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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1950年12月8～21日）
书名：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议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编 本章字数： 3987 更新时间： 2020-07-30 15:06:45

1950年12月8日，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在重庆召开，邓小平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总结报告。

中国共产党能取得胜利，其途径跟俄国截然不同。俄国的经验是走城市路线，依靠的是工人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依靠的是农民的力量。当初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听苏联老大哥的指挥安排，才让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生出了罅隙。

然而，习惯了在农村中工作、跟农民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干部，在面对城市时，却明显的水土不服。在管理时，干部们往往会用过去习惯了的成熟经验来进行管理。可这些习惯和经验，却是针对农民的、针对农村的、针对军队的。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工厂、管理城市，就明显感觉力有未逮。不少干部由此变得急躁，觉得工人落后，意见过多，不好管理，而对城市的经济动荡更感吃力。

这是在全中国都面临的一个情况，虽然中央也对一些工作有指示，但却还没有对城市工作加以系统研究，城市工作的进展普遍缓慢。

但邓小平却是个抓经济的好手。早在太行山和大别山中，他就显露出了对经济的调节和把控能力。他在面对问题时，往往不是生硬地搬教条，而是更多地研究如何才能让事情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他来到西南后一年，他发现城市工作中的诸多问题，都需要一一通过探讨来改变干部们的想法，于是就有了1950年年末的这次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

所谓城市工作会议，探讨的自然是如何管理城市的问题。当时在西南城市管理中最中心、最薄弱的问题就是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工人阶级中的建党问题等。会议一开始，干部们的情绪并不高。这些干部不少都是随邓小平部队一起来的，他们都曾经在过去的革命根据地创造过好的成绩，但现在在西南地区的水土不服，让他们颇为泄气。不少干部颓丧地认为，我们没搞出什么，别处也没搞出什么。

然而在经过参观、汇报讨论、大会发言后，干部们的情绪开始高涨起来。事实上，虽然西南区的城市工作的成绩不如农村工作的成绩显著，但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七月以后的整风和民主运动，让干部们开始实事求是地摸索属于西南城市的工作方法，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稳定金融物价、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的时事学习运动、恢复和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开各界代表会议、开展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这些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中，最明显的一条就是关于对工人的态度。由于与城市工人接触不多，有的干部们在情感上跟工人存在一些隔阂。甚至有的干部还认为，工人过去曾经造枪炮来打了自己，从心底抵制工人。于是工作中就容易忽视工人的重要性，不但忽视争取大多数工人参加工会，甚至有的干部不理睬工人的入党申请。这样的情绪直接导致了工人权利得不到认可，合理的建议得不到采纳，应有的福利得不到重视，甚至有压制工人活动的情况发生。

然而城市毕竟是以工人为多数。当时的重庆、成都两座城市中的工人及其家属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即便是昆明、万县、贵阳这些城市，也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工人和家属。对工人的漠视，就直接导致了城市工作的进展缓慢，甚至成了工作的阻碍。

对此，邓小平毫不客气地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批评：“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做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在当时的工作中，不少干部是不喜欢工人的。毕竟这些干部大多出生农村，战争时期也主要依靠的是农民，而工人则是为敌对势力造了枪炮来打击革命。所以不少干部反感工人好于农民的生活条件，认为工人思想落后，不好管等。甚至有干部有利用工人的观点，他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

就此邓小平认为：“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

他要求：“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

邓小平指出：“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要管理好厂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实行“管理民主化”。邓小平忧心地说：“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

当时西南的工人有160万，但真正被组织到工会中的只有30万。即便如此，“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其原因是“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

就此，邓小平提出：“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做认真而妥善的处理。”“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他还提出了“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的意见。

重庆二十九厂、二十四厂、沙市纱厂等几个工厂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成了城市工作的先进典型。通过参观、交流、座谈，干部们渐渐端正起心态，面对具体的方法，也渐渐感觉有信心起来。

为了让城市工作能够确实落实下去，邓小平还要求，1951年每两个月，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就要做一份综合报告给西南局。以总结和监管的方式，来督促各个单位认真执行，以使城市工作的效率得到真正的改善。

对于城市工作中的其他方面，邓小平也一一作了指示，只是在这次报告上他只讲了要点，说得并不具体。其实邓小平在城市工作方面，花了不少心思。过去他在太行山和大别山时，就对如何保护和发展经济有所心得，现在掌管整个西南片区，过去的经验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首先，为了稳定人心，邓小平让重庆市军管会发出安民告示：以100元人民币比1银圆收兑银圆券。这银圆券是1949年迁到广州的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新货币。邓小平说：“银圆券是国民党掠夺人民的工具，随着反动政权的崩溃，自然是废纸。按说，我们是可以不管的。但是，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对人民负责，所以我们决心收兑，以减少人民的损失。”

此外，邓小平还发动群众开展“拥币拒银”活动，加强金银监管，打击投机活动，以稳定混乱的金融秩序。邓小平还特别推出一条新政：如果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将给予九八折的优惠。这一举措，让人民币很快在农村中流通了起来，这为平抑物价、稳定金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了恢复遭到破坏的城市经济，邓小平让银行给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贷款，并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来扶持。这一举措，让重庆的工商业渐渐得以恢复，市场也随之活跃起来。

一个更重要的发展城市经济的决定，是兴修成渝铁路。在邓小平看来，这是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这条铁路在两年后才竣工，邓小平亲自为其题写了贺词。

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西南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更出现了第一例将私有财产上交国营。西南成了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大实践的重要地区，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51年1月8日，西南局关于城市工作会议的报告递交给了中央。这一份报告让毛泽东很满意，他专程写信给邓小平：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还要求西南局在五一前再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主要探讨工会工作、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城市政权，为五月的四中全会的工会工作讨论准备材料。

这一批复，算是对邓小平所领导的西南局城市工作进展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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