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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1949年8月4日）
书名： 邓小平讲话实录.会议卷 作者： 《邓小平讲话实录》编写组编 本章字数： 4341 更新时间： 2020-07-30 15:06:45

1949年8月4日，赴京参加开国大典的邓小平，来到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诸位代表作了《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进京，而且是以开国元勋的身份来的。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的工作虽然出色，但也只是一个部队或一个局的书记，但是到了1948年人民解放军的总攻时期，邓小平的地位就被提升了起来。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以这三大战役来摧毁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而就在194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线委员会，简称“总前委”，由邓小平任书记，指挥淮海战役。这一任命，事实上是把南线作战的指挥权交给了邓小平。

而就在淮海战役进行之时，中共中央军委就开始酝酿渡江战役，这一战役将是彻底解放全国的关键战役。为了方便战争的调度和配合，1949年2月至4月，人民解放军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被改编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邓小平任第二野战军的政委，仍然与任司令员的刘伯承搭档。与此同时，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也交到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手上。

为了保证渡江战役的胜利，邓小平不断地召开总前委和华东局会议，以讨论渡江的问题。他把对这次战役的想法，写成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并反复与相关人员逐条讨论。为了确定渡江的时限，邓小平专门查阅了长江近十年的水文气象资料。他发现，长江每年5月初便会水位上涨，淹没两岸，这无疑将对渡江造成困难。于是，他与陈毅商议，认为渡江的时限应在国共谈判的最后期限，即4月20日。

这个纲要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定下一旦国共谈判破裂，即由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南进，以解放全国。于是，就在国共两党和谈之际，邓小平率领二野和三野积极备战，并于国共谈判破裂的当晚，横渡长江，南进直取国民党的巢穴。

4月23日，解放军便攻占了南京，邓小平和陈毅跨入了蒋介石居住多年的总统府。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6日、17日，武汉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在中国统治了22年的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邓小平对这次渡江战役总结称：“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这一次战役，可以说是最有胜利意义的一场战役。它的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带着胜利的喜悦，邓小平进京了，他将面对更多的荣耀和荣誉。这首先而来的，就是给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代表们发表一次关于渡江战役的演讲。

所谓新政治协商会议，是对旧的政治协商会议而言的。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曾在重庆谈判，最终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组建新的政府。1946年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但仅仅过了十个月，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宣布召开“国民大会”，这就使得政治协商会议被迫解体。

但政治协商会议这种形式，却一直被中国共产党所认同。早在1941年，邓小平就本着各党派人士协商治理的原则，而提议组建了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这种模式，能极大地发挥社会各级力量的积极性和能力。所以，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就提出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有别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模式，立刻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都积极响应，准备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

真正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在1949年6月15日于北京开幕的，来自23个单位的134人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这个筹备会就一直在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而努力。虽然这群人并非都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却是一群有理想、有激情的社会精英。他们为胜利而激越，并努力保障着胜利果实。面对这些人，邓小平极其乐意地分享了他胜利的经验和喜悦。

对于这次的演讲，邓小平说得很谦虚。他说：“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在邓小平看来，他所面对的这群代表，是在组建未来新中国的重要任务，做的是全局的把控。而他只是这些工作中的一环，所以他的演讲没有功臣的傲慢，反而像是在作一次述职报告。

当然，取得胜利的邓小平也有他的骄傲。最大的一点，便是“快”。他说：“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4月20日夜里开始，24小时内大体上30万人全部过了江。”

这样的速度，是国民党根本没有想到的。当时，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8～12人，大者50人，最大者100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

然而，胜利往往就在于认真的准备上。邓小平颇为得意地说：“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作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60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2100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

当时渡江使用了大约一万只船，要让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如果没有水上的本领是不行的。邓小平引用曹操的例子说：“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做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并不困难。”

在这艰苦的准备中，最让邓小平感动的，莫过于群众的支援。他说：“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80%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10天，敌人还不知道。”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党把长江当作天险，并没有想到解放军会真的渡江而来。就如邓小平所说：“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虽然国民党在湖口至上海段布置了45万人，但当解放军渡江时，“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

解放军的队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包围。这种几乎没有抵抗的战役，解放军所做的，几乎就是追击。解放军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在5月27日占领了上海……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

这场势如破竹的追击战，还要攻在渡江部队的一鼓作气上。“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就这样，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

战役胜利后，便是军事占领区的接管工作。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基本完成了接管工作。这样的效率，首先取决于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

更令人欣慰的是，渡江后可以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这是大势所趋。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

就在邓小平向代表们侃侃而谈时，他并没有提到自己的情况。虽然他带着部队势如破竹地取得了胜利，但他却很快累倒了。为此，中央特批他休息一个月。而这次到北京，对他而言也是难得的休息。此时的休息，不仅是生理的，更是心理的。多年的战斗，他终于可以歇一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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