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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书名： 四书五经名句鉴赏（上） 作者： 盛庆斌 编著 本章字数： 2480 更新时间： 2025-05-09 16:15:51

第九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1］，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2］，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第十一章

白圭［3］曰：“丹之治水［4］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5］。水逆行谓之洚水［6］。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第十二章

孟子曰：“君子不亮［7］，恶乎执［8］?”

第十三章

鲁欲使乐正子［9］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10］。”“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11］，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12］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诎诎［13］，予既已知之矣。’诎诎之声音颜色距［14］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15］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

第十四章

陈子［16］曰：“古之君子何如则仕?”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之，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17］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第十五章

孟子曰：“舜发于畎亩之中［18］，傅说举于版筑［19］之间，胶鬲［20］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21］，孙叔敖［22］举于海，百里奚［23］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24］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25］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26］于虑，而后作。征［27］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28］，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第十六章

孟子曰：“教亦多术［29］矣，予不屑［30］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注释］ ［1］乡：同“向”，向往。乡道：向往正道。 ［2］约：缔约。与国：盟国。 ［3］白圭（guī）：名丹，字圭，曾任魏国相，善于筑堤治水。 ［4］丹之治水：据《韩非子·喻老》记载，白丰治水的方法主要是筑堤塞穴，所以孟子指责他“以邻国为壑”。 ［5］壑（hè）：沟壑，这里指受水处。 ［6］洚（hóng）：大水泛滥。 ［7］亮：同“谅”，诚信。 ［8］恶：何，如何。执：操守，保持。 ［9］乐正子：复姓乐正，名克，孟子的学生。 ［10］好善：指乐于听取善言并采纳之。 ［11］优：充裕。优于天下：治天下都足够了。 ［12］轻：易，容易。轻千里：不以千里为远。 ［13］池（yí）池：自满自足的口气。 ［14］距：同“拒”。 ［15］谗：说坏话陷害人。谄：巴结奉承。面谀：当面讨好逢迎。 ［16］陈子：即陈臻，孟子弟子。 ［17］周：接济。 ［18］畎（quǎn）：田间小沟。舜发于畎亩之中：传说舜曾经耕于历山。 ［19］傅说（yuè）：商朝武丁时的相。版筑：在夹板中填土，再夯实成墙。传说傅说曾筑傅岩墙，后为帝武丁所举用。 ［20］胶鬲（gé）：殷代贤人，纣王时隐居民间。周文王在贩卖鱼盐的商人中找到他，举拔他为大臣。 ［21］管夷吾：即管仲，曾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士：这里指狱官。 ［22］孙叔敖：楚庄王时楚国的令尹，曾在海边隐居。 ［23］百里奚：秦穆公时为大夫。传说曾以五张羊皮的身价卖身为奴，后被秦穆公重用。 ［24］拂乱：打乱。 ［25］曾：同“增”。 ［26］衡：同“横”，意为阻塞。 ［27］征：征兆，迹象，这里用为动词，意为表现为。 ［28］法家：掌握法度的大臣。拂（bì）：借为“弼”。拂士：辅弼之士。 ［29］术：方法、方式。 ［30］不屑：不值得。

［鉴赏］ 整个儒学的核心就是主张修身为本，由此，不少人错误地以为，儒家关心的只是个人道德行为。其实，儒家心目中首要关切的是全社会的精神价值取向，修身为本是服务于这一目的的，这也是贯穿《孟子》全书的一个主要论题。

战国时期是个崇尚功利的时代，不断发生的残酷战争迫使统治者拼命想要增强实力，这也是强调富国强兵的法家在当时大为兴盛的根本原因。孟子在第九章里，指出了，这种时代的追求和思想路线的荒谬以及危害。他从根本上否定了那个时代所崇尚的价值取向。根据他的分析，那些受到人们广为赞赏的“良臣”，其长处就是为国君开辟土地，增加财富，还有就是擅长于外交之道，能争取到盟国的支援，擅于带兵、指挥有方，战则必胜。但是孟子指出，如果国君不志于仁，那么这些能臣的才能就是为暴君增加财富，辅佐这种暴君就是为害于天下。他还预言，如果坚持这种路线，即使将天下都交给他，他也是坐不稳的。由此，孟子将当时人们视为的“良臣”，轻蔑地称其为“民贼”，也就是为害百姓之人。

在这里，孟子并不是要否定治国才能的作用，也不是想要刻意贬低那些杰出的政治家、理财家、外交家与军事家的个人影响，他的 “民贼”之说，只是一种批判手法，从后果来揭露了功利主义的本质所在，着重说明了精神价值导向才是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否则，不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能人，即使一时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最终也必定会毁于一旦。秦国二世而亡可说是孟子此说的明证。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国家。如果国内没有严守法度的大臣，如果无人对国家政治进行监督，又没有外患形成压力，这个国家往往就很容易垮。总之，逆境与忧患能刺激人们奋发图强，努力壮大自己；而长期处于安乐之中，人们就容易怠惰，人心容易涣散，从而导致国家衰落。孟子的这些见解，不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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