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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蒋拒蒋，三颗鸡蛋上跳舞
书名： 民国军阀档案（2） 作者： 杨帆 本章字数： 4897 更新时间： 2024-08-14 10:14:28

在大连蛰居期间，阎锡山通过其亲信商震、徐永昌等人遥控山西政局。此时晋绥军由张学良改编，但实力尚存。由于蒋介石想方设法瓦解晋系骨干，阎锡山担心离晋日久军队离心，于1931年8月5日，出高价租用一架日本小型飞机，秘密潜回山西。

阎锡山回到老家河边村不几日，蒋介石便得到消息，不禁大为震怒，立刻令何应钦等人连发电报逼其迅速离晋，否则将施以武力解决。阎锡山的部下、亲友都担心蒋介石和张学良对他不利，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放心吧，日本马上就要对东北采取行动，到时候怕他们请我都来不及呢！”

果然，一个月后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东三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一致对外、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为此，蒋介石于1932年2月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终于咸鱼翻身，东山再起。

重新上台后，阎锡山首先利用学生运动清除蒋介石的势力，同时将山西境内10余万“客军”驱逐出境，接着大力整军，使晋绥军面貌为之一新。鉴于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以及强邻入侵的民族危机，阎锡山决定不再参与国内派系之争，向蒋介石做出“不扩充武力，专心于经济建设”的承诺，并制订出《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专心于山西经济建设。但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十年建设计划仅实行五年即被迫停止。

尽管如此，蒋介石对阎锡山割据晋绥两省仍耿耿于怀，一心想着渗透、分化乃至吞并晋系。他首先从晋系各级大员入手，进行收买分化，从内部瓦解阎锡山的势力，同时从经济上对山西大搞“统一”，各路中央军也虎视眈眈伺机入晋，最终以支援阎锡山“反共”为借口，找到进驻阎锡山地盘的机会，为吞并山西迈出第一步。而首先将中央军引进山西为蒋介石立下汗马功劳的，则是其收买的晋军高级将领李生达。

早在1928年10月，李生达便与蒋介石有了一面之交。当时蒋介石从南京去北平路过天津时，李生达陪同傅作义在天津迎接蒋介石并护送其北上。蒋介石见到李生达，对其慰勉有加。李生达因不愿局限于山西一方小天地，对蒋介石大献殷勤，二人自此建立联系，此后不仅经常有信函往来，还时常互赠礼品。1931年李生达前往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竟携带3000瓶汾酒和5石沁州黄小米，赠送给蒋介石及其左右之人，而蒋介石更是单独召见李生达并赠送其巨款。此后，李生达秘密同蒋介石建立电台，向他汇报山西情报。阎锡山获悉后大为震惊，从此对李生达百般防范。

1934年8月，蒋介石调晋军第七十二师到江西参加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五次“围剿”，李生达即第七十二师师长，当他率部抵达南昌后，蒋介石给予其师一流的招待，让晋军第七十二师觉得在这里比在山西待遇好得多，还赠送李生达五辆小汽车、军饷若干。此时，阎锡山因李生达的背叛，故意克扣其军饷，令李生达对他心生不满。

1935年7月，李生达率部返回山西，阎锡山派代表到李部慰问，当这名代表对李部训话提到“蒋委员长”时，七十二师全体官兵立即自行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他们却毫无反应。阎锡山得知后，对李生达更是怀恨在心。12月，有消息称李生达将出任山西省主席，这让阎锡山惊恐万分，顿时心生杀意。

1936年2月，晋军在阻拦红军东渡黄河抗日时，遭受重创，损失兵力一万多人，李生达见有机可乘，立刻密电蒋介石，请求派中央军前来支援。蒋介石立刻派出五个师十几万兵力开进山西。后来东征红军主动撤到黄河以西，蒋介石的军队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严重威胁。正如国民党中央军一名士兵所说：“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的，我们是来赶走老阎的。”阎锡山则恼怒地说：“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了。”

尽管在面对红军连吃败仗时阎锡山也曾向蒋介石求援，但仍将中央军赖在山西不走这笔账记在李生达头上，特别是李生达还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代行总指挥职权，掌握四分之一以上晋军指挥权，新仇旧恨加在一起，阎锡山决定除掉李生达，于是他派人收买其卫士熊希月，趁夜将李生达杀害，随后又派第三者将熊希月灭口。

此时，日军已不断南侵，直趋绥远。阎锡山自从1909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一直与日方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也曾经利用和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尤其是对绥远的进犯，阎锡山由亲日变为抗日。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给予阎锡山国防准备的经济援助，而红军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阎锡山遂改反共为联共。

1936年7月，阎锡山在山西成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延请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工作。次年，又在太原举办了“国民军军官教导团”，训练进步青年，组织“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后来的新军。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诞生的唯一一支统一战线性质的正规军队。从此，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牺盟会”的领导下，太原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一时成为了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936年10月底，驻绥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指挥伪蒙军进犯绥远，占领大庙子和百灵庙。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日”的主张，把最好的部队拉出去由傅作义指挥，进行绥远抗战。为了支援前线士兵，阎锡山又将其父遗产87万元捐助绥远抗战。在他的带动下，晋军将领、山西人民纷纷捐款抗日。

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傅作义不负重望，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日本妄图建立伪“蒙古帝国”的阴谋。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纷纷派选代表团携带巨款到绥远鼓励阎锡山部，阎锡山的“守土抗战”成为山西抗战的一面旗帜。

此间，阎锡山还和张学良秘密商讨联共抗日的问题，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达成共识。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寿辰，祝寿活动在洛阳举行。前往洛阳祝寿前，阎锡山先抵达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趁给蒋介石祝寿之机，力劝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第二天到达洛阳，在蒋介石祝寿典礼举行后，阎、张一起晋谒蒋介石，试探着向蒋介石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听后却不以为然，说：“攘外必先安内，这个基本国策是不能改变的。如今共匪已日暮途穷，只要我们再坚持一下，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阎、张听罢面面相觑，仍不死心，继续劝说：“此事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请蒋委员长慎重考虑。”不想，这一下激怒了蒋介石，他厉声质问：“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张二人只好诺诺道：“自然是我们服从委员长。”

阎锡山见蒋介石态度坚定，退出后对张学良说：“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咱们自己怎么做慢慢找机会吧。”

然而，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迫蒋介石抗日，将其扣留在西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13日阎锡山收到张学良的电报，请他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阎锡山震惊之余，对张学良颇有怨言：“小六子（张学良乳名）太蛮干了，还没有商量好办法就闹出事来，行动前也不吭一声！”

于是，阎锡山于12月14日给张学良复电，提出四个问题：“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后？第二，兄等此举增加抗日力量乎？减少抗日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并建议将蒋介石送到山西。

阎锡山此举虽令张学良大失所望，极为不满。但阎锡山有他自家的考虑，此时正值绥远抗战之际，阎锡山需要国民党中央政府给他以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如果全国陷入混乱，他以晋绥之力是无法抗击日军的。而西安事变本身就具有内战的潜在可能，如果处理不当，马上就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而此时除了蒋介石，谁有能力来领导这场对日战争呢？因此，他虽然与蒋介石有过深刻的矛盾，仍坚决站在国民党主和派一边，力促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此时南京方面与西安方面中断联系，与两方都有联系的阎锡山的举止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南京政府代行政院长孔祥熙致电阎锡山，赋予其营救蒋介石的全权。

张学良虽极不满阎锡山的所为，但为了顾全大局，促使蒋停止内战，达到兵谏目的，仍派代表李金洲赴晋。张学良在李金洲离开前对他说：“你告诉他，现在我已经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

阎在接见李金洲后，即电报南京，太原的报纸也报道张、杨的代表到晋，蒋介石安然无恙的消息，以安定全国人心。后来张、杨接受中共代表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提议，与南京方面建立了联系，在阎锡山翘首以待继续充当调停人时，张学良已将蒋介石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后，国共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阎锡山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晋绥两省部队抗战，这些部队包括晋军编成的第六、七集团军，驻绥远的汤恩伯第十三集团军，和由红军改编的第十八集团军。

山西地势险要，素称“华北要塞”，日军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因此，日军在攻陷平津之后，兵分三路会攻山西。由于援军未到，汤恩伯率第十三军和第十七军在南口孤军奋战，致使南口失守。之后，由于阎锡山防御部署失误，雁门关、平型关相继失陷，阎锡山将最后的希望放在忻口一战上。

忻口位于太原北100公里处，是最后一处可以防守并阻止日军进攻太原的山口，阎锡山在此布下八万大军，于10月11日与日寇展开殊死搏杀。就在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致使两军形成胶着状态时，日军突然由正太路向娘子关展开进攻。而阎锡山在娘子关几乎没有布下重兵，在此防守的孙仲连部和四川、云南、陕西等省地方部队，不仅装备差，战斗力也弱，日军于10月下旬攻克娘子关，直逼太原，致使忻口晋军腹背受敌，不得不于11月2日撤退。至此，历时23天的忻口战役落下帷幕。忻口战役是全面抗战爆发以来，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共消灭日军两万人，给日军以重创。在阎锡山苦守忻口时，曾给蒋介石发电请求支援，结果石沉大海。

此间，为了适应抗战形势需要，在共产党的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先后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决死队”、“工人武装自卫纵队”等进步组织，使第二战区开创了全国抗战中心的“特殊局面”，一时成为中外瞩目的“模范战区”。

然而，当共产党领导下的隶属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发展壮大，山西抗日游击根据地不断发展时，阎锡山开始感到不安，害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控，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开始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措施，限制进步活动。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即对国民党军队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集中力量进攻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驻晋日军提出“专打八路军，不打晋绥军”口号，还提出把掠夺的西北实业公司及其他厂矿财务的49%归还阎锡山。阎锡山自有对日尺度，不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不会轻易做汪精卫第二，但却开始转变对日态度，走上“防共、限共、反共”的道路。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对山西新军的进攻，史称“十二月事变”，为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响头炮。

为了重振队伍、巩固实力，1940年４月，阎锡山将第二战区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迁往山西隰县南村坡。由于南村与“难存”同音，遂把南村坡改为“克难坡”，把战区司令部驻地称为“克难城”，还把1940年命名为“克难年”。

此时，阎锡山的管辖地只有隰县、乡宁等七个完整县和临汾、洪洞等十多个不完整县，且北有共产党，东有日本人，南有蒋介石六个中央军，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阎锡山在他这一小块地盘上开始了“克难运动”，大搞“烘炉训练”，培养“同志魂”，为将来的反共培植死党。同时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搞“兵农合一”，尽可能地集中物质资源，竭力维持拥有20余万人的庞大军政机构，为将来收复失地奠定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受降长官的身份，重返阔别8年之久的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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