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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厉害的矮个子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6912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看到工业战线的整顿卓有成效，邓小平万分欣慰，邓小平又把眼光放得更远了，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还要通盘地考虑。经他提议，国务院从6月16日起到8月11日，召开了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作准备。在讨论了如何加快经济发展问题后，从7月2日起，会议转入第二阶段，分理论、体制、钢铁、工业和企业管理、基本建设、机械工业规划、改进计划工作、轻工业、农林商业、文教、科技等十个小组，给整个工业战线的全面整顿提供一个指导思想。制定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整顿工作在重点突破以后，邓小平适时地将整顿工作全面铺开，全线推进。紧接着，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研究酝酿已久的军队整顿问题。邓小平要求着重解决“臃肿”、“散”、“骄”、“奢”、“惰”五个方面的问题。不久，中央又批准召开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讨论军工企业整顿问题。在抓军队整顿的同时，邓小平又开始了科技教育工作的整顿。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新近被派到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几经修改后，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的汇报。邓小平讲了很多意见。比如，他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的后腿。”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还论述了教育整顿问题，强调“后继要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还特别提到“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他还对办好科技大学，办好各种刊物等具体问题作了指示。所以以周荣鑫为部长的教育部也着手教育整顿工作。

1975年9月至10月国务院先在昔阳，后在北京召开了农业学大寨会议，提出了农业整顿的任务。邓小平在会议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随即在全国掀起了农业整顿的高潮，调整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抓住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的契机，邓小平抓紧了对文艺工作的整顿。首先他重提“百花齐放”的方针，强调“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枝独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解放了被江青一伙禁演的《创业》、《海霞》、《长征组歌》、《万水千山》等一些有影响的节目。文艺领域沉闷的局面有了改观。

为了打破“四人帮”独霸宣传领域的局面，邓小平另起炉灶，设立了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并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以整顿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全面整顿工作，已经发展到意识形态领域。

在整顿的过程中，“四人帮”设置重重障碍，越到后来阻力越大。毛泽东由批评“四人帮”又逐渐听信“四人帮”的一些对邓小平的攻讦，邓小平仍在忍辱负重，一往无前。

邓小平整顿的效果，下列数字足以证明：

197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4年增长11.9%，达到4504亿元，比1974年增长的1.4%，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农业增长4.2%，工业增长15.1%，粮食产量达到5690亿斤，比上年增加185亿斤，钢铁产量达到2390万吨，比上年增加278万吨；铁路运输量达到86746吨公里，比上年增加973万吨公里；全年财政收入达到815.6亿元，比上年增长4.1%。

教育、文艺、科技领域也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次整顿虽然由于邓小平第二次下台而告结束，但却显示了邓小平善于收拾烂摊子，善于治国的雄才大略，对日后他的改革开放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预演。

六、“钢铁公司”战胜“铁娘子”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商讨香港前途问题。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脸色凝重，若有所思，当她步下人民大会堂石阶时不慎摔了一跤。她迅即站起，若无其事一般。她这一跤，使高度关注中英两国领导人会谈的香港和海外媒体增添了报道的噱头，他们一语双关地写道：“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谈时摔了一跤。”

确实，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虽然没有栽跟头，但带来的计划却落了空，她不能不同意邓小平的一些原则。这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撒切尔夫人素有“铁娘子”之称，办事向来果断有魄力，在国际事务中以敢作敢为不屈不挠著称。邓小平有个雅号叫“钢铁公司”，其原则性和魄力、胆识也为国际社会所熟知。这次会谈之所以为国际舆论所关注，一是香港问题本来重大，二也由于中英双方领导人都是谈判能手。当然新华社发表的消息则比较平常。因为这是双方商定的表态口径：

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新华社消息平静的语调后面，是维护各自国家利益的艰难较量。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香港问题的形成完全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造成的。

香港问题留给中国人民是深深的耻辱感。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英国对清朝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于次年1月派兵占领香港。1842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款规定将香港割让给英国。1860年3月，英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又强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一带。同年10月，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后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第六款又规定将九龙半岛南端界限街以南地区(南九龙)割让给英国。到了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共同瓜分中国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将深圳河以南，九龙界限街以北，现称新界之地租给英国，期限为99年。1997年6月30日期满。此后一年，英女皇又于1899年12月27日令枢密院发布“关于九龙城寨之敕令”，竟然单方面将九龙城纳入英国殖民统治范围。这样，英国利用以上三个不平等条约及其附件，将总面积1069平方公里的香港地区霸占为殖民地。

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1997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便已摆上中国政府的议事日程。

这次撒切尔夫人访华，双方主要商谈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在邓小平会见她之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

就在撒切尔夫人这次访问中国前的几个月，英国和阿根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爆发了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马岛离英国本土有万里之遥，但凭借着坚船利炮，英国取得了胜利。

这次北京之行，撒切尔夫人意在挟马岛胜利的余威，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幻想可以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

行前，她也曾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意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并借机试探中国的反应。

24日上午的会谈开始后，撒切尔夫人摆出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邓小平说，英国是根据过去签订的条约管辖香港的，这些条约是有效的。如果要改变这些条约，应该通过别的协议来代替，而不能单方面加以废除。

一个巨大的障碍摆在面前，而这又关系着中国主权这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相对来说好办得多。而如果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又不知要费多少口舌。

这次谈判最成功的地方，就是邓小平把一个最难缠又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以最简捷最不容置疑的方式解决了。迫使对方既重视这个问题，又决不容许纠缠这个问题。

于是邓小平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这一论断，充满了智慧和坚定的原则立场，体现了他这个“钢铁公司”强硬态度的本色。

这一句话绝无依傍。但说出来又不可辩驳，因为符合一切公正的国际法的准则，符合正义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了许多国与国关系纠纷处理实际历史经验得出的一个著名论断。马克思没有说过，列宁毛泽东也没有说过，其他任何外交家也没有说过。

邓小平这一句话真有四两拨千斤之效。

就是这一句话奠定了谈判胜利的基础和前提。

试想一下。如果就主权问题展开讨论，不知要花费多少无谓的口舌!

邓小平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邓小平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明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这番话，表示了中国人民要按期收回香港，尽早结束民族耻辱的心声。表示了中国政府的坚决态度，丝毫未留讨价还价的余地。

撒切尔夫人说，如果中英两国政府能就香港未来的行政管理的明确安排达成一项协议，如果她满意地认为这些安排是可行的，能赢得信心，香港人民可以接受，而且她也可以让英国议会相信这些安排是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可以考虑主权问题。而要稳定货币，稳定目前香港所实行的金融和税收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和经济制度等等，一切都有赖于英国的管理。

“铁娘子”的如意算盘是，英国把主权还给中国，中国则把治权让给英国。她甚至高傲地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管治下才能保持繁荣。实际上撒切尔是以此为借口，试图保留治权。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他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在谈话中提出，如果现在对英国的管理实行或宣布重大改革，对香港信心所产生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将导致大批资金外流，金融中心崩溃，多年来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将毁于一旦。除英国外的美、日、澳等国财团也不敢继续到香港投资。

至于人们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我们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中国宣布收回香港，会不会产生波动?邓小平认为小波动将不可避免。如果产生大的波动怎么办呢?邓小平说，到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这是在明确告诉撒切尔，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中国收回香港的决心不会改变。言下之意是希望英国要与中国密切合作，不要人为地造成波动，更不能人为地制造灾难。倘若那样，中国政府也有办法对付。

这次会见，为以后中英双方的谈判定下了基调。所谈的都是原则问题，根本问题。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正是体现在邓小平善于抓大事，议大事上，善于抓根本，议根本上。

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岁月》一书中回忆同邓小平会见时说：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著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向来以厉害著称的“铁娘子”不能不坦诚承认，她在同邓小平谈判时遭到了失败，尽管不是“彻底的失败”。

七、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

1985年6月1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上宣布，我国政府决定军队员额减少一百万。邓小平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中国政府始终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少员额一百万，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的表现。它表明，拥有10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

一百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

这气魄，这决心，世界军事史上少有!

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加强军备竞赛，当然，口头上的他们也高喊裁军，但却是口惠而实不至。

中国裁军一百万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世界舆论的高度重视。

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指出：“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巴基斯坦《黎明报》评论道：“中国裁军一百万的决定将会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它确实是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塞浦路斯前总统瓦西里欧说：“我们相信这一行动是积极的。在当今世界我们应该强调停止军备。投资发展和平事业，创造条件提高全人类的生活水平。”

瑞典前首相乌尔斯腾说：“维护和平是维护中国自身利益，也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当然，中国的作用十分重要，比其他国家都重要，因为中国如此之大，在亚太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

巴西前总统萨尔内说：“我认为邓小平是一位时代的伟人，是为世界和平奋斗的重要人物之一。人类希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正是一个为之奋斗的国家。无论从中国的立场还是世界立场出发，邓小平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

邓小平，在世界面前主动裁军一百万。他何以有如许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呢?他实施这一气魄惊天下的裁军计划的成功原因何在呢?

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是邓小平裁军百万的前提条件。

曾担任外交部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说：“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出现了重要的，新的变化。我国那时已经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也正在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在客观上讲也可以争取到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当时世界各国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也都渴望世界能够和平和安宁。其次，在世界范围之内出现了一种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高潮，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同时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大地妨碍了、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许多国家都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南北差距在扩大，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小平同志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站在世界全局的高度，抓住了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

1985年3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说：“现在世界上真正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汉斯·克莱因对邓小平这一论断非常信服，他说：“我认为邓小平这一论断是对世界当前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邓小平具有让人们认识外界事物的能力。事实上，和平与发展这两大因素是相互关联着的。世界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和平；另一方面如果世界上的和平得不到保障，那么就不会有明智的发展。战争只能带来痛苦、贫困和死亡。”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说：“小平同志在和平时期第一个大的贡献，就是对国际形势作出了透彻的分析，判断世界大战相当一段时间不可能发生，所以对我们解放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作了很大的转变，转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建军。”

在以前，我们对世界形势不是这样判断的。正如曾任国防部长的秦基伟曾说的：“因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各方面工作的立足点，都是放在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上。这样使我们军队也好，和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始终是处于一种临战状态。”从70年代末起，邓小平所代表的中国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被外国的政治家、观察家们看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失，今天已完全没有了。”

外国人没有看错，就是在决定裁军的1985年6月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全世界维护和平力量在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正是因为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裁军一百万也就为国内外所理解。

军队建设服从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是邓小平成功裁军百万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在1985年6月4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说：“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就可以拿出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裁减一百万军队，就可以减少军费开支来支援国家建设。邓小平关于四个现代化有先有后的观点，关于军队要忍耐几年的观点，都是为了保经济建设的重点。反过来说，经济上去了，军队建设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这些观点，得到了军队高级将领的拥护和支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说：“我们军队的方向就是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大局。大家知道1984、1985年小平同志讲这个话讲得最多，突出强调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军队要在大局下行动。我们的经济上不去，我们国家不能富强，人民的生活不能改善。因此 军队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全局观念。按照这个要求，所以军队一系列的工作都有一个全局观念，贯穿于我们的一切实践中。”

军队的思想统一了，裁减就顺利了。

裁减一百万军队确实有利于克服军队存在的弊病，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古今中外一切明智的军事家都知道，兵贵精不贵多。但我国军队编制在70年代中期高达661万人。军队人数众多，机关庞大，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干部老化，真是到了病态的地步。从1975年起，邓小平就多次讲过军队消肿问题。他指出军队成堆的问题中核心问题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军队的“肿”主要是“肿”在各级领导机构。邓小平说：“如果真正打起仗来，像我们现在这种臃肿状态的高层领导机构，根本不可能搞好指挥。我们在战火中生活几十年，打仗靠指挥灵便，现在有什么灵便啊?”“真正打起仗来，就是跑也跑不赢。”消肿的目的正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这一点，也说出了部队许多将领的共同想法。

大公无私也是百万裁军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裁军百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事情涉及到军队建设的方方面面，涉及到许多有光荣历史部队的裁减，关系到数十万干部的去留。其复杂性不言而喻。邓小平以恢弘的气度说：“这是个得罪人的事情哪!我来得罪吧，不把这个矛盾交给新的军委主席。”

据说在精简整编方案正式下达之前，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秷秀将军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昆明军区不会撤销。这不仅因为昆明军区的班底是原属二野的部队组成，而且当时中越边境还有战火。作为二野老政委的邓小平，大概不会拿昆明军区开刀吧?张司令带着军务部长到北京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时，公文包里甚至还带了昆明军区接管成都军区的具体方案。但军委扩大会议宣布的方案是：撤销昆明军区，其机关和部队与成都军区合并。这件事在军内外震动极大。人们看到了邓小平的魄力和公心，也看到了中国军队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希望。

八、天塌下来有人顶着

在1979年1月30日晚上出席美国总统举行的盛大国宴上，参加欢迎邓小平夫妇宴会的美国女演员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出兴趣时，邓小平风趣地告诉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他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在世界政治史上，像邓小平这样历经磨难，而又不屈不挠的政治家恐怕是极少的。尽管历经磨难，但他仍享年93岁，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代人中，作家、画家、书法家等逾九十高龄的人不少。但在火与血，生与死，沉与浮，荣与辱中走过的政治家能够享此高龄确实不多。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打而不倒，落而又起，除了他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之外，还因为他具有乐观开朗的性格，幽默风趣的人生态度。

表面看来邓小平很严肃，邓榕也说邓小平在家里话不多。他在下属面前也不令而威，这只是他性格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又生性乐观开朗。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起长征时同邓小平在一起的情况说：“长征的时候很苦，没有东西吃，大家就精神会餐，谈吃的吧，什么地方的东西好吃。他就说四川菜最好吃，我们就说，我们湖南菜也很好啊，所以非常乐观。我们喜欢听他吹牛皮，牛皮公司，老想要他吹，大家笑一笑要高兴一点。”从刘英的回忆可以看出，被称为“牛皮公司”的邓小平当时是一个活跃分子。物质生活上虽然非常匮乏，但在精神生活上却非常丰富。

在60年代初期中苏会谈的过程中，谈判桌上的交锋是非常紧张激烈的，但邓小平始终泰然自若，走出会议室更谈笑风生。据著名翻译家，时任随团翻译的李越然回忆，有一天在同苏联代表团激烈争论之后，回到使馆吃饭，大家情绪不好，话不多。这时，邓小平忽然招呼刘晓大使的夫人，扬一扬下巴笑着说：“张毅啊，你是江西人，你知道‘兔子吃鸡’这个掌故吗?”

“什么，兔子吃鸡?兔——子?”张毅以为听错了。

“对，兔子吃鸡。”

“哎呀，小平同志，我只听说过黄鼠狼吃鸡，可从来没听说过兔子会吃鸡。”张毅忍着笑却又忍不住，鼓着嘴巴摇头，“而且还有什么掌故?”

“当然有掌故，此事发生在三十年代。”邓小平含着笑望望大家，大家都睁大眼睛等待下文。

“你们谁知道?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这事出在陆定一身上……”

“不是在延安养兔子，是在延安做报告。谈到托洛茨基什么什么，他这个无锡话可就糟了。说来说去总是‘兔子吃鸡’。我们有些同志听完报告，总不相信兔子吃鸡，就像现在张毅一样，边出会场边四处打问：兔子吃鸡，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兔子还会吃鸡呀……”

饭厅里笑成一片，会议争论时留下的紧张气氛被笑声一扫而光，大家的胃口立即好起来。到了吃饭时，邓小平知道李越然善于模仿别人讲话，过去就曾叫他模仿过薄一波的讲话，于是他又提议：“小李，给大家出个洋相，学学巴格达什讲话么。”

当时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学着苏联的腔调指责中国共产党，其中就有伊拉克的代表，他俄语讲不太好，那种腔调别有一番风味。于是李越然模仿巴格达什的腔调和表情即席表演引得哄堂大笑。邓小平的一个笑话和李越然的一个洋相就将从谈判桌上带出来的气愤情绪一扫而光。

1969年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而此时的他骨肉分离，吉凶未卜，头上戴着“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走资派”的大帽子。但他从不发牢骚，从不唉声叹气，而是泰然处之，加紧锻炼，保持身心健康。从他的住地到劳动的工厂来回差不多五千步。中午午觉后，他便下楼来到院子里，围绕着住的楼房走三四十圈，每圈以140步左右计，那么一天就是一万多步。每次步行下来，身体便热乎乎的。一次他风趣地对管理秘书说：来这里劳动，先作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再加五年。说罢，做了一个扩胸动作，接着说：“估计我这个身体，坚持十年还是可以的，绝不是下乡镀金论。”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蒙冤受屈的时候，邓小平往往用读书、劳动来调节生活，调节情绪，表现出他的坚毅和达观。在江西谪居的日子里，经批准他带去了北京所有的藏书。除了白天半天劳动外，他大多在读书，常常读到深夜。在江西的几年中，他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在读书时，他在思考中国的命运，党的命运这些大问题。他看到虽然自己受了冤屈和挫折，但从不空虚、灰心、丧气。他对外宾说：“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1985年7月15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钱伯斯。钱伯斯对81岁的邓小平身体如此硬朗、精神如此饱满感到惊奇，他问邓小平：“我想请教一下，您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笑着回答：“许多客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四个字：‘乐观主义’，天塌下来不要紧，有人顶着。”他说：“我是三下三上的人，对什么问题都能持乐观态度，相信自己的信念总会实现，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是活不到今天的。”

平常有乐观主义精神的人不少，但屡经磨难，仍能达观向上的人就不多了，屡经政治上的打击，精神上的批判，犹能愈挫愈奋毫不消沉的人就少而又少了。邓小平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开朗豁达和坚强的心理素质使邓小平一次次踏平坎坷，战胜逆境。

也许在家人面前邓小平是一个如其女儿所言的“性格内向，沉稳寡言”的人。但在同志之间，在群众之中他又平易近人，在外国人面前，他又幽默风趣，光彩照人。

邓小平个子不高，在与身材高大的外国人打交道时，其身高不能不说是个劣势。德国人埃尔维因·魏克德说邓小平：“他身体矮小，可能他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中最矮小的。但如果在国家领导人排列站队时，可以肯定，他不是站在最后，而是站在最前面。”外国人看到了他的实力。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以其务实、幽默风趣的个性魅力折服了他们，体现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和文明古国的泱泱风度，为中国赢得了更多的朋友。

1978年10月24日上午，正在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邓小平，在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得茂和参议院议长进行礼节性拜访。邓小平说：“对于两位议长的热情讲话表示感谢。”并且说：“诸位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识。今天的好天气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未来。”

在这里，邓小平还会见了日本六个在野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恳谈。

邓小平对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见面时说的话吗?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稳定，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还说：“请永远不要改你的名字。”见河野有些诧异，邓小平又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这话使河野恍然大悟，终于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原来，河野去年秋天访华时，邓小平曾十分风趣地把他的名字“洋平”分解和引申过。河野见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能记起去年同自己会见的事，大为感动。他事后对记者说：“还是高级领导人善于掌握人心。”恳谈中，邓小平想起了徐福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便轻松地把话题一转：“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求长生不老药。”他话音一落，议长室里就爆发出哄堂大笑。之后，他又愉快地补充说：“也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的。”

邓小平的话诱发了在座日本在野党领导人的幽默感。一时间，议长室里谈的尽是“关于药的话题。”

公明党竹入委员长说：“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接过话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又出席了有400多名各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了日本记者提的钓鱼岛的归属等问题之后，他又回答有关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他说，为了实现现代化“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要承认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他突然说了一句饶有风趣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记者们对这一尖刻的自我评价发出哄堂大笑。但他们都相信，这种态度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期间，邓小平应邀出席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的家宴。主客之间觥筹交错，笑语声声。酒酣耳热之间，布热津斯基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答道：“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这一回答获得一片赞成声。

“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布热津斯基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敏感而尖锐地问题，它直接牵涉到中国领导层和老百姓的政治态度。邓小平哈哈一笑，机智地回答“是的，我也碰到了困难，在台湾省，有一些人就表示反对。”邓小平非常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重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与邓小平打过多次交道的美国前总统卡特说邓小平“他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与他为伴使人觉得高兴。”“邓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傲慢自大。”“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正因为邓小平光彩照人的外交风采，所以有人称他是“一位外交天才”，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的幽默风趣，坚强自信的外交风采，对我国大开国门、广交朋友起了很好的作用。

九、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

在历史的天平上，邓小平是一个极具重量的人物。日本的竹内实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位伟大的人物，第一位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第二位是孔子，由于他的存在，中华世界才具有“中华文明”的面貌。第三位是毛泽东，他是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终生的人物。第四位便是邓小平，他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俄国的威廉·奥弗霍尔特认为邓小平是本世纪末20年里最响亮的名字。这仅仅是外国人对邓小平评价的两个例子。

无论是外国政要，还是新闻媒体，无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还是普通工人、农民，对邓小平都有许许多多的赞美之情，赞颂之词。但正如美国人哈里森索尔伯里说的：“他不搞个人崇拜，走遍中国，看不见邓的面像和塑像。”他“拒绝别人为他写传记。他不愿引人注意，不喜欢别人像对毛那样吹捧他。他天生平易近人。”邓小平既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位谦虚朴实平和宽厚的老人。

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但他从不居功，不自傲，他虚怀若谷，以其巨大的人格魅力和性格光辉感染着千千万万人。

他不争权，不要官。他24岁当中共中央秘书长，52岁当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他又是核心人物，但他从不谋求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或者国家主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了中央主席，中共军委主席的职务。曾建议由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其他中央负责人有人也有这种愿望。如果邓小平担任党中央主席，谁都不会反对。但邓小平拒绝了这一职务，而推荐胡耀邦担任这一职务。按能力、按资历、按贡献，邓小平完全可以担任这一职务。但他从党的事业考虑，从大局出发，让年轻的胡耀邦在一线发挥作用。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同志。但是有些自传还是宣传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1986年9月，他对来访的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讲：“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如果要我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1988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说：“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搞我的什么自传，我都婉拒了。我认为，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

邓小平不争功，不诿过，他从不隐晦自己的错误，他不愿意讲自己的功劳。对为革命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而对自己的错误，邓小平总是磊落地承认，这是邓小平一贯的品质。在1954年召开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对自己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认真的检讨和反省：“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20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绝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

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党在“文化大革命”前犯过的一些错误时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发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虽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1980年8月，邓小平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娜·法拉奇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那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邓小平对自己向来是一分为二的。他对人说，“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是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他对自己的评价是：“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点过他的名，撤过他的职，但他没有把过去的错误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他坦诚地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是何等的高风亮节!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后，邓小平多次强调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1989年3月23日，他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中国近十年获得了可喜的发展，成就是主要的，但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回顾近十年的时间里，“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李鹏在这次向人代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失误，外国议论说我们做了自我批评。我们老同志也有份。”1989年4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又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转折点，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执行几年，发展顺利。但接着经济发展过热，带来一系列供求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对这种现象，哪怕三年前，如果警醒一下，能够注意到，现在情况就要好得多。”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指出：“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包括伟人，也是一样。古人说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过则能改，善莫大焉。邓小平的过错，正如日月之蚀，丝毫不影响他的光辉，人民反而更崇敬拥戴他。

对于功劳，邓小平从不记在自己的账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的成就是邓小平带来的。中外人士，对邓小平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无不同声赞颂。但他总是讲这是集体的作用。

他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现在外国报刊都是在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他还对美国客人说过这样的话：“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

对于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功劳记在他账上的说法，他不仅不接受，而且坚决反对。他对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说：“我们党的十三大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大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所以，不能把九年以来的成绩都写到我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

邓小平一再反对突出宣传个人，一再强调集体的作用。如果搞个人崇拜，他完全有资格接受个人崇拜，但他深知斯大林、毛泽东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他断然拒绝任何个人崇拜。他不仅尊重集体，归功于集体，也尊重群众，归功于群众。他谦虚地表示：“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充分肯定了邓小平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历史功绩。邓小平读了送审稿之后说了下面的一段话：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如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对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他也认为这不是中央的功劳。“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的政策是对头的。”邓小平是真正处理好了个人与集体，领袖与群众关系的政治家。

列宁认为，领袖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她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置身于普通劳动者之中，置身于党员群众之中，而不是凌驾于集体之上。

邓小平的虚怀若谷还表现在他敢于承认落后上。他从不打肿脸充胖子。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有些外国朋友对我们说，中国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20年，这一估计是出于礼貌和客气。事实上我们有些领域落后30年，在其他领域落后50年。”他说：“中国在世纪末要接近世界水平或赶上世界水平，或要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长期与世界隔绝，闭关自守。我们过去总是夜郎自大。像以前有一个小国的国君，他总以为自己是世界之最，不理睬周围的王国，昏昏庸庸，最后被别的国家吞并了。”正因为他敢于承认落后，敢于正视现状，才激发了中国人民向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教育学习的热情。

邓小平的原则性很强，违背原则的人和事，他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批评。但有时候也难免批错人。

1984年5月24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被邀参加采访六届二次人大及政协会议的港澳记者，让记者拍了照之后，神色凝重的邓小平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他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第二，我要辟个谣，黄华、耿飙讲的香港驻军问题不是中央的意见。你们去登一条消息，没有那回事，香港要驻军的，既然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呢?这个英国外相豪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中国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利都没有吗?那还叫中国领土?”

引起邓小平批评黄华、耿焱风的导火线是香港的一份报纸，邓小平接见政协、人大港澳代表的当天下午，刚好看了这份报纸，报上刊载前国防部长耿焱风5月21日出席湖南省人大代表小组会议时，就香港问题表示：中国军队将来不会驻在香港，而香港人也无须负担军费!同时，又有人向他说，黄华也接受过香港记者的采访，并曾就香港问题发言。他在盛怒之下，以为黄华说的也是驻军问题，于是在谈话时把两人扯在一起了。

驻军问题是主权问题，中国理所当然在香港驻军。

而这次动怒，被批的黄华并没有讲过这个话，因此，事隔三日后，他在接见香港“船王”包玉刚时，曾内疚地说，黄华同志没有说过驻军问题，我不该错怪他。真正是知错就改，勇于认错。邓小平作了自我批评，耿焱风也作了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才有这种勇于改过的博大胸怀。

邓小平这一辈子，既有钢铁般的意志，坚强的原则性，又有谦虚宽广的胸襟，他为人又厚道，毛泽东也特别称许他的厚道。他虽然在战场上杀伐决断，但待人宽厚，与人为善，他一辈子不曾整过人，不仅未曾整人，还及时解救大批挨整的人。后来他为地富分子摘帽，为错划“右派”平反，允许千百万知识青年返城，用古人的话说是施“仁政”，这些都可以看出他宽厚的大德。特别是，对于犯错误的人，如赵紫阳、华国锋等同志，处理也甚合情理。更显示出他待人完全是出于党心公心，根本不存在个人恩怨。由于他的宽厚，可以说邓小平一生中没有一个私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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