成了日本人的狗腿子。他是工人出身，工人们谁真干谁偷懒，怎么偷懒磨洋工，怎么偷工减料糊弄日本人他都清楚，对付工人也更有办法。

李富贵是钢筋工出身，他技术并不怎么样，是靠打小报告出卖劳工爬上去的。劳工们对付鬼子的著名办法就是磨洋工，鬼子和二把头一来，撒了欢地干，只要他们一转身，立刻就停。不仅如此，还常常偷工减料，打空心墙，往地基里垫炉灰，搞得许多工程不得不返工。有些没被发现，就那样去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墙倒屋塌。这些劳工们恨透了日本鬼子，恨不能自己盖的楼第二天就倒塌下来砸死几个鬼子才好。但是有了李富贵这样的汉奸就很难做手脚了。

李富贵手里总是提着一条鞭子，瞅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鞭子。王连升很少打人，平时见了人总是笑嘻嘻的，他是背地里使坏，他不打你，但是他会借日本人的手打你，他要瞅谁不顺眼，出不了三天，鬼子准来找你。所以大家都叫他笑面虎。

父亲刚来，还不知道里面的深浅，一上班就没命地干开了，班长肖师傅悄悄对他说道：“小伙子，不能这么干，咱不是给自己干，是给日本人干，你明白么？”

父亲不明白，说：“咱不给人好好干，人家能让（答应）么？”

肖师傅笑着说：“对付鬼子得动脑子，咱们这有句话，叫不打勤俐不打懒，专打不长眼。鬼子本来定额定得就高，他们知道大部分人完不成，完不成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样，要是完成了，下个月马上就给你加，那些完不成的人就得丢饭碗，知道吗？”

父亲点了点头，肖师傅接着说：“对付鬼子，你记住十个字：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来，抽袋烟，等他们来了再干。”

父亲是个很有悟性的人，但是在偷懒这个事情上悟性却很差，常常干着干着就忘了。肖师傅见父亲人很厚道，也有悟性，便对他说：“想干活吗？想干我教你。你学徒学了几年？都会干什么？”

“学了三年，会錾碾子攒磨。”

“会雕花吗？”

父亲摇了摇头，说：“不会。”

“会刻字吗？”

父亲说：“俺不识字。”

“不识字也能刻字，关键是要多琢磨，掌握每个笔画的韵味。况且你又这么年轻，不识字还可以学嘛。”肖师傅一边说一边拿錾子在石头上凿着，不一会就凿出了一朵精巧的梅花。父亲羡慕地说：“肖师傅技术真好，你是跟谁学的？”

肖师傅是祖传的石匠，祖父曾经是宫里的匠人，父亲给袁世凯盖过别墅，到他这一代就更厉害了，常常和那些艺术家们混在一起，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肖师傅读过书，知道什么是亡国之恨，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精湛手艺白白献给日本人，前几年日本人给溥仪修皇宫，曾专门派人来请过他，他说什么也不肯去，而是隐姓埋名，跑到谁也不认识他的锦州来谋生。抛开自己的特长来干粗石匠，对肖师傅来说很吃力，他已经不年轻了，身体又不好，每天还要和年轻人一样破石料、凿花岗岩，几年下来就积了一身病，他感觉自己干不了太久了，不愿意让这门家传的手艺失传，所以选中了父亲做他的徒弟。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深造机会，没事的时候，他就练习雕花刻字，远远地看见二把头来了，就用錾子三下两下把它铲平，看上去依然是一块普通的石料。

肖师傅见父亲学得很快，就鼓励他：“好好学，将来赶上太平盛世，会派上大用场的。” 父亲从肖师傅那里学来的这一手，后来果真派上了大用场，那是足以让一个石匠夸耀一生的用场，不过这是后话了。

肖师傅在技术上并不保密，愿意学的年轻人他都教，可惜工友们那时只顾了填饱肚子，多数人不肯好好学。父亲也没能把肖师傅的手艺全部继承下来，因为不久肖师傅就去世了。

正像肖师傅说的那样，父亲来了不久，鬼子就开始给劳工们重新核定定额，各工种的定额都提高了。石工这块有肖师傅顶着，好长时间没有加上去，但是鬼子不死心，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从新来的劳工里选了一个干活快的做示范，这个人是我远房的一个姑父，小名叫柱子，比父亲小一岁，两个人一起学的徒，拜的是一个师傅。柱子长得很高很壮实，有力气，也肯干，和父亲一样，就是不会偷懒。劳工们教了他很多次，他就是改不了，还是那么傻干，结果让日本人选中了。父亲悄悄嘱咐他：“这回你可不能那么傻干了，否则大伙都得跟着你倒霉。”柱子听了父亲的话，一上去就开始磨洋工。他是个老实人，装假装不像，藤野一眼就看出他没有使真劲，上去就是一榔头，柱子手疾眼快，一把夺过榔头扔在了地上，藤野恼羞成怒，举着拳头朝他打来，被柱子一把抓住了手腕子，动弹不得，藤野更生气了，冲着旁边的狼狗说了句什么，那狼狗早就跃跃欲试，听见主人的呼唤，立刻冲柱子扑了过来，柱子躲闪不及，腿上被咬了一口，鲜血直流。几个工友过来把那只狼狗赶开了，藤野趁机拾起榔头转身要走，被肖师傅一把拽住了：“你的狗把人咬伤了，你就这么走了？”藤野急于脱身，举起榔头照着肖师傅头上就是一榔头，肖师傅顿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这时整个工区的人都围了上来，劳工们见肖师傅被打昏了，说什么也不让藤野走。藤野脱不了身，冲着站在人群外边的王连升喊道：“王桑，你的，快快的，去叫警察！叫宪兵！”

王连升跑了，不一会，来了一队伪满的警察，后面还跟着一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宪兵们不由分说，冲开人群把藤野带走了，警察留下维持秩序。那些警察不说人话，对工人们说：“你们敢惹日本人，那不是找死么，死了活该！还站着看什么？该干啥干啥去吧！”

人群里一个小青年听了这话气不过，上去就给了那个警察一个嘴巴：“你他妈说的是人话么？你还是不是中国人？”

警察们还没见过中国人敢打警察的，一起把枪举了起来，那个青年毫不畏惧，指着自己的胸膛说：“来吧，开枪，照这打，光日本人杀中国人还不够，还得中国人自己杀，是吧？有种就来吧。”

那个青年是个瓦工，叫刘天明，也是刚从山东来的，他一领头，劳工们一起挺起了胸脯，朝着警察的枪口迎了上去，警察们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

父亲和石工班的工友们把肖师傅抬回工棚，肖师傅睁开眼睛只说了一句话：“亡国奴不好当啊！”说完就去世了。

第二天，小野株式会社的全体劳工举行了罢工，要求严惩杀人凶手；妥善安葬死者并发给家属抚恤金；提高劳工待遇。小野建筑公司担负着全市许多重点工程的建设，日本人拖不起，很快就答应了劳工们的条件。工友们为肖师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肖师傅的墓地选在了闾山脚下，石工班的工友们为肖师傅打造了一块大理石墓碑，父亲用刚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手艺在墓碑上刻下了七个大字：恩师肖国基之墓。

罢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被狗咬伤了的柱子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父亲陪着他到一个小诊所包扎了一下，大夫说最好打一针，防止破伤风，可是两个人都没有钱，哪里打得起。父亲扶着姑父回到劳工们住的工棚，只见李富贵笑嘻嘻地走了进来：“柱子呀，伤得怎么样？到医院看了没有？”

父亲说没有钱，包扎了一下就回来了。李富贵道：“没钱怎么不早说呀，我有啊，需要多少？”

这些二把头个个都放高利贷，刚来的劳工们身上大多没带钱，工资没发下来之前，就向他们借生活费，月息三分（30%）。父亲和姑父的生活费都是跟他借的。父亲想跟李富贵再借点钱，给姑父打一针，姑父坚决不同意，在工棚里养了几天，工人们一复工，就带着伤上班了。

父亲干了一个月，好不容易捱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没想到却一分钱都没有。工资是由李富贵和王连升去日本人那里领，回来再发给工人们。父亲找到李富贵，问他为什么没有工资，李富贵说：“你忘了借我的钱啦？”

父亲问他工资是多少，借钱该扣多少，李富贵一一给他算清楚了，父亲说，“那也不对，还了你的钱还应该有剩余。”李富贵提醒他说，“你们来时还借了两块大洋的路费呢。”父亲这才知道，原来那两块大洋也是借的，但是一算账仍然不对：“两块大洋才多少钱，你不是说工资好几十块呢吗？”

“哎呦我的兄弟耶，你不知道大洋涨了吗？你们借的那会大洋是多少钱一块？现在是多少钱一块？你到黑市上打听打听去。”

父亲闹不清楚大洋和伪币的换算关系，说：“这么说我还欠你们的？”

“那当然。”

“那你给我算算还欠多少吧。”

“不多不多，总共几十块钱。下个月一扣就差不多了。”

“那我这个月的生活费怎么办？”

“那好说，我借给你。”

等到第二个月发工资，一算账，大洋又涨了，父亲仍然没有拿到一分钱。父亲气不过，想找那个带他们来的白景云去算帐，可是一问周围的工友，大洋确实涨了，而且涨了几十倍。像他这样的情况不止一个，新来的劳工几乎个个如此。抗战后期，日伪的财政越来越困难，伪满统治区物价飞涨，黑市盛行，为了挽救经济，日伪发布了一个物价停止令，下令以某一天的物价为准，一律不得继续上涨。这种做法十分可笑，就像给地球下令让它停止转动一样。没有物质商品的支撑，物价哪里维持得住？物价一冻结，立刻带来一场疯狂的抢购。人们把手里所有的钱都换成了东西，哪怕是一根木头、一块生铁。许多生活必需品市场上早就买不到了，但是，能买到什么算什么，只要是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比拿着钞票强。于是，日伪相继建立了对各种商品的专卖统制制度，违者一律以经济犯论处。开始只是对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后来则连火柴、煤油、盐甚至酱油醋都实行专卖了。父亲借的那两块大洋是驴打滚的利息，每月按百分之三十递增，加上伪满统治区物价飞涨，每月还要向二把头借生活费，两块大洋居然成了还不清的账，父亲给他们白干了半年多才算还清了这笔债，拿到了工资。

第一次拿到工资，父亲想给家里捎点钱回去，可是根本没处兑换。以前曾有伪币换大样的黑市，现在连黑市都关张了，因为伪币这时已经毫无信誉可言，根本没人愿意换。纸币寄回去没用，出了日伪统治区就是一张废纸。可是留着也没用，市场上已经什么都买不到了。刚来时还能在黑市上买到高价粮，现在连高价粮也没有卖的了。日本人只给日本侨民和朝鲜移民配给粮食，中国人能吃到粮食的，只有那些有点头脸的汉奸。中国人吃的是橡子面，只要见到吃粮食的，就当作经济犯抓起来。橡子面是橡树子磨成的粉，估计是日本人从泰国、缅甸等日本占领区运过来的，吃起来又苦又涩，难以下咽，而且极易便秘，多数人吃完拉不下屎来。人是铁，饭是钢，吃这样的东西，劳工们哪里干得动活？肚子里没食，举不动那锤子錾子，一拿起锤子，凿不了两下就眼冒金星，心脏狂跳不止。有的劳工饿得一个跟头栽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至于白景云说的那些配给物资，以前确曾有过，但是劳工们一样也没拿到过，全都让这些二把头扣下了，他们把这些物资拿到黑市上换成大洋，肥了自己的腰包。有一天，白景云不知为什么事情到工区来了一趟，新来的工友们立刻把他围上了，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你说的白面呢？大米呢？我们怎么什么都没见着？”

“你为什么骗我们到这里来？”

“大洋是借的，当初你为什么不说清楚？”

“你骗了我们半年的工钱，还给我们！”

说着，几个劳工揪住白景云就要打。王连升和李富贵看见白景云遭到围攻，赶紧跑过来帮腔：“你们想干你什么？白把头好心好意带你们来做工挣钱，你们还要恩将仇报怎么的？”

这些二鬼子平时就串通在一起压榨劳工们的血汗，一有事，就联合到一块对付劳工。工人们正在气头上，冲着王连升和李富贵喊道：“你们俩的账还没算呢，要是再瞎掺和，连你们一块揍！”话音未落，一个工人照着白景云脸上就是一拳，工人们怒不可遏，七手八脚把白景云痛打了一顿，打得白景云趴在地上起不来了。王连升和李富贵见工人们人多势众，没敢再扎翅儿，乖乖地溜走了。不一会，李富贵带着两个日本人来了，白景云从地上爬起来，一瘸一拐地跑到日本人面前哭诉道：“太君，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当初我可是为你们去招工的呀，如今他们把我打成这样，你们可不能不管呀！”

日本人看见白景云那副狼狈样，笑得前仰后合，一个日本人拿着鞭子指着白景云问道：“你的，高利贷的干活？”看来日本人也知道他为什么挨打，所以并没有把工人们怎么样，只是把人群驱散干活去了，白景云只好一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劳工们吃不饱肚子，干不动活，只好磨洋工，日本人则急于从工程上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劳工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劳资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越来越尖锐。

上次罢工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工人们一复工，日本人立刻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把各工区带头罢工的工人抓走了一大批，罪名是思想犯。过了没几天，藤野三郎又牵着狼狗出现在工地上。劳工们知道日本宪兵不会把藤野怎么样，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快就出来了，而且一点都不回避，居然又回原工区来了，这对劳工们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挑衅。劳工们都知道，藤野手上不止一条人命，他在别的工区还打死过几个人，只是以前打死人就换一个工区，这次连换都不换了。藤野这次回来比以前更加凶恶了，他那把榔头又打残了好几个劳工，而且动不动就威胁说：“你们的，磨洋工的，统统的死啦死啦的！”工友们决心除掉这个恶魔，为死伤的工友报仇。

策划杀藤野的带头人是刘天明，他组织了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其中就有我姑父柱子。姑父一直瞒着父亲没说，大概是怕父亲阻拦他。

要杀藤野先得除掉他那条狗，否则就是把藤野杀了，也脱不了身，狗能把杀人的人认出来。这条狼狗不知咬伤了多少中国劳工，也早该除掉了。行动小组等了几天，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那天，藤野去上厕所，柱子也装着上厕所跟了进去，看见藤野蹲下要解大手，估计他一时半会完不了，便转身出来了。那条狼狗正在厕所外面转悠，柱子一招手，旁边一个工人走过来扔下了一个煮好的肘子，那狗看见香喷喷的肘子，立刻扑过来，没命地吃了起来。等藤野从厕所出来，狗已经满嘴冒白沫躺在地上翻白眼了。藤野气得火冒三丈，当即把全工区的工人们召集起来，歇斯底里地叫骂了一阵，意思是说，等他查出来是谁干的，要让这个人给他的狗偿命。劳工们面无表情地听着，心里却暗自窃喜，许多劳工已经意识到，藤野的死期到了。第二天，杀藤野的口号传遍了整个工区。

劳工们有了这样的共识，行动小组行动起来会方便得多，因为会有很多人主动配合。但是人多嘴杂，杀藤野的企图很容易传到日本人耳朵里去，到那时就不好下手了，因此，必须抓紧行动。可是，杀一条狗容易，杀一个人还要不留证据就难了，行动小组设计了几个方案都没有成功。一天，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找到了下手的时机。也是藤野该死，那天天气特别热，藤野站在一座刚起到四层的楼头上乘凉，手里拿着个草帽扇着，眼睛还不停地四处张望，看看谁在磨洋工。楼头上有个吊架，也就是一架有底没有四面墙的电梯，是上砖头砂浆用的，吊架靠卷扬机拉动，工人们把一车车砂浆，砖头推到吊架上，卷扬机一起动，吊架就会慢慢上升，把楼上需要的水泥、砖瓦吊上去。藤野站的这个地方就在吊架下面，刘天明一眼就看准了这是个机会，推着一车砖上了吊架，卷扬机马上就启动了。吊架徐徐上升，把刘天明和那一车砖拉到了四楼。刘天明向下看了看，藤野站的地方稍微偏里一点，怕一下砸不准，于是就叫了一声：“太君，你的过来看看！”藤野听见喊他，身子朝外移了一步，刘天明一看，角度正好，于是，把砖车猛地向前一推，推下了吊架。藤野眼睛向上望着，还在问刘天明喊他干吗，一句话没说完，砖车已经从天而降，连车带砖，扣在了他身上。几个工人害怕藤野没死，走到跟前看了看，脑浆都出来了，这下才放心了。刘天明在吊架上示意大家赶快散开，以免留下证据。工人们这才散了。

警察和宪兵很快就包围了这个工区，全工区一百多劳工都被赶进了父亲住的那个大工棚，几个警察把着门，任何人都不准出来。宪兵和警察这会正忙着勘查现场，还顾不上对付劳工们。王连升和李富贵也跟在那些宪兵身后献殷勤，想帮忙找出点线索，可是日本人并不信任他们，一个宪兵指着那间大工棚冲他俩喊道：“你们的，那边的干活！”就这样，他俩也被关进了工棚。

王连升首先害怕了，一进来就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是谁干的，赶紧去向日本人自首啊，不要把我们大家都牵连进去。”

李富贵也在一旁帮腔：“就是，日本人有特高科，满洲国有特谍班，什么样的案子破不了？还是赶快去自首吧，免得让我们大家都跟着受连累。”

工棚里所有的劳工一声不吭看着他俩，两个人发觉气氛不对，这才住了嘴。姑父参与了这次行动，心情有些紧张。一听说特高科，立刻想起前两天用挎包买过砒霜，不知那些砒霜颗粒有没有掉到挎包里，万一让日本人查着就糟了。于是翻出那个挎包抖了抖，果然有一些砂糖粒似的东西掉了出来，他急忙把这些颗粒一颗颗拾起来，想扔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不料这一连串的动作被坐在旁边的李富贵发现了，他一把抓住姑父的手，问：“这是什么？”

姑父急中生智，说：“糖啊！”

李富贵觉得有点不对，糖是统制物资，劳工们哪来的糖？就算有钱，劳工们也舍不得花钱买糖吃的，于是伸手捻起一粒放在嘴里尝了尝，虽然没尝出来是什么，但是他猜到了，于是张口就喊：“太……”

父亲一直在旁边紧张地看着这一幕，在李富贵猜到的同时，他也猜到了。因为事情关系到姑父的性命，父亲顾不上多想，一把勒住李富贵的脖子，另一只手捂住了他的嘴。李富贵还想挣扎，父亲那铁钳一样的手，他哪里挣得脱？紧接着，几个劳工上来，把一块抹布塞在了他嘴里。父亲一面紧紧地勒着李富贵的脖子不放，一面望着小瓦匠刘天明，意思是请他拿主意。小瓦匠略一犹豫，拿起一条棉被，捂在了李富贵头上。有小瓦匠带头，劳工们就不害怕了，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几个人站起来涌到了门口，以挡住外面警察的视线，又上来几个人把李富贵按在地上，坐的坐，踩的踩，不一会，被子下面的李富贵就不动了。工人们把他暂时塞在了床底下，然后把目光一起转向了王连升，王连升吓得浑身发抖，连说：“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没看见。”工友们这才注意到，王连升坐的地方，地上湿了一大片，原来那小子吓得尿到裤裆里了。

刘天明真是条汉子，不仅敢作敢当，而且有勇有谋。他略一思忖，拿定了主意，小声对工友们说道：“这事我和柱子是脱不了干系的，一会我们俩就逃命。日本人追究起来，就往我身上推。逃得出去，算我们俩命大；逃不出去，大伙给我们烧几个纸钱吧。”说完，他指挥着众人把李富贵的尸体抬了出来，摆在离门口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大喊了一声：“不好啦，杀人啦！”

外面的警察听见喊声，一窝蜂地冲了进来，刘天明和柱子趁机跳窗户跑了。

警察和宪兵把劳工们赶到了院子里，挨个搜了身，又把工棚搜查了一遍，便赶着劳工们干活去了。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鬼子居然一个人也没抓。

父亲很紧张，但是在场的劳工个个神色紧张，并没有人注意他。过后，他心里仍然不踏实，一看见王连升，心里就打鼓，害怕哪一天得罪了他，他会向日本人告密；天长日久，别的人也难保不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于是，父亲打算偷偷逃跑。再干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这里不可能挣到养家活口的钱，再不走，迟早要把命搭上。但是在这个时候走，肯定会引起日本人怀疑，搞不好会把他当作重大嫌疑犯抓起来，因此他没有马上行动，想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李富贵死后，白景云被调到这个工区顶替他的位置。白景云在劳工里的口碑很不好，人还没到，他的种种劣迹就从别的工区传了过来，这个家伙放高利贷、克扣劳工工资、倒卖配给物资，什么都敢干，而且身上还背着血债——曾经打死过劳工。他这次来，不仅是接替李富贵，还担负着帮助日本人秘密调查藤野案的任务，因为刘天明和柱子都是白景云招来的，白景云很熟悉刘天明和柱子周围的人。白景云一方面急于立功，一方面害怕日本人迁怒于他，因此一来就到处打听消息，敲打敲打这个，诈唬诈唬那个。这家伙是个狗肚子存不住二两酥油的货，他这样的办法，当然摸不到任何真实的情况。可是越诈不出来，他越着急，三天两头到日本人那里去报告。他来了没几天，就有好几个劳工被抓走了。这几个人实际上都和藤野被杀案没有任何关系。这下搞得劳工们人人自危，都害怕在他手里遭了冤狱，因此，又有人开始动议杀白景云。

杀白景云的口号是从别的工区传过来的。父亲听了很害怕，心想，必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是，他还没来得及跑，白景云就被日本人抓了，罪名是经济犯。劳工们已经盯了他很久了，他们搜集了大量的白景云倒卖违禁物资的证据，把他告到了警察局特谍科。父亲趁这个机会跑了，连行李都没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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