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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不墨守成规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730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而且主要在农村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实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开放，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统一长期分离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等，这些都是前人和他人所没有从事过的事业，邓小平的一生，用一个比喻说，都是在“远征陌生地”。

一、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1950年元月2日，刘伯承收到毛泽东标有四个A的急电。

中央、德怀同志，并转小平、伯承、贺龙三同志：

(一)德怀同志十二月三十日关于西藏情况及入藏路线的电报业已收悉。此电请中央转发刘邓贺三同志研究。

(二)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我们必须解放之，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负责。

(三)……

(四)进军及经营西藏是我党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西南刚刚解放，西南局诸同志工作极忙，现又给此入藏任务，但因任务重要，且有时间性，故作如上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可行，请西南局筹划电复为盼。

毛泽东

1月2日上午4时于远方

这里所说的远方是莫斯科，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苏联访问。莫斯科沉浸在庆祝新年的喜庆气氛之中，毛泽东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轻松，他在深深地牵挂着万里之遥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西藏、台湾、海南岛还没有解放，他寝食难安啊。

在异国他乡的毛泽东，在深思之中度过的是一个难眠之夜。他作出了一个坚定的计划：必须迅速解放西藏。在此之前，他曾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局为主，经营西藏的问题。1949年12月30日，他收到彭德怀来电说从北路进藏困难很大，短期内难以克服。他经过反复思考和权衡，他决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西南局的邓小平、刘伯承。

这个时候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西南局剿匪的任务才开始，同时二野的许多官兵已经脱下了军装，转为了工作队。但毛泽东作为事关统一大业的战略部署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要去完成。接到毛泽东莫斯科来电后的第六天，邓小平就回电毛泽东，进军西藏的计划已经安排妥当。

这确实是一个特殊而艰巨、光荣的任务。

因为在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中，以前只是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并且打的主要是军事仗，在战场上见高低。靠的主要是军事指挥上的胆识和谋略，靠的是战斗实力和士气。在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队的斗争中，邓小平几乎是屡战屡胜。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更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解放西藏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战斗的特殊的战斗。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这是一块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的国土。它广袤荒凉，贫穷落后，情况复杂，矛盾错综。这里居住着约200万藏族同胞。在历史上看，对藏多次用兵都未解决问题。且当时西藏仍然处在农奴社会、西藏广大群众都信奉藏传佛教。面临这样一个特殊对象，必须在工作指导思想，工作方式等各方面进行创新，才能完成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交给的经营西藏的工作任务。

邓小平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进行了创新：政治重于军事。前面说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第一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对西藏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必须改变以往在其他地区的工作方式，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进军西藏当然需要相当兵力，但是兵力过大，以后有些问题不好解决，因此进藏部队要力求精干。邓小平认为主力部队有3万人就够了。

进军西藏的任务是由十八军担任的。

1950年元月15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首先讲话，他十分严肃而又幽默地说：“你们都很年轻，是进军西藏的各路诸侯。西藏这个地方非常特殊、敏感，历史上一些帝王将相多次用兵，有的翻了船，损兵折将，有的不战自退。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处处体现出王者之师、仁义之师的形象。”邓小平接着说，西藏地方政府军队兵力有六七千人，如果向三大寺征兵，最多有三万人，实际上只能征两万人左右，所以军事上我们占优势。然后他强调说：但是要注意一点，其宗教上有相当强的力量，但不足惧怕，我们会想办法在各方面战胜它。他进而指出，关于西藏的问题，我们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要注意，西藏为单一民族，约有二百万人，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解决西藏问题，军事和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从历史上看，解决西藏问题都多靠政治，如唐朝和蕃。以后用兵均未成。解决西藏应多靠政治，要团结达赖、班禅两大派，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2月17日，邓小平对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说：你必须立即成立一个政策研究室，调查西藏的情况。同时各级都要动员起来学会几句藏话，以便应酬宣传。要沟通和藏民族的语言，便于接近他们，了解他们，便于开展工作。不懂藏话，一到西藏你就成了聋子，就要吃亏。

邓小平告诫进藏部队：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将西藏的广大僧俗人员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他还指示起草“进军守则”，要求进藏部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纪律，尊重藏胞的风俗习惯。进藏部队即使在风雪中行军，也只能住帐篷，不经同意不得住进寺庙，真正做到秋毫无犯。有一位战士在进军途中对一只横在路上的老鹰踢了一脚，即按不尊重藏胞风俗，违反民族政策和军纪而受警告处分。这类严格要求使进藏部队在藏民中赢得了“新汉人”“菩萨兵”的称誉。

宗教是西藏最敏感的问题。也是政治解决成败的关键。邓小平多次训导进藏部队要切实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僧俗人民的宗教信仰。后来当先头部队准备进入拉萨时，邓亲往交代，到了拉萨后，会见达赖喇嘛时，如果他提出要摸顶，可以不受军纪的约束，让他摸摸，还要代表官兵向他赠送礼品。

1950年2月25日，中央电示西南局：“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以采用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

1950年5月11日，西南局向党中央报告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四条方针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当局谈判的基础，得到了党中央的原则上的肯定。邓小平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亲自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一)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中来。(二)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三)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四)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五)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六)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七)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八)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九)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十)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买卖公平。

这十项政策，充分考虑到了西藏社会的现实，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非常符合西藏的实际情况，甚至有的藏族代表人士还觉得这十条太宽了些。邓小平说：我们对西藏的十条，“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力量很大，其力量是不可低估。”“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改革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以后才能进行。”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这十项政策，凝聚着邓小平的智慧，突出表现了他的创造精神。它既充分照顾了西藏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又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大团结。

这份历史性文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政治先行，并不意味着不用军事手段。

尽管党中央和西南局为西藏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心血，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西藏地方当局调集一半以上藏军，加上3000多民兵，布防在昌都以东的金沙江一带及昌都附近地区，想以武力抵挡解放军和平进藏。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决定以打促谈，给西藏当局一点厉害。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打响了。经过18天的战斗，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昌都。

在强大的军事攻势下，西藏上层统治集团急剧分化，被压抑的爱国力量得到发展，更加坚定；亲帝国主义势力的分裂主义分子受到沉重打击，开始动摇。昌都大捷后，进军西藏又回到和平方式上，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当局迅速派代表来京谈判，同时表示在谈判协议达成前，暂不进军拉萨。在党的政策的感召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达赖喇嘛终于面对现实，抛弃了幻想，派出了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

在工作方式上，邓小平也进行了创新。补给重于战斗。邓小平认为进藏部队宜精不宜多，但补给线要比以往的战争派多得多的人，至少需要一万人，以加强兵站线，后来还组织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支援司令部，包括后勤部队和西南军区工兵司令部，统一解决修路和运输问题。这些措施是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以便树立仁义之师的形象。为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也为迫不得已的军事行动作好充分准备。

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受到各方面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邓小平等西南党政领导向他们讲述了我党和平解放的政策，并高度评价了阿沛·阿旺晋美的历史性选择。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按照协议，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邓小平的智慧和创造性，在“经营西藏”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反对个人崇拜，正确认识领袖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一直是坚定信仰的。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发表的整风运动的讲话中，就较早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表现了他先于很多人的超前的眼光。

邓小平说：“……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

对于毛泽东、邓小平是充满了尊敬之情的。

他在同一篇讲话中说：“现在我们有了这样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太重要了。”

邓小平这些都是由衷之言，没有半点虚情。

这个结论，既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得出来的，也是他的亲身经历所证明的。

更何况，他直接在毛泽东麾下工作了几十年的时间，他凭着自己的实干精神，也凭着毛泽东的器重，一步一步走向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遵义会议时中央秘书长，是毛泽东提议的，后来担任八路军129师的政委，七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原局书记、中原局第一书记，指挥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二野政委、华东局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每一次升迁，都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

特别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毛泽东推举邓小平担任总书记。

对于毛泽东的推举，邓小平说：

“对总书记这一职务，中央讲了很久，我也多次提出，只有六个字：一不行，二不顺。”

毛泽东说：

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邓小平都是毛泽东的一员爱将，他也因此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中的一员。

邓小平在工作上、感情上、思想上、政治上同毛泽东的联系不能说不亲密。

即使这样，邓小平并不盲从。在他们这一辈领导人中，邓小平没有表现出半点某些高级领导干部那样的愚忠。

这也正说明了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他能清醒而理智地区分：领袖哪些思想是正确的，应该坚决执行；哪些思想是错误的，应该尽量避免它将带来的损失。

他为什么对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不盲从呢?因为他清醒地认识领袖的地位和作用。这在毛泽东的威望达于顶点的时候，能够这样清醒，正表现了邓小平的超前思维。而这种认识又恰恰体现在他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时他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

邓小平在报告中谈了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其中两个问题至关重要。

一个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的问题。他说：

“列宁主义要求党的一切重大的问题，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必须坚决反对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行为，严格健全党委制。必须定期召开各级党组织的代表大会，要使党的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

一个是反对个人崇拜问题。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而特别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他指出：

“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个人的神化。……党中央也历来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

但是自1957年以后，报告中所提到的一些问题逐渐出现了。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不能得到彻底贯彻，个人神化也出现了。

庐山会议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急剧升温。取代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更是不遗余力地制造和宣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59年9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毛泽东就是现在的马克思，现在的列宁。”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综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内容。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我们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在林彪等人的影响下，一些报刊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出现了庸俗的倾向。

针对这一现象，邓小平在1960年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进行了批评。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他还指出：“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做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1961年，邓小平还对罗荣桓反对林彪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斗争表示了支持。

遗憾的是，由于毛泽东接受和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党内和国内也存在着个人崇拜的基础和条件，邓小平的努力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个人专断，将个人意见凌驾于中央意见之上，与接受个人崇拜与神化的问题在晚年毛泽东身上逐渐严重起来。以至酿成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恶果。

但邓小平，这个非常尊敬毛泽东，也为毛泽东信用和倚重的人，在那种越来越狂热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始终保持了他特有的冷静。

套用下面这句话，可说明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

吾爱吾师，

吾更爱真理。

三、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

“包产到户”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造。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发展和完善。从“包产到户”发展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其间政治上的反反复复、风风雨雨真正是难以述说。

“包产到户”就像是巨石下的一棵小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不管压力有多大，它都能从巨石旁的缝隙中钻出来，野火也不能将它烧尽。一有春风它又蓬勃生长了。“包产到户”这棵60年代的野草，到80年已变成了绿遍全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而催绿它的春风，就是邓小平的支持。

早在60年代初期，对于如何克服由于自然灾害和“左”的思想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就提出了他的正确观点。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谈话中，对当时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新情况，就主张“百家争鸣”。他说：“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邓小平从内心是支持“包产到户”这一农民的创新的。因为这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这又是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农业困难的好办法。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些都是初步的意见，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要看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目前，要注意地调动群众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

从邓小平的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积极支持创新，恢复农业生产，必须像打仗一样，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不应该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模式；必须尊重群众的创造，不合法的要使它合法起来；他预感到，他的这些主张以后可能不算数。

邓小平支持“包产到户”对生产关系进行变革的新的方式，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1960年，安徽宿县发生了一件奇迹：一位70岁的老农民，为照顾生病的儿子而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他不指望公社的救助，只是希望公社干部网开一面，准许他带着生病的儿子进山区养病同时进行生产自救。老人凭着一把锄头，一把四齿耙，开出16亩荒地。到年底，他不仅收了口粮、种粮、饲料，还向公社交了900公斤粮食和养鸡得的60元钱。而当年的安徽全省粮食歉收、城乡均在闹饥荒。这件事启发了当地干部和群众：把土地分到人，各负其责，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摆脱困境。因此广大农民都迫切希望包产到户。1961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写信给毛泽东，力陈责任田的好处。毛泽东同意试行一年。其他省一些地方的农民，冒着极大的风险也搞了包产到户，粮食产量有很大提高。

邓小平看到了农民这种创造所蕴含的巨大力量。他认为要摆脱困难，应该充分发挥农民这种积极的创造精神，所以他讲了上面的话。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按照“包产到户”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普遍推行，那种困难局面，应该可以立即克服。

遗憾的是，向来以在理论上创新著称的毛泽东，向来以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著称的毛泽东，当时却坚持旧有的思维模式。1962年7月下旬至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包产到户”。在9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批判了所谓“包产到户”的“单干风”，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很多地方的农业多年来处于一种徘徊迟缓的发展境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在考虑农村改革的过程中，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78年1月，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行?1978年9月邓小平的东北之行，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开始大解放。四川、云南、广东、安徽等省积极试行各种形式上的责任制。《人民日报》陆续报道了这四个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并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积极支持的有，坚决反对的有。争论一直延续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会上只有少数省委书记支持实行“包工到组、包产到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会上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这年7月，邓小平去了安徽，登上黄山，他对陪同的万里说：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要不拘形式，千方百计使农民富起来。于是第二年安徽的不少县，都实行了包产到户。

全国不少省份也采用了这一形式，“包产到户”终于从暗处走到了明处。这时候很多同志仍对“包产到户”进行责难。邓小平站出来说话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情况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部分搞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针对党内外一些同志的担心，邓小平说，我们总的方向，还是发展集体经济。“大跃进”时期，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60年代初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他认为，总的来说，农业上主要还是思想解放不够。除集体化这个问题外，还有因地制宜。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什么就不要去硬搞。还是老规矩，则是思想不解放的表现。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与他1962年时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邓小平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1979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分析了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一些曲折和失误，认为由于集体化运动中的缺陷，由于有极“左”路线的干扰，由于很长时期党的工作重点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集体经济的物质技术基础还是比较薄弱的，人民公社的体制、结构方面也存在需要改革和完善的问题。经营管理工作更是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对于“包产到户”应当区别不同地区、不同社队采取不同的方针。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会后中央发出通知，第一次郑重地肯定了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的改革行动，认为它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样以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村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1979年金秋时节，安徽和四川两省先后传来农业大丰收的喜讯。安徽6000万亩农田受旱，不少地方人畜饮水都困难，原估计即使战胜旱灾，也要减产50亿斤粮食。想不到，全省反而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4亿多斤。全年粮食产量同正常年份差不多。四川省连续两年共增长粮食103亿斤。仅仅三四年的时间，到1983年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就已经覆盖了90%以上的农户和土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在短短的时间内，农业战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粮棉油产量大幅度上升，困扰我们多年的粮食问题、棉花问题、吃肉问题得到解决。延续多年的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多种与农业有关的票证被逐一取消，农副产品极大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以包产到户为主要方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破除旧有生产关系的突破口，它推动了农村改革的全面展开。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又带动了工业和城市改革的发展。

现在看起来，60年代初期作为“单干风”、“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备受批判和压抑的“包产到户”，竟然在20年后产生出如此巨大的魔力。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由于“左”的思想迷雾的笼罩，我们许多干部都确实相信“包产到户”是一个足以颠覆社会主义的魔鬼，所以对它大加挞伐。当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而有胆量支持的没有几个人。但邓小平支持了，并且提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臭名昭著”的猫论。我们不能不佩服邓小平的清醒，不能不佩服他意识的超前。倘若不是他对“包产到户”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形式有深刻的正确的认识，并在他第三次复出后，支持并指导发展成为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还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四、搁置争端，共同开发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时的东京，秋高气爽，枫叶如丹。日中关系犹如东京这时的天气，进入了艳阳天。邓小平此行的目的，是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在日本，邓小平会见了日本天皇、福田首相等一大批日本政界要人。整个访问过程显示着日中友好的热烈气氛。

25日下午4点，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召开。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著名通讯社的400多名记者云集在这里，其中有很多提问题尖锐，毫不留情的“铁嘴”。据说，这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公开会见记者。因为是第一次，所以善于猎奇的西方记者大多希望能从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即席答问中找出些破绽来。在回答了两位记者的提问后，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台湾省的附属岛屿，地方很小，岛上没有人烟，地图也没有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割走台湾，这个附属岛屿自然包括在内。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退出台湾。后来岛上出了石油，日本就来争这个岛屿的归属权。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田中首相要求周恩来总理明确该岛的归属权。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以解决的小问题妨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局，周总理采用回避策略，说：“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表示同意。1978年8月10日，园田外相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双方就中国渔民在该岛周围海面捕鱼问题进行交涉后不久，日方想趁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机，一鼓作气地要求中国承认该岛属于日本。邓小平仍然采取回避办法，神态自若地说：“一如既往，搁置它20年，30年嘛。”双方还约定，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不再涉及这一问题。

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牵涉两国关系的有相当难度的问题时，本来被沉着自信、对答如流、话锋幽默风趣的邓小平调动起来的十分活跃的会场气氛刹那间紧张了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邓小平如何回答。

日本记者提出这个问题，要么是存心出难题，考考邓小平随机应变的辩才，要么是站在日本民族利益的立场上，利用这种公开场合，趁日中友好的气氛，提出官方不便正式发问的问题，让邓小平表个有利于日本的态。

而这个态是不好表的。如果答应日本，等于中国公开宣布放弃对该岛的主权，虽然岛屿不大，但国家主权事大，每一寸领土都不能丢失。说它属于中国吧，事实上历史上有充足的依据，但会立即引起争议，很可能给刚刚确立的中日友好关系带来不好的影响。在一般人看来，归属权问题只有两个答案，非我即彼，非彼即我。

历史上多少次血腥战争，都是为了争夺领土，历史上多少次艰难的谈判，也是为了争夺领土，维护主权。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外交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就是一部割地赔款的历史，中国大片大片的国土曾割让给外国。中国近代外交谈判的历史上难有几次胜利的记录。

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许多国家解决领土争端的唯一办法是诉诸武力。有没有其他方式和途径?

面对日本记者提出的棘手的问题，邓小平神闲气定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一个非常难于回答的问题，邓小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化解了。

几年后，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回顾了在日本答记者问的事情。他说：“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的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再次谈到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钓鱼岛问题的主张。邓小平说：“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他是倾向后一种办法的。

现在世界上虽然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但纷纷扰扰，很不太平。其中大多是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也一直在寻找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所谓和平方式就是要找出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邓小平认为，“尊重现实”，“共同开发”就是一个合情合理，能为各方所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新路子。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搁置争端，“共同开发”这是现代国际史处理国与国间的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的崭新思路。这一思路主张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争端不伤害哪一方，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而是共同存在、共同得利、共同发展。邓小平的这一新的思路，是他在新的形势下，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求，创造性地运用与发展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它将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起永放光芒。

五、洞悉世界形势的新论断

古人云：“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家，邓小平时刻关注着世界形势的发展，时刻把握着时代发展的脉搏。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局势的状况关系着中国的发展。我们国家外交格局的构建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我国大政方针的确定和四化蓝图的绘制，都必须正确认识国际局势。

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而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这是造成经济建设上不去的重大原因之一。邓小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事实出发，对国际形势发展的走向进行了冷静、深刻的分析。认为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将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同年10月31日，他对缅甸总理吴山友说：“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4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说：“毛泽东、邓小平都曾担心苏联可能发动战争，这种担心在80年代几乎消灭，今天已完全没有了。”邓小平所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著名论断，虽然是在80年代，但他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世界形势发生的新的变化。

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说：我们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1978年以后，中美建交，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与西欧一些发达国家的合作势头较好。进入80年代以后，世界局势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和平因素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从发达国家看，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和资本的高度国际化，使发达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发达国家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利害关系，一旦战争发生，发达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体系就会陷入混乱。因此，发达国家为了获得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也需要维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

从发展中国家看，战后，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趋势蓬勃发展，促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独立后，强烈谴责和抵制霸权主义的干涉和侵略；为了发展经济，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随着第三世界的兴起和发展壮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维护和平稳定的强大力量。所以邓小平说：“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邓小平在分析国际状况时，还特别注意欧洲。因为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实力受到极大削弱，政治、经济、军事都要仰仗美国，那时的欧洲根本不是欧洲人的欧洲，而是“美国人的欧洲”，但到了50年代后期，西欧经济得到恢复，实力增强，对美国出现了离心倾向。从整个世界政治格局来看，西欧的强大，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因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西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 ?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和平时间是可能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进入80年代以来，邓小平再三强调“我们多年来一再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

当代世界的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另一个主题。当代世界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各国联系日益密切，世界各国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经济上的竞争。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把发展经济放在中心位置。经济越发展，在世界上就越有发言权，地位也就越高。发展是当代世界各国的共同要求。因此，邓小平看到了世界各国的这一状况，并提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

之所以都求发展，原因在于，第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济上仍然很落后，还没有摆脱或完全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发展经济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当务之急。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能强大起来，才能完全摆脱发达国家的操纵和控制，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但是这些国家也面临着原料短缺、劳动力价格昂贵、高福利、高消费、发展不平衡、生产增长率低等一系列严重的经济问题。因此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发展的任务。

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南北问题。邓小平认为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是因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实际上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南方国家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北方国家的重要市场。“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邓小平还说：“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的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怎样解决南北问题?邓小平开出的药方是，主张南北对话。南方国家不能闭关自守，要设法同发达国家合作，尽可能争取资金、技术帮助。发达国家应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不仅是其自身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南方国家仅仅寄希望于南北对话是不行的，还必须进行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加强南南合作还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是紧密相联，相互依存的。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争取和平是为了发展。世界越是发展，特别是占世界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越发展，和平的力量就越大。

邓小平作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崭新论断，是基于他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分析。任何一个领导者，都应该顺应时势的要求来确定大政方针。既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那么，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此，也必须坚持“发展”这个“硬道理”。

正是因为有了邓小平对世界局势所作的新的论断，中国人民抓住了世界和平环境这样一个机遇，20多年来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才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就。

六、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最富于时代特色的一个观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作用观点的创新和发展。

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9月12日，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他再次重申：“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

邓小平真是快人快语，一方面认为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观点非常正确，另一方面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话根据现实的情况，说得不够，表现自己在这个观点上对马克思有发展。继承马克思，但又不拘泥于马克思。

科学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生产力里面自然包括科学在内。”对此，恩格斯进行了阐释和发挥，他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邓小平在革命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坚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肆意践踏科学和技术，肆意侮辱科学技术人员的时候，邓小平就与他们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5年在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中，就指导中国科学院起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他当时就强调科研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他引用马克思的论点，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是劳动者!”他要求“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

邓小平三度复出后，自告奋勇地管科学教育方面的工作。1977年5月24日，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技和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9月19日，他又指出：“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1978年3月18日，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号召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邓小平在描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蓝图时，不仅把科学技术列为战略重点之一，而且把科学技术看作是关键。他在分析十二大提出的20年翻两番的奋斗目标时强调“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农业也是一个战略重点，但“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1986年10月18日，他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夫妇时说：“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技术不行。”他还把科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989年6月，他对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嘱托包括：“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他也一再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邓小平不仅坚持，而且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我国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实际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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