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书屋

第九章 厉害的矮个子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5777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对苏联共产党员的领导说，那些具体事情和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当时苏联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对邓小平还不太了解，就去找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同邓小平打过多次交道的苏共领导人向赫鲁晓夫报告：“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后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这个人可厉害，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显然不是个别人的感觉和看法，也不仅仅表现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

一、“他是否曾经害怕过”

人们知道，邓小平是一位现实主义者，是一位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领导人。“他是否曾经害怕过?人们无从知道，但是看来他不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他不会害怕灾难而屈服。相反，宁可说，他似乎像一些有胆略的人那样，在严峻的环境中以守为攻。”德国人埃尔维因·魏克德这样评价过邓小平。

确实，邓小平是一位勇往直前的领导人，是一位在严峻环境中以守为攻的有胆略的人。

1927年4月，中国政局发生突变。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上海等大城市街头，警车呼啸，横冲直撞。无数共产党员及参加革命的工人、农民、学生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城乡，到处是淋漓的鲜血，中国，弥漫着无边的黑暗；白色恐怖，时刻威胁着每一个革命者的生命。

原来倾向革命的冯玉祥这时态度发生急剧变化，一步一步倒向蒋介石。本来冯玉祥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革命高潮的推动下，爱国之心和革命之心日益强烈，还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赴苏联考察两个多月，大受鼓舞，在他的要求下，邓小平等200多共产党员先后来到他所领导的国民军中工作。但在1927年骤变的政治风云中，冯玉祥因认不清蒋介石的面目，而被蒋介石拉拢过去。在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还曾一度想促冯玉祥反蒋。

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专程来到潼关。邓演达在国民联军总部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介绍了国内外局势，揭露了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种种罪恶事实，最后在他高呼打倒军阀蒋介石时，冯玉祥表现出十分不悦的神情，这使邓演达十分尴尬，在主席台上的其他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个个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就在这时，台下队伍中走出一个个子不高身体结实的青年，他向前迈了几步，高举拳头，操着四川口音，连喊三声：“打倒蒋介石。”冯玉祥一听，立即怒形于色，便宣布马上散会。这个青年也随即被军法处带走。第二天，经共产党员刘伯坚保释，才被放了出来。冯玉祥大概没有想到，这个高喊口号的青年人，就是半年前他三番五次请求共产党派来进行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之一的邓小平。

后来，冯玉祥经历了人生的一次曲折，他被蒋介石拉了过去。国民军部队便也容不下共产党员了。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他在自己的辖区和军队里进行“分共”和“清党”，毕竟部队里那些共产党员是他请来的。所以他的态度较蒋介石温和一些。他以训练为名，将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其中包括高喊“打倒蒋介石”的邓小平。

初生牛犊不怕虎，邓小平正具备这种胆略和勇气。他不顾冯玉祥在邓演达历数蒋介石罪状后出现的不悦之色以及全场噤若寒蝉的气氛，出于满腔义愤，连呼口号，必定引起了全场震惊。在场的共产党人和党外的许多人都为这个青年捏了一把汗。

当时的冯玉祥、邓演达肯定万万不曾预料到。这个矮个子青年人十几年以后居然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蒋介石对手阵营里强有力的一个。他是毛泽东麾下令蒋介石极其头痛的智勇双全的骁将之一。

“打倒蒋介石”变成了他前半辈子为之奋斗的事业。

1946年6月，他同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打倒蒋介石战略性反攻的序幕。

1947年8月，同刘伯承率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在大别山稳稳站住了脚跟，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入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在蒋介石的卧榻旁边支起了我党我军意欲酣睡的床铺，令蒋介石坐立难安。

1948年11月，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55万之众。

1949年4月，任总前委书记，与刘伯承、陈毅等指挥渡江作战，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长江飞越天堑，直捣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南京。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红旗插上了南京蒋介石的总统府。

几天以后，邓小平和陈毅走进了蒋介石的总统府。他们都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一坐。

打倒蒋介石后，邓小平又遇到很多非常可怕的敌人和困难。不能说他什么都不怕，他还是有不少担忧和害怕的事，如害怕人民没饭吃，害怕中国落后，害怕中国失去发展时机，害怕中国乱，害怕自己年龄太大犯错误，还有很多的忧患，有人专门写了一部谈论邓小平忧患意识的著作，20多万字，还不包括对子女和自己老两口身体健康问题的忧虑。因此，完全可以肯定，邓小平也害怕过，而且比一般人害怕的事情更多，性质更严重。但对敌人，不论是蒋介石、赫鲁晓夫，还是林彪、“四人帮”，对困难，不论是在陕西、广西、江西、山西、大别山、中原，还是在建国初期、三年困难时期、整顿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他从来都没有害怕过。也不能说完全不怕，而是因为怕也没有用。所以他也就干脆“横下一条心”——不怕，什么敌人、什么困难、什么危险都不怕。

二、打得越好越安全

害怕和恐惧不但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而且是个人成长、人类进步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怕不能升学，怕找不到工作，怕失业、怕破产，怕别人看不起，不知激励了多少人发奋学习，发奋工作，从而成长起来。同样，一个忧患意识强、危机感强的国家和民族，其发展也比其他国家和民族快而坚实。以色列、日本是典型，美国实际上更典型。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美国的“怕”的确比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和以色列在内都广泛、都深刻，同时也更敏感。它不但怕日本和以色列所怕的东西，而且几乎什么都怕。正因为如此，它为了自己的安全，在科学技术、经济发展等方面也就抓得更紧，稍有不利就惊呼：美国处在危机中。

邓小平成为一个硬邦邦的男子汉，并不是不怕，而是通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他深深地掌握了一大方略——越怕就越可怕，越不怕就越不可怕。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一个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这是当时国际瞩目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蒋介石曾三次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的主动权，但当毛泽东毅然赴重庆时，这个主动权就开始向共产党方面转移了。毛泽东去重庆，增大了实现和平的机会。同蒋介石直接谈判，有可能争取到一些有利条件，还能够争取中间派和国外舆论的同情，有利于开展外交斗争，避免给美国提供大规模援蒋的借口。如果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便无法推卸发动内战的责任。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谈判斗争应与谈判会场外的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说，“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

国民党对谈判并没有诚意。谈判期间的9月，蒋介石致国民党各战区司令长官的密电，把中国共产党诬称为“奸党”。内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的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要道交通线，将寇军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对于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敢于去谈。

深入虎穴狼群需要大智大勇。

对于国民党军的来犯，人民军队敢于去打。

寸土必争，针锋相对，同样需要胆魄。

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枪炮之下同样得不到。

领袖和他的战将以气魄和胆识配合默契对付国民党。

就在蒋介石一再电邀毛泽东赴重庆的时候，他的军队却沿着平绥、同蒲、平汉、津浦等铁路，由西向东，由南向北向我党根据地大举进犯。其中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于8月下旬出动7个军，在日伪军的接应下，以主力进占同蒲路沿线，并以19军军长史泽波率领五个师一万六千余人，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腹地的上党地区，占据了襄垣、长治、长子，壶关、屯留等城，晋冀鲁豫解放区地处华北战域的中央大门，其西面，是太行、太岳、中条三条山脉；东面，是江北，山东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南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北面是正太交通干道蜿蜒。刘伯承称这块古燕赵之地为“四战之地”。这块战略要地，成为国民党进攻的主要方向。从一开始，便处于针锋相对的‘针锋’之上。在山西的东南部，有一个上党地区。这个地区环抱在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之中，以长治县城为其核心，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块略为平缓地区，乃古今兵家要地，国民党侵入上党地区试图以此迫使中共在即将举行的重庆谈判中作出让步。

这时，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

打?还是不打?

打，会不会对毛泽东的安全不利?不打会使毛泽东在谈判桌上处于不利地位。

8月25日，刘伯承、邓小平请示毛泽东如何对付国民党军的军事进攻。毛泽东指示说：“你们回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也越好。”“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要迅速歼灭上党的敌人。”

毛泽东一声令下，邓小平、刘伯承旋即飞回太行山部署作战。邓小平、刘伯承七年多以来浴血太行，与日寇打了多次恶仗，威震太行山区。但那时与日寇进行的是分散的游击战。大兵团作战、城市作战是他们面临的新课题。而阎锡山19军军长史泽波所部一万六千多人占领长治周围六城，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心腹之患，必须根除，以使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增加谈判的筹码。

刘伯承、邓小平制订了如下一个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集中太行主力及太岳，冀南部队二万八千人，进行上党战役，坚决消灭侵入上党地区的阎锡山部一万六千人。与此相策应，令晋冀鲁豫部队主力进攻陇海路新乡以北的日伪军；令沿同蒲路的太岳部队加紧破路；令太行、太岳部队攻取焦作、沁阳等地日伪军据点，扫清道路沿线伪军。

对于刘邓部队来说，动员兵力之多，作战范围之广，面对敌军之众都是空前的，而这又是自卫战争的第一仗。刘邓思虑的周密、豪气之宏大在作战部署中完全可以看出。

为了打好这一仗，刘伯承、邓小平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一、要部队明确作战的意义，以必胜的信心鼓舞士气。在研究部署上党作战的会议上。邓小平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抢走。”刘伯承说：“国民党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四个爪子伸向我们了。人家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过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东北部队进行战略展开。邓小平还到部队进行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针对一些干部战士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的安全担心，邓小平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越有力量。”

“为支援毛主席谈判而战”成了部队的共同心声。

二、扩充兵员，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太行、太岳两区就扩充三万五千人。

三、部队编组为适应大兵团作战进行。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暂编为野战纵队。

四、针对即将进行的是大兵团作战这一新情况，刘、邓共同签发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中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指示全面分析了阎锡山部队作战特点，详细介绍了城市战斗和野战各阶段的战术要领。并要求部队按照这一要求加紧练兵。

战斗在9月10日打响，由于刘、邓的精心部署，仅经过十天时间，就先后攻克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长治外围五个县城，歼敌六千多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使史泽波军万余人孤悬长治。

在刘、邓部队向长治发起进攻以后，史泽波急电阎锡山派兵增援。阎锡山连忙派出八个师沿白晋线南下驰援，以解长治之围。

原来刘、邓计划由东、南、西三面同时攻城，放开城北，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消灭。在得知敌援军南下后，立即调整部署，决定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并引敌至磨盘脑，老爷岭，关上这一狭小地区。这时，刘、邓知被围困的增援之敌是8个师两万多人。为了吃掉这块肥肉，急调围困长治的冀南纵队北上参战，只留部分地方武装在长治城外监视敌人。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在北面故意给敌人留出一个缺口，以便将敌调动于运动之中歼灭之。

被围增援之敌在刘邓部队攻占老爷岭主峰后，敌人果然于夜间向北突围。刘邓部队一部分随即堵逃敌，主力部队则沿其逃路两侧进行跟踪与北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除约二千增援敌军逃回沁县后，其余一万七千人全部被歼，数十名将军被擒，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

长治守敌闻讯援军被歼，十分惊慌，于是弃城突围。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陈赓率太岳纵队日夜兼程进行兜击；令太岳地方人民武装沿途狙击，迟滞敌人，对逃敌形成合围之势以后，将逃窜之敌万余人全歼，活捉了率部进犯上党的最高指挥官、19军军长史泽波。为时一个多月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

刘邓指挥三万一千余人的兵力，歼灭了阎军13个师三万五千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这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一个大仗，也是我军所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歼灭战。这个胜利，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以迎头痛击，鼓舞了军民斗志，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

上党战役进行之时，正是重庆谈判艰难进行之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阎锡山打败刘邓，便可要挟、压迫中共在谈判桌上让步。当获悉阎锡山二万援军被刘邓部队歼灭后，他的幻想破灭，于是赶紧督促手下尽快在《双十协定》上签字。还此地无银三百两，说进犯上党是阎锡山部自己所为，与“中央”无关。

毛泽东得知上党战役胜利的消息，兴奋不已。在返回延安不久，便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上党战役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的胜利对蒋介石是当头一记闷棍，对毛泽东来说，是给他谈判的最有力的支持。所以毛泽东赞扬这一回“对”得很好，“争”得很好。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上党战役这一仗，加强了我党在谈判中的地位，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巩固了我解放区后方，加速了我军由游击兵团向适应大规模运动战的正规兵团的转变，这一仗，以共产党的巨大胜利告终。

要知道，当初下打上党战役的决心，并不是很容易的。

前面说过，在抗日战争中，我军为了灵活机动作战，曾将主力化整为零，直到抗战后期，才逐步集中作战，但尚没有进入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在那时，解放区部队编制不充实，多数团的人数在千人以下。部队装备也很差，刘邓部队只有山炮六门，仅半数的团有迫击炮二至四门、重机枪三至四挺。新参军的战士还多用刀矛御敌。弹药也奇缺，不少步枪只有子弹数发。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下决心迎击阎锡山装备齐全的部队的。

这一仗的胜利，是因为刘伯承，邓小平有必胜的决心、勇气和高超的指挥战斗的艺术。

三、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中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这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当事人之一。”这是邓小平1989年5月16日在会见当时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时说的。

确实是这样，邓小平当时作为毛泽东主要的助手，成了中苏论战的主角之一，使当时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领教了他的厉害。

1957年11月，为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40周年，苏联邀请毛泽东、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等人前往莫斯科。在宴会上，毛泽东私下同赫鲁晓夫交谈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赫鲁晓夫似乎颇有同感，连连点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是1956年，你可别看他个子低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作的公开报告和《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邓小平都表示了不同意见。所以赫鲁晓夫对邓小平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厉害的是60年代中苏论战期间，邓小平同他有过几个回合的激烈交锋，唇枪舌剑之间，他才真正认识邓小平。

自苏共20大以来，对苏共的很多观点，中国共产党就有分歧。进入1958年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国防部长，提出由中苏共同在中国建设一座长波电台，大部分资金由苏联提供，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中方明确表示，建台的一切费用由中方承担，苏联给贷款和技术援助，建成后可共同使用，但主权属于中国。7月，苏联方面又通过驻华大使提出，希望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因事关中国的主权，毛泽东明确拒绝了这一建议。这两件事引起苏方不快并使中苏关系留下了阴影。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领导人害怕中国因此会妨碍他们与美国缓和关系的努力，对中国表示了不满。为了施加压力，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1959年8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对这一事件持中立态度，明显站在偏袒印度的立场上，将中苏矛盾暴露在世人面前。9月底，赫鲁晓夫在访美结束后来到中国，对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和反击印度侵略横加指责，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在双方领导人的会谈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不欢而散。

1960年，中苏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公开化。2月，苏联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发表宣言，说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反映了华约缔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但中国却发表了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的发言，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约束力。”4月，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在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两件事，引起了苏共领导人的不满。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5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发动了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公开指责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是“左倾冒险主义”，采取“宗派主义立场”，进行“分裂活动”。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散发了中共中央的反驳声明。7月16日，苏联突然照会中国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所有专家。此后，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联撤走了专家，撕毁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合同和协定，使中国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上述这些背景材料反映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紧张状况。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国家关系都是尖锐对立，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几次赴苏与苏共谈判，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每次谈判他都不辱使命。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每次他都成功地挫败了赫鲁晓夫以老子党自居的不可一世的气焰。显示了他是一个有胆有识的外交家。

邓小平每次舌战赫鲁晓夫都能占上风，原因在于谈判时，他能马上抓住要害问题。

1960年9月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挂帅率团赴苏参加26国党的声明起草委员会。在邓小平还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就在克里姆林宫主持了好几次会议，与苏联的最高领导层研究与邓小平如何谈的问题。会上赫鲁晓夫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一书记嘛……”

在欢迎的国宴上，双方就爆发了舌战。

酒过几巡，赫鲁晓夫开始挑战。他指责阿尔巴尼亚破坏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邓小平一听就知道赫鲁晓夫是指桑骂槐，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便直率地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们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可他们总是和我们过不去。”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与你们有不同的看法。”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呀!”赫鲁晓夫脖子也红了，声音也粗了：“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还骂我们，说我们想控制他们，也太不像话了。”赫鲁晓夫是话中有话。因为中国共产党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断然抵制了他们控制中国的企图。当他们的指挥棒对中国共产党不起作用时，又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毁合同，撤专家，使中国250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赫鲁晓夫的话激起了邓小平的一腔义愤，他严肃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这几句话击中了赫鲁晓夫的要害，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无法反驳。只好转移到斯大林问题上去了。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同样没有得到半分便宜。赫鲁晓夫态度失控，说话信口开河，邓小平当面斥责他荒唐，说他的话是无稽之谈。

以从容对激动，是邓小平在谈判中能够掌握主动权的成功所在。

1963年7月5日上午10时30分，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宴会上，气氛也比较紧张。

“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赫鲁晓夫祝酒时这样说。说是友好，实际上还是不够友好，因为他把球踢到中共一方，意思是看你中共做不做努力。

“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期望消除分歧。”邓小平也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平静而庄重地说。“苏共‘20大’、‘21大’、‘22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消除分歧必须赞同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这话的意思是很明确：我们不会同意你们的观点，但你苏共不应该把分歧从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上。

一听这话，赫鲁晓夫有些激动，急切地说：“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立即反唇相讥：“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语言。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说完这句然后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的观点。”

这时赫鲁晓夫气急败坏，粗鲁地用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态度从容地反驳：“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平静的语气中透出强硬的态度。赫鲁晓夫又碰了一次强硬的钉子。

虽然没有结果，也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但邓小平在风度上却占了上风。真正的胜者，是气度从容的邓小平。

毛泽东闻讯大喜，亲率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到机场迎接邓小平一行。

敢于与这种自视为老子党的苏共斗争、抗衡的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交锋中，邓小平完全体现了泱泱大国的泱泱大党的气魄和胆识。当然，说到底，邓小平捍卫的是马列主义原则，或者说，捍卫的是民族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绝不容许地位的不平等!

四、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肩负起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的重任。这时，正是党和国家处于极度困难的时机，毛泽东已进入垂暮之年，周恩来则重病缠身。“四人帮”反党集团等待时机，妄图篡党夺权。其时，他们的帮派体系盘根错节，凶焰正炽。他们将复出后的邓小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处处设置障碍。并且到毛泽东面前告他的状。许多干部群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敢怒不敢言，因为他们一个个手握重权。谁能不怕呢?但邓小平不怕。

在1974年10月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风庆”轮问题挑起事端，向邓小平发起攻击。

“风庆”轮是上海远洋运输公司的一艘大型轮船，由我国自行设计和制造，1974年上半年远航成功。在这艘船的验收过程中，用船单位和造船单位有过某些不同意见。江青等人抓住这件小事，罗织罪名，无限上纲，说有人不搞自己的造船工业，并扣上“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的帽子。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突然提出风庆轮问题，逼邓小平表态。邓小平说，这件事要调查清楚。江青便大吵大闹。邓小平严肃地说：“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么，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待人。”江青却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你果然跳出来了。邓小平极为蔑视江青这样的骂街泼妇，于是毅然离开了会场。

次日，“四人帮”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没想到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个软钉子。

邓小平敢顶江青。因为他知道，当时毛泽东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已经提高了警惕。他善于抓住这种机遇与“四人帮”斗争，因为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借“势”的斗士。

1975年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大胆革除各种弊病，抓整顿，抓生产，抵制“左’的思想，全国出现一派蓬勃景象。但“四人帮”却把这种整顿视为“经验主义”加以批判，且来势凶猛。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借谈学习理论的重要性，提出了“反经验主义”的问题，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他要求把批经验主义当做各项工作的“纲”。姚文元立即指使《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点突出“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亲自下达电话指示，强调：“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在“四人帮”的指挥下，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一时间“反经验主义”的鼓噪甚嚣尘上。“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危险”等耸人听闻的言论充斥着宣传舆论领域。

在“四人帮”的挑衅面前，邓小平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他多次号召领导干部在复杂严峻的形势面前，要敢于斗争，不怕打倒。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在当时的气氛里，对“四人帮”的斗争最好取得毛泽东的支持。

4月中旬，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后，将张春桥提出的“反经验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促使毛泽东注意到“四人帮”的这一错误动向。

在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领导工作时间不久后，“四人帮”就大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批具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这与毛泽东此时“要安定团结”和“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思想是相悖的。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毛泽东还写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太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的批示一传达，立刻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大批正在印刷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停机了。那些言辞凌厉、咄咄逼人地大批经验主义的反潮流派立即噤声了。

邓小平汇报的情况，使毛泽东看到了江青断章取义，另搞一套的做法，并对此产生了警觉，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他在谈话中批评在场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再三强调：“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这次谈话中，他对“四人帮”提出了批评：“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他要求“四人帮”对这次犯错误作自我批评。他尤其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要守纪律”，“中央委员更要谨慎。”

毛泽东的谈话，对“四人帮”是一种警告和震慑。他们以往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移花接木，另搞一套的阴谋手法不得不有所收敛了。

5月27日和6月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近几年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会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发言进一步批评“四人帮”。会上，“四人帮”低头闷坐，一言不发。会后，他们却说“讲话讲过了头，”对他们搞“突然袭击”，“围攻”。

在继续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反驳说，其实，你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对照主席的批示，还讲得太浅。”

他还针对“四人帮”搞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等三件事，质问他们：“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

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先后发言对他们进行了批评。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后，王洪文发言作了点自我批评。

江青不得不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她说：“我得消化一下，还得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检讨。”

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结；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张春桥则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

多年来，江青等人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现在不得不接受批评，这还是第一次。邓小平临危受命对不可一世的“四人帮”的嚣张气焰狠狠打击了一下，他绵里藏的“针”在关键时刻就会冒出尖来。

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的勇气当然是出于他的原则性，出于他对党和革命的无比忠诚。他之所以能使权倾一时的“四人帮暂时俯首接受批评，是因为他紧紧依靠毛泽东的支持，借助了毛泽东巨大的权威。

五、铁腕抓整顿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邓小平这样说。确实在1974年，1975年全中国响起了全面整顿的号角。

邓小平以铁的手腕下决心拯救因为“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而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当时“四人帮”虽然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有所收敛，但是仍然在伺机反扑。这时的邓小平逆风而上，抱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拉开了整顿的大幕。

整顿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问题，因为灾难是全国性的，所以必须全面展开。

党要整顿。

军队要整顿。

工业要整顿。

农业要整顿。

交通运输要整顿，商业要整顿。

教育要整顿，科技要整顿。

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

整顿调整的内容不可谓不多，战线不可谓不广，动作不可谓不大，魄力不可谓不强。

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对当年如火如荼的整顿至今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步履蹒跚的国家加快了前进的脚步。随着整顿的展开，各方面的秩序正在恢复，工业生产有了回升，农民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学校出现了朗朗书声。长久存在的派性斗争得到了抑制……总之，形势正在逐步好转。

“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钢铁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这是1975年7月17日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的一段记载。短短的百把字，真实地反映了整顿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而这些成果不知倾注了邓小平多少心血!

全面整顿确确实实取得了成效。但全面整顿并不是平行地推进、遍地开花。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整顿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效，是因为邓小平抓住了反对派性、增强党性这个核心环节。

1975年7月4日邓小平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了“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他说：“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太灵怎么行?”他特别强调：“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

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特别强调指出：“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方面的整顿就不难。”

为什么邓小平要提出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呢?因为整个文革期间派性斗争非常严重。这从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关于徐州地区问题的报告中的情况就可见一斑：“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派性”破坏了党的团结，派性损害了党的领导，派性导致了社会不安定，直接影响了工业生产。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影响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

要反对派性，解决问题，邓小平认为“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半年来讲了多次话，“中心是敢字当头。”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

反对派性，就必须增强党性，要增强党性就必须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邓小平说，“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反对派性，还必须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他特别强调：“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评，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

要根除派性，增强党性，是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他说：“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班子也搞不成。”“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原则，有不怕个人被打倒的精神，敢于斗争的人”进入领导班子。

全面整顿要出成效，必须选准突破口。

邓小平花大力气整顿主要是放在国民经济建设上。眼下国民经济各部门、各领域都比较混乱、停滞。从那儿着手呢?邓小平选择了当时严重混乱的工业交通。而工业交通部门铁路运输的问题又最多。铁路运输又是整个工业交通整顿的突破口。铁路运输向来被视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又是文革的重灾区。所以邓小平抓这个部门。他听了一个汇报，发了一个文件。

一个汇报是铁道部长万里的汇报。万里汇报了铁路运输的四大问题：一是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的运输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大干线的畅通，严重危及了整个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二是运输生产下降。按实际能力，应日装车6万辆左右，实际只有4万辆左右，有时甚至只有3万多辆。三是事故惊人，1974年多达740起。四是机车车辆损废严重，全路机车完成率只有60%，部分机车不能按期维修，不少机车是带病作业。

听完汇报，邓小平要求万里以最坚决的措施，最快的速度迅速扭转局面，改变面貌，并要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1975年3月5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中央九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发。文件就解决铁路运输问题的方针，铁路运输管理的体制，各省市自治区如何加强对铁路工作的指导，如何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如何整顿运输秩序的问题作出决定。文件下发后，万里深入徐州、郑州铁路局宣传中央文件，落实贯彻文件。从根本上解决了几个问题严重的铁路局的混乱状况。全国铁路运输形势迅速好转，阻塞严重的铁路干线实现畅通，全国铁路平均日装车数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列车安全正点率大大提高。铁路运输的整顿大见成效，对全国工交战线产生了重要影响。

全面整顿要出成效，必须突出重点。

铁路运输的整顿迅速带动了整个工交战线，在1975年3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上，在听了铁道部长万里的情况介绍后，会议明确指出，中央9号文件的精神，除体制问题外，也适应于一切工业部门。随着整顿的开展，停滞不前的全国工交生产的局面被打破。仅仅1~4月份，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74年同期增长19.4%。原油、原煤、发电量等能源生产大幅上升。

在交通、能源状况得到改善后。邓小平又着手解决钢铁工业的问题。5月8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1~4月份，与计划要求相比，钢铁累计欠产195万吨，会上，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国家大型钢铁厂的领导班子因为不团结、少数人闹派性而受到严厉批评。

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整顿钢铁工业发表了重要意见。5月29日，他又到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的纲。座谈会上，他还初步总结了整顿工作的经验，明确提出了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方针以及把钢铁工业迅速搞上去的六点意见。钢铁工业迅速出现转机，生产迅速上升。6月底，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账。由于铁路运输、钢铁工业这两大行业的带动，整个工交战线的整顿迅速向前发展，全面整顿的浪潮开始形成。

整顿产生了巨大成效，据当时的统计，“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计划的47.4%。”“上半年，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上一章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