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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不墨守成规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780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看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几年时间，江苏得到了很快发展。1977年到1982年6年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特别是苏州市1982年工农业总产值人均近800美元。江苏发展的原因“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他说：“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得比较得当。”这是就一个省一个市的情况而言，单单是依靠了上海技术工人的技术，就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了我国科学技术总体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状况。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如实地指出了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落后状况：“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总的来说，“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邓小平这是从总结历史教训这个角度来谈的，因为科学技术的落后状况严重制约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原因在于：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放宽政策，调动了几亿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科学技术在农村、农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用邓小平的话说，“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实实在在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大政治家，他一直在追踪世界科学技术事业的最新发展。在1978年邓小平就给人们描绘了世界科学技术事业蓬勃发展的景象：“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在科学技术领域，邓小平又特别关注迅猛发展的高科技浪潮。

在新的科学革命的推动下，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日新月异，尖端技术被广泛应用，最新科技成果被迅速推广，科技与经济之间，乃至科技与整个社会发展之间的结合越来越密切，引起了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高科技的发展水平，已成为国际间进行经济、军事乃至综合国力竞争的重大因素。许多国家纷纷制订各自的高科技计划：

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这个计划借同前苏联进行军备竞争而占据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前苏联、东欧制订“科技进步综合纲要”；

法国、西欧制订了“尤里卡计划”；

日本制订了“振兴科技政策大纲”。

……

这些计划都把科学技术领先权列为竞争重点，使这些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处于极有利的地位。

邓小平密切观察着这一切动向，并思考着对策。他认为“下个世纪是高科技世纪”。从长远的观点看，我国必须积极发展高科技，为下个世纪中国的全面发展抢占战略制高点。因此他提出：“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一席之地”，他号召“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

他亲自主管我国高科技工作，利用各种方式与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他亲自批准建立我国第一个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

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犀、陈芳允等著名的老科学家提出了“关于追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他们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世界主要国家已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的紧迫现实，向中央提出了全面追踪世界高科技的发展，制订中国发展高科技计划的建议和设想。邓小平立即指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在他的过问和支持下，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国务院会议批准，制定了中国《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

在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就看到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到1988年9月，他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崭新论断。邓小平孕育理论创新的过程又直接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科技的发展。

邓小平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老人。

邓小平更是一个与世界同行的老人。

他年纪虽老，但眼光很新，思想很新，理论很新。

1992年他在南方视察时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七、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30多年前的深圳，是一个毗邻香港的小镇，破破烂烂，人口不足3万。当时不少深圳当地人想方设法“叛逃”到香港，很多人又被我边防人员抓了回来。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资本主义的香港比社会主义的中国内地富裕、繁荣?为什么社会主义并未优越于资本主义?正因为香港富裕生活的诱惑力，不少深圳人总是不惜冒险跑到香港去，有的甚至被抓，放了又去，去了又被抓。很多人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并不是内心反党反社会主义才逃到香港去的，而确实是贫困难耐。

现在的深圳，已经由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为一个的现代化城市。

凡到过深圳的人都会对其旺盛的人气、对其强烈的现代化气息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个新兴现代化城市的人口整体素质，城市建筑的美观，环境的优美，管理的有序，其繁荣的程度并不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逊色多少。

深圳的经济充满了活力，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迅速跻身全国大中城市前列。1980~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年均递增分别为32.2%、45%、41.8%。1999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436亿元，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六位，人均35908元，居全国首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185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外贸出口282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7，连续7年居全国城市首位。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1999年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819亿多元，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近41%，已成为深圳经济的第一增长点。

在利用外资方面，到1999年底，深圳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00亿美元，近5年实际利用外资123亿美元，占经济特区建立后利用外资的2/3，有67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深圳投资兴办了1.4万多家三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已有78家落户深圳。

看着这一个个骄人的数字，如果屹立在深圳的邓小平的铜像有知的话，一定会露出满意的微笑。

因为深圳特区就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举世闻名的深圳。

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始于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广东省委的同志发言，明确提出要利用毗邻港澳的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加快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又带着这个意见向邓小平作了汇报，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的深圳和珠海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邓小平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1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于是一个崭新的名字在中国叫响，在世界叫响——“经济特区”。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将外国的成功经验，具体运用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一种创新。

经济特区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经济现象，是生产力发展日益国际化的产物。世界经济特区按其功能可分为四种模式：自由贸易区、加工出口区、科学工业园区、综合性特区。世界上第一个商业性的经济特区是1547年意大利的来亨港。此后欧洲的一些著名城市相继设置了一些经济特区。30年代美国设立对外贸易区。1959年爱尔兰在香农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建立各种经济特区，如新加坡的裕郎工业区，马来西亚的槟城自由港等。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席卷全球的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下，许多出口加工区转型升级，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过渡。日本在1984年前后设立了14个“技术城”特别开发区。美国继“硅谷”之后，已建立70多个科技园区。据有关资料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建立了各种经济特区600多个，世界经济特区的对外经济贸易值，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已超过20%。

把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选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以及后来的海南岛，体现了邓小平长远的战略眼光和超凡的决策艺术。五个经济特区地处80年代世界经济特别活跃的地区——西太平洋经济圈的中心，有利于带动我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地方具有侨乡优势。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在海外华侨共有1800多万人，侨乡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和海南三省。广东潮汕地区在海外的华侨华裔6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40多个国家(地区)，而80%在东南亚。此外港澳台不少同胞的家乡也在这些地方。在这样具有多种优势的地方建立经济特区无论是在吸引国外的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还是发展对外贸易，乃至对促进祖国的统一等诸多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经济特区是邓小平一石数鸟的一项创新：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当然特区能够发挥的最大功能是“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特区的成功，不但是邓小平倡议的结果，更是邓小平及时扶持、总结、肯定的结果。

对于经济特区，设立的倡议人邓小平内心特别地牵挂。从开办到1984年“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1月24日邓小平刚踏上深圳的土地就这么说。

中共深圳市委负责人向他汇报：

几年来特区工农业产值、财政收入增长很快，1982年工业产值为3.6亿元，1983年达到7.2亿元。

那就是几年翻了一番喽?邓小平问道。

是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8年增长了10多倍。财政收入比四年前增长了10倍，去年达到3亿多……

1月26日邓小平又来到了蛇口工业区，蛇口工业区的负责人袁庚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著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就是书写在蛇口路口的硕大标语牌上，从而走向全国的。蛇口人在袁庚带领下树立了许多令内地人大开眼界的崭新观念。而原来的蛇口是人口外逃的口子。办了特区以后，不但人员不外流了，相反现在是人才回流、资金回流。几年来，由外商独资或合资兴办了47家企业，其中30家已投产、10家开始盈利，已拥有5000多名职工。企业职工工资已超过澳门。

邓小平一边听袁庚的汇报，一边微微点头。

26日，邓小平又登上海军炮艇，前往珠海视察。他视察了珠海特区的毛纺厂、狮山电子厂、珠海宾馆，乘车参观了九州港、直升飞机场、石景山旅游中心和拱北海关，并欣然题词：

“珠海特区好。”

这是邓小平到广东后首次题词赞扬特区。人们感到纳闷：他在深圳为什么既不明确表态，又没有题词呢?

深圳人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失落，深圳领导人心理上有着沉重的压力；深圳是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中的头号特区，特区的很多做法是由深圳开始的。当时，社会及国际舆论对特区的评价尚未形成共识，是是非非，众说纷纭，而争论的焦点多集中于深圳。

深圳人多希望邓小平对深圳有一个评价。

从珠海出发，邓小平又到了广州。

深圳派接待处处长张荣抵广州。大年三十，张荣见到邓小平的女儿，向他表达了深圳人的心愿。邓小平得知后，展纸挥笔：“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这一年的春节，深圳人深深地沉浸在幸福和自豪之中。

1984年2月7日，大年初六，在新春佳节的欢乐气氛中，邓小平来到厦门经济特区视察。

在厦门，邓小平连续视察了已建成投产的东渡港5万吨位码头、集装箱码头、渔业码头和已开始启用的厦门国际机场和湖里工业区。2月8日在邓小平视察的游艇上，福建省委书记项南提出了扩大厦门特区的想法：“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你们的意思是——”邓小平带着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和其他省市负责人。

项南早已成竹在胸，坚决地说：“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开放，这对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

邓小平边听边仔细地察看了地图，然后平静地说：“我看可以，这没啥子问题嘛。”

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在场的省市领导人都相视而笑。

在视察湖里工业区听取了厦门经济特区委员会主任邹系均汇报后，高兴地为厦门经济特区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邓小平这次视察经济特区前后半个多月。他对经济特区的发展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对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对特区采取的一些特殊的政策，党内外有很多议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深入特区调查研究，所见所闻，使他看到了经济特区所发出的巨大变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之所在，所以每到一地，他都对特区表示了坚定的支持。

回到北京后，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说：“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有了点感性认识。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厦门特区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还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邓小平还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正式批准了厦门特区制定的扩大特区的实施方案。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

邓小平将特区的一些经验，推向了更大的范围。

此后，邓小平明确提出：“开发海南岛”。他说，“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一个新的信号：“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

邓小平一直推动着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是邓小平持续关心、支持的结果。

时隔8年之后的1992年，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特区，这个他当初播下的种子，已长成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邓小平顾不上舟车劳顿，急切地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想到处看看。”

在视察深圳、珠海的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指示。其中有很多对特区的赞许之言。

邓小平认为，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是只占1/4，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充分肯定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他还谦虚地表示：深圳的工作主要是深圳的干部，人民做的，他只是起了帮助和支持的作用，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什么是发展经济的最好手段?

什么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最佳体制?

老祖宗没有提供现成答案，迄今为止的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提供现成经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也没有形成共识。

19世纪末，马克思曾设想未来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全社会的生产和经济活动。苏联在列宁逝世后一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两种对立的经济手段看待，实行指令性的高度集权管理的计划经济。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虽然在区别于苏联模式，探索走自己的路，但是，在手段上仍然是计划经济。

翻开现代经济思想史，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理论“共识”，沟通东西方经济学的“桥梁”难以架设。但是，在对市场经济，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理解上，东西方的经济学却有惊人的“共识”。近年来，我们过多地责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先人”们在计划与市场理解上的“失误”，这是不公正的。在这些“先人”们“失误”的同时，西方经济学的“先人”们同样陷入这一理论误区而不能自拔。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等等断语，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比比皆是。只是到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才颇有见地地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做出不乏科学价值的界定。

但谁也比不上邓小平，他超越了很多东西方经济学家们共同的“误区”，以惊人的胆略和创新精神，架设起了沟通东西方经济学的桥梁。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费·吉布尼和保·阿姆斯朗等人，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丰富，其中有极富新意的观点。

吉布尼：“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

邓小平：“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布尼：“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方面限制得太快，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邓小平：“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的话犹如一声惊雷，在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中国的上空炸响，振聋发聩。

人们惊呼：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实行计划经济，各工业领域的生产指标，群众生活的日常生活用品，均在大大小小的计划之中。粮票、油票、布票、糖票、烟票，乃至火柴票，就是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已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视市场经济如魔鬼，“自由市场”受到批判遭到取缔；“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被写入教科书，奉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

邓小平之所以发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第一声呼唤，是基于建国几十年来我国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发展，但总是徘徘徊徊，不能从根本上突破困境，没有驶入快车道。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性转移，确立了改革开放的目标，但怎么改?邓小平在苦苦思考。邓小平之所以能发出第一声呼唤，是他善于从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中寻找。勇敢地把眼光投向我们的“宿敌”——资本主义。终于发现，他们那里有我们不该忽视的也不该为他们专有的东西——“市场经济”，将它“拿来”改造，熔铸中西，别于任何旧概念，初步推出一个崭新的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

要人们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更是如此。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了分两步走，在本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会议确定发展经济的原则是，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但又指出：“至于各种各样的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这种认识当然是比以往前进了，但客观地说，仍然没有达到邓小平的认识水平。

邓小平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人们认识的进步。十二大前后，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强调了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重视用实践和示范来检验理论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方法。

当农村改革初见成效，邓小平又倡导创办了经济特区。1984年他赴深圳、珠海、厦门视察。当他看到特区发达的繁荣景象时，他形象地将特区概括为是技术、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窗口。全国农村改革带来的大好形势和创特区的成功，使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更进一步坚定了邓小平推进市场经济的信心。

1984年10月，邓小平接见美国《时代》总编辑格沃尔德时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他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并不矛盾，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更加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如果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那么我认为，这会有助于解放社会生产力，加快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有用的东西，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同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肯定和总结了6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进一步明确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评价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第二年，邓小平在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回答该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的提问时，邓小平再次阐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在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明确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因此党的十三大有了这样的提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这些提法，较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有关论述又前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在理论创新上的坚强毅力和彻底性令人惊叹，他看准了的东西，只要经过了实践证明了其正确性，他就推行到底。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重申：“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1991年春节前后，邓小平视察上海，对浦东开发寄予莫大的希望并给以明确的指导，再次谈到：“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1992年春节前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欢度传统节日的喜庆气氛中，兴致勃勃到深圳、珠海及上海等地视察，一边看一边发表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观点，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时，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一系列观点，犹如浩荡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

真正是十年磨一剑。由完全的计划经济观念，再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步步地前进，要克服传统思想观念的多少阻力!这中间凝聚了邓小平多少心血!没有邓小平的坚决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在90年代初浮出水面吗?

九、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是我们党的一贯追求。建国后我们党采取了多种方法让人民富裕起来，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在这个过程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党的理想，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贫困仍然是困扰我们党、困扰我们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大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出现了偏差。解放后我们一直提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直提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于是我们不少人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富裕，同步富裕，把社会主义平等理解为在物质财富上绝对平均。这就导致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责、权、利分离，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吃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在这种体制下，不容许任何人冒尖、冒富。似乎富了就是资本主义，穷了就是社会主义，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笑富不笑穷，在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人们共同的观念。在农村，谁比他人富一点，就会被人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言。以至出现过这样的怪事：群众养鸭子也有数量限制，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两只，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四人帮”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唐到极点的口号。

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可谓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不患寡而患不均”，“等富贵，均贫富”一直是几千年来不少人的思想。这也难怪，因为我国就是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

平均主义思想当然行不通，因为它违背了等量的劳动获得等量的报酬的按劳分配的规律，抹杀了不同劳动者在体力、智力劳动支出及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抹杀了不同部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在经营管理水平、资源条件等方面的差别，抹杀了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差别。结果是积极性受挫、效率低下，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工人、干部几十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几十年。在生产队一个健壮的劳动力一天的收入只有几分钱，有的只够买一盒火柴。中国有一两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

谁来带领我们改变这种状况?

邓小平!

毛泽东带领人民站起来，人民站起来了。他主观上想带领人民富起来，遗憾的是没有富起来。带领人民富起来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在领导人中，邓小平的头脑是清醒得很早的。60年代初，他从内心是支持“包产到户”的。目的是让农民过上富足一点的生活。他希望农民们各尽其能，做能逮到老鼠的“猫”。逮到老鼠的“猫”就不会有饥寒之虞了。

70年代中期正是 “四人帮”凶焰正炽之时，邓小平全面整顿，他认为，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地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

他那个时候就要求人们打破“大锅饭”。1975年8月18日，他在一个谈话中说：“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些意见都是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

只有在他第三次复出后，他才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

邓小平给人们宣传了一系列迥别于以往错误观念的崭新的观念。他多次分析平均主义的弊端，揭示它的巨大危害。他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邓小平用新观念革除旧观念，用新办法取代旧办法。

革除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一经形成新的观点，邓小平必反复强调。他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我们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以往的共同富裕的老观念是一个新突破。

几十年的历史证明：齐步走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用了一个“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词，用以说明，根据事物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富裕必定有先有后，先富促后富，先富带后富，富裕只能逐步达到。这符合辩证法，更符合客观实际。这样一个道理，现在看起来似乎不言而喻，非常简单，但认识它，我们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倡导这一崭新的政策时他坚信：“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所以“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四两拨千斤。这项政策一出台，中国的财富好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很快丰富起来，有的人还是原来那个人，但居然富起来了。邓小平掩饰不住心中的兴奋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986年8月视察天津时，邓小平认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当然，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的是促进共同富裕。而不是导致两极分化，并且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能造成两极分化，必须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否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1985年3月7日，他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即席讲话中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86年9月2日，他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提问时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一再宣传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最终促成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越来越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1990年12月24日他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邓小平不但指出了应该避免两极分化的发生，而且还指出了避免发生的一些办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单位，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持落后地区和单位；先富起来的个人，通过征收所得税和社会捐献活动帮助其他的人。

在方式上，当然必须用税收的手段，显然不能用强制的政治手段“杀富济贫”，“抽肥补瘦”。而是鼓励先富的人拿钱出来办教育等公共福利，这必须是自愿的，不能搞硬性摊派，吃大户。

这样做也不宜动得太早。先富的可以多交点税赋，但不能一下子负担太重，削弱其发展活力。开始时可以搞点技术转让。多交税赋的办法邓小平认为要等达到小康水平时才能实行。在这种情况下，先进部分多出点钱支持落后部分不会影响自身的发展。

共同富裕并不排除富裕程度上的差异。邓小平当然考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保护先富起来的部分，也就是保护社会发展的活力。当然先富的人必须依靠勤劳和合法经营来致富。

邓小平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一扫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弊端。激发了社会的活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沿海发达地区是我们国家先富起来的地区，全国各地也都有自己先富起来的地区。最贫穷僻远的县也有相对富裕的地方。先富起来的人那就更多了。沿海地区就基本是先富促后富发展成发达地区的。现在先富带后富已经推及全国。党中央、国务院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东部发达地区雄厚的资金、技术，特别是先进的思想观念、管理经验、智力优势必将在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十、天才创造——“一国两制”

对邓小平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个和平统一中国的宏伟构想，国内外人士无不给予高度赞扬。

原香港《大公报》社社长、《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费彝民说：“我特别欣赏‘一国两制’的创意。这是一个破天荒的解决办法，不但是对香港适用，对台湾适用，将来国际间慢慢地也要作为榜样，在历史上有地位。”

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委员查济民说：“‘一国两制’这个办法，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想法，现在已经得到证实，是有效的，是对我们中国最大贡献的一个政策。”

葡萄牙前首相平塔席戈尔说：“当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我们很感兴趣，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不可能完全分开。但是，我们必须赞赏中国政府的理解和所做的努力。”

香港同胞杨鹏翔更是高度评价：“‘一国两制’这个伟大的构想，不仅在中国已经传遍，在香港和澳门已经传遍，在台湾岛，在东西德国，在南北朝鲜，甚至联合国的论坛上，也都谈论着，研究着。都认为这是邓小平智慧的结晶，邓小平思想的精华!在未来，也将成为世界政治史上一个解决各种矛盾的具体方案，促进世界和平的论据。”

人们赞扬邓小平是有理由的。

一是他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国家和平统一的强烈愿望。二是他为同一国家解决分割分治矛盾提供了途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台湾、香港、澳门这三块地方由于历史和人为的原因，与祖国大陆隔开。台港澳同胞也无时无刻不思念祖国，绝大部分人企盼统一。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辞世前两年的1964年写下了这样动人心弦的诗句：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有国殇!”

澳门多年来流行这样一首诗：

你可知道‘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先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台港澳三个地方犹如三个远行的游子，时刻牵动着祖国母亲的心。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实现祖国统一就成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心愿。1974年，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书房里遗憾地告诉英国首相希思：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他又指着一旁的邓小平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1977年7月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怎样结束民族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特别是邓小平冷静观察和客观分析国际形势，改变了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应当争取和充分利用较长的和平时期，一心一意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确立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思想。

1979年1月1日，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并与台湾断交，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里面说：“……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

就在这一天，我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国民党军据守的岛屿。这天全国政协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会上邓小平满面春风，高兴地说：“今天是个不平凡的日子，今天有三个特点，第一，今天是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了。”

是年1月30日，邓小平在访美时对美国参众两院解释了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政策，他明确表示：“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于9月30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详细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共有九条。称为“叶九条”。其中谈到：“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海外朋友时说，“九条”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同年10月，他又说，我们不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台湾也不可拿它的制度和思想来统一大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可以谈得上合作，相互容纳，台湾保持台湾的制度，大陆保持大陆的制度，这样就不发生你吃我，我吃你的问题。如果我们要用我们的制度和思想统一台湾不现实，不可能，那就只有用武力，我们现在不采取这个方法，目的是让我们民族统一起来，着眼于民族利益。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洲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发表了著名的“邓六条”谈话。

“邓六条”的发表，使“一国两制”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绝不是偶然的主观产物，它是邓小平多年心血凝成的，是邓小平思想的一个精华。

邓小平在阐述“一国两制”问题时就曾指出：“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首先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出发的，随后邓小平又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一起纳入到“一国两制”的总体构想之中。并且成功地运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了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完全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威力。

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在1982年9月24日与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场较量。在主权、治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维护了中国的利益。在一番唇枪舌剑之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同意邓小平的观点。

中英两国政府经过了多轮艰苦谈判。在谈判时，中国代表团完全遵循了邓小平所制定的“一国两制”方针。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2月18日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再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次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

这次没有上次会见时那么浓的火药味，气氛热烈友好。邓小平高兴地握着撒切尔夫人的手说：“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完全赞同。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

撒切尔夫人还特别指出，“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谈到人们对“一国两制”能否行得通，中国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的疑虑，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撒切尔夫人听后，表示坚信“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

在签字仪式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主任能够出席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生活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她高度赞扬中国领导人对双方谈判采取的高瞻远瞩的态度。并盛赞“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的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推动了澳门问题的解决。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中。

邓小平曾经说过：“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他还说，香港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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