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十二章 筹备新疆战役
书名： 左宗棠传 作者： [美]贝尔斯 著 王纪卿 译 本章字数： 14440 更新时间： 2024-05-13 13:22:22

在左宗棠于1867年春季离开汉口之前，他已经意识到，回民的问题不会随着陕甘的平定而告终结。在左宗棠的同时代人中，很少人甚至没人具有他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把握大局的独特才干，以及另一种更为罕见的天赋：在对事情的总体计划中，恰当地权衡一个问题的每个阶段。毋庸置疑，在他的意识深处，甚至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决定要把帝国的主权一直再次恢复到帕米尔脚下。也许在当时的记载中找不到他就此事说过的只字片语，因为他不会紧盯着遥远的目标而疏忽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但是从他在寻求有关新疆的信息时表现出来的兴趣来看，可以断言他脑子里所想的事情。新疆是他的目标，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目标逐渐靠近。当他在陕西和甘肃缓慢前行时，他的同僚们不止一次认为他无法镇压这两个省份的回民造反，更不用说抵达新疆了。但是左宗棠一秒钟也没有怀疑他能把回民造反平定下去。他就此事表现出来的唯一焦虑，就是他究竟能不能活到完成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的那一天。

北京的当局好像为其他事务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把新疆抛到了脑后。接着，在1871年夏季，俄国外交部通知北京：俄国军队已经占领了固尔扎与伊犁河谷，作为对中国的友好姿态。中国人立刻对新疆寄予极大的关心，开始考虑方法和手段。

中国人的态度在塔尔巴哈台案例中充分表现出来。东干人于1865年占领了朱古察克城，他们试图与俄国人结下友好的关系。俄国人对他们颇为冷淡。大约1年以后，在俄方边境上的中国难民传播着一个流言，说俄国军队正在进军，要攻占朱古察克。东干人顿时慌作一团，放弃了朱古察克，撤退到玛纳斯。整个地区被放弃了若干年。

人们会奇怪，俄国人为什么如此克制，没有去占领朱古察克，或者整个塔尔巴哈台。但是在1871年，当中国人对遥远西部的局势如梦初醒时，他们派出一支远征军穿过蒙古，重占朱古察克，并在塔尔巴哈台的部分地区恢复了一定程度的权力。不过，担任指挥官的满人将领荣全没有做多大的努力来把权力范围扩展到东干人控制的地区。

左宗棠在兰州建立兵工厂主要是为征战新疆做准备，他设定了很大的提前量来试验兵工厂的产品，检验该厂为长期征战提供军火的生产能力。他大胆地致力于将回民安置在甘肃的土地上，动用大量兵力协助百姓恢复耕地，那时他就想到了供给问题。他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他的部队进行一次长期而艰苦的征战，身后却是一片荒废的土地，而部队开进的地区又被造反军彻底破坏，那么他的行为就是愚蠢的。他知道，在向新疆进军之前，必须把甘肃省变成一个粮食生产基地。

就在左宗棠平定甘肃造反的同一年，云南的杜文秀造反也被彻底镇压。于是25年以来，中国内地第一次全面处在当局的控制之下。同一年结束了两大造反运动，大大鼓舞了北京当局，刚刚接到攻占肃州的报告，皇帝立即命令左宗棠前进到长城以外，控制新疆的局面。

左宗棠没有突然爆发出热情，却总是冷静而有条不紊地提出建议。在他做好准备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之前，他不会贸然踏进新疆。他向朝廷提出忠告：在着手脚踏实地地收复新疆之前，还有大量的筹备工作要做。他用了充足的时间，在他有把握发动最后的征战之前，已经过去了多于两年半的时间。这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为了做好他认为决不可少的筹备工作，需要大量的银子。单是为了供养左宗棠在甘肃的大部队就要花费很多。他们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绝非无所事事，但是全国其他地区的官员们总是接到向甘肃提供资金的要求，在他们看来，他们是在支撑着一支呆军。他们开始反对这种做法，上奏皇帝，请求不要为月复一月仍未看到任何成果的目标而虚靡国帑。

且不说左宗棠很难说服朝廷理解他的费用为什么如此巨大，就是把一支军队派进新疆所遇到的自然条件的挑战，也足以让一名指挥官经受最大的考验。他们的征程非常遥远，从一个绿洲台站进军到另一绿洲台站，中间路线漫长，而且台站稀少。整个路线上水源稀少，沿途采购供给，哪怕在人口最密集的中心城镇，都是无可指望的。

从肃州沿南路前往喀什的距离，大致相当于从堪萨斯城到洛杉矶的里程。直到哈密为止，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从哈密向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天山以北，一条通往天山以南。从肃州到安西约有150英里，从安西到哈密约有225英里。安西－哈密地区跨越一片戈壁滩，那里水源奇缺，没有一个台站能够为较大数目的人和动物提供足够的饮水。从哈密开始，有一条路翻山向北，直抵北路的巴里坤，距离粗算为90英里。从巴里坤沿北路可达第一重镇古城，距离约为200英里，从古城前往东干势力在北路的第一个主要中心乌鲁木齐大约有110英里。从哈密沿南路前往阿古柏王国的东部中心吐鲁番约有250英里。如此看来，要抵达喀什噶尔王国在吐鲁番地区的最东边，左宗棠必须让他的部队在荒漠地区行进625英里；为了攻击乌鲁木齐地区的东干人，他的部队必须行进775英里。为了向更为强大的造反军主力开战，他必须跨越这么长的距离。

在那一时期，甘肃省的边沿在肃州以西不远处的嘉峪关。这个镇子是长城的西大门，修筑了防御工事。随着肃州易手，平定甘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在嘉峪关以西，在玉门、安西和敦煌地区，居住着大批回民，而著名的陕西回民首领白彦虎率领几千名部众呆在这里。在哈密大绿洲上，回民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王国，拥戴当地的回民首领为哈密王。在北路，回民似乎未在巴里坤或库车建立什么政权，他们只是破坏了这些地区，使城镇几乎荒无人烟。因此，在征服阿古柏的王国之前，还有大量的前期工作需要完成。

插图：新疆战役给养基地与前进基地示意图。文件名：0020。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计划可以概括如下：

一、彻底重组左军，淘汰冗员，尽可能用最精良的武器装备作战部队。

二、肃清玉门－安西－敦煌地区的白彦虎部和其他回民造反军，将从凉州到安西的整个地区组建成扩大的军事基地。

三、在肃州形成一个大型后勤给养基地，玉门和安西为分支基地。

四、占领哈密、巴里坤和古城，在此3地组建前进基地。巴里坤要成为北路作战的主要后勤补给基地，哈密则是南路作战的后勤补给基地。在这些作战中尽可能少用兵力，以减轻运输压力。

五、等到前进基地积累了充足的给养储备，而运输可以为前进基地源源不断提供给养，便命令部队从肃州通过哈密－巴里坤－古城一线开进新疆，攻取东干人的中心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然后再次翻越乌鲁木齐以南的山岭，与哈密开出的部队协同作战，摧毁阿古柏的王国。

在重组部队时，他说他裁撤了2万人，留下141个营，约为7万人。①不过，除了左宗

① 《年谱》，第7卷，第13（b）页。

棠自己的141个营以外，还有其他兵力，其中有金顺的10个营，张曜的14个营，以及苏占彪的13个营。总计为178个营，约有8.9万人。这支军队大部分分布在甘肃全省，主力集结在肃州、高台、甘州和凉州。他的兵力部署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要能在当地解决给养问题，于是他就能运用所有的运力来储备给养，提供给在长城以外作战的各路兵力。

1874年春季，金顺与张曜向嘉峪关以西推进。《年谱》说，左宗棠给了金顺1门克虏伯野战炮，给了张曜1门克虏伯野战炮和兰州制造的10门新臼炮——劈山炮（意思是可以把山劈开），外加10枝德国造的7连发马克辛来复枪。《年谱》没有叙述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战斗，只是记载了仲夏期间金顺到了安西，张曜到了玉门。不过，俄国旅行家皮亚塞茨基博士在1875年夏季路过安西，他写道：

我们当然知道安西遭受了战争的苦难，但我们见到的毁灭超过我们所有的想象。这个大城镇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堆石头、断壁残垣和寺庙的废墟。在这一大片废墟的中央，几个老年居民在搭建草棚。略有不同的是，这里一无所有，只有蓬生的野草。②

② 《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26页。

1874年夏末，张曜推进到哈密。从安西出发的部队，必须按照水源地点的供应量分成小批迭次进发。当一个批次抵达一个供水点时，前一批次就会继续前进。一个批次需要11天才能抵达哈密绿洲。《年谱》没有提及张曜在哈密的作战，但皮亚塞茨基又提供了一些材料。在张曜抵达哈密1年后，他也来到了哈密。他就这座城市写道：

这个城市已经完全毁灭，无从推断战前是个什么样子。确切地说，新城只是中国军队的军营而已。③

③ 《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39页。

张曜在哈密站稳脚跟之后，金顺被派往巴里坤，他于1875年1月抵达目的地。这年春天，苏占彪奉命从安西开往巴里坤。他抵达巴里坤以后，金顺便前进到古城，占领了此城。左宗棠此时已经占领了新疆东部，可以在这些前进位置为他打算派往新疆内地的部队积累给养。

左军有了如此大的动静，阿古柏和乌鲁木齐与玛纳斯的东干人似乎应该意识到这是他们必须做出反应的时候了。如果他们把兵力联合起来，就可以为左宗棠造成很大的困难。可是他们什么也没做，光是等待。不过，如果他们对左宗棠的前进位置发起攻击，他们一定会发现，这次作战跟他们以前与中国军队交手时大不相同。左宗棠有5000人在古城，有6500人在巴里坤，还有7000人在哈密，担任指挥的将领都不是那种袖手旁观的军人，而是当敌人靠近时会主动出击的司令官。单靠东干人无法对金顺和苏占彪造成多大的震撼。如果阿古柏决定对张曜发起攻击，那么他要奔越的距离，就跟左军从安西增援哈密要走的距离一样长。看来左宗棠对各种需求做了最周密的评估。他的兵力可以应对任何紧急事件，但又不会多到对供给造成压力。每支进军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可以对付小股敌军的袭击。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左宗棠军屯部队的资料。事实上，在外国文献中有关左宗棠的介绍，几乎总是将他的新疆之战与下面的故事联系起来：他的部队在收获季节之间从一个绿洲推进到另一绿洲，在每个绿洲都有一次停顿，为下一次进军生产粮食。这个故事就像传奇一样，无疑将长久与左宗棠的名字捆绑在一起，而类似这样的传奇总是包含着一点真实的成分。然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的真相。在任何一个国度都很少有将军解决供给问题超过了左宗棠的难度。我们的确很难找到一位将军比他更为成功地解决这样的难题。在陕西和甘肃，他的征战区域遭到了破坏效果空前的内战的摧残。在他登场以前很久，这里就遭到了破坏。

与某些人的看法相反，左宗棠的部队不是破坏性的部队。他的部队脚下所踩的废墟是造反军造成的，或者仅仅是实战产生的后果。他不是粗暴的破坏者，而是伟大的建设者。他很勇猛，但绝没有报复心。他在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就会马上着手于建设。在他作战的地方，运输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在部队的后方开展生产，以减轻运输的压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让士兵们发挥了所有的潜力。他用士兵和牲畜耕犁播种了数万英亩土地，但他并非总是享有收成。他的做法是，只要土地的主人露面了，他就把已经耕种的土地交还给主人，如果主人没来认领，他就把土地交给任何一个保证会继续耕种的人。收获粮食的时候，他会购买粮食，并且支付好价钱。有时他会用已经不再适合野战的老兵或轻度残废的士兵开垦荒废的土地，而甘肃在造反运动之后不乏这样的土地。他们通常播种又收获，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他能找到百姓来继续耕种，他也会把土地交给百姓，而让那些军人到别处开荒。

左宗棠看不出把军人变成农夫有什么难处。他曾将此比喻为用一只手画圆而同时用另一只手画方形。①在他发起新疆战役的前一年，他命令将领们不要把最优秀的士兵派去种田，

① 《年谱》，第7卷，第43页。

而是要挑选那些平凡和较差的士兵去做这些工作。显然，只要想到会有一个士兵吃闲饭，他就会感到不安。只要实战不是迫在眉睫，他总是能为部队找到活干——某种可以为朝廷节省银子的活。他说，他的部队在甘肃为恢复重建所做的工作，为朝廷节约了数百万两银子。

在从凉州西达肃州的那个地区，甚至在玉门和安西的谷地里，按照时令从事的粮食生产非常明显。由于造反运动，这个地区一度荒无人烟，而左宗棠把他的士兵派到田里耕作，耕地，播种，修筑灌渠，总之要使土地产出粮食。与此同时，他竭尽全力鼓励百姓进入这个地区定居。他对定居者大加奖励，以优厚的价格购买他们生产的所有余粮。他不愿让百姓捐粮，坚持要官府为他们提供的给养付款。就是这样，他非常成功地在这个遭到破坏的省份迅速地招回了居民。他的部队种粮的实际产量，为他的大部队供给不了多久的军粮，但是他奖励百姓种粮的举措，确实成为部队供给的很大因素。

当张曜的部队开进哈密时，左宗棠针对在哈密绿洲上恢复粮食生产给了他详细的指示。他必须安抚百姓，努力劝说他们不要离乡背井，并采取特殊措施鼓励那些已经离家的人返回家园。已经返家的人要立刻恢复耕种，要竭尽全力令他们拥有安全感。在秩序建立之后，能够节省下来的每一个士兵和每一头牲畜都被派去整修灌渠、耕田和播种。在牲畜数量不足以完成耕田任务的时候，就让士兵上——3名士兵相当于一头骡子拉犁。如果在作战的任何阶段土地的主人回来了，就会把土地归还主人，只要他保证继续耕耘。

土地的所有权问题不会引起争论，只要声明自己是主人就行了，条件是自称地主的人要继续在土地上耕作。不论地主信奉何种宗教，一视同仁。一块土地上分派一个连的部队，每个连聘用一位土著做顾问，教授当地的粮食生产程序，鼓励各连之间相互竞争。营官和哨官要为本部队的行为负责，他们的农作任务完成得好不好，会在军官考绩中留下记录。左宗棠列举了这种制度带来的好处。它能为政府省钱；能够减少运输；使士兵们有事可干，还锻炼了身体；能够鼓励百姓恢复农业生产，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善了，收成有望了。①

① 《年谱》，第7卷，第2页和第6页。

到1875年夏季，张曜报告说，除了大片荒废的农地已经恢复了耕作，他还开荒多达3000多英亩。他在号召百姓返回耕地的工作中肯定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果，因为同一年夏季路过哈密的皮亚塞茨基博士说过，他看到百姓在田间劳作，却没有说他看到任何士兵在干农活。

张曜是个孔武有力的男人，杰出的骑手，优秀的军人。左宗棠不仅把他视为自己手下最得力的指挥官，而且对他格外青睐。张曜的生平颇带童话色彩。他生于北京，是个普通的劳动者，工作是打米。他很强壮，据说背上能负重600磅，而一个平常的工人只能背100磅。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妇人跟守寡的媳妇吵架，他就掺和进去。那老妇人要强迫媳妇改嫁。张曜说这不合礼俗，争辩中发火了，搬起一袋谷子向老妇人砸去，把她砸死了。他从北京逃往河南，捻匪正在那里糟蹋村民。捻匪在作战初期没有使用火器，张曜的勇力在村民们与捻匪的冲突中抵得上一打人。他成为一批村民的首领，声名远扬，连省会开封都知道他。

他流浪到河南东南角上的固始县，恰逢捻匪包围了县城，长久围攻，城内人几乎已经绝望。知县是一位学者，有个美貌倾城、文才超群的女儿。他在绝望中张榜招贤：谁能打败逆贼，保全县城，就把女儿嫁给他。张曜前去揭榜，自告奋勇。他仓卒召集300人，夜间出击，猛攻捻匪。这场争战难有胜算，但是幸运之神在张曜这边。著名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赶来了，捻匪仓皇逃走。知县没有拘泥细节，婚礼如期举行。僧王对张曜十分喜欢，举荐他为知县。僧格林沁这种大人物的认可比学位的价值更大，于是张曜得到了朝廷的任命。

插图：张曜。文件名：0021。

插图：闽浙总督时期的左宗棠。文件名：0022

张曜一字不识，但妻子是个贤内助，配合默契，于是两年后他便升为河南藩台，也就是省财政厅长。这在检察机关看来简直是太过分了。一位名叫刘裕南的御史上奏皇帝，说张曜一字不识，甚至不会写自己的名字！他当一省布政使，怎能称职？于是张曜丢了布政使的官职，但还是被任命为总兵或少将级的武官。命运的这个转折令张曜很不痛快，他生气了。作为一名将领，他开始玩忽职守。多亏他的妻子鼎力相助，才使他没闹出大乱子。妻子叫他开始念书，亲自教授，通过她非凡的努力和坚持不懈，张曜终于能识一些字，也能写几句话了。

在镇压捻匪的作战中，左宗棠听说了张曜这个人，对他的过去颇感兴趣，请求朝廷将他和他的部队派到自己麾下。他被转派到左宗棠帐下，奉命前往山西，与刘松山会师，一起进军陕北。张曜没有动身去执行命令，但他再次接到命令。这件事有点非同寻常，因为左宗棠没有重复发令的习惯，也许命令是从北京发出的。张曜还是没有行动，直到他的妻子干预此事。她对丈夫说：“你别自以为了不起。你若抗命，皇帝会要你的脑袋！”她终于说动丈夫起程了。一旦起程，他就走了很远。他在战斗中的勇气非同凡响。他在世上谁也不怕，只怕张曜太太和左宗棠，而他是否畏服左宗棠，还无法肯定。

皮亚塞茨基在哈密见到张曜及其所部时，对他们的印象都很不错。他为这位将军画了一幅素描，令张曜欢喜不已。他要把这幅画马上框起来，但被告知没有玻璃。他身边正好有一面镜子，于是他下令剥去锡箔，用来给他的画像做镜框。

左宗棠致力于促进全甘肃和陕西的农业生产。他特别关心鼓励棉花的种植，棉花对他的部队和粮食一样重要。棉花除了可以用于织布，还能用于填充军人的冬装。西北多产一点棉花，他就省了一点运输。他亲自写了两本关于种棉的小册子：《种棉十要》和《棉书》。他成立了一个机构，负责教授百姓如何纺纱织布。军人被派去种棉，并帮助村民们从事这项工作。他督促人们在过去种植罂粟的地上改种棉花。

左宗棠对罂粟种植的态度十分强硬。各县的农夫都被召到当地衙门，要求他们发誓不再种植罂粟。违背誓言者一定会立即受到处罚。然而，鸦片在甘肃的根子很深，很难予以控制。在一些地区，不得不派部队前往远僻的地方捣毁地里的罂粟。军队制订了严厉的规定，不许吸食鸦片。不能说左军中没人吸食鸦片，但肯定没有重度成瘾者；只要左宗棠在场，就没人敢于哪怕只偷着抽上一管。

在1874、1875和1876年，左宗棠运气很好：天气好得非同寻常，甘肃年成丰饶，凉州和肃州更是丰产。只要可能，他就按照收获前几个月前签订的合同收购粮食，如此维持了粮价的稳定，使他的采购不会令百姓为难。他细心地关照农民不要在丰收时卖掉所有的粮食，以免在岁末又用高价买回口粮。他在肃州储备了足够的弹药，然后运到哈密和已经建立的其他前进位置。他在蒙古买了几千头骆驼，租借了能够找到的所有车辆和牲口。哈密与南路的道路可以通行车辆。他把采办派到归化、包头、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去采购粮食，用骆驼队运到巴里坤和古城。

俄国旅行家索思诺福斯齐于1875年6月15日经过兰州回国。他刚一到达，就拜会了左宗棠。引见过后，左宗棠直接问他能不能在西伯利亚代购粮食，在古城交货。索思诺福斯齐曾在塞米帕拉斯丁斯克省供职，了解那里的一些情况，爽快地谈定一笔交易，代购2.5万切维特的粮食，大致为15万普式耳，在古城交货，每切维特30卢布。这个价格比在归化购粮略低，在那里是每百斤（133磅）8两银子，在巴里坤交货。左宗棠说他与这些俄国人签订了合同，请他们代购300万斤，在古城交货，每百斤7.5两银子。索思诺福斯齐对这笔交易大为高兴，因为他开出的价格，在他的同伴看来是天价。他为自己辩解说，左宗棠没有跟他还价，并说自己有很多银子，但他不能让士兵吃银子。皮亚塞茨基提供了左宗棠与索思诺福斯齐之间所订的合同。其中写道：

大俄罗斯帝国的参谋军官索思诺福斯齐上尉，与中国全西部军事大帅左宗棠达成如下协议：为了在中国西部征讨鞑靼人，必须给部队提供粮食。索思诺福斯齐上尉鉴于同中国的深厚友谊，愿为中国人提供面包，每切维特30卢布，若斋桑地区粮价不贵，还可低于此价。①

① 皮亚塞茨基：《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153页。

俄国人打算在兰州停留1个月，然后再继续他们回国的悠闲旅程。可是左宗棠急不可耐，他给索思诺福斯齐的一名哥萨克军官派了一个卫队，让他带着索思诺福斯齐的指示，由快驿前往斋桑，先把粮食运上路。到1876年4月，俄国人不但把300万斤粮食交到了库车，还另加了100万斤。

到1876年春季，左宗棠积累的粮食储备如下：哈密，1000万斤；巴里坤，500万斤；古城，800万斤；加起来超过了1.5万吨。此外他还召集了充足的运力，把给养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些基地，在那时他还另有1万吨粮食在运输途中。在肃州的主要基地，他可能拥有3万吨，在安西也有大量储备。他在所有的仓库中储存了给养，足以维持1年半的征战。

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也是一大问题。左宗棠决定，他要派往中亚的部队必须是精兵良将，因为他们的任务不止是打败东干人，消灭阿古柏。在左宗棠的计划中，他们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树立威望。这是他花如此之多的时间来做筹备的主要原因之一。他本来可以至少提前1年深入新疆，他派出的部队足以打败阿古柏，镇压东干人，但最终的结果也许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可能比实际取得成果的时间还要慢。他决定对部队进行现代化建设。他为部队采购了大量外国造的武器，但部队的装备仍然还有欠缺。他的兵工厂为他的部队生产武器弹药已为时4年。很自然，在刚起步时失去了很多机会，而且也犯过许多错误，但到1873年年底，这家工厂的产品已经非常令人满意。

左宗棠在1874年写给总理衙门（外交部）的一封信中谈到武器问题，表明了他对于现代化的态度，很有研究意义。他写道：

至西人所传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较之中土所演阵式，不但枪械、子药远胜，其束伍、结阵之法，亦良不易及。然自剿办发、捻，中国材武之士辈出，善战者亦多尚洋枪，而不尽习其阵式。如前广东提督刘松山，今苏松镇总兵章合才，所练阵法足平发捻，亦可制洋人，宗棠实亲见而信其能。

以简器论，炮以布罗斯所制之后膛螺丝开花大炮为最胜，枪以后膛七响为最胜。从前西人旧式枪炮本已精工，近改用螺丝内膛，后圆前锐，注药之子又极合用，较其旧式光膛圆子更为精妙，故致远取胜胜于旧式。近又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翻小。如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洋枪，则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

凡枪炮之用，在致远取准而已。其能致远取准者，在炮子必合炮膛、枪子必合枪膛，子不离药、药力全注其子故也。布国新制大炮及后膛七响枪，不但子药合膛，且大于膛口以数分计，而能不伤膛口者，由子之外面用铅皮包裹，火着子出，铅皮融脱，故出口不伤；子聚药力，毫无外散，故能远；子满膛口而出，毫无偏倚，故能准也。

此间现设制造局，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之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劈山架改用鸡脚，又无壳抬枪改用一人施放，选用宁波及粤、闽工匠制造，以总兵赖长督之。饬中军副将崇志教练本标将弁兵丁演习，俾制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制器之意。向之劈山必用十三人，今只五人；向之无壳抬枪三人管放两杆，今一人放一杆，且更捷便。盖欲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为行队接仗、营卡守具所必需，亦犹西人每进益上、精益求精之意也。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如果能得地势，用教练之将弁带习练之兵丁，其制胜确有把握，非美观不适用、空言无实用者比也。

皮亚塞茨基博士在索思诺福斯齐路过兰州时与之同行，他对左宗棠做了非常有趣的侧面描写。这些俄国人住在左宗棠的大营做客1月，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他。他应左宗棠之邀参观了兵工厂。他写道：

我们参观了制枪车间和铸炮车间，其中使用了蒸汽，没有一个外国人……

兵工厂的总管是一位广州人，他来迎接我，把我领到一间帐篷里饮茶……我提议出去看看射击。兵工厂的主任给我看了4枝来福枪管的后膛枪，那是他们车间的产品。它们组装得非常精细，有各种规格，最大的是9号枪管。

兵工厂的技术员谦逊有礼……他不愿接受夸赞，对自己的科技和能力缺乏自信，坦言欧洲人的优势。在他的产品组装之前，他一直用喜爱的目光注视着那些部件。上司当面指责他，他赶紧走远了……

士兵们操作非常熟练，毫无恐惧……炮弹射出去了，炮身没有爆炸。他们用每枝枪射击几次，然后再试别的枪。总体而言射击不赖。①

① 《俄国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156－157页。

左宗棠对这次访问的评论也很有趣。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光绪五年与杨昌浚书。——译注）中写道：

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斯所制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导赴赖镇所详视一切，归后询以何如？索思诺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讶其铁质精莹，意必从西洋转购而来。比告以土产之铁，索使等大以为奇，其于赖镇则数数目之，似见所未见也。

匈牙利旅行家捷辰依伯爵（Count Szechenyi）于1876年夏季在肃州拜访了左宗棠，那时左军正要搏击乌鲁木齐附近的东干人。左宗棠给他看了在兰州兵工厂制造的一枝撞针枪，捷辰依说它“的确是非常有用的武器”。他说左宗棠的骑兵携带一枝骑枪和一把刀，而步兵则用来复枪，部队“军容整齐”。②

② 波尔格：《中亚问题》，第358－359页。

皮亚塞茨基博士从兰州到巴里坤一路上都看见了左宗棠的部队，赞扬他们的纪律、士气和风貌。他们听从左宗棠的号令，即便他的大营远在数百英里之外。在俄国人北去巴里坤的为期几天的旅程中，左宗棠为他们提供了牲口和卫队。据这位博士说，索思诺福斯齐其人很难打交道。他火急火燎地要赶往斋桑，去监督购粮合同的执行。他要求的速度超过了牲口的承受能力。有一次，牲口已经疲惫，索思诺福斯齐坚持要继续赶路，卫队队长告诉他：这些牲口属于中国政府，他要精心照料这些牲口，对左宗棠将军负责，当天不能再往前走了。索思诺福斯齐上尉大发雷霆，出言威胁，还是一无所获。他们宿营了。

在1874年夏季，满人高官景廉作为观察员来到肃州，对即将开始的征战提供详细的建议。景廉曾驻节于古城，因此朝廷认为他非常熟悉新疆当地的情况。左宗棠对此事很不高兴。他觉得景廉的主要使命是来监视他，向北京密报，这使他本来已很繁重的工作更为艰难。何况左宗棠不需要景廉或任何其他人就有关征战的事务对他提供建议。一直以来他都积极地向所有人征集信息，但绝不要建议。他无比自信，只要掌握了实际情势，他从未优柔寡断。如果他对什么事情迟疑不决，也不会有人知道。他的部属总是对他的明决果断充满敬意。

大约在景廉抵达的同时，袁保恒也奉命来到肃州。此人在左宗棠西征初期出任钦差大臣，在陕西监督左军供给，已有几年。这次的使命大致相同。他曾在给皇帝的几份奏章中批评左宗棠的供给安排。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在巴里坤和古城积累大批储备，认为肃州才是合适的储备地。左宗棠坚决捍卫自己的做法，争辩变得十分尖锐。最后左宗棠请求皇帝撤销袁保恒的职务，因为他在肃州对自己无用。可是袁保恒交游很广，他的友人包括大人物李鸿章。

那年较晚的时候，李鸿章加入了左宗棠的对立面，主张彻底放弃西征。他说西征是一项无望的任务，虚耗国帑，而且说，即便西征取得了胜利，朝廷也无法控制新疆。李鸿章是一个公认的权势人物，他要把在征战新疆的筹备工作中“虚耗”的银子用于海军建设和海岸防御。其他许多高官也认同远征新疆是徒劳无益的，各省巡抚极力反对为左宗棠提供经费。

左宗棠说，1873年他所要求的经费是800万两银子，而1874年，在裁撤2万人以后，要求的经费是700万两。①然而，朝廷把他要求的款子拖欠了1年多。他为1874年所做的

① 《年谱》，第7卷，第31（a）页。

预算建立在141个营的基础上，如果再加上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部队（情况似乎就是如此），那么西北的总开销就还要增加约150万两。即便如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兵力而言，这并非夸大的开销。按照每营每月2892.2两计算，141个营维持1年的开销为4893602.4两，这样就只剩下200万两多一点来支付装备和其他开销。左军在甘肃时，左宗棠通过大规模的自力更生节省了相当多的军费，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入了购置装备和运输等等。为了填补拖欠的军饷，他只好借钱，主要向山西的银号伸手。左宗棠的信用在西北是响当当的。

左宗棠的立场是：除非中国立场坚定，收复新疆，那么俄国人就会把新疆夺去，然后侵占整个蒙古和满洲。他跟别人一样，真心希望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事实上他也许是最早提出这个想法的人。但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集中全力建设没有设防的海岸边境，而完全不顾同样没有设防而且更加漫长的陆地边境。他说，海防和陆防对国家而言同等重要，收复新疆和建设海军都很必要。

他认为，只要中国显示一定程度的国防力量，来自欧洲国家的危险不是很大。欧洲国家主要的兴趣在于贸易和赢利；战争很费钱，而且会妨碍贸易；因此，如果中国能够使战争付出的代价远比贸易可能带来的赢利为多，那么欧洲人就不会轻易攻击中国。他认为，占领一个有能力进行大规模抵抗的国家，就必须在那里保留大量的部队，那是完全无利可图的，那些主要对贸易感兴趣的国家，不会采取这样的冒险行动。但他对俄国和日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中国有领土企图。所以，必须建立一支海军来防御日本，建立一支陆军来防御俄国。两者同样重要，都是国家根本。①

① 《年谱》，第7卷，第18页。

在反对西征新疆的压力下，在同治皇帝去世后重掌国政的慈禧太后开始深为关心这个问题。一道上谕送到左宗棠手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赞同和反对西征的理由，要求左宗棠明确地表示他能不能以他手中现有的兵力收复新疆，能不能在肃州这么远的地方成功地指挥作战。袁保恒的问题这时也被提了出来。皇帝不明白左宗棠为什么不能使用袁保恒这样一位有价值的官员。

上谕褒奖了左宗棠为国家所做的伟大贡献，以及他作为一名官员的才干。然后，上谕转而指出朝廷从他身上看到的缺点。在整个关于新疆问题的讨论中，他跟其他许多时候一样明显表现出气量狭小；他对下属过于严厉，偏袒湖南同乡，令其他同为帝国效劳的官员极难与他合作。这道上谕如此之急，只用了9天就从北京送到了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对上谕的奏复写了19个双面页。他是辩论的高手，自然喜欢与非他属下的任何人争辩。他对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的力量自信满满，毫不犹豫，立即向皇帝陈述他的看法。对于因西征新疆而引起的争论，他回顾了各个阶段的情况。已经提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被他彻底推翻。这份长篇奏章的要旨可以概括如下：这场争论只有一方是正确的，我就是正确的一方；袁保恒在西北大计中无足轻重；西征的筹备正在顺利进行，我会继续办好；朝廷只要准备好所需的银子，不用管其他已经做出和将要做出的承诺；朝廷的干涉只会延缓而不会改变计划的进程。②

② 《年谱》，第7卷，第17－36页。

放弃对新疆这么一大片国土的主权要求这个问题，没有得到中国明白人的附和，除了那些与筹措资金直接有关的官员，西征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对左宗棠老迈无能的批评大部分平息下来，一种意见占了主流：谁能收复新疆，谁就是好汉。何况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正在令许多人伤脑筋，垂帘听政的麻烦不会因为对新疆问题采取失败论的态度而减少。在这个时候把西征的指挥权从勇敢的陕甘总督手走夺走，那就更是失策；何况此人还是大学士，享有帝国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官职。

结果，在1875年5月2日，发布了另一道上谕，肯定了左宗棠的所有辩论。朝廷召回了袁保恒和景廉，任命左宗棠为总理新疆事务的钦差大臣。他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所有与新疆事务相关的官员，不管是汉人还是满人，都隶属于他。这是他早就想要的权力。他早就看出了自己的弱点：西北有些官员享有特权，可以瞒着他直接向皇帝报告。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左宗棠成了西征的最高统帅。

左宗棠未必没有精心安排事情的进程，为了达到在深入新疆之前获得最高授权的目的。他对西征全面展开时可能因俄国人而产生的微妙情势不无担忧，分权很容易突然造成一种局面，完全毁掉他精心设计的计划。如果事权完全归一，由他把握，他就会充满信心地推进。在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后，筹备的步子就大大加快了。在筹备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的大营设在兰州，他从这座城市指挥大量分布广泛的行动，件件都与帝国收复新疆的大业相关。

在1875年将要来临时，左宗棠发现他已经为自己这场最伟大的征战做好了准备。他的前进基地有了保障，有了充足的给养储备。运输组织得有条不紊，可以源源不断地为野战部队提供给养。他在跨越荒漠的供水点增加了水井的数量，建立了应急供应仓库，在各个台站收集了燃料。部队经过了相当好的训练，装备非常接近19世纪80年代的西方标准。

刘锦棠被任命为新疆部队的司令官。从1860年夏季在长沙境内组建5000人的小部队时就开始跟随左宗棠的刘典，现在被派到兰州任甘肃巡抚，而左宗棠打算在肃州建立大营。只有一样东西还不够——银子。左宗棠决定，在把部队派到新疆的荒芜之地时，他必须有充足的银子在手。他要求朝廷在上海借银1000万两，一次总付给他。他认为这笔借款可以在上海向外国人借到。他请求朝廷授权他的老友福建巡抚沈葆桢去商谈借款。①

① 《年谱》，第7卷，第47页。

几乎整个官场都跳出来反对这次借款，令左宗棠感到惊讶和苦恼的是，沈葆桢也转向了他的对立面。大量奏章涌向朝廷，提出宁愿立即放弃西征，也不能如此耗费。显然高官们还不习惯于思考1000万两银子的贷款。左宗棠不得不再次经历为资金而发生的斗争，自从他向西北进发以来，这件事一直对他困扰不休。他说，他本人原则上也是反对借款的，特别是向外国人伸手，但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别的出路，而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他观察到英美政府都能向本国国民借款，于是本金和利息都不流外人田；但另一方面，西班牙却向外国借款，利息自然流向了国外。不幸的是，中国需要借款时，处境跟西班牙相同。由于中国的一个省份对另一省份发生的事情缺少关心，那么要借到足以满足需求的大笔内债是希望不大的。最后他说，比借外债更能毁掉一个国家的事情，真是大把存在。②

② 《年谱》，第8卷第2－3页。

反对的声音再一次沉默了，左宗棠得到了1000万两银子。在左宗棠声名大振、大权在握的日子里，恭亲王是北京政府中最有权势的满人。他是皇室宗亲中最后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不乏证据表明，在他主政期间（1860－1884），帝国权势在节节上升。把有才干的汉人摆到有权势的位置上，他起的作用最大。很可能是恭亲王的影响，使得左宗棠的借款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持。

金顺、张曜和苏占彪的兵力得到了增强，每人各有20个营。刘锦棠于1876年2月22日率领32个营从兰州出发，开往肃州。左宗棠于1876年3月16日离开兰州，于4月7日抵达肃州。刘锦棠的部队分3批前进，第一批于4月26日离开肃州。左宗棠对这位将领的临别指示是缓进急战；刘锦棠必须确保所有必需的给养抵达古城，然后才能迅猛进兵。①

① 《年谱》，第8卷，第5页。

哈密、巴里坤和古城的部队奉命细心侦察，控制前进路线，以便刘锦棠所部不会因为被迫采取不适当的保安措施而延缓进兵。7月15日，刘锦棠全军在古城集结，毫不疲惫松散，整装待发。部队已经行军80天，穿过极为困难的地区，在仅有的一条道路上推进了将近700英里。

左军当时在新疆有92营兵力，4.6万人，分布如下：哈密1万人，巴里坤1万人，古城2.6万人。左军在甘肃有4万到4.5万人的驻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这里抽调部队增援新疆。新疆的将领们完全不用管哈密与巴里坤以东的交通线，能够集中全部精力向西作战。

左宗棠的计划早已成熟，但他现在才终于准备完毕。他并不为自己征服东干人和阿古柏的能力而担心。他有一个组织得非常出色的情报机构，他知道会遭到什么程度的抵抗。但他很关心部队将要表现的行为规范。他知道，俄国会对此留心，印度和英国也会略为关注。他也知道，要让俄国人离开伊犁河谷是一件难事，他比活着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清楚，中国没有能力与俄国开战。他还充分地认识到，显示强大的军力会有助于外交。他认为，他在中亚显耀武力的效果，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俄国人会不会信守归还伊犁的承诺，决定中国人能不能和平地收回这一片被外国占领的领土。他相信，只要他能显示出中国武装的复兴，哪怕是在新疆那么遥远的地方，也会得到海外的关注，并且产生出有利于他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进行外交的氛围。他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使命——恢复中国在中亚的主权，而且要做得很有声势，能够增加祖国已经遭到可悲损失的国际威望。只有如此认识左宗棠的使命观，才能充分理解他花费那么多精力来筹备西征的动机，以及他作为一位军人和政治家的价值。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