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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
书名： 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作者： 陈舞雩 本章字数： 4520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8:12

我们之前说过许多次，北宋的症结在“三冗”。

可为什么北宋会出现“三冗”？这就要说起宋朝的体制，也就是北宋君臣日常念叨的“祖宗家法”了。

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国，是一个真正的大乱世。短短的五十三年里，中原地区换了五个政权，且几乎都是毁在自己人手里，就连宋太祖赵匡胤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才夺取了后周江山，建立了大宋王朝。

所以，宋太祖上台后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保证北宋政权的存活，别让它成为那个第六代。为此，早在立国之初，他就对宋朝的国家体制进行了一番精细的手术，那就是分权。

首先是分文官的权。宋太祖为了避免中央出现权臣，把宰相机构分成了“两府三司”。两府指的是主管行政的中书门下和主管军事的枢密院，三司指的是主管财政的度支、户部、盐铁三大部门。这样一来，政、军、财三权分离，各部门就很难拧成一股绳，任何文官都做不到一人独大了。

其次是分武将的权。宋太祖为了避免禁军统领造反，就把军权分成“枢密三衙”。枢密院负责军事决策，但手上没兵，兵都掌管在三衙的手里。倘若爆发战事，由皇帝钦点一位主帅，从三衙领取兵马，再根据枢密院的战略规划进行作战，等战事结束，兵马各回三衙，主帅本人去枢密院交差。由此一来，军事决策、日常管理、外出作战被分开，再无一人可以独握军权，图谋造反。

最后是瓦解地方军队的力量。宋太祖为了预防地方叛乱，把天下精兵都收到中央，号称“禁军”，地方上只留下少量维持治安的老弱病残，即“厢军”。同时在地方管理上，他以文臣取代武将，并要求地方除了留下必要的开支用度，其他财税通通上交汴京，只要各州县没了钱，还能造个什么反？

可以说，正是宋太祖这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分权操作，实现了宋代政治体制的内散，保障了君主集权的加强，避免宋朝步五代十国的后尘，成功延绵了三百余年的寿命。

可是，这套看似完美的“祖宗家法”，时间一长还是显出了弊端。

第一是在政治上。因为分权太细、岗位太多，造成了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官吏分明有一大堆，可彼此间协同困难，工作效率低下，属于人手虽多了，可做起事来反而手忙脚乱。朝廷不但要花钱养活这么多的荫官闲人，还得时不时地给他们发福利，财政压力巨大，即“冗官”和“冗费”。

第二是在军事上。因为权力分割，造成了前线事权不统一，几路军队往往各自为战，战斗力十分低下。自从西夏崛起以后，宋朝大规模招安无业流民加入厢军，而为了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实力差距，又相对增加了禁军名额，于是军队数量呈几何倍增加。到了宋仁宗时期，朝廷养兵上百万，国家财政的十之七八都用到养兵上了，是为“冗兵”。

这就是“三冗”问题的来由。

那么，该如何解决“三冗”？

很多人一想，那就精简机构（冗官）、削减支出（冗费）、裁撤军队（冗兵），对症下药地解决问题！

当年范仲淹就是这么想的。

庆历年间，范仲淹上了十条改组建议，刀刀都往“三冗”的根子上砍。可是，北宋承平百年，在这种体制下早就滋生了无数既得利益者，范仲淹这么做，无疑会断了这些人的饭碗和前途，所以新政实施了还不到一年，就在汹汹反对下宣告失败。

现在，轮到王安石来主持变法，有了范仲淹的前车之鉴，他便打算先不在“节流”上纠结，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太过强大了，这个流是节不下来的，贸然下手，只会遭到反噬，所以他决定从“开源”上想办法。

可变法刚开始，宋神宗就犯了难：该如何安排王安石的职位？

因为按照北宋的分权传统，王安石如果担任中书门下的宰相，就不能统驭三司的财务，可如果让王安石在三司任职，又不能兼任行政了。作为变法的操盘人，王安石必须得统一事权，兼管行政和财政，而这恰恰是与祖制相悖的，总不能让王安石既当宰相，又当三司使吧？

于是，宋神宗一咬牙，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他设立了一个新部门，叫“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叫它“条例司”。这是个专门为变法而设置的财政机构，王安石以参知政事（副相）的身份入主条例司，这样就可以做到行政权和财政权的统一，方便王安石来主持变法事宜。

就在熙宁二年（1069）七月，王安石开始陆陆续续颁布新的法令，以下做个并不算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是农田水利法。我们都知道农业离不开水，没水庄稼早旱死了，而在当时，宋朝地方上的水利设施都废弛了，造成大量农田荒芜，无人耕耘。

地方衙门不是不想解决，而是“祖宗家法”说了，为了预防地方割据，地方官只能留下必要开支，其他税收都要上交，各地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哪有余钱兴修水利？

王安石上马后，先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建议，还亲自接见水利专家，与他们商议后，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即在各地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如有百姓主动开垦荒地的，地方政府还给予奖励和优免政策。

农田水利法的效果立竿见影，此法实行七年后，全国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超一万处，灌溉民田达三十六万余顷，可谓政绩显著。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曾估计北宋末期人口将近一亿，可想而知，倘若没有农田水利法开辟出的新田，北宋如何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

第二个是免役法。北宋起初实行“差役法”，就是让老百姓无偿给政府提供劳动，比如苏轼在凤翔时，民夫运送终南山竹木至汴京的“衙前之役”，就是典型的差役法。试想，如果一个家庭的壮劳力都去给官府免费服役了，那家里的田就没人种了，这毫无疑问给当时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

王安石推出了“免役法”，只要百姓交纳一笔免役钱，就可以不用服役，政府会用这笔钱另外雇人代替你。同时，王安石为了灾年备荒，还多收了一笔“免役宽剩钱”，用来取代废弃的常平仓。

第三个是青苗法。北宋早期实行的是常平仓法，类似于额外加征的粮食税，丰年储存到义仓中，代百姓保管，歉年再拿出来救助。但“祖宗之法”导致地方财政窘迫，许多官员为了周转支出，就私自挪取常平仓的粮食作他用。尤其在边疆地区，地方官更是把常平仓的粮食用作军粮，到宋神宗即位之初，常平仓法已有名无实。

在当时，农民到了春季，往往秋粮吃尽、夏粮未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往往这时候，地主就给农民们借粮应急，约定等农民夏粮收获后，再连本带利地一齐归还。可地主放贷的利率很高，九出十三归那都是良心价，农民若是歉收，或者遇到灾年而无收，那就只好卖地还债了。这就又形成了土地兼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最终造成可怕的社会动乱。

对此，王安石颁布“青苗法”，就是政府代替地主来给农民贷款，本钱就用常平仓里的粮食，收利息时每半年只收两分，比以往地主的高利贷可算实惠多了。这样既增加了一笔财政收入，还可以抑制土地兼并，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个是市易法和均输法。这是借鉴汉武帝时期，财政大臣桑弘羊的理财政策。王安石在中央设立市易务，在地方设立发运使，分别对商品货物进行统一的收购、运输和销售，可以说是由政府代替商人来垄断市场，赚取这笔商贸利润。

最后是方田均税法，即下令核实全国土地数目，再根据土质的好坏来征收赋税。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得罪人的，而且是往死里头得罪的那种，所以打从一开始就推行缓慢，直到变法结束，其成效如何都没有具体记载，想来应当是失败了。

以上是关于财政方面的法令，目的在于解决国家当下的财政危机。除此之外，为了完成宋神宗“吞辽灭夏”的大帝之梦，王安石还针对军事领域施行了四大强兵之法。

第一组是保甲法和保马法，这是为了恢复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属于典型的开历史倒车，肯定得失败。

第二组是将兵法和裁兵法，这是为了统一事权和精简军队，确实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宋军的战斗力。

好了，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基本讲述完了，给个结论吧。

现在很多人对熙宁变法实际上是有误解的，甚至都不明白王安石到底想要干什么，故而他们看不懂王安石，更看不懂王安石的变法。

首先，变法的目的看似是解决“三冗”，但其实主要是解决冗兵。

现在我们可以从无数时人的记载中得出，自宋仁宗以来，宋廷的国家财政十之八九都用在养兵上了，相比之下，冗官和冗费都是小意思，王安石压根儿就不在意。

那么，为何北宋要养如此庞大的兵员？

因为辽朝和西夏的威胁。

宋朝虽然和辽朝签订了澶渊之盟，可盟约这种事不是签了就万事大吉的，毕竟谁都不敢保证辽军会不会突然撕毁合约南侵。就比如庆历元年（1041），宋军在西北败给了西夏，次年初辽人就来趁火打劫，索要瀛、莫二州，宋廷为之震恐。要知道，宋朝的地势先天不足，没有燕云天险，一旦辽军进犯，华北平原将无险可守。所以，宋仁宗选择遣使议和，富弼临危受命，出使辽国，以每年多输送十万两银、十万匹绢为代价，才平息此次事端。

由此可见，辽人的和约根本靠不住，宋朝不得不继续在华北地区部署几十万大军来防备契丹，就算是不打仗，也要备战备荒，避免辽军不讲武德搞偷袭。

还有西夏方面，因为李元昊的咄咄紧逼，宋朝屡次向西北方向增兵，可宋朝当年采取的土地制度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这就造成了土地被兼并的百姓成了无业流民，而宋廷怕这些人危害社会治安，就把他们收编到了军队里。可想而知，这样的士兵根本不堪用，拉到战场上一触即溃，钱全白花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北宋采取的是“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军事部署，即为防止地方割据，原则上中央禁军的数量始终要大于地方上的厢军。如今，为了防备辽和西夏，地方上的厢军数量剧增，那么禁军数量也要相对递增，这样一环套一环，大肠包小肠，就造成了兵员膨胀的恶性循环。譬如，宋廷在宋太祖时全国兵力总共才三十七万多人，可到了宋仁宗时，全国兵额最高时达一百四十万，足足翻了四倍。

这能不冗兵吗？

所以，无论范仲淹如何整顿吏治，哪怕把冗官和冗费都完美解决，可相比冗兵花去的大头，对国家财政来说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辽夏又在卧榻之侧虎视眈眈，这兵你根本裁不下去，你要敢裁，先不管士兵们会不会闹事，一旦契丹人和党项人打过来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说到这里，想要解决北宋困局的方式就显而易见了：只要让辽和西夏消失就行了。

如果没了辽，宋朝就可以据有燕云十六州，有了山海关的地势加成，宋军只用少量军队就可以完成防守任务，从此无须在华北部署大量闲置兵力。如果没了西夏，宋军就不用在西北方向继续用兵，国家的钱就不需要再投进战争这个无底洞。

可如何才能让辽夏消失呢？

这就是王安石的宏图伟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他要先理财，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国用饶”是目的，“民不加赋”则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手段，可如果达不到理想状态，那也没关系，只要能达到目的，效果是一样的。

第二个阶段：国家有钱了，就把钱用在建设军队上，具体表现在通过强军四法，打造一支真正骁勇善战的军队。

第三个阶段：王安石认为西夏主少国疑，地狭民弱，辽则名曰一统，实同分裂，统统都是纸老虎，只要咱们把军队建设完毕，就可以先易后难，打掉西夏，再灭契丹，恢复汉唐旧境。

在王安石看来，只要三大阶段完成，宋朝就能从根子上消除冗兵之患，就可以重回他心目中的汉唐盛世。

这就是王安石的新政风暴，在一刹那间就刮遍了整个大宋。他回想起自己当年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曾和父亲相伴旅世，那些现实的兵荒马乱让他感到惊慌失措，实在没有办法安之若素，视而不见。

这些混乱不堪的记忆是指引他一路坚持下来的力量，也正是因为总有个富国强兵的梦想一直在前方永不妥协地等待着，他才会一路跌跌撞撞，闯过命运的阻拦，直至在熙宁二年（1069）大显身手的这一天。

他想要以一己之力，为大宋生生地逆一次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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