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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昭雪冤案
书名： 世界伟人传记丛书-清高宗乾隆 作者： 杨发兴 本章字数： 10824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34:41

乾隆登基后第十一天，降旨召回受到雍正严惩、待罪昆明七年之久的原任云南巡抚杨名时来京，谕旨中说“杨名时为人诚朴，品行端方，皇父在世时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乾隆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雍正年间影响广泛深远的杨名时冤案昭雪，不能不给朝野带来相当震动。关注政局走向的大臣官员以至绅衿士庶且惊且喜，奔走相告。可以这样讲，当时人们从这一意想不到事件中最早感受到政治风向的微妙变化。

杨名时，字宾实，又字凝斋，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名时出理学名臣李光地门下，光地讲课时曾说：“将来汉人杨宾实未可量也。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这几笔素描对杨名时再传神不过了。杨名时崇奉程朱理学，但与当时人鄙夷嘲弄的假道学绝不一路，他时时处处重在躬行实践，总是想尽最大的力气做好治国安民的实事。他的好友徐用锡说，名时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为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素来鄙薄道学的实学家李蜷惟独青睐于杨名时，康熙皇帝也说“杨名时实好官，不徒清官也”。康熙晚年对清官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清廉”固然重要，但不能“徒尚操守”，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人口，有什么用呢?更重要的是能干事，只有操守好，又能干事的才称得上“好官”。在康熙的眼里，杨名时既是操守好的清官，又是能干事的好官。能得到康熙这个评价不容易。

雍正在居藩时与杨名时没有来往，即位后，杨名时先已被派到万里之遥的云南任巡抚了，所以雍正后来讲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不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君臣间的关系尚称融洽。雍正公开褒奖杨名时“清操夙著”、“和平安静”，是皇考留下的好巡抚；杨名时则称颂雍正是“孜孜爱民”、“日月之光明，照临不遗于一隙”的好皇帝。当然，雍正也觉得杨名时“太软些”，魄力不够，有些洁己好名、瞻徇下属的毛病。尽管如此，雍正对杨名时还是格外看重，刻意加以笼络，因为他科名早，名气大，士林视之为科甲领袖。雍正三年(1725)九月，杨名时晋兵部尚书，仍管云南巡抚事，十月，升任云贵总督，照旧兼任云南巡抚。宣布任命前，雍正还在杨名时的请安折上亲切地批谕：“朕安。你好么。朕要用你总督，勉为之!”杨名时跪读皇上朱批，百感交集，由衷以为“人臣荣幸何以复加”!第二年雍正又让杨名时转为吏部尚书，命仍以总督管理巡抚事，杨名时一生仕途至此达到了巅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杨名时感到可以大有作为以报君恩的时候，他与雍正短暂的蜜月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就是从一生的巅峰骤然跌入低谷。

当时及后世的人多认为杨名时遭此厄运是因为李卫的陷害，比如全祖望、卢文弨、彭绍升等都说由于李卫“阴间”而酿成此案。“阴间”，用今天话讲，就是暗地里打小报告陷害人。翻检一下现已刊行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里面确有浙江巡抚李卫倾害杨名时的密折。他在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件密折煞尾时突然笔锋一转，向主子揭发了昔日在云南共事时的上司杨名时所谓“偏徇”、“欺罔”等情弊。雍正喜出望外，在李卫密折折尾朱批：“一派真诚!可谓一德同心之封疆大臣，朕实嘉而幸庆焉。止务‘密’之一字为要。”为什么如此兴奋又特别强调保密呢?因为这时他已决定要对杨名时加以惩创，给他点颜色看看。

雍正为什么突然翻脸要整杨名时呢?雍正以为，“士习吏治，自唐宋以来不可问矣”，而正当他在“力挽此数千百年之颓风”、洗荡科甲积习的关键时刻，杨名时竟敢跳出来和他叫板。

雍正四年七月，也就是李卫具折揭发杨名时前四个月光景，皇上降下一道谕旨，指责杨名时等五位督抚操守虽清，但模棱悦众，总是想做“好好先生”，染上了圣贤深恶的“乡愿”习气。希望他们向勇于任事、敢于破除情面、严厉整饬官民的田文镜和李卫等武健型的模范督抚学习，再不要做“同流混俗之乡愿”了。雍正的意图是期望某些督抚改掉身上的科甲积习，排除贯彻他的改革路线的人事上的阻力，因此不能把这通谕旨看作整肃杨名时的信号。杨名时若能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以官僚惯有的圆滑，向皇帝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也许此事很快就会淡化，至少不会被皇上选中作为打击科甲习气的靶子。然而，“无一言一事不出于中心之诚”的杨名时做不到。他把“乡愿”看得太严重了!孔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对这类“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的虚伪者深恶而痛绝之。别的都好商量，对杨名时来说就是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是“乡愿”；即使皇上这么说，也得和皇上辩清楚。

杨名时为此付出改变了自己一生命运的巨大代价。

雍正四年九月四日，杨名时针对上谕的指责具折申辩。他说圣贤痛恶乡愿，为人臣者怎能不知切戒?但圣贤也痛恶“佞与利口、无礼、不逊及徼讦为智直”等诈伪之流。雍正何等大智慧，岂能听不出杨名时的弦外之音，看不透杨名时有抵触情绪?他认定杨名时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乡愿，还借题发挥，用圣贤所恶“讦以为直，徼以为知，不逊以为勇者”，旁敲侧击为朝廷深许的“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如田文镜、李卫等“公忠体国”的大臣。雍正觉得杨名时这个人太可恶了，过去竟没看透他，于是随手在杨折上朱批：“朕已悉你所影射之人。但可以不必。乡愿之咎尚未承认，如何又扯出如许多闲话?不必在此舞唇舌、弄讥讽，徒自取轻于朕耳!”对杨名时奏折另一句话——“致治之道，不持平则虞偏胜”——雍正有点儿神经过敏，觉得杨名时似有春秋之意，对皇上偏袒李卫、田文镜一方表示不满，就在句旁先加了朱圈，并作了旁批曰：“朕得力处，即‘持平’二字。”毫不留情地回击了杨名时对自己用人行政所谓“不持平”的影射。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自辩，彻底改变了皇上对他的看法。日后雍正对他的股肱大臣鄂尔泰解释为什么要兴大狱整杨名时，直言不讳地说：“杨名时大可恶人也!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怎奈其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朕整理科甲积习，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抗违朕意，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一味讥讽文章。”雍正对杨名时狠得咬牙切齿，说：“此辈假道学，实系真光棍!诚为名教罪人、国家蛊毒!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真是伴君如伴虎啊!不知哪里稍不留心，就触犯了逆鳞。而忠厚老实的杨名时竟还天真地以为通过折奏和朱批，皇上和自己“万里谈道”呢。

李卫的告密折子正是在这节骨眼上递到御前的，这无异于给雍正提供了“歼其渠魁”的突破口。雍正指示他再详细写一个参劾杨名时罪状的折子来，但“不必落名”。李卫遵旨冥思苦想，百计罗织，又写了一个匿名的密折。嗣后新任云南巡抚朱纲与钦差侍郎黄炳前往云南会审杨名时的根据，便是皇上发下的这个“不落名”的参折。

也沽该杨名时倒霉，正在这个时候，杨名时又不小心把前任总督高其倬密折奏请的内容写进公开的题本中了。如果发生在雍正宠臣李卫身上，皇帝也就睁一眼闭一眼放过去了，但对杨名时正在鸡蛋里挑骨头，岂能轻易放过?雍正立即降下明旨，说杨名时对国家创制密折制度心怀不满，所以才一再故意泄漏密折的内容，骂杨名时“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甚属可恶”!

雍正决意整杨名时，与当时他感到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政治大环境也不无关系。

从雍正四年九月——恰是杨名时与雍正“万里谈心”之时开始，政局又剧烈动荡起来，短短的四五个月间连续发生了查嗣庭日记案、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谢济世参劾田文镜等大案。雍正在基本上解决了阿其那(胤禊)、塞思黑(胤禟)、年羹尧、隆科多等满洲权贵集团这些最危险的政敌后，逐渐把政治注意力转向了汉人科甲朋党对皇权的威胁，特别是从查抄有关案犯的文字作品中，暴露出来的一部分汉族士人、士大夫“不服本朝”的敌对情绪，使他深感问题严重。雍正四年十月十六日皇帝当面训斥大学士、九卿、翰林、科道等大臣官员说：“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语含讥讪为尚，甚者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今已败露，尔等众中保无有似此者乎?”其实，汉人的民族敌对情绪并没有雍正估计得那么严重，雍正之所以疑神疑鬼，是因为他是满族人，处于占人口绝大多数而且文化上更优越的汉人的包围之中，内心深处不免潜藏着身为“夷狄”的自卑，惟恐被饱学硕儒所轻视，尤其畏惧被居心叵测者暗中讥讽。雍正在批谕直隶总督李绂的密折时坦言：“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以尊胜人之庸主，莫将朕作等闲皇帝看，则永获益是矣。”在批谕杨名时密折时也说：“非朕苛刻，向来尔等之春秋笔法，朕所深畏，一字之意，朕不能忽也。”由于政局的动荡，雍正脑子里满汉民族矛盾的弦绷得过紧，杨名时的意思有的被他误会了，有的被他夸大了，有的则被他故意加以歪曲，然后煞有介事地安上可怕的罪名，达到打击杨名时，进而扫荡科甲积习的战略目的。

从雍正四年十月间盯上敢于在奏折中叫板的杨名时，到当年十一月明旨痛斥他“怙恶不悛，大奸大诈”，李卫的告密折子又及时地提供了必要的炮弹。种种机缘凑合在一起，发动惩创杨名时一案的时机业已成熟。雍正开始调兵遣将，加紧部署，准备在万里之遥的云南开辟另一个打击科甲朋党积习、“歼其渠魁”的战场。

但被派往云南的钦差大臣黄炳和接替杨名时作云南巡抚的朱纲奉旨审案却很不顺利。李卫提供、经雍正批发的匿名参折本来就没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三审两审，大部分又都缺乏证据，倒是忠厚得近于鲁拙的杨名时主动交待曾收受下属两个金杯、四匹绸缎，朱纲如获至宝，向雍正报告可以将杨名时问成死罪了。这简直在开玩笑!包括雍正在内的当时人都清楚，如果收了下属一对金杯、几匹绸缎之类的礼就依法处绞，那么，随便拉出一个督抚、藩臬两司、道台、知府，以至县官牧令杀掉都绝对没错儿。看来，要整倒杨名时靠李卫告密折子肯定不行了，只好另辟蹊径。

朱纲在与黄炳会审杨名时案的同时，又按照雍正的部署，以新任云南巡抚的名义题参杨名时徇隐废弛、藩库不清等情。杨名时明白在劫难逃，就承认“贻误瞻徇”，“无可申辩”，但雍正又降旨斥责他“巧诈居心”，认罪态度不好。杨名时不承认不行，承认也不行，逼得他倔强的老脾气又犯了，回奏说“若巧诈居心，是诚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再审，杨名时仍“坚供不承”。在专制淫威下，杨名时什么都可以包下来，就是“巧诈居心”不能承认。作为一个诚实的学道者，杨名时毕生以诚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诚”，是他无论如何不能背弃的道义上的承诺，是他宁可抛弃生命也要坚守的“认罪”的底线。僵持之下，刑部阿附圣意，援据“挟诈欺公律”拟名时“斩监候”上奏。不认“罪”就“挟诈欺公”，要砍掉脑袋，古今哪有此法条?雍正终于退让了，降旨称“杨名时别案尚多，‘居心巧诈’之罪就宽免了吧”。

所谓“别案”，就是上面说的朱纲与黄炳正在会审，同样也处于胶着状态的钦案。尽管刑部最后同意钦差审案大臣所拟的“依律拟绞”，雍正权衡再三，决定还是把案子挂起来不了了之为好。但案子轰轰烈烈办了那么久，总不能就这样不了了之吧，怎么也得找个台阶下呀。雍正有办法，降旨说：“杨名时俟各案清结之后，再降谕旨。”“清结”什么?就是勒限一年，追还杨名时所欠公款银五万八千两。

这五万八千两银子又从何说起呢?还是杨名时自己主动交待的，说康熙六十、六十一年(1721、1722)巡抚衙门共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那时还没发养廉银，各级地方官俸禄微薄，全靠收受陋规以为办公、日用之资，况且杨名时早在雍正元年已经条分缕析、明明白白地将到任以来得过各项规例银的数目及如何开销向皇上汇报过。雍正是明白人，朱笔批示：“凡所取与，任尔等为之。”也就是说同意杨名时自行处置这部分特殊收人。朱纲全然不顾这一切，必欲于死刑之外，科以杨名时无法承受的重罚。在拟绞之后，朱纲与黄炳又联衔奏陈，杨名时所得银八万两经核查用于弥补银厂亏缺约二万八千两可以不计外，“仍应于杨名时名下勒限一年，追银五万八千四百三十九两”。雍正深知，以杨名时为官之清，一时绝对拿不出那么多钱。果然不出所料。据说，雍正开恩减为三千两后，杨名时“先取邸中物，并脱夫人之簪珥以充数，估值不满白银二百两也”，仍旧差得远。所以，杨名时案被雍正挂起来后就一年年拖下去无法结案，终雍正之世，杨名时一直“待罪”云南。

这个连雍正都觉得理屈的案子在全国影响很坏，不得人心。凡有正义感的人都对杨名时的遭遇暗抱不平，而李卫、朱纲之流则为人所不齿，甚至朱纲调任福建巡抚离开省城昆明时，还得靠雍正密谕云贵总督鄂尔泰采取措施，设法弹压，不许士子起哄送瘟神。乾隆当时在宫中读书，通过他的老师也有所风闻，他问杨名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老师蔡世远回答得很干脆：“今世而时时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杨名时，江苏江阴人也。

乾隆即位之初，打算替父亲来收场，还这笔欠下的旧账，就说“皇考(雍正)原欲召令来京，未曾降旨”，自己“仰体皇考圣意”，召杨名时来京，另有任用。又说杨名时“学问纯正，品行端方”，实际上委婉地翻了父亲蓄意制造的一桩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案。

继杨名时之后，李绂、蔡珽、谢济世等科甲朋党冤案也得到昭雪。

谢济世号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进士。雍正四年(1726年)以翰林院检讨授监察御史。这年年底，刚当上御史不久的谢济世就上本参奏河南巡抚田文镜，说他有“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大罪。御史是天子耳目，负有监察百官的职责，谢济世以御史身分露章弹劾一个巡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雍正却以为他和直隶总督李绂桴鼓相应，暗中结为朋党。

李绂，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士。雍正即位，对李绂很看重，让他担任吏部侍郎，调任广西巡抚，雍正三年(1725年)又由广西巡抚调升直隶总督。李绂人京觐见时，曾当面向皇帝告发河南巡抚田文镜贪虐不法，负国殃民，特别强调田蹂践读书人，诬害科甲出身的州县官员黄振国、邵言纶、汪馘等人。李绂是年羹尧的政敌，当时年党刚被搞垮，雍正想方设法笼络他，让他当地位非同一般的直隶总督，而一旦与田文镜起了冲突，情势却开始不利于李绂了。

田文镜原是汉军正蓝旗人，从县丞之类的佐杂，跃升为封疆大吏，全靠雍正一手提拔。他非科甲出身，上下周围没有师生、同年为依傍，惟知报答天高地厚的圣恩。雍正认为像田文镜这样的人才最公忠可靠，在官场中孤立无援恰是他可贵之处。在李绂与田文镜的冲突中，雍正从自己的政治判断出发，容易偏向田文镜一边。加以李绂密参田文镜时，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就说信阳知州黄振国已被田文镜监毙灭口。田文镜抓住这一点，反过来说黄振国、邵言纶、汪諴与李绂是所谓“同年”，即同是康熙四十八年的进士，以此证明李绂结党营私，偏袒自己的同年。田文镜知道雍正最恨臣工结为朋党，而汉人自隋唐以后，往往借同年、门生、座主等关系朋比为奸、党同伐异，所以有意大作“同年”的文章，把他与李绂互参的个人之间的是非问题，夸大成科甲官员相互朋比而诬害他。偏偏在这当口又杀出了一个御史谢济世，也指名道姓参劾田文镜，说田种种苛刻，为邵言纶、汪诫、黄振国辩护，与李绂所讲一一吻合，丝丝入扣。雍正大为警觉，又联想到黄振国原是兵部尚书、左都御史蔡埏的下属，而李绂受知于帝又得力于蔡珽的荐引，由此又怀疑李、蔡互相党庇。根据种种迹象，雍正判断，谢济世受李、蔡的暗中指使，出偏师声援日渐处于不利地位的李绂和蔡埏。

蔡埏，字若璞，号禹功，籍隶正白旗汉军，出身于赫赫有名的武人世家，但到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考中进士，又人翰林院深造，到康熙晚年担任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又外放巡抚四川。雍正初，川陕总督年羹尧恃宠而骄，气焰薰蒸，蔡埏身为四川巡抚就敢于和他分庭抗礼。雍正整年党，蔡珽成了得力干将。但蔡埏好景不长，李绂、田文镜互参案发，谢济世又卷了进去，雍正怀疑与李、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蔡埏是幕后主使者。这还了得，科甲文人盘根错节、相互声援，其危害难道下于年羹尧党和隆科多党么?雍正选定谢济世为突破口，非要把谢济世与李绂、蔡埏的朋党关系搞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下令夺谢济世官，交大学士、九卿等“严刑讯问”。

雍正这样怀疑，自有他的道理，但谢与李之间确实不存在指使与被指使的关系，怀疑蔡埏为隐在幕后的“大奸大诈之人”，更缺乏根据。谢济世之所以决心参劾受到皇帝偏护的田文镜，完全是激于一时义愤，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此前，为搞清李绂与田文镜互参的是非曲直，雍正特派刑部侍郎海寿、工部侍郎史贻直为钦差大臣，到河南就地调查审理黄振国等案。随行的有一个刑部员外郎，叫陈学海。陈学海是谢济世的好朋友，他从整个审讯过程中得出了田文镜种种欺罔的结论，但两位钦差海寿和史贻直却没有完全如实向皇帝奏报。回京后陈学海私下里把实情告诉了谢济世，大概他的勇气不很够吧，谢济世挺身而出，冒险搏击圣眷正隆的疆臣田文镜。谢济世没有受到李绂的指使，他怎么能说违心的话栽害李绂呢?所以当刑部尚书励廷仪让他招认指使者是谁时，他昂首朗声回答：“确有其人。那就是孔、孟!济世自幼读孔、孟之书，应当忠谏。见奸不击，非忠也。”不管怎样用刑，谢济世也不承认有指使者。两个月过去了，刑部等衙门还是审不出个究竟，只好以谢济世“显系”听人指使，要结朋党，扰乱是非，奏请将他立斩。

问题上交到雍正，他感到很为难。批准杀掉谢济世，缺乏证据，况且自古以来皇帝以杀谏官为戒，于是只好把大小臣工都找来，济济一堂，听他的辩解。他说，谢济世与李绂所奏完全相合，说明“必有大奸大诈之人暗中指使”，其目的是“令朕有杀言官之名”，他雍正不上这“大奸大诈之人”的圈套。谢从宽免死，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至于“大奸大诈之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不作深究?雍正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只能含糊其词地说，如追究起来，不胜株连。这种辩解实在太拙劣了，皇帝难于下台的窘态活脱脱地暴露在群臣面前。在场有个叫姚三辰的，官左中允，聆听皇帝训话时，脸上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雍正恼羞成怒，立即把他革了职，理由是姚三辰的“词气神色，不以朕为然，必是查嗣庭、汪景祺的同类”。查、汪是浙江人，姚三辰不幸也是浙江人，又不善于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雍正便把一腔无名火发在他身上了。

对谢济世的最后处置，有点近于儿戏。刑部拟斩立决，雍正从宽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赎罪。如此处分之后，雍正心里很窝囊。他之所以整谢济世，是想以查出他与李绂的联系为突破口，从而彻底粉碎李绂、蔡埏、谢济世等科甲出身官员组成的朋党集团。结果谢济世攻不动，舆论对皇帝如此作法又颇有反感，所以这件事在雍正心中留下了一块病，就他的性格而论，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说被发往军前效力赎罪的谢济世，皇上硬把他打成朋党分子，他觉得很冤枉。事实上，存在一个李绂、蔡珽为首的科甲朋党集团，本来就是皇上的臆断。退一步讲，即使有，谢济世也不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他的参奏田文镜是出于独立思考的个人行为，只不过与李绂参劾田文镜之举不谋而合罢了。雍正硬要把他谢济世打成科甲朋党，在找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又把他发到西北，这件事使他陷入了深思：皇帝如此听不得不同的意见，这对国家社稷不是什么好事。他是一个儒学修养很深的人，对他来说，从儒家经典中很容易找到人君应当虚心纳谏的根据。来到戍所后，大将军、平郡王福彭对他优礼有加，使他能够从容思考著述。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被皇上抓到了思想凝结成的文字，白纸黑字，竟差一点被砍掉了脑袋。

雍正七年(1729年)初，负责监视谢济世赎罪表现的振武将军锡保向雍正报告，谢某仍不安分，他私注《大学》，“毁谤程朱”，并把谢济世《大学注释》稿本一并恭呈御览，请求皇上降旨处理。雍正反复审阅了谢济世对《大学》这部经文的注释，见其中有“拒谏饰非”云云，就联系起李、蔡、谢暗结党援倾陷忠良的未了往事，想当然地认定“拒谏饰非”暗含讥讽，表面上是注释经文，实际在骂皇帝，发泄深藏于胸的隐恨。

雍正七年(1729年)六月，雍正通过内阁向群臣颁发了一道谕旨，首先举出谢对经文的一段注释——“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联系雍正四年谢济世因参奏田文镜而治罪一事，雍正说：“谢济世为此发往军前效力，不思痛改前非，反而借注经责难朕拒谏饰非，违反人性，骄恣专横。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为朕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谢济世的罪，锡保所参“毁谤程朱”倒在其次，他借注经发泄对君上的怨恨，犯的是悖逆大罪。刑部遵旨将谢济世定为即行斩决。

随后，雍正宣布，谢济世在阿尔泰军前供认当年参奏田文镜，确实出于“李绂、蔡埏之授意”，据此，命将李、蔡二人交刑部讯取确供，“傥再支吾，即加刑讯”!谢济世是否如此招供，不得而知。退一步讲，即使他供认了，是否出于刑逼，也大有疑问。显而易见，雍正制造这起“私注经书”文字狱，真正的目的是要把前两年处于胶着状态的打击科甲朋党的斗争继续下去。

雍正八年初，皇帝批准的处决谢济世的刑部文书驰送到了振武将军锡保的幕下。谢济世同另一个因为写《通鉴论》而得罪的陆生楠俱判处死刑，即于阿尔泰军前当众正法。行刑的那一天，先斩陆生楠，脑袋滚在地上，谢济世正引颈待戮，锡保却宣称奉有“谢济世从宽免死，交顺承郡王锡保，令当苦差效力赎罪”的密旨。这显然是雍正的恶作剧，让谢济世体验一下死神降临时的恐惧，自己也能尝到报复的快意。

对李绂的处理，与谢济世有异曲同工之处。据说，廷讯时雍正声色俱厉地审问李绂，李绂面不更色，镇定地回答：“臣罪当诛，乞即正法，以为人臣不忠者戒。”在一旁听审的大臣都吓得汗流浃背，而李绂泰然自若，没有半句求生乞怜之语。刑部先拟了斩决，待决的死囚李绂却很坦然，在监狱里每日读书，吃得饱，睡得香，同监的罪犯见了，称他为“铁汉”。雍正没办法，赦免他的死罪，令他去干纂修《八旗通志》这桩闲差去了。

蔡埏的罪状更吓人，共有十八款，其中涉及他作四川巡抚时受贿白银六万余两、黄金九百多两，刑部判的也是死刑。雍正命改为监候待决，一直在狱中待到新皇帝乾隆即位，才放出来。

雍正蓄意制造李绂、蔡埏和谢济世科甲朋党案，目的是摧毁可能存在的威胁皇权的朋党，借此制造恐怖气氛，彻底扫荡千百年来在士大夫中根深蒂固的科甲习气，以顺畅地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他为什么不从肉体上干脆消灭那些敢于和皇帝尊严对抗的李绂、谢济世之类的人呢?为什么总是把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上，用死来吓唬一下，又恩出格外，刀下留人呢?雍正的确惯于搞用死来慑服人的恶作剧，但如此揣度雍正的用心，似乎过于肤浅，也把事情简单化了。

专制君王容不下有个性、有骨气的诤臣，他们要的是只知效忠君王而不知有别的生存目的的奴才。但专制君王又有昏君和有作为者的区别，雍正属于后者，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而又很有作为的专制君王。他期望臣工首先要具备田文镜、李卫那样的“公忠”，同时还要有敏达干练的办事能力；他绝对不能容忍像李绂、谢济世这样立朝棱棱、铁骨铮铮的大臣，却又想对他们百般挫辱，待他们对自己“五衷感佩”彻底驯顺之后，再重新起用，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作忠实又能干的奴才。雍正在擢升直隶总督未久的李绂密折上曾这样教训说：“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忍性，非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无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以怀轻朕之心，想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衷感佩可也。”这真正是雍正的心里话!当时大史学家全祖望在雍正蓄意打击所谓科甲朋党时已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了，可以称为雍正制造的一系列冤案的见证者。他说雍正不杀李绂，是因为“其性刚，意欲痛有所摧折而令其洗心革面，而后复用之”。他把雍正看得比较透。

但人的秉性就和他的面孔一样，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终雍正之世，谢济世一直呆在阿尔泰戍所效力赎罪，蔡埏蹲在刑部大牢每年朝审都拉出去陪斩，然后又拉回来牢固监禁待决。李绂稍微好一点，据说每天坐着一辆瘦马拉的破车到修书局规规矩矩去上班。

乾隆即位，召原任尚书杨名时从云南来京另有任用的谕旨发布不久，又赐李绂侍郎衔，召原任御史谢济世从大西北来京。谕旨的用词低调得再不能低调了——“李绂著赏给侍郎衔，管理户部三库事务”，“调原任御史谢济世来京引见”——但在朝野引起的反响却比为杨名时平反大得多。对蔡埏的处置则是宣布无罪开释，八年后，蔡珽以八旗闲散郁郁而卒。为什么对蔡埏的处理与李、谢有所不同?可能乾隆考虑到，蔡埏有难于洗刷的收受巨额贿赂的污点，不完全是皇父雍正以莫须有罪名迫害的政治犯。

谢济世还没启程还京，就敏感地觉察出政治气候已由寒转暖，他心情激动地为他在流放地的庇护人——北路参赞大臣、内大臣钦拜草拟了建议禁止臣下用奏折告密的折稿，大意说要想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就必须言路畅通，让大家有讲话的渠道。然而，要想收开言路之益，就应该先除开言路之弊。当前开言路还有什么弊病吗?有，那就是用奏折告密。放任密奏，小人就可以借此谗害君子，小臣就可以借此摇动大臣。告密者用的是匿名折子，被告发的还蒙在鼓里，哪里有可能申诉?如此下去，上下相忌，君臣相疑。为此陈请自今除军机处外，皆用露章，不许密奏。即或论列政策得失，指责皇上品德作风，如魏徵之于唐太宗，后人赞美魏徵之能谏，未尝不在赞美太宗之胸怀宽广。君子的过失，有如日月之食。有了过失，人人看得见；改了，也人人看得见。还用遮遮掩掩用密折干什么?臣愚以为，言路仍当责成于有建言专责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监察御史。怎么责成呢?一是不言有罚，一是言者无罪。如此言路大开，弊端立革，必将使天下后世谓我乾隆为宽大无忌讳之朝，岂不盛哉?岂不美哉?

谢济世、杨名时等正派人士都是雍正年间密奏之制下的受害者。谢济世从儒家政治理念出发，反对雍正的秘密政治、独裁倾向，他的政治理想是像唐太宗贞观之治那样，忠正盈朝，公开发表包括匡正君德在内的各种意见，君王虚心纳谏，择善而从。年轻的乾隆皇帝很欣赏谢济世起草、以钦拜名义写的这个奏折。他当时对父亲雍正所搞的一套有看法，对儒家理想主义政治很向往，特别希望缓和一下皇父在日那种君臣间的紧张关系，营造起一种“君明臣贤”的开明祥和局面。据说乾隆元年(1736年)春天，平郡王福彭入觐，乾隆还称赞“钦拜有古大臣风”。福彭告诉皇帝，钦拜的折子是谢济时代为起草的，乾隆对左右说：“果不出朕所料也。”

谢济世来京后仍以御史用，他的心情很舒畅，因为恢复原职无异于是非终于论定。对于谢济世这样的书生来说，大概是最为快慰的事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使他益发振奋。田文镜其人究竟如何，新皇帝到底表了态。田文镜已于雍正十年(1732年)死去了，乾隆即位后，降谕责备田文镜“苛刻搜求”、“匿灾不报”，河南人民重受其困。随后又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这三个皇考最称许的人中，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乾隆能讲到这种程度已很不容易了，因为搞不好会被人指责为尽翻雍正旧案，而作为嗣皇帝这么迅速地改变先皇用人行政路线，更容易被人目为最大的不孝。抚今追昔，谢济世对新帝的感戴之心尤非他人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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