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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福建战役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尾声
书名： 左宗棠传 作者： [美]贝尔斯 著 王纪卿 译 本章字数： 8675 更新时间： 2024-05-13 13:22:22

左宗棠于1864年11月26日离开杭州，前往福建。他在先前进入浙江的道路上慢慢南行，沿途停靠严州、兰溪、金华、龙游、衢州和其他城镇。两年多来，他曾沿着钱塘江两岸从江西边界逐步作战前行，直至杭州。这条路从地图上看起来并不长，但它还是略长于从华盛顿到理士满的那条路——同样是在那些岁月里，它是美国人密切关注的对象。

左宗棠一路上频频停下，与他遇见的寥寥无几的乡下人交谈。他看到这些人的痛苦惨状，深为焦虑不安，他发现乡下的情况比城镇更糟。曾经人丁兴旺的农村，现在荒无人烟。“不闻鸡犬之声”，他写道。这在中文里是荒芜的同义词。他对该省遍地盗抢的局面非常恼火，这种情况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归咎于他手下的官员。他坚信，只要官员善待百姓，为他们提供良好的行政管理，就不会有盗抢和动乱。我们没有理由说左宗棠的部队在浙江没有犯下暴行，但发生这种扰民行为时他很少在场。可以有把握地说，比较同时期的其他官军而言，他的部队对百姓的侵害是较轻的。在全部征战的过程中，他让士兵们免费协助百姓在城镇中抢修建筑设施，还常常帮助农夫们整修倾圮的住所和损坏的灌溉渠。他充分认识到军人的首要功能是打仗，但他又坚持要求士兵们在征战的间隙里做一些必要的工作。他的部队很少得到休息。

浙江遭受的破坏在著名德国旅行家拜伦·冯·利希霍芬的信函中有过充分的描述。他在1871年穿过该省，这是在太平军被逐出浙江大约7年之后。他写道：

这里的山谷之间尽管土壤丰饶，却是一片荒芜。远处一片小树林下，一个房屋的群落若隐若现，房子都刷成了白色，显得颇为庄严。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片废墟。山谷曾经是最有说服力的财富见证者，但它们本身现在也已荒废。不时会看到一所房屋孤零零地矗在那里，里面住着一些难民，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在其上的富饶土地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13年前发生的太平天国造反带来的结果。通向县城的道路现在成了羊肠小道，许多地方被高达15英尺的杂草完全覆盖，或者长满了无法钻越的灌木。山谷里从前人丁兴旺，那么多那么大的村庄就是明证，而那些用砖石砌成的两层楼房所具有的优美造型，说明这里的居民曾经拥有的不仅仅是舒适和财富。山谷中的田野，以及山边种稻的梯田，都覆盖着疯长的野草，显然没有其他植物能在这些贫瘠的田地上繁衍。大片的老桑树林有一半因为缺乏护理而衰朽，说明了过去的居民所从事的一个主要产业；在其他地方，到处都是老栗树的密林。

这些地方生灵涂炭，财产刁耗，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破坏。然而这还只是这个国家中遭遇相同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在各处总是询问得以从太平军手中逃出生天的人口百分比，一般的比率是3％……大多数人死于饥饿，死在他们逃亡的深山密林之中，但经由太平军之手杀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人数，仍然非常之大。①

① 《利希霍芬信札》，第75－76页。

左宗棠于1864年12月14日抵达福建北部的蒲城。太平军占据了整个闽南，由侍王和康王指挥。侍王驻扎漳州，把部队部署在闽南各地。康王驻扎赣闽边界，大致控制着闽西南。太平军总兵力约有20万人。此外他们还招纳了福建的所有匪帮。盗抢之风已在福建蔓延多年，他们的人数与太平军相等，也是不无可能的。风传侍王在漳州能买到一大批外国武器。他手上的外国武器已经不少，再加上新的购置，左宗棠有理由担心这个对手会比在浙江时更为强大。

左宗棠把大营设在延平。刘典率领一支由湖南人和江西人组成的劲旅从边界朝东南方向进入福建。那些由海路过来的部队要去增援福州、泉州和厦门。江苏派出8000人的海战部队协助沿海的作战，因为左宗棠非常担心太平军入海，前往台湾，或者成为海盗。这些海军前往厦门附近的海澄和漳浦。他从延平派出一支部队，穿过闽中南下。

刘典揭开了这次战役的序幕，他的部队突入福建，逼迫康王撤向海边，速度比左宗棠料想的要快。左宗棠担心太平军的二王联手，决心在海滨建立一个基地，会使局势恶化。所以刘典的攻势暂时延缓下来，左宗棠集中精力控制海滨。厦门和泉州的部队朝漳州方面突进。漳浦已被一小股太平军占领，从海上发起的攻击把他们赶了出去。左军在漳浦站住脚以后，一支部队从此港北上漳州。

左宗棠在延平呆了4个月，他留在此地如此之久，无疑是为了做好充分的准备，防止太平军突入闽北。1865年4月11日，泉州开出的部队击败了赤岭太平军，斩杀4000人。左宗棠增调更多的部队前往海城和漳浦，对漳州的侍王施加更大的压力。

5月9日，左宗棠抵达福州，但他未在省会久留，几天后就起程赶赴前线。5月15日的攻击夺下了漳州，据报有1万名太平军被歼。侍王的部队在漳州丢失后似乎已经瓦解，残部跑去与康王会合。侍王成了孤家寡人，几乎是孑然一身地在闽南流浪了几个月。

太平军在广东的平和与大埔集结。5月19日和21日，他们在平和吃了败仗，余部逃向大埔。5月23日，左宗棠的海战部队夺得云霄，太平军已完全隔绝于福建海滨。左宗棠于1865年5月30日在漳州扎下大营。

太平军现在分布于大埔以西闽粤边界的两侧。在整个6月份和7月份的一些日子里，左宗棠稳固了他在沿海的阵脚，做好了下一步作战的准备。闽南蜿蜒崎岖的山路使部队行军非常困难，夏季更是难上加难。

7月份，太平军冲出大埔，坚定地向江西挺进。刘典从汀洲南下，在武平击败敌军，将他们赶出江西。7月30日，太平军抵达广东镇平。广东省政府动员了若干部队抵御太平军，但并非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年谱》中没有谈到广东清军的行动。左宗棠决心在镇平包围敌军，将之摧毁。他在8月份赶调部队，企图包围镇平。

插图：1865年5月总体态势示意图。文件名：0010。

太平军驻扎镇平时，侍王终于找到了自己人。据说他与康王起了激烈的争执，大约1天后在睡眠中被康王的某个亲信刺死。①侍王是忠王的表弟，忠王曾经统领江苏的太平军，

① 《太平天国始末》，第12卷，第20－23页。

而侍王则曾是浙江太平军的首领，也是左宗棠在浙江作战时的主要对手。

左宗棠对镇平的围攻没有成功。9月份他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在9月27日，太平军对他的部队拼死猛攻，突围而出，在战斗中又损失1万人。他们向南逃窜，左军紧咬不放，追了6天。10月3日，太平军在兴宁停下，再次对左军发起猛烈攻击。然而，太平军发现，广东人对他们根本不欢迎。百姓恨他们，宁愿毁掉粮食，也不让太平军得到。兴宁之战后，他们转向北进，一直走到江西边界上的长宁。左军在这里将之击败，他们被迫南下广东的连平。自从8月1日以来，左宗棠一直不让太平军进入福建，左军事实上是在左宗棠的总督辖区之外作战。

11月份，朝廷任命左宗棠为广东、江西、福建3省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接到新的任命时，正驻扎在闽西南的永平。太平军显然也感到了连平人的敌视，再次向海滨突进。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企图冲到海边。左宗棠赶到平和，集结部队拦头阻截。太平军于1866年1月10日占领嘉应，继续向汕头以北的潮州推进。左宗棠派兵增援潮州，堵截敌军。太平军在潮州吃了败仗，返回嘉应。他们的处境已经完全绝望。他们处于心怀敌意的居民当中，而且被无情的敌军所追逐。

左宗棠很快就准备好了给敌军以最后的打击。他于1月15日迁到大埔，派刘典前往嘉应。刘典于18日击败敌军，开始逼近嘉应。26日，他包围这座城市，发起猛攻。刘典被击退了，但康王在此战中阵亡。左宗棠集结所有的兵力，于2月6日亲自来到嘉应城下。梅江在嘉应急转向北，州城座落在梅江北岸弯道的顶点。城市附近，河谷中山峰陡立，西边一片峭壁，无法攀登。这个地方适合于给太平军致命一击，而左宗棠的兵力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1866年2月7日，他从3面对嘉应发起攻击。太平军拼死自卫，还是丢失了城墙，被逼进狭窄的平地。左宗棠早已料到这一点，下令火速缩小包围圈，把敌军逼到悬崖之下。太平军企图突围，但左宗棠部署了纵深兵力，不论他们冲向何方，都被死死堵住。《年谱》说，1.6万名太平军被杀，另有6万人放下武器投降。降军中有734名军官，被左军当场处死，其余的都被释放。没有一人在逃。①在左宗棠亲身参与的战役中，这是一场最重大的胜利。它为一场导致生灵涂炭、财富刁耗和全面破坏的叛乱划上了句号。这场叛乱所带来的灾难，也许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太平军的其他余部退回了广西，在那里组织盗抢，持续了几年，但嘉应之战是最后的一次大战，太平天国运动就此消亡。

对于这次大造反及其派生的影响，从中外文献中都找不到彻底而公正的研究。可以用于这项研究的中文资料是海量的，令外国人望而却步，不愿通过费力的筛选而去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研究。至于中国人，他们或许迟早会从事这样的研究，而且事实上已经朝此方向迈出了很大的步子。

历史上的群众运动很少像太平天国这样牵扯到如此众多的人口，就这场运动的各个阶段进行评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但是，它和其他所有大规模的运动一样，无法仅在唯物观念的基础上得到充分的评述。外国人撰写的早期评述，很自然地聚焦于外国人在镇压这场运动中的参与，特别是戈登将军指挥的“常胜军”所起的作用。于是一种印象广为流播：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被外国人镇压下去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场运动延续了大约15年之久，彻底摧毁了5个人口密集的省份，部分破坏了其他7个省份，太平军在不同的时间把死亡和毁灭带进了所有18个行省中的某个区域。大家想一想，一支仅仅存在了4年的武装，从来没有超过6000人，作战区域从来没有超过距离上海100英里多一点的范围，怎么可能成为镇压这场运动的决定性因素呢？

中国人在整个这场战争中都没有充分利用海港作为军事基地，令人想到一种可能性：朝廷指望并依靠外国人保卫主要海港免遭太平军攻击。中国政府在这方面似乎的确对外国势力有所依赖，特别是在上海，而且他们没有失望。不过，直到太平天国时期为止，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主要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海洋是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太平天国比清廷更缺乏对海洋价值的意识。中国没有海洋精神，制海权的重要性才刚刚开始在中央帝国启蒙。在从前所有的造反运动中，反军一到海上就立刻完蛋。如果海滨没有外国人，朝廷作战的模式似乎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至少直到上个世纪为止，历史上制海权对西方的影响比对东方要强大得多。

我用很大的篇幅来讲述镇压太平天国的作战，并非为了说明是左宗棠赢得了这场战争。尽管他对帝国的事业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打赢这场战争的并不是他。在过去70年里，中国人判定赢得这场战争的是曾国藩。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没有理由去挑战这个判断。

不过，就军事行动指挥而言，左宗棠理解的深度肯定远远超过曾国藩。当然，军事行动的指挥固然非常重要，但还要对概括度更高的领域——战争行为做一些重要的考察。我们不能忘记，北京的帝国政府在调适自己应对太平天国造反所带来的现实局面的过程中，速度缓慢得要命。满人有一个代代相传的传统：对强有力的汉人军事领袖心怀猜忌。吴三桂已经够令满人头疼了，后来他们费尽心机防止这样的人从汉人官员中崛起。大清王朝的所有战争都是由满人将军指挥的，但是当太平军继吴三桂造反以后对王朝构成最大的威胁时，朝廷很快就发现没有一名满人将军能够控制局面。满人逐渐地被迫满怀妒忌地承认了汉人官员的忠心，以及帝国依靠汉人继续生存下去的绝对必要性。事情慢慢地发展为一种状态：需要一个秉性和才干有如曾国藩的人，才能使朝廷调适到位，足以应对新的局面。

在1853年，一个如同曾国藩一样脾气专横的人，尽管有着无可比拟的忠君之心，在北京当局眼里无疑比太平军还要可怕。曾国藩以他的圆通、耐性和忠诚为一些能干的汉人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这些人包括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等。如果没有他，这些人就很难一展身手。从他们接受的传统教育来看，怀疑这个王朝是否值得他们效忠，是不正当的想法。他们的行为符合最高的儒学信条。满人已经跨越了隔阂，能够认识到，蕴含在儒学中的忠君理念是官僚政治的动力。这些官员不管有什么缺陷，他们的忠诚是明摆着的，而且对于镇压造反者而言是最有力的因素。但是，尽管汉人官员的忠诚明明白白摆在那里，满人仍然把分权而治坚持到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战争的延长。

攻克南京之后，在犒赏功劳的问题上，明显地暴露出满人的眼界狭窄。据说咸丰皇帝去世前不久曾说，谁攻克了南京，他就封谁为王。这件大功告成之时，咸丰已经去世3年。但是太平天国的国都陷落之后，奖赏功劳的问题不可避免。两位皇太后和满人王爷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奖赏那些拯救了王朝的功臣。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为了自救，只流了很少的血，也没贡献多少才干。他们讨论了先皇的口头承诺，但他们根据慈禧太后的建议，认为封汉人为王是不明智的，决定多给几个尊贵度较低的封号，加起来也就相当于一个王了。于是曾国藩被封了一等侯，而没有封王。①皇家的许诺没有兑现，令曾国藩至死引以为憾。最后

① 《清朝野史大观》，第4卷，第49页。

一个汉人王的阴影，仍然笼罩着紫禁城。

外国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对这场运动持续的时间和最终结局都有明显的影响。直到1860年为止，很难说外国人对满清帝国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应该说恰巧相反。起初，海外风传这些造反者都是基督徒，在讲英语的人民当中唤起了不小的同情。法国人不同情他们，因为所有的法国传教士都是天主教徒，而太平天国显示的基督教精神的特征，打着新教的印记。英国人在南京对太平天国做过调查，但他们找不到任何国策的痕迹，于是不予置评，宣布中立。美国人的做法同出一辙。不少爱冒险的外国人弃船登上中国海岸，为太平天国效力。

太平军能够买到外国武器，在1860年左右他们购买的外国武器使他们的装备胜过了官军。不过，若干年后，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人认为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条相当离谱，和心怀宽广的牧师布道扯不到一起，于是他们的同情凉了下来。在1860年中英和中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了北京。此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公开支持大清政府。政策的改变出于各种因素，最有力的因素或许是俄国已经提出要积极支持大清王朝。

俄国的提议遭到了拒绝，只是因为清廷已经得到英国和法国的保证：他们将为清廷提供所需的帮助。这两个国家在中国这场内战的最后阶段所做的贡献具有很大的价值。他们负责为清廷征收关税，由此而为中国人提供了部分战力。他们在上海和宁波地区动用了部队和军舰。他们把军官借给清政府，以维护华尔创建的中外联合部队。他们向官军出售武器和供给，也许还出租了一些，并且禁止向太平军出售这些物资。这些援助如果不是赢得战争的必要条件，则肯定加快了结束战争的步伐。

但是，太平天国灭亡的主要原因还得从它自身组织内部去找。这个组织根本不具备建设性的领导能力。他们在刚刚进入长江流域时，对那里的居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但是他们没有加以利用。如果他们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地区采用一种策略，顺应在大多数人当中唤起的希望；如果他们具备一种才干，能够建设性地开发由此而释放的巨大人力资源，天意肯定就会迅速地昭显，大清王朝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天命。

然而，太平天国持续越久，获得的信任就越少。现有证据表明，这场运动酝酿充分，组织严密，在发动之前竟然蒙蔽了朝廷长达12年多之久，然而组织中的3个关键人物在太平军抵达长沙之前就牺牲了。他们再也无人取代。太平天国此后没有一位真正伟大的领袖。这场广泛的运动覆盖众多的人口，拥有千载难逢的良机，但在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在这块以盛产行政干才而著称的土地上，竟然未能或者没有产生哪怕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领袖，真是一件咄咄怪事。

自从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人们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曾国藩这样一个汉人要支撑一个异族人的摇摇欲坠的王朝？为什么他不用自己手握的权力推翻满清，建立汉人的王朝？答案在于，如果他这样做，就没有严格遵循将这些人培育成伟大人物的孔孟之道。

关于这个话题，有个野史段子。太平天国时期有个名叫彭玉麟的汉人豪杰，身为书生，却从未参加过进入仕途的考试。在湘军组建初期，他投奔了曾国藩，为曾国藩指挥长江战船，因此而名传遐迩。有一次，曾国藩的坐船停泊在彭玉麟所在的港口。彭玉麟派亲信军官把一封密封的信函交给曾国藩。信函送到时，曾国藩正在甲板上，他回到船舱内拆阅。这封信没有署名，但能确认是彭玉麟的笔迹，只写了12个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脸色变成煞白，连忙把信纸揉成团，塞进口里嚼烂。当时他身边只有好友倪人垲，曾国藩对他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①

① 《清朝野史大观》，第7卷，第81页。

在江浙战争的后期，最著名的太平军领袖是忠王李秀成。当他成为曾国藩大营的阶下囚等待处死时，他曾写下一篇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评述，这个文件通常被标题为《忠王自述》。这篇自述经过曾国藩的严格编辑，其中一大半文字在曾国藩的有生之年未曾发表。未发表的这一部分包括忠王总结天王未能推翻满清的失败教训。他总结的原因如下：

1、 天王不会识人。

2、 他过于依赖天国的庇护，而没有充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奋斗。

3、 他用的人是无能之辈。

4、 他不信任手下将领，特别是忠王。

5、 他被自己的两位兄长所左右，而这两人昏庸无能。

6、 他未能管理好南京的粮食供应。

7、 在忠王眼看就能击败官军和外国盟军的关键时刻，天王将他从松江召回。

8、 当忠王提议撤离南京时，天王大为震怒，骂他不忠，向他保证上帝会保佑天国。

9、 天王猜忌手下将领。他把忠王从松江召回，不是因为南京需要他，而是担心忠王在江苏获得大捷。

10、在南京陷入绝境时，天王仍然拒绝离开，也不放百姓出城。手下报告食物断绝时，

他说可以吃草为生。结果人民不再信任他，许多人离他而去。①

① 《清代通史》，第2卷，第403－407页。

这么一个人坐在王位上，太平天国显然没有多大希望。如果说满清王朝衰退了，效率极为低下了，腐败不堪了，那么这个声称要取代满清皇帝的人却更加糟糕。中国只能在此二者中选取其一，不得不付出骇人听闻的代价。

嘉应之战结束后，左宗棠回到福建，着手整顿全省的行政。该省官府的情况非常可悲。官员腐败，效率低下，无处不在。左宗棠罢免了大批官员，用那些在其他地区中证实了能力的官员来填补空缺。整顿财政体制，制订恢复措施。该省各处都有强盗帮，左宗棠开展严打，该省很快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安全感，恢复了太平军造反以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

左宗棠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必须有一支现代海军。他为船政局选择了一个地址，立刻开始工作，这个事业将为他的祖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他于1866年6月为此事写了一份奏章，表明了一个中国伟人如何看待国家所面临的若干问题。他写道：

窃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南、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无事之时，以之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之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舵艄、水手足以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缉盗有必设之防，用兵出奇有必争之道也。况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

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而善因者，究易于善创。

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臣在浙时，即闻洋人之论如此。昨回福州参以众论，亦复相同。是船厂固有其位也。

如虑及其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惟事属创始，中国无能赴各国购觅之人，且机器良楛亦难骤辨，仍须托洋人购觅，宽给其值，但求其良，则亦非不可必得也。……

如虑筹集巨款之难，就闽而言，海关结款既完，则此款应可划项支应，不足则提取厘税益之。又，臣曾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新授广东抚臣蒋益澧，均以此为必不容缓，愿凑集巨款，以观其成。计造船厂、购机器、募师匠，需费三十余万两；开工集料、支给中外匠作薪水，每月约需五六万两，以一年计之，需费六十余万两。创始两年，成船少而费极多。迨三、四、五年，则工以熟而速，成船多而费亦渐减。通计五年所费，不过三百余万两。五年之中，国家捐此数百万之入，合虽见多，分亦见少，似尚未为难也。

左宗棠说，只要我们找到能人来管理这个企业，一定能大获其利。

左宗棠无疑希望能在福建亲自指挥海军的建设，但在1866年秋季，他奉命前往西北，出任陕甘总督。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已经全心投入沿海省份福建和浙江的重建与恢复，促进中国海军的建设。他充分相信自己具备一位文职大员的能力。新的任命意味着战争，因为陕西和甘肃已被回民造反军占领了5年之久，那里的局面十分危险。但是朝廷不会容许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这样的人在和平的环境下安居下来，因为他们可能沉溺于悠闲的权力之梦。

1866年12月10日，左宗棠准备离开福州。他一直操劳到动身前的最后一刻。他自己说，在福州驻留的最后40天里，他写了30份奏章，写了40多封信函，还就福建与浙江的公务发出指令。《年谱》说，在他起程的那一天，百姓涌到他要通过的街道上，请求左大人不要离开。左宗棠不得不将起程的日子推后，在第二天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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