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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巨人之手与肩膀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7574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一般人很难像邓小平那样与那么多的巨人站在一起，但任何人都可以吸取巨人的智慧，都应该善于学习，善于合作，特别是善于向自己身边的优秀人物学习，并同他们好好合作。“股神”巴菲特曾向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们建议，要有自己“最钦佩的人”，并知道你为什么钦佩他们。毕业参加工作时，“要为一个你钦佩的人的组织工作，因为这将令你兴奋”。他还幽默地说道，在“选出你最钦佩的人”时，“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去”。这也许是成功者一个共同的基本方略。

一、周恩来──影响邓小平的第一人

周恩来是邓小平参加革命的引路人。

1921年底，周恩来和赵世炎等人开始在法国筹备创建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当时称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这个组织于1922年6月正式在法国巴黎西郊哥伦布森林中的一个小空场成立，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之一。稍后，邓小平主要在前来活动的少共总书记赵世炎和一起做工的少共领导人王若飞的影响下，参加了少年共产党。

邓小平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工作，是在少共机关报《少年》（1924年改名为《赤光》）编辑部──设于巴黎十三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工作，早期是负责刻写和印刷，1924年负责编辑。周恩来先是编辑部负责人，邓小平负责期间仍是主要撰稿人，如《赤光》1～10期，周恩来共署名发表了30多篇文章。在这一时期，邓小平和周恩来同住一个狭小的房间，刻写印刷周恩来撰写或编发的稿件，编辑周恩来写的文章，这种年轻时代所受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邓小平很幸运，一参加革命，就握住了巨人的手，并在较长时间内同巨人生活在一起，紧紧地站在巨人身旁。这种幸运，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很有帮助的。今天的人们重视名牌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名校，总是聚集着大批优秀人才，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提携，对一个人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既是幸运，也是严峻的考验。因为在巨人身边或一大群优秀人才中间，如果自己无能或才干平平，或只是有点小聪明，小才华，那就很容易被巨人的光彩所湮没或相形见绌。因此，也不是任何进入某个人才密集圈的人就能成功，越是人才密集的地方，挑战也就越大，淘汰率也就越高。邓小平首次来到周恩来身边，先是获得了“油印博士”的美称，继而成为旅欧共青团的负责人之一，这表明他顺利地通过了考验，能够在巨人身边站住，能够和巨人站在一起。

邓小平再次走到周恩来身边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是在1928年1月至1929年7月。1927年12月，邓小平出任党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后来在劝告老同志要相信年轻人和鼓励年轻人大胆干时，多次以此为例，说自己23岁就当了“大官”，不懂什么，也干得不错。从1928年1月领导这个“大官”的更大的官就是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局主任，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事务并不是特别多，但特别复杂，特别危险。各位领导的工作与安全，各部门同志的工作与安全，苏区的同志、白区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文件、电报、交通、经费、住宿、联络地点等等，方方面面，千针万线，本来就极其复杂，再加上当时最为重要的安全问题，一般人真的是难以应付。后来中央机关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只能转移到苏区来，除了领导层多次出现叛徒、“左”倾路线等主要原因外，中央秘书长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也不能说不是一个原因。年纪轻轻的邓小平把一切都打点得稳稳妥妥，自己还能和同志们说说笑笑，还同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谈了恋爱结了婚。邓小平再次深得周恩来及其他领导同志的喜爱和信任，还在这个岗位上结识了大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

1975年10月下旬，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之前躺在手术车上问：“邓小平来了没有？”邓小平就在手术车旁边，一见总理询问，立即走近总理身边。周恩来握着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周恩来、邓小平有一个先后承继关系，邓小平“强得多”也是青胜于蓝意义上的“强得多”。但在某些方面，邓小平的确与周恩来有很大的不同。周恩来善于求全，邓小平则被人形容为长有“反骨”。这各有其用，没有周的求全，曾经“三落”的邓小平也就不可能“三起”；没有邓小平这种“反骨”，则错误路线难以纠正。周邓的这种不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应当是，周恩来一直在机关工作，而邓小平则长期在外地独当一面。而邓小平从一名精干的秘书长成为一路“诸侯”，正是周恩来这双巨手把他推出去的。1929年7、8月间，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亲自挑选和决定下，邓小平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军事工作，从而走出了他作为主要负责人独立领导一个大地区的一个方面的工作──当时最为重要的军事工作的第一步。

不到半年，邓小平返回上海，于1930年1月向党中央与周恩来交上了一份令人感到惊讶的答案──已经组织的武装力量已决定成立红七军。当时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指点说，广西的形势，适合革命发展，也适合反革命生存，“这一时期还不能怎么乐观”，并对邓作了一些具体指示。邓小平返回广西，出任红七军政委，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又成为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巨人之手再次把年轻的邓小平推向一个重大的关键领导岗位。创建并领导红七军，率领红七军转战一万多里从广西进入中央苏区，是邓小平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步。没有这一步，邓小平能否成为129师政委，能否在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那么出色还很难说。

1933年5月邓小平“一落”，在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强力干预下，邓小平从“劳动锻炼”的地方到总政治部工作。王稼祥的干预成功，主要不在他的权力，而在他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是同学和好友。因此，邓小平尽管不要“劳动锻炼”了，但还是得不到重用。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夕，邓小平才重获重用，再次成为中央秘书长。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集体，最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毛泽东此时与邓小平直接交往很少，邓小平重获重用，继而进一步被重用，最后成为八路军三大主力的统帅之一，当然最终取决于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但周、王两人的推举及其作用是可以想象的。

沧海桑田，当邓政委结束“诸侯”生涯，再次来到周恩来身边时，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恢复时期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1952年。

1952年7月1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信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建议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并于8月来京主持一段时间的政务院工作”。同年8月7日，邓小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在同月政务院第148次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代理总理职务。”此后，邓小平先后在国务院分管、主管过铁路、交通、邮电、财政、税收、金融、贸易、工商管理、对外贸易、粮食购销等众多工作。成为中央秘书长后，在政治局分工主管工交、财贸、文教、政法四个中央工作部。成为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后，工作范围更为广泛。在中共党史上，邓小平无疑是仅次于周恩来的全面主持实务工作最多的一位领导人。文革前除了国家外交外，几乎所有的主要工作都领导过，1973年复出后，则外交事务也接替了过来。

周恩来对邓小平最突出、最重要、最关键的影响，自然莫过于“文革”时期的影响。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住了地位，这是中国大难中的大幸，也是邓小平大难中的大幸。

邓小平是“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文革批邓后，“邓专案组”很快就整理出了十大本材料。但江青、康生等人仍不满意，他们觉得分量不足，因都是“猫论”这样的问题，难以制邓于死地。必须把邓打成像刘少奇这样的“叛徒”，才有可能让邓永远不得翻身。江青于1968年6月18日明确指示，“（邓小平）这个人很可能是叛徒”。专案组绞尽脑汁，再三分析，认为只有红七军时期的“逃兵”问题，即邓小平在领导红七军期间两次回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事情才有可能落实“江青同志”的指示。那时邓小平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于是专案组便请求周恩来“帮助指导”，并将“逃兵”报告交由黄永胜、叶群、吴法宪、李作鹏、康生等要人逐一批示，以迫使周恩来表态。周恩来对此未予理睬，这一报告送到周恩来处后，有如石沉大海，全无音讯。专案组还就邓小平入团转党问题提出疑问，因为邓小平所说的介绍人当时都已经去世，对这一问题，周恩来明确作了批示：“邓小平是在留法勤工俭学时入团、转党的，我和李富春、蔡畅同志均知道此事。”

邓小平被打倒后，根据毛泽东的安排，中央和毛本人与邓的联系都由汪东兴负责，也就是邓小平的日常事务由汪负责处理。政治方面则有专案组。因此，周恩来在“文革”前期也对邓的事情插不上手，只能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在红七军问题、入党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这也很不容易，而且很需要智慧。因为这是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不坚持好，邓小平就有可能说成是“混入党内”的“叛徒”，问题的性质也就变了。

1969年10月，在林彪的策划下，朱德、刘少奇等一大批老同志和“走资派”被“疏散”到各地，其中邓小平夫妇“疏散”到江西。这次大“疏散”由周恩来负责，这给周恩来过问邓小平的事情提供了机会。于是，周恩来在1969年10月18日亲自打电话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特别交代说：“中央决定中央的部分首长要到下面去接触接触实际，也适当参加一些劳动，向群众学习。到江西的有陈云同志……邓小平夫妇也到你们那里去。毛主席不是在‘九大’说过吗，邓小平的问题和别人不同。他下去是劳动锻炼。当然，这些人也不能当全劳力使，也是六十多的人了，身体也不大好……我最后还要强调一下，这些首长下去，你们要多帮助，要有人照顾他们。”江西此时的主要领导人某某人是一个“造反派”，但对总理的指示也不敢怠慢，接到电话后，连夜讨论做出安排，并表态说：“坚决贯彻落实总理的指示，欢迎陈云、王震同志和邓小平夫妇来江西蹲点、劳动。”最初他们把邓小平安排在赣州，周恩来听到汇报后又于10月19日亲自打电话指示：“那里离南昌市太远，是山区，交通又不方便，条件很差。他已经是六十几岁的老年人了，得个病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应该把他安排在南昌附近，便于照顾。最好让他们夫妇住一栋两层小楼，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是工作人员住。当然了，最好是独房独院，还能在院里做些活动，又安全。”周恩来真是一个“总理”，这里传达的信息，何止是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呀！两次接到周恩来电话的江西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在邓小平到达后前去机场迎接，并主动与邓握手，自我介绍后微笑着说：“邓小平同志，毛主席叫你来江西，我们非常欢迎。”这一声“同志”，在当时可有分量啊。

1970年12月，周恩来发现“邓专案组”还在继续查找邓小平的所谓“三反罪行”和“招降纳叛”等问题，便在一份报告上批示道：“东兴同志，……我记得在下放邓小平、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看到批示，“邓专案组”的成员大吃一惊，他们没想到专案组已被撤销一年多，而自己却仍在瞎忙。12月24日，负责领导“邓专案组”的吴法宪派秘书向专案组全体人员宣布：“首长叫给你们说一下，报告不要再送了，邓小平的案子也不要再搞了。”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覆灭，邓小平于11月6日与所在工厂的干部职工一道听了有关此事的中央文件转达。2天后，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并要求重新工作，还谈了几个子女的问题。这封信后来被毛泽东批发给了政治局成员。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慰问陈毅夫人时，说了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在场，当即暗示陈毅的家属把这一信息传播出去。同月下旬，周恩来在接见外地的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远等人面明确提出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林彪这伙人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2月，江西省新领导前去看望邓小平，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组织生活的通知。4月，邓小平的两个子女上了大学。6月，邓小平夫妇工资照发（原按子女每人25元之类的标准发生活费）。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两天前听了又一个有关林彪集团的文件传达后，再次给毛泽东写信，除继续批判林彪外，也承认了自己的一些“错误”，希望通过再为党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8月14日，毛泽东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这个批示的第一句话是“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这样，周恩来又一次获得了过问邓小平之事的机会。再经几番周折，1973年1月，邓小平终于接到通知，准备回北京。2月22日，邓小平终于回到了北京。

这时，周恩来已经被确诊为患了癌症。而像周恩来这样能够主持党、政、军、外交、经济、科学文化、统一战线的全才，除了邓小平之外，的确也再无他人。在1973年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抱病主持了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之事，坚持让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3月10日，中共中央终于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如释重负，当天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邓小平在时隔7年后又见到了周恩来。次日，见到了毛泽东，随即列席了政治局会议。4月9日，邓小平夫妇以私人身份到北京西郊玉泉山，看望了正在那里治疗的周恩来。对这次探望，邓小平多年后说：“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我们相对无言。”在这次“相对无言”的拜会中，周恩来抓住机会谈了一个绝密情况：“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当然，他更关心的还是邓小平的身体，十分郑重地说：“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兄弟）选一个人。”

1974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首次组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周恩来因病无法出席，派谁去呢？毛泽东提名邓小平。此事非同小可，江青带头发难，政治局几次开会都决定不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立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并在政治局会议上巧妙地安排王洪文向江青等人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这样，邓小平于1974年4月10日出现在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上，首次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重要演讲。这次联大之行，基本上确定了邓小平为周恩来接班人的地位。此后，邓小平多次出访和频频在国内会见外宾，担负起了外交事务。在当代世界，外交是最为重要的国务之一，对邓小平本人来说，还是他此前没有主管过的一项国务（与赫鲁晓夫论战等外事活动当时属于党务范围）。主管外交后，在具体事务方面，除了统一战线之外，邓小平在各个方面都实际上接起了周恩来的班。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吧！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小平同志来顶。”1975年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委会议，明确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周恩来把这一安排用书信的形式报告给毛泽东，获得批准。从这一天起，邓小平正式代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并雷厉风行地在中国进行了整顿。此后风波很多，在世时间已经不多的周恩来用他最后的气力支持着邓小平，鼓励着邓小平。从1975年11月开始，邓小平已经被视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还乡团总团长”，并在政治局会议上连续接受批判。12月8日，周恩来特地把邓小平召到医院，关切而郑重地问他“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说：“永远不会！”周恩来高兴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继续在政治局会议受批判的邓小平主持治丧工作，“批邓”活动暂时中止。1月15日，周恩来追悼会召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再次被打倒之前的最后一次在电视屏幕上露面。1月20日，邓小平继1975年12月20日、1976年1月3日之后第三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讨”，当晚，邓小平将所作“检讨”整理好送交毛泽东，并请求“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1月31日，中央决定召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打招呼会议。2月2日，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在“专管外事”的名义下再次停止工作。清明节前后，自周恩来逝世后就已出现的各界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出现高潮。4月4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二百万多的群众，继而演化成一万民兵和三千警察驱散广场群众的“四五事件”。4月7日下午三点多，邓小平被中央警卫局的人从家中接去与汪东兴“谈话”。全家老少近十口含泪相送，他的儿女们感到：“也许，这就是和父亲永诀啊”，其中一人忍不住痛哭起来。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周恩来这位巨人，就是这样在生前死后都深深地影响着邓小平。“周公”──“邓公”，中国老百姓用这种古朴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周邓二人关系的看法。对党内人士在正式场合几乎全部以“同志”或职务相称的邓小平也公开表示，周恩来“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

二、刘伯承──与小平难分的大智者

《邓小平文选》三卷，500多篇文章，其中有关个人的专文只有2篇，都是写刘伯承的。一篇是1942年12月15日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一篇是1986年10月21日的《悼伯承》。在后一篇文章中邓小平写道：“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同毛泽东、周恩来不同，刘伯承只是邓小平的同事。由于刘伯承久病，刘邓两人共事十三年后也较少来往。但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是“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这除了那段辉煌的历史和“文革”中又出了个“刘邓路线”这种巧合外，还因为“刘邓大军”这段历史，是邓小平光辉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也许仅次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这一更为辉煌的历史，也在不少方面仍同刘邓大军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对邓小平充满智慧的“三论”：“猫论”、“摸论”、“不争论”特别喜爱，特别感兴趣。而且不论理论家们怎么样说三道四，对广大群众来说，最有影响的也还是这“三论”。“三论”中，“不争论”是邓小平发明的，“猫论”、“摸论”呢？

对于“猫论”，邓小平曾在1962年7月7日《怎样恢复农业生产》这篇讲话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摸着石头过河”，也是刘伯承说过的一句话。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爱萍将军受命前去办军事院校，行前向刘伯承请教。刘伯承说：“我给你六个字，可要牢牢记住，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就是在创办深圳特区时鼓励开创者们“杀出一条血路”。1947年8月24日晚，刘邓大军抢渡汝河。当时前面有敌人的一个军堵，后面有敌人的十几个师追，其中有三个整编师距刘邓大军仅50里。刘邓命令从即时起，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部队都要片刻不停地渡河。刘伯承一改往日温儒尔雅幽默风趣的风格，大声地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啊！要勇，要猛！以进攻的手段对付进攻的敌人，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刘伯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军事教育、国外军事理论的翻译、军事研究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成名很早，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前就有“军神”之称。他品德高尚，为人很好，声望很高。尽管刘伯承早在60年代就因身体不好（眼睛全盲等）而不再工作，但在70年代，毛泽东在谈党的领导人物时，仍多次谈到刘伯承有病。在与刘伯承共事的十三年中，邓小平对刘伯承非常尊重，尽可能地不让日常琐碎事务干扰他。这种经历，对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思想的形成、坚定、真挚、诚恳，应当说是有影响的。

刘伯承是一名儒将，其基本性格和风格与邓小平很不相同，但在某些方面，不能说对邓小平没有影响。

人们在谈到邓小平性格时，对邓小平遇事不怒，怒而不发等惊人自制力、容忍力和坚持力印象极为深刻。这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涯中养成的，其中应当也有刘伯承的影响这一因素在内。

初到129师时，邓小平的勤务员骑马撞倒了一名老百姓，伤势不重，他自己也没觉察到。邓小平得知后，脸色一变，铁青着脸狠狠地把勤务员批评了一顿。几十年后，这位老八路口述了回忆这事的《邓政委发怒了》这篇文章。1948年在大别山，邓小平发现一名解放军违反纪律，后来虽将他按军纪枪毙，但当时却只是要求工作人员查清此人是谁，此事是怎么发生的。

1940年2月，曾有人从延安到129师师部来拍纪录片，当时不像现在这样重写实，重原汁原味，摄制人员把包括刘邓在内的人员搬来弄去，搞得大家都很烦，摄制效果也不好。时间一长，邓小平生气了，说平时怎么样就怎么样拍，不是挺好吗，现在形式主义多。气氛顿时显得有点紧张而尴尬。机智的忠厚长者刘伯承忙说：“自然而然，然而不然。”说得邓小平和在场的所有人员都笑了起来，同时也启发了大家，要“自然”，不要装模作样故意使之“然”。摄制很快就顺利完成。

邓小平“三落三起”，在第一“落”中的表现，人们通常都以“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来形容。其中名为“检查”，实为阐述坚持自己观点的“申明书”就写三封。后来的两“落”，他也就听其自然了。因为他知道，你越“然”就越“不然”。刘伯承也受过错误批判，但他历来就是若无其事，“自然而然，然而不然”。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有关评价中，有一句给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比较厚道”，在老帅当中，最厚道的可能就是朱德和刘伯承了。

刘邓二人，年龄相差12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这不影响他们的合作，反而使他们相得益彰。据称，周恩来对刘邓有一著名评语，刘，举轻若重；邓，举重落轻，二者相得益彰。刘是军事专才，一分一秒，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一丝一毫，一个山头，一条小路，一棵树，计算得很精确，因为“粗枝大叶害死人”。这个“害死人”，有时是白白牺牲几个、几十个、几百个人，有时是白白牺牲几千几万人，有时还是事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成败，就像过淮河时一样，如果不是他亲自探路，刘邓大军就过不了淮河，也就完成不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任务。挺进大别山的意义有多大，过不了淮河的问题就有多严重。你说刘伯承拿着的那根探淮河水深的竹竿落下去有多重！此外，刘伯承说话幽默风趣，妙语连篇，连有关负责人郑重地专程前来向他请教开国阅兵式怎么搞，他也用了一个“马粪外面光”的比喻，意即主要是形式上搞得好看。其风格很有像马克思评价林肯时所说，“最重大的行动，他也总是使之具有最平凡的形式。”即使在“为理想而奋斗”，他谈的也只是“几平方英尺土地”，颁发“永远也不会失去其历史意义”的《解放黑奴宣言》，就像，“他本人也力求使它们像──一个律师送交对方律师的普通传票”，这也是一个方面的“举轻落重”。就像刘伯承的“猫论”邓小平要郑重地提升到“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这样的高度一样，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有所不同，很严肃，也很严厉，但实际上特别实事求是，决不苛求，决不盲目，决不说空话，说大话。另一方面，无论多么大的重任，无论多么大的重压，邓小平也敢于承担，敢于去“举”，而且完成得稳稳当当，可以把它轻轻松松地放下来。

刘的举轻落重和邓的举重落轻也不是绝对的。邓小平年轻时，同国家主义者论战的文章，写得很俏皮，很幽默，嘲笑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在国难当头时“歌舞于花都”，“音乐悠扬地‘奏乐’，肖妙之至地‘扮演’，体态活泼地‘跳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举轻若重。后来性格大变，不苟言笑，严峻刚毅。但晚年又成了“小平”，成了一个“划圈”、“讲故事”、“聊聊天”的“老人”。但他划的那个“圈”是什么？讲的那个“故事”是什么？聊的那些“天”是什么？中国人民都世世代代铭记在心，全世界人民也会永远关注。这不就是一种最典型的举轻落重吗？

类似的影响如果深入研究，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其最主要的特点，笔者认为就是智慧的交流与相互激荡。当前，很多人都意识到，金钱、权力、地位、知识，都要同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才能保持和增长。没有足够的智慧，一切都会逐渐化为乌有。刘邓共事的时期，可以说是邓小平的成熟期。邓小平能够如此成熟和伟大，与他和刘伯承这位大智者相互之间的智慧交流和激荡是分不开的。如果说邓小平也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成为巨人、伟人的，刘伯承就是这个巨人行列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三、刘少奇──“中国特色”之路的先驱者

刘少奇本来也会成为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和邓小平于同一个月即1919年9月在国内参加留法预科班的学习，只是地点是在保定育德中学。和邓小平关系密切的李富春、李维汉就是从这所学校前往法国的，他们比刘少奇高一期。1920年6月，刘少奇回家筹备赴法经费，因军阀混战，京汉铁路中断两个月，刘少奇只得在北京滞留，因而错过了留法时机。于是，1921年5月，刘少奇与任弼时等人从上海去了俄国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在此期间，刘少奇于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季转为共产党员。1922年春回国。

刘少奇在1936年二三月之后领导中共北方局，这本来又是一次与邓小平共事的机会，因129师抗战的区域就在北方局领导的区域，双方会因军队与地方的合作而有很多联系。但1938年3月，即邓小平成为129师政委后的两个月，刘少奇被调到延安，虽仍继续负责华北党的领导工作，但在当地实际主持工作的是杨尚昆。同年11月，刘少奇改兼中原局书记，领导“所有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1942年刘少奇再次被调回中央，回延安途中，曾于该年9月到达129师师部，与刘邓见了面，并在一起吃了饭，刘邓用了干羊肉来招待。邓小平说：“那是当时最好的东西了，我们很久没吃肉了！”两个“刘邓”单独会聚在一起，很可能也就是这一次了。1943年3月，中共中央组成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的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为主席，刘任两人为书记。刘少奇还参加军委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从此，刘少奇进入党的领导核心集团。此后他在党内的地位，1959年毛泽东在推荐刘为国家主席时有一个说明：“……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在北京已经二十年了。”

自1948年四五月后，刘少奇在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中就已分工主要筹划建国大业和领导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与其他工作。1948年7月26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会议上要求中央各部门的工作要“正规”，“作长期打算”，并说：“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1949年6月，他向中央郑重提出：“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发展和恢复中国的经济。”1950年他强调，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是要彻底推翻旧制度从而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生产力；第二件就是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以发展生产力。抗美援朝时期，他又特别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20年甚至30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根据“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本指导思想，建国前后，刘少奇对新中国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讲话。

对这些讲话，薄一波在1991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评说道，这些构想，“来源于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但也小有歧异”。

“在大的问题上两者是基本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时期）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民主主义有五种经济成分，……”

“歧异”发生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比如，对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强调利用的同时比较强调限制，刘少奇则是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合作化，刘主张先发展后组织，不要怕农民冒富，党员也可以当富农；工业化方面，毛的方针是重、农、轻，优先发展重工业，刘主张农、轻、重，优先解决吃饭问题；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时间，毛主张从1952年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主张多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

在那些讲话和稍后的讲话中，刘少奇还较早地认识到商品、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十分注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早在1948年刘就指出：“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其他方面，江泽民《在刘少奇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50年代中期，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来调节生产。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他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多数是在毛泽东对同一问题尚未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发表的，即使是毛泽东已经发表了看法，刘少奇再发表不同看法，在形成正式决议之前也是正常的，是很需要的。这种不同意见的讨论和争论，在遵义会议以来的党内生活中很正常。如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对日作战方针时，争论非常激烈，并不是“一言堂”，一人说了算。淮海战役，毛泽东亲自部署的并发表在《毛泽东选集》上的战役是“小淮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大淮海”，毛泽东后来说这是“一锅夹生饭”，也就是说他当时并不认为“大淮海”条件成熟，但他对“大淮海”非常高兴，大力支持，对刘陈邓也更为信任和重用。对刘少奇发表的上述各种看法，毛泽东有的说“很好”，有的说“还可以考虑”，有的也批评，有的也不满意，“形于颜色”。这本来是工作上正常的交流、协商和反应，但却引起了一些野心家的注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最先试图利用这种区别以达到个人目的的就是高岗。

建国初期，高岗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为了推翻刘少奇，高岗宣传了一种分裂党的观点，即把党说成两个，一个是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另一个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或“军队党”。因此，在从事阴谋活动中，高岗就以“军队党”的人员为主要活动对象，邓小平自然也就成了他拉拢的主要对象之一。邓小平后来回忆说：“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是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工作上的联系多起来，就是从处理高岗问题开始的。

高岗见自己的问题暴露后，试图向正在杭州休假的毛泽东“解释”。毛泽东于1954年1月22日致电刘少奇，明确表示，高岗不要来杭州和他面谈，“他（高岗）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在此之前，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曾于1月16日将高岗的检讨送交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审阅。根据这一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又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还于2月3日和朱德、陈云、邓小平找饶漱石谈话。随即，正式批评高、饶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毛泽东仍在杭州休假，全会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具体主持对高、饶的批评。1954年2月6日，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言，其中说到了刘少奇在1949年初发表的“天津讲话”，这是当时高岗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炮弹之一，后来又成为文革中林彪集团用来打倒刘少奇的主要炮弹之一。对这个讲话，邓小平明确地说：“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高、饶主要是有野心，搞阴谋，分裂党，但与刘少奇在思想上也有严重的分歧。1949年5月，刘少奇曾经致电批评高岗领导的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左”，毛泽东审阅修改批发了这份电报，并亲自起草通知，要求各地“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1950年春，刘少奇又批评东北局在农村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制单干、限制雇工等方面“左”，要求东北局“防止急性病”，等等。因此，高、饶实际上是新中国出现的第一批“左”的代表人物，反高、饶，实际上也是一次反“左”。

1954年邓小平成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邓小平进入政治局常委班子，并出任书记处总书记。虽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但工作重心显然转移到了党中央这一块。此时到“文革”，刘少奇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两人工作关系的密切，是很自然的。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成员谈话时说，“刘、邓互相合作”，并点了两个典型事例，一是“八大”决议，二是“后十条”。

“八大”决议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主持了十九次会议进行了讨论，每一稿几乎都送由毛泽东审定，很多问题都经过毛刘共同商量后才最终确定下来。通过政治报告的决议是1956年9月26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大会的。当然，刘少奇主持“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并由他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邓小平是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主要成员，排名第三，仅次于刘少奇、陈云。此时邓小平还是中央秘书长，主持“八大”会务，“八大”时又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刘邓配合多一点，对“八大”政治报告具体内容的形成实际作用大一点，也是自然的。

“八大”决议后来成为一个“问题”，主要是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问题。

“八大”政治报告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的矛盾。”相应的，主要任务就是经济文化建设，工业化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及其理论依据的前身，完全正确，极其重要。但仅过了一年，就令人极其遗憾地修改了。这种修改，当然要集体负责，但显然与刘、邓当时的思想不合。

1957年4月，“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中共已开始很快就转为“反右”的整风运动。但邓小平在西安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邓小平在讲话中还把防止“闹事”和发展经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联系在一起。他直率地说：“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现在，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学校，能不能领导科学？现在本事还不大嘛！”刘少奇当时的看法与此很相似，并其理论化，认为群众“闹事情”，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存在着许多不相适应或不尽完善的地方产生的。大社办多了，社会经济太简单、太呆板，升学难、就业难、分配不合理，再加上官僚主义，群众难免不闹事。刘邓的思路很清楚，“闹事”也是“主要矛盾”的反映，要从根本上制止和防止“闹事”，就要更好地坚持党的“八大”路线。

但是，在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党的认识出现了严重偏差，一番激烈的辩论后，“主要矛盾”被修改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根据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和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亲自部署，新的主要矛盾论断只公开宣传两条道路的矛盾。但没有多久，《人民日报》分别于1957年12月28日和1958年1月25日分别发表江华和柯庆施在浙江、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江华的报告原文与八届三中全会口径一致，发表时由中央方面做了重大修改），并发表编者按，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主要矛盾这个说法公诸于世。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八届二次代表大会上机智地进行了修订，说：“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其后一段时期，“阶级斗争”等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影响特别明显的是“大跃进”。

“大跃进”造成了大饥饿，这样，在怎么样恢复农业生产上，刘、邓还有邓子恢、田家英等很多领导同志，在支持广大群众自发地搞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多种经营形式方面搞了一个“大配合”。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邓小平明确地对前来征求意见的同志说，赞成，并发表了那个著名的“猫论”。

1962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公报。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城乡轰轰烈烈地展开。1963年5月9日，中央发布了一个有关农村社教的决定草案，共十条，史称“前十条”。这个“前十条”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各地农村就“斗”了起来，斗死了很多人。9月，在邓小平、谭震林主持下，中央制定了一些政策。报毛泽东后，毛泽东亲自起草通知，要求把这些政策向全国宣传。继而在刘少奇主持下，经政治局通过，毛泽东批准，这些政策于1963年11月正式形成一个文件，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强调对干部和群众都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还规定处分干部不能超过2%，后又修改为一般不超过1%，最多不超过2% 。1965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并点名批评了“第二个十条”也就是“后十条”，认为刘少奇的一些说法做法和《后十条》搞“繁琐哲学”，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主持。1966年5月28日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还有著名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姚文元。在此之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书记处曾于1964年成立了一个五人文革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长彭真。彭、陆、康都是书记处书记，周扬、吴冷西分别是中宣部和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这个小组由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领导。按规定，新成立的“中央文革”也是“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一成立，他们就独断专行起来。

1966年6月1日，新华社和全国各种媒体播发毛泽东支持“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批示，这是一张由康生策划的以聂元梓的名义于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贴出的大字报，内容是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天，由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未报中央，擅自发表陈伯达主持起草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把所谓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等“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此后几天，由陈伯达把持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在全国展开。

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大出刘、周、邓三人的意料之外。6月3日，三人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订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串联、不准打人等八条规定，并决定派出工作组控制局面，还要求“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快”。6月9日，三人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于6月10日至12日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一个“漫谈”式的会议，参加者为毛、刘、周、邓四名政治局常委，其他三名常委，朱德、陈云没有通知参加，林彪请假。参加人员还有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中央局的书记。康生因正在杭州陪同外宾，也参加了会议。会议中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会后，周恩来于6月16日至28日率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再加上准备与往返时间，因而有一段时间没有主持中央的其他工作。这样，“混战一场”的矛盾，集中到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于是，继“刘邓大军”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刘邓路线”。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逝世。时年71岁。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1980年5月17日，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会上致悼词说：“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今天的人民更加深深地感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在很多方面，包括一些具体做法和说法，都留下了刘少奇的痕迹。邓小平随着刘少奇一起倒下，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再次站起来时，也就有了新的姿态和风采。

四、毛泽东──领袖、伯乐、导师

邓小平辉煌一生，对他影响最大的，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还是毛泽东。

邓小平“三落三起”，其中“一落”与毛泽东无直接联系，但根本原因是他当时的主张见解及做法与毛泽东相同，因而被视为“毛派头子”被打倒，毛泽东本人当时也被剥夺权力，只挂了一个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虚衔。“一起”、“二落”、“二起”和“三落”，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起”是出于毛泽东这双巨手，“落”也是出于这双巨手。总的来说，每次“起”都“起”得比以前更高，“落”虽然是“一落千丈”，但在人身安全、生活保障、精神安慰上还是做了妥善的安排，政治上也留有余地。邓小平“三起”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但自始至终还是毛泽东提出的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指导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奠定的基础和毛泽东的教训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前提。

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本来早就是一个“少壮派”，23岁当“大官”──中央秘书长，25岁前往广西坐镇一方，然后又成为一路诸侯──红七、红八军总政委。但27岁这年先是“打入冷宫”，“挂”了半年多，继而又成了一个“七品芝麻官”──县委书记。不久提了一点，成为中心县委书记。继而成为省委宣传部长，尚未履行职责就在1933年5月第一次正式被打倒。“一起”后任总政治部秘书长，职务名称虽好听，等于是恢复了省委宣传部长的级别，但没什么事做。两三个月后，闲不住的邓小平请求另外分配工作，干点实事。结果在总政所辖的宣传部当了个干事，又像刚参加革命的共青团员那样干起10年前在法国干的老本行，主编由总政治部负责出版的中央军委机关报《红星》。从名义上说，这相当于今日的《解放军报》，但当时在很长时间只有3个人办。开始是铅印，后来长征，丢掉坛坛罐罐，成了木印和油印，邓小平再次成为“油印博士”。因此，邓小平的女儿为了写《我的父亲邓小平》问邓小平在长征时干什么工作，邓只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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