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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艺术大师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6242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领导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领导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是一门最高深、最复杂的艺术。人们很难想象这门艺术的高深和复杂，只能尽可能地琢磨琢磨，推敲推敲，领悟领悟。只要琢磨、推敲、领悟出了一点点，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任何人都会受益不浅。

一、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毛泽东对邓小平有一句广为人知的评价：“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毛泽东与邓小平相识共事几十年，其中有长时间的信用、倚重，也有分歧和批判。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文韬武略毕具，统帅过千军万马，领袖群伦，与世界许多大政治家打过交道，其用人虽有失察，但其识人却独具慧眼。他对邓小平的评价确是道出了其最基本的性格特征。性格即命运，性格即事业。邓小平的性格决定他必定成为一个受群众爱戴的百折不挠的大政治家。

他的柔，体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群众，对领袖，对同辈，对朋友，对下属的深情厚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他的刚，体现出他的坚定的原则性，他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韧劲，他抓工作的强硬的手段。

凡与邓小平共过事的同志，都觉得他待人和气，与他相处氛围融洽，特别关心人，爱护人，待人以一片诚心。所以他有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受到人民群众忠诚的拥护和爱戴。在他受到误解和批判时，人们感到疑惑和痛心，当他复出工作时，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改革开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之所以取得辉煌的胜利，是与邓小平得党心、军心、民心分不开的。

曾当过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回忆，在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上，他受了批评，情绪有些消沉。邓小平到财政部当部长后，看出了这个问题。他对戎子和说：我看你受了批评以后，好像有些消极，抬不起头来，这可要不得，要挺起腰来，继续做工作，不能垂头丧气，一消极就不好了。邓小平这些劝勉、鼓励的话，语重心长，使戎子和深受感动。

曾担任过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和名誉院长的著名地质学家黄汲清谈他在重庆刚解放时见到邓小平的感受。在未与邓小平晤面之前，原以为“刘邓大军”首长必是“赳赳武夫，态度严肃”。一见面才知道刘伯承言词和蔼，态度恳切。邓小平更是不拘形迹，谈笑风生，随时高兴地与客人对话，听取客人意见。处理大事总是高瞻远瞩，考虑周到。处理小事也恰到好处，特别是善于接近知识分子。这是邓小平一贯的作风，所以他第二次复出时，主动提出管教育和科技，并表示要当好后勤部长，为他们提供服务。

1979年盛夏，邓小平游览黄山，这时的黄山，正值旅游高峰期，游人如织。早在登山前，邓小平就曾对安徽省负责同志说：第一，不要妨碍群众游览；第二，省委同志不要来陪；第三，不准特殊化。尽管邓小平再三叮咛，可是保卫人员为了邓小平的安全，还是想悄悄控制一下上山游客的人数，结果却被明察秋毫的邓小平发觉了。他说：“要让群众上山，不要搞得戒备森严。”由此可见，邓小平有一种贴近群众的平民风格。

许多来自海内外的游客，知道邓小平登览黄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都盼望能在黄山见见崇敬已久的邓小平同志，看黄山的奇峰雾景倒在其次了。很多游客赶到邓小平身边就不走了，同他亲切地交谈起来，由于邓小平的谦和，游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拘束。一路上遇到身后有年轻人或挑担子的老百姓，邓小平就连忙停到路边让道，招呼随行的人员说：“让让，请他们先走。”

邓小平一行人快到鳌鱼洞时，有一位年轻姑娘气喘吁吁地从后面跑了上来。邓小平他们以为她要急着赶路上山，连忙让路。但她走到邓小平前却停了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邓伯伯，您好!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本来已经下山了，听到您老人家在这里，我们又赶了上来。”年轻姑娘一边抹汗一边说。“复旦大学什么系的呀?”邓小平关切地问，“是考进来的吗?”

“是考进来的，念的新闻系。”女青年这样回答说。

“噢，难怪消息这样灵通。”邓小平幽默风趣的话语把大家逗乐了。

这时，又赶上来两个女学生，邓小平热情地同他们握了握手：“你们好哇。”

“邓伯伯好。”那两位女青年握住邓小平的手久久舍不得放开。

女学生又拿出她们的学生证，请邓小平签字。“你们三个人，四个学生证?”邓小平笑着问。姑娘们解释说：“我们有一位男同学，发扬风格，留在下面看我们的东西，让我们三个人赶上来。这个学生证是他让我们代请您老人家签字的。”大家听了都爽朗地笑了起来。邓小平一边签字一边慈祥地说：“女娃登山赛过男娃喽?”签字过后，三个女学生又请求与邓小平合影。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邓小平在黄山同游客的亲切交往的情景，是一幅同黄山奇峻美景相媲美的领袖同群众亲如家人的感人画卷。邓小平对人民可说是柔情似水。这仅仅是邓小平同广大人民关系的一个缩影。几十年以来，邓小平同普通群众血肉相连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

毛泽东说：战争之深厚伟力潜藏在人民群众之中。人们看到，改革之深厚伟力也潜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因为邓小平对广大人民的爱，所以人民群众浩瀚之海，托起了改革开放这艘巨舟。

邓小平也是以强硬著称的。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原则性与他的“柔”相辅相成。在他第二次复出时全面整顿，冲破重重阻力，用的就是铁的手腕。他第三次复出后，更是坚持原则性，采取硬措施，所向披靡。他向来反对“软”，坚持“硬”，他多次倡导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认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当然，“刚”是里，“柔”是表。邓小平办事虽以雷厉风行著称，但他并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而是藏而不露，寓刚于柔，刚柔相济。他治党治国从不感情冲动，不心血来潮，不感情用事，而是考虑周密，稳健持重，但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中苏谈判期间，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就领教过他的厉害。每次在谈判桌上，邓小平都是镇定自如，神态自若，而赫鲁晓夫则是虚张声势，往往脸红脖子粗，恼羞成怒，有时甚至无理耍赖，气急败坏。即使同样稳健的苏斯洛夫也被他驳得只有招架之功。

1960年9月，在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议上，苏斯洛夫发言时，谈到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的问题，苏斯洛夫以平静的口气指责中国：“苏联专家在中国已经很难开展工作。你们的气氛，无法工作。”他继续不紧不慢地说，“比如你们的大跃进，搞什么拔白旗。重庆发电厂的苏联专家也叫你们给送来了一面白旗。可见你们的态度已使得我们无法工作。撤走苏联专家的责任并不在我们，恰恰是你们的做法造成的……”听到这个事情，邓小平立即指示随团翻译李越然核实，李越然很快将事实告诉了邓小平。

轮到邓小平发言时，他把两臂放在桌面上，目光在各国代表的身上扫过，慢慢地说：“苏斯洛夫同志讲我们给苏联专家送了白旗，所以苏联才撤走专家。我们核实了，确实送了一面‘白旗’。是用白色的锦缎做底，镶有金边，上面精心绣了八个红字：真诚友谊，无私接助。”邓小平停顿一下，嘴角漾出一丝浅笑，同时将目光缓缓掠过各国党的代表们，最后目光停留在苏斯洛夫身上，笑容也消失了。苏斯洛夫不抬头，两手互搓着有些不自在。“可见，苏斯洛夫同志，”邓小平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你掌握的情况与事实有何等大的距离!”苏斯洛夫赧颜喃喃：“这种枝节问题不值得纠缠。”邓小平眼光锐利，盯着苏斯洛夫问：“那么，到底为了什么撤走专家呢?你们撤走专家，我们一再挽留。你们片面撕毁合同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邓小平当着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的面批评了苏联背信弃义的行径。

邓小平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判，则有力地维护了中国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在友好的气氛中也充满了智慧的较量和斗争。在主权这个原则问题上，不容许英国人有讨论的余地。“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对此无可奈何，不能不同意。

在香港回归的过程中，香港有少数人受英国的影响，想充当一个方面的代表，与中国、英国代表形成所谓“三脚凳”，中国政府极力反对。一次，有的人赴英国游说，在机场上发表了并不能代表香港人立场而又降低自己威信，很不得体的声明，受到舆论指责。不多久，他们又组团访问北京，似乎他们代表香港人的利益，赴京来为民请命。

无疑，邓小平对这几个人的言行是恼火的。但他们来到会见厅，邓小平仍然面带笑容迎接他们，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对他们说大家是同宗。邓小平开门见山地对他们说：“我欢迎你们以个人身份到北京来走走。听说你们有不少意见，我们愿意听取。”

邓小平的言词很严肃，对方一听不对劲，立即改口说：“我们三个香港行政立法两局非官方议员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拜见邓主任及其他在座的中国领导人，今日来到北京，是我们的头一次，能到北京来参观，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邓小平又说：“你们利用这个机会来了解北京，了解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很有好处。你们三位的立场，我相信不是完全一样的。你们前不久伦敦之行，情况我们都了解，你们有话都可以讲，但是我要讲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的方针、立场和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管这些方针、立场有多少人了解，我们相信这是符合五百万香港人的利益的，我们听到不同观点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我们不承认这些意见是代表全部香港人利益的。中英谈判你们是了解的，中英会谈我们会同英国解决。不会受到任何干预，过去所谓‘三脚凳’，我们一直不承认，我们只承认两脚，没有三脚……”

邓小平率直而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事后，邓莲如说：“邓小平很细心听了他们的讲话，不像一些老人家只有自己讲，不注意别人讲什么。”

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邓小平是高度警惕，丝毫不让步的。

1979年1月28日，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率团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所到之处，受到美国方面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卡特总统举行盛大的国宴招待邓小平一行。在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和答词，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交谈。卡特这样描述：

“在宴会桌上，(邓副总理)这个很受欢迎的伙伴谈话轻松自如，自始至终都滔滔不绝地介绍他国内的生活情况，并谈论他认为国内情况如何好转。我们很风趣地谈起了我孩提时代就很感兴趣的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计划，他不无勉强地承认也有一些好的传教士到过中国，但他又坚持说有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后只是要改变东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我对他提了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所有医院和学校，他说许多医院和学校现在还在。他极力反对恢复外国传教士传教计划，并说中国的基督徒也同意他的看法。”

邓小平就是这样，任何时候任何气氛之下，都能把握住国家利益。他当然清楚在来华的外国传教士中有利玛窦，汤若望这种传播西方先进文化及宗教的传教士，但更多的是借传教为本国帝国主义服务，进行文化、精神的侵略，这种惨痛的事例太多了。所以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卡特企图恢复向中国派遣传教士的计划。

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在待人接物时，邓小平既有灵活又有原则性，处理得非常艺术。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突出抓生产，抓经济建设，引起了“四人帮”的打击陷害，他们向毛泽东告发。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话，要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会，就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批评邓小平。起初，毛泽东还有意地把对邓小平的批评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并希望能在评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婉言拒绝了。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为他以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这样他既坚持了原则，又拒绝得有理由。

在批评“两个凡是”错误论调的过程中，邓小平充分显示了他“绵里藏针”的特征。对“两个凡是”错误论调的批评是逐步展开的。首先是致信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主张“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实际上，这里对“两个凡是”的迂回批评，既含蓄又深刻。后来，又对中央办公厅去看望他的两位同志直接点出了“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再后来在访朝归来听取吉林、辽宁省委汇报工作时，揭露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最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对提出“两个凡是”的中央负责同志进行了当面批评。

在批评“两个凡是”的过程中，他始终是进行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从来没有运用过类似“文化大革命”中那种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的语言，尽管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理论斗争(包括以后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却是在完全理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两个凡是”错误观点的批判，确立了一种对非正确思想观点辨析的运作模式。它完全摒弃了以往那种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做法，既明辨了是非，又凝聚了人心。就是原来提出错误观点的同志也不能不认错。设想一下，如果采取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方式，反而会使思想政治领域的局面更加混乱。

邓小平的“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既是他个人的性格、气质的特征，又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福祉。

二、“比较公道”

毛泽东在八届一中全会上推荐邓小平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发言中一再肯定“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爱护、褒奖之情溢于言表。

邓小平长期担任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又长期从事党务，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又几次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担任过全国政协主席。但邓小平没有山头，从不拉帮结派，无论是处理军务，党务，还是政务，他都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出发，秉以公心，出以正道，因此能赢得方方面面人们的支持和拥护，无论是身经百战的革命家，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从他的公正无私中体会到他的浩然正气。

邓小平的公道正派从他对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两个伟大的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完全可以看出。

斯大林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又有严重错误。

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秘密报告，报告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全盘否定斯大林。当然，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肃反扩大化，破坏法制这些错误是严重的。这些严重错误应该批判。但他毕竟在十月革命和三年国内战争中有重大历史功绩，毕竟捍卫了列宁主义，毕竟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毕竟领导苏联人民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单纯是对其个人的历史评价问题，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命运。

赫鲁晓夫无视历史事实，将斯大林一棒子打死。这就等于否定了苏联近40年来的光荣历史，抹黑了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了国际工人运动，因而造成了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严重思想混乱；长世界反动派的志气，灭各国革命人民的威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错误是，赫鲁晓夫自己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事实上同斯大林一起犯了他所讲的严重错误的，但他们自己却丝毫不作自我批评，而把一切错误的责任都推给斯大林，把这些错误看作是斯大林个人的品质不好造成的。这就违背了事实，而排除了对斯大林所以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领导体制上的个人高度集权等因素的充分批判，排除了为着纠正错误和避免重犯错误而进行认真切实改革的必要性。

赫鲁晓夫是在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一天，才召开有各国党的代表团参加的座谈会，把报告的内容要点通知各国共产党的。随着，苏方又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复印本送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邓小平看了之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苏共20大闭幕后，邓小平回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对斯大林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1960年9月，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声明起草委员会。

到莫斯科后，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达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首先的气氛是热情的，但热情的气氛下蕴藏着紧张激烈的斗争。席间，赫鲁晓夫先从批判阿尔巴尼亚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受到了邓小平的严厉批驳后，他便直接把矛头指向了他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的眉头皱成了肉疙瘩。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干脆地回答。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说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我们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说。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尖锐地说。

赫鲁晓夫强词夺理自然也辩不过真理在手的邓小平。因为邓小平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用的是辩证法，不抱任何私人成见，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所以结论也就是公正的。

邓小平大概当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二十几年以后，他又遇到了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难题。正如美国人莫里斯·迈斯纳所说的“要对毛泽东进行严肃的历史评价，是一桩十分危险的政治事件。”因为对毛泽东的评价，关系着政局的稳定，政治思想的统一。但是对毛泽东又不能不进行评价。因为一方面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人思想没有转过弯，仍然信奉毛泽东晚年“左”的理论；另一方面，在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个人迷信的禁锢逐渐被打破，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思想混乱。有人出于对“左”倾错误危害的痛恨，把一切错误归罪于毛泽东本人，甚至简单归罪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种错误看法，又被极少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所利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30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因为评价毛泽东是彻底纠正整个“左”的错误，成功完成拨乱反正的关键。而评价毛泽东是否公正准确，全国人民包括世界对华友好人士又都在睁大眼睛望着。邓小平公开声明：“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这不仅因为毛泽东和斯大林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不一样，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斯大林，有悖于历史事实，有失公正。

邓小平是如何客观公正、恰如其分评价毛泽东的呢?

一、60年一起写。决议原计划只涉及建国以来27年的历史。这27年，按公认的评价，只有建国的七年是正确的。“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正确和错误各半，“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错误。这些错误不能不写，但这样写起来，很难体现毛泽东的功绩第一，错误第二。后来陈云建议专门加一段话，讲解放前党的历史，60年一起写。邓小平认为这个意见很好。60年一起写，虽然超过了“建国以来” 的标题限制，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全面。”

二、错误写得概括一些，重点放在正确的方面。后2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也不算小。都写出来，恐怕也难显示功绩第一，但又不能不写。于是，邓小平要求把错误写得概括一点，“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方面。”

三、错误并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他举例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四、毛泽东有错误，但这些错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林彪、“四人帮”等人为了夺权需要，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把许多东西推向极端，或者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干坏事，才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毛泽东当然应该负责任，但“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他认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五、不能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犯错误。”“我们说，制度是决定的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毛泽东之所以能领袖群杰，并且受到中国老百姓的崇敬，除了其雄才大略之外，主要是其个性魅力。如果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罪于他的品质，一是与事实不符，二是对总结经验教训不利。从制度着眼，这就从根子上找出了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

六、指出错误的性质。“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在邓小平多次精心指导下，写出的《决议》以其公正，显示了邓小平宽广的胸怀。尽管他两次受到毛泽东错误的处理，但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未带丝毫怨恨的情感。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臣罪当诛”的愚忠。在这样的问题上尚能至公至正，不怀偏私，天下何愁不治?

邓小平的公正，还包括他指导下平反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还历史以清白，还人民以正义，还冤者以公正。

三、冷静沉着

邓小平在近80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无数次艰难险阻，经受过若干次大风大浪，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他机智地躲过了法国警察的盯梢、搜捕，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在虎穴龙潭般的上海，他细致谨慎，安之若素，后来在广西组织武装起义，一直到后来指挥刘邓大军，在枪林弹雨中走过。这些经历养成了他“促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冷静沉着的大将风度。

正因为他的冷静沉着，他才得以多次化险为夷，牢牢把握命运的主动权。

1947年7月，毛泽东作出战略部署，派遣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插上一把尖刀，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变化。毛泽东指出，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脚跟。

8月7日，刘邓率部开始向大别山挺进。进入大别山区，刘邓部队必须经过黄泛区和汝河、淮河两条河，这是三道险关。在通过黄泛区时，蒋介石分别以12个旅和8个旅为第一、第二梯队尾追刘邓，另以4个旅侧击，以两个整编师及一个交警总队布防于柘城、鹿邑地区，企图将刘邓部队围歼于黄泛区，黄泛区遍地积水污泥，浅则齐膝，深则及脐，没有道路，没有人烟，行走十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立即通过黄泛区，刘伯承、邓小平同战士们一起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走，终于胜利通过黄泛区，打破了蒋介石欲将刘邓部队消灭在黄泛区的妄想。

刘邓部队抵达淮河的支流汝河北岸时，情况万分危急。汝河此时正值汛期，河水猛涨。且前有两个师的阻截，后有三个师的追兵，且这三个整编师离汝河只有五十里路，一天功夫就可以赶到。刘伯承、邓小平在汝河边上召集前线指挥员开会，在听取了有关汇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强行渡河。邓小平说：“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明天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略任务。”他要求，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

刘伯承、邓小平沉着冷静，临危不乱，指挥得当。部队渡过了汝河。随后又甩掉了20万尾追之敌，徒涉过了淮河。当刘邓部队渡过淮河后，蒋介石部队追至淮河边的时候，淮河上游的洪水滚滚而下。

由于刘伯承、邓小平卓越的指挥才能，由于他们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能冷静地分析形势，作出决断。所以能完成党中央、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在大别山区稳稳地站住了脚。

淮海战役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指挥的。在总前委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两支主力部队，历时66天，以伤亡13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万5千余人。

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唯一一场我军在总兵力少于敌军的情况下进行的。60万人战胜了80万人。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斯大林听到消息后，曾在记事本上写道：“60万战胜了80万，奇迹，真是奇迹!”斯大林派来的驻华大使尤金说：淮海战役打得好，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战争史上少见的。毛泽东后来也评价，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全煮熟，硬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据亲自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李达将军回忆：“淮海战役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壮烈的一次战役。”而指挥这次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便是邓小平。当时，蒋介石用于淮海战场的总兵力有29个军70个师。其中黄维兵团按李达将军的话说，“是蒋军的第一等精锐部队”，“它的兵力之大装备之较现代化，工事之强度，抵抗之坚决，在中野来说，也都是第一次遇到的。”

面对如此强大而众多的敌人，毛泽东确定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与刘伯承、陈毅一道，充分展示了指挥战争的艺术。正因为刘、陈、邓都具有沉着冷静、能够根据千变万化的形势作出正确决策的特点，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对他们充分信任，几次指示他们，情况紧急时，一切由他们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歼灭黄维兵团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是战事最紧，最繁忙的时期。因为在刘、陈、邓中，邓小平年纪最小，正值44岁的盛年，所以主动承担了战役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第二阶段整个作战过程中，真是军情急，战事紧。电话铃声通宵不断，电报战报雪片般飞来，邓天天守在作战室，每天值班都要到深夜，甚至到下半夜，直到战事无大变化时，他才回去。总前委的决定，多是由邓向各纵队传达部署，他随时听取作战科汇报战情，每每亲自与各纵队首长直通电话。”

一个运筹帷幄，决战决胜，事急不慌，事紧不躁的高级指挥员形象跃然纸上。

邓小平是一个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冷静思考善于捕捉战机的大师，也是一个善于发现不良思想倾向的大师。

1946年9月10日，正是农历中秋时节。二野几个纵队的司令员收到通知，要他们到司令部去开会。他们以为刘邓首长借中秋佳节犒劳大家。因为几个月来，二野所向披靡，连战皆捷，仅定陶一役就歼 4个旅17000余人，俘虏敌中将师长赵锡田。一路上大家兴致勃勃。

纵队首长们满面春风地向邓小平伸出手来的时候，邓小平却用手在空中摇摇说：“这次开的不握手会议!”大家立即感到了严肃的气氛。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开会的宗旨：“今天，开个不握手会议，不要刚打两个胜仗，就沾沾自喜，握手言欢，心满意足，你好我好，什么都好。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邯郸出发以来做得怎么样?部队的指挥、战斗作风还存在着哪些问题?现在发言吧!”

刘伯承司令员、李达参谋长和张际春副政委依次发言，指出部队中大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原来，由于二野连战皆捷，士气高昂，信心充沛，但少数领导干部在胜利形势下，开始滋长起一种骄傲情绪，部队群众纪律不太好，军民、官兵团结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于是邓小平在会上在总结作战经验的同时，强调了克服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和少数部队只顾作战需要，不顾群众纪律的倾向。

正是在下属因胜利而滋长骄傲情绪时，邓小平的头脑却异常清醒冷静，使部队始终不断克服存在的问题，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二野之所以能在解放战争中打好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大战役，与刘伯承、邓小平对部队的精心培养是分不开的。

解放以后，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层，依然保持了冷静务实的作风，并一以贯之。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是较早觉察到问题的领导人之一。尤其是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像一名高超的舵手，在各种各样的风浪中，驾驶着改革开放的大船破浪前进。

在“左”的思想开始冒头之际，他强调反“左”，当资产阶级自由化呈泛滥之象时，他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清除精神污染。当他敏锐感到如果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为一种运动，有可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他又将它淡化。当人们求稳的思想占主导，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趋缓时，他又大声疾呼要敢闯、敢冒。

在对一些重大国际外交问题的处理上，邓小平的沉稳冷静更是对稳定大局、稳定人心起了关键作用。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运黑云压城，社会上有些人一时惊慌失措，邓小平却稳如泰山，安之若素。他告诫人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鉴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一些人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还灵不灵产生怀疑，对前途感到忧虑。邓小平针对这种思想指出：“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东欧事件发生后，他泰然处之地对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变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制裁，如何同这些国家处理外交关系，国内有些人拿不定主意，外国人也抱着观望态度。为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苏联垮台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好心人，要求中国站出来，替他们当头。要不要当这个头，事关重大。一次，邓小平提醒党内同志：“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头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邓小平的头脑并不因为有人要我们当头我们就热起来，他非常冷静，并且将其作为一个根本国策。我们为什么不当头呢?

一是没有当头的力量，中国本来很穷，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完全够格，自己的事还做得不好。怎么有资格去当这个头。当了这个头，也负担不起经济上的责任。

二是一旦当上头，就失去许多主动权。人家要你当了这个头，你就必须代表人家的利益去说话去办事，对自己独立自主地执行外交政策带来很多制约，这样就等于捆住了自己的手脚。

四、“猫 论”

邓小平家中挂有一幅《双猫图》，一白一黑，一前一后，十分惹人喜爱。图上方是几行遒劲苍老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这是1984年时年83岁的老画家“江南猫王”陈莲寿送给邓小平的，邓小平很喜欢这幅画，其女儿向他索要他还不肯给。老画家得知后，又画了一只小猫送给也是画家的邓的女儿。

“猫论”有争论。据称，争论还通过薄一波反映到了邓小平处，邓小平回答说，第一，我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不论实情如何，也不论理论界或其他什么界怎么看，对中国广大平民百姓和很多国外人士来说，认识邓小平，钦佩邓小平，对邓小平产生亲切感，基本上都是从“猫论”开始的。日本著名中国学专家竹内实说，“猫这句名言，就是在我们日本也广为流传”。外国学者评述邓小平，几乎都会相当突出地谈到“猫论”。“猫论”是大白话，但寓意深刻，很深刻。

邓小平阐述“猫论”的代表性言论，在1962年7月7日的一个关于“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就像打仗一样，“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所以，“猫论”从根本上说，与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本质等论述是一致的。“猫论”就是一种本质论，就是经济建设中心论，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实事求是……猫作为一个种类，其生存法则就是捉老鼠，能否捉到老鼠就是猫好猫坏最主要的或唯一的本质特征。当然，宠物猫是另外一回事。但猫作为一个种类，能以受宠于人来生存吗？

什么是事物的本质？说破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更为不容易。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天才并不比任何正常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个能聚焦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也就是说，尽管人人都知道要看本质，抓本质，但实际上，往往只有天才人物和杰出人物才能真正认识和抓到事物的本质。

人的先天素质差别很少，先天具有特别优势和特别障碍的人，分别均只有约万分之二左右（有人给出的数据为万分之二点五），但其后的成就则区别很大。从掌握的财富上看，通常都是20%的人拥有超过80%以上的财富，而80%的人只拥有不到20%的财富。产生这种区别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多数人都难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上。有的人，像童话故事《小猫钓鱼》中描写的那只小猫，总是放下钓竿去捉蝴蝶。有的人则是想取巧，因为皮毛颜色之类东西虽与能否捉住老鼠无关，但与讨人喜欢卖个好价钱还是关系甚大。因此，有人也就专门靠涂脂抹粉、修理自己的皮毛来立足于世，因为捉老鼠，办实事，见实效并不那么容易，搞点形式，作点表面文章则轻松得多，容易得多，对升官发财见效快、见效大。“猫论”要求人们把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捉住老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及解决其他实质性问题上，并不一定那么让人喜欢和真正接受，因为有的人不会“捉老鼠”，不想“捉老鼠”，不敢“捉老鼠”，但他又想通过其他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只“好猫”。

“猫论”在革命战争时期为刘伯承这样的大军事家发现，也并非偶然。因为在战争年代，也有不少人教条得很，认为只有怎样怎样打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打输了，把红军全部打光，把根据地全部打完，仍然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打，胜利了，也不行，也要受处分，有的还要被“肃反”，被枪毙。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打赢算数”，反对按“本本”打。这与他的后两次被打倒，在思想路线上是相同的。这种历史表明，“猫论”虽然是一句俗话，但它涉及到了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思想路线问题。也就是实事求是还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问题。

“猫论”并不涉及到主义之争，而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手段问题，方法问题，即只要有利于经济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形式、手段、方法都可以用，就像只要能捉住老鼠，白猫黄猫、黑猫、花猫都是好猫一样。把形式问题上升到主义问题，在认识论上，就是用形式来判断主义，而不是从本质上来分辨主义。也就是没有抓住实质性的问题。新中国30年没解决温饱问题，思想根源就在这里。改革开放阻力重重，根源也在这里。邓小平的成功和伟大，也就是他死死抓住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本质问题、中心问题。

五、“摸 论”

同“猫论”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也是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不少国外人士喜爱的一种名言，民间理论家和业余宣传者们将其概括为“摸论”。

“摸论”，万里将其阐述为实践论，群众论。在1975年整顿和改革开放时期贡献很大的万里在1998年深有感受地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丢掉了。”还有人认为，“摸论”是介于理论指导和实践摸索之间的一种认识论、方法论。因为那个“石头”显然是藏在水中，看不见，要去摸，但它在哪里，还是有不少理论、经验来帮助判断。

“摸论”有很多特色，首先就是一个“敢”字。

有人问，“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里没有石头怎么办？如果河水太深根本就过不去又怎么办？这类问题很多，说来说去，就是少说了一个字──“敢”。

“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一没有桥，二没有船，三是河水比较深，不能直接徒涉，也看不见可以用来踩脚的石头，四是不会游泳。总之，就是没有现成的路，没有现成的工具，要过河，就要摸。因此，“摸论”也就是敢字当头论。

1975年主持整顿时，邓小平就多次号召领导干部要敢字当头，要不怕，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相对于当时的政治气候而言，所谓不怕，也就是不怕再次被打倒。这种意义上敢字当头，在改革开放期间，同样也是需要的。但是改革开放时期的敢字当头，更多地表现为风险。

首先仍然是政治风险。改革开放的政治风险很大，远比以前大，因为以前无非是个人挨批被打倒，改革开放则有可能产生政治大动乱。改革开放时期，有这种忧患意识的人很多，他们的呼声也很强烈，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前后，这种意识和呼声更为普遍，更为强烈。邓小平的政治风险意识实际上比任何人都强烈，但邓小平的过人之处是，正因为如此，他也就更加主张敢试、敢闯、敢冒，更加要求全党同志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要再大一点。

其次是社会风险。邓小平一开始（1978年12月）就估计到，改革开放会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迄今为止的实践证明，这是一种涉及面很广、关系度很大的风险，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难题，目前已上升为新的难点、热点问题，日后还有可能进一步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个严峻考验。

更为突出、更为根本的还是经济风险。邓小平1991年视察上海时说“上海开发晚了”。1992年南方视察时再次强调“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这为什么会有这个大失误？为什么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可以搞经济特区，上海又没有搞？主要原因就是经济风险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特别大。1980年，上海的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3%，港口吞吐量约占39%，地方财政约占16%，同全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所以，即使是像邓小平这样的大战略家，也不敢轻易在上海搞经济特区这样的大动作。一直到1990年6月，中央才正式批准并宣布浦东开发与开放。在微观层面，改革开放意味着强烈的竞争，这对各经营单位，特别是国营企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这一点，年轻时就在法国雷诺汽车等现代企业做过工的邓小平可以说是非常的清楚。“文革”前他就严厉地批评过国营企业不如美国、法国的企业，甚至还不如国民党的企业。1978年9月，他视察东三省，重点考察对象就是国营企业，直率而很有分寸地提出了不少批评。如在本溪视察时说，我们有的企业太脏，企业管理不好。日本管得好。日本有的资本家，首先抓卫生，第二是抓安全。凡是哪个工厂脏的，那个工厂肯定管得不好。

这么多，这么大的风险，为什么还要提倡敢字当头？基本答案就是：不闯、不试、不冒，风险更大，甚至有可能无法挽救。1978年9月邓小平在辽宁听取省委的汇报后十分坚定而不无沉重地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忍耐性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这种紧迫感，是邓小平果断地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理解“摸论”的一个重要背景。

一般而言，过河要准备好船，架好桥。这也是毛泽东提出过的一个著名领导方法，即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但在特殊条件下，为了争取时间，船和桥的问题也就来不及解决了，只好摸着石头过河，甚至摸不到石头也要过。刘邓大军过淮河，就是这样冒险徒涉过去的。那时，只要再犹豫片刻，洪水一来，追兵一到，即使有船有桥也过不去了。因此，除了敢字当头这一特点外，时机意识也是“摸论”的一个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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