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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满楼
书名：诗酒趁年华：苏轼传作者：陈舞雩本章字数： 1755 更新时间： 2024-01-04 16:18:12

治平三年（1066），苏轼、苏辙兄弟护送苏洵、王弗的灵柩回归故里。

就像之前说的，在古代，父母去世，儿子是要居丧的。而在苏轼兄弟归乡的二十七个月里，远在汴京的庙堂之上，却是山雨欲来。

治平四年（1067），皇位还没坐热乎的宋英宗赵曙病逝了，又是在韩琦的定策下，皇太子赵顼成了皇帝，是为宋神宗，改元“熙宁”。

宋神宗初登皇位那年，只有十九岁，正值血气方刚的年纪。年轻人执政，往往年少轻狂、无惧无畏，这点宋神宗也不例外。

宋朝在国势上不如汉唐，北边有辽国霸着燕云十六州，时刻窥测中原，西北又有西夏自立为王，咄咄逼人，而自诩为中华正朔的赵宋王朝，居然只能以“岁币”这种屈辱的方式来维系与敌国之间的和平，这叫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如何能忍？

有次，他接见了范仲淹的表弟滕元发，就恨声说：“当年太宗皇帝兵败燕京城下，辽人穷追不舍，太宗仅以身免，大腿上还中了两箭。最终太宗的死因也是因为箭伤复发，像这种不共戴天之仇，作为子孙不去报，还年年给仇人捐献金帛岁币，这应当吗？”

宋神宗是个热爱读史书的人，想起当年汉武帝征讨匈奴，横扫大漠，那是何等的霸道！唐太宗四夷宾服，被尊奉为“天可汗”，那是何等的威风！可作为大宋君主的他，却只能在辽夏的欺压下忍气吞声，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他是那么向往这些汉唐君主的宏图伟业，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吞辽灭夏，与这些古之大帝们比肩。

可手下的大臣们却与他想的不一样。

自宋仁宗以来，朝廷上下因循守旧、粉饰虚张，分明已经三冗两积、弊病丛生，可官员们却不思进取，每日只知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互相扯皮。今天诬告说狄青家里的狗头上长角了，他要造反，明天又造谣说欧阳修为老不尊，和自己儿媳妇通奸，没羞没臊，反正就没几个肯踏实干正事的。

这让宋神宗恼怒不已，他的志向是如此远大，可他的臣子们每天都在关注些什么！

他开始把目光放在当年推行“庆历新政”的宿臣元老身上。

可是，当年意气风发、推行革新的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如今早就垂垂老矣、暮气沉沉，没了昔年的锐气，一个个都劝神宗要遵从祖宗家法，慢些行事。富弼更是干脆直言：“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不要重赏边功，不然真打起来了，还不知是福是祸。”

宋神宗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迫切需要一番作为来证明自己，哪里肯听这样的话？再说一说后话，历史上宋神宗总共也就在位十八年，哪来的二十年时间供富弼慢慢消磨？

所以，既然元老们靠不住了，宋神宗只能除旧布新，将这些老家伙统统扫出朝廷，起用真正可以帮他完成改革大业的新人！

宋神宗属意的，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安石，一个是司马光。

在当时，宋朝真正的弊病是三冗两积，三冗指的是“冗兵”“冗官”“冗费”，意思是兵员、官员以及不必要的开支太多了，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进而造成“积贫”“积弱”的悲惨现状。

可以说，要想富国强兵，就得先解决掉三冗，即财政问题。

关于如何搞钱，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态度截然不同。

有一回廷辩，二人在是否赏赐官员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讨论着讨论着，就歪到了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上。

王安石的态度是，只要学会理财，即使不用加税，也可以做到国库充盈。但司马光不信，他认为天下的财富就那么多，不在朝廷手中，就在百姓手中，你要增加朝廷的收入，只能是从老百姓手中夺取，所谓的“理财”，无非就是变着花样地横征暴敛罢了。

对此，司马光的态度是节约开支、藏富于民，让皇帝慢慢攒，总能攒出钱来的。他还表示朝廷的当务之急“在于择人，不在立法”，只要选贤举能，就可以大治，不需要变更祖宗法度。

作为年富力强的君主，宋神宗还是觉得王安石的观点更对他口味儿。司马光的言论总给人一种“正确的废话”之感，这话他年年听，月月听，耳朵都快生出茧子了，可又有什么用？

你说要慢慢攒钱，可这得攒到什么时候？你说要提拔人才，可我又没开上帝视角，怎么知道谁是人才，谁是奸邪？别的不提，仁宗皇帝为人够节俭了，他还容纳天下贤才呢！可三冗问题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发酵的，两积更是没有得到任何解决，这又该做何解释呢？

所以，不出意料地，宋神宗排除了司马光，选择了王安石来担当变法的操盘人。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就在这个月，归乡许久的苏轼、苏辙两兄弟，重新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汴京城。

[3]苏轼与章惇的故事，详见番外四。

[4]时人称苏洵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