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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军统帅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279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四、大赢就得敢和世界劲旅打大仗

“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有时是非常复杂的，能不能打难决定，打没打赢也说不清，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组织的百团大战在这个问题上就表现得很突出。

百团大战是八路军总部决定的，主要决策人为彭德怀，但邓小平等师领导都参与了决策，而且是一些关键性人物。

1939年12月，冀中军区向八路军总部发来一份密电，介绍了敌军的一些新动向，其要点是敌军“以深沟高垒连接碉堡”，又通过“汽车路的联络向外连筑”，使我“根据地被肢解成孤立的小块”。这份密电引起了朱德、彭德怀的高度重视，特召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前来。在1940年3月的一天，朱、彭、刘、邓、聂、吕一起在129师师部就此动向商讨对策。听完介绍，刘伯承脱口而出，说：“敌人实行的是囚笼政策”。并指出，敌人的手法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彭德怀分析了总的形势，说“自敌人回师华北以来，总的趋势是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我们手中的县城，去年还有上百个，今年就只剩2个了。”经讨论，大家认为，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八路军最后就会被困在几个孤立的山头上。鉴于敌军机动性强，而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很费时间（后统计，平均一个营一天只能扒3里窄轨铁路，不包括破坏路基），必须动员大量群众参加，上前线和转移都很困难。因此大家认为，只有在广阔的区域内对敌人来一次毁“柱”、砸“链”、破“锁”的“总破袭”，才有可能取得效果。4月1日，朱、彭签署了“总破袭”令，要求各部从4月10日开始行动。

正在此时，毛泽东于第二天，即4月2日发来命令，急调120师主力、115师一旅及其他部队南下，于是，“总破袭”行动推迟。

1940年4月末的一天，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受彭德怀的委托来到129师，再次与刘伯承、邓小平、聂荣臻、吕正操、陈赓、陈锡联商讨“总破袭”行动。经讨论，“总破袭”改为对正太铁路进行“大破袭”。正太路东接平汉路，是山西日军的“生命线”，守备部队共有日军的三个混成旅团。由于日军在1940年五六月发动宜昌战役，这些旅团大部南下，留守部队只有5个独立大队和1个直辖队。这给八路军提供了战机。由于华北日军共有9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为了保证“大破袭”的成功，八路军共出动了105个团，从而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武装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在八路军总部下达命令前，左权又将总体作战方案拿到129师师部，同刘邓及师参谋长李达进行最后的讨论。刘邓欣然同意，并对参谋长李达说：“这个战役非常重要，这一着棋太好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进行战役的准备。”这样，7月22日，也就是总部下达《战役预备命令》的同一天，刘邓签署了《我师决集大军进行正太战役》的命令。后来，在百团大战中，129师系统共出兵46个团，是出兵最多的一个系统。值得注意的是，八路军总部在下达命令时，只要求正太路上的兵力“不少于22个团”（后实际投入30个团），其他“由各区自行规定之”。从这个意义上说，彭德怀发动的只是一个“不少于22个团”的“正太战役”，“正太战役”打成“百团大战”，是刘邓为首的129师、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贺龙、关向应为首的120师三大系统根据党的“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和本区的实际情况打出来的。可见，邓小平对百团大战，不仅是赞成的，而且是积极的。

在百团大战中，一些部队只喜欢打仗，对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不积极。129师的破路任务完成得最好，这与刘邓的指导思想和动员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129师提出了很多形象鲜明生动的动员口号：

铁路是大血管，公路是小血管。

铁路是大毒水管，公路是小毒水管。

破坏一里铁路，等于消灭一连敌人。

让敌人用脚跟我们赛跑。

让敌人用牛、用驴子去搬运炮弹、炸弹、飞机、大炮。

收回一根铁轨等于缴获一挺机关枪。

这些话，有的直接出自刘邓，有的是政治工作者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精神编出来的。另外，在奖励政策上，129师在有关文件中也是规定首先奖励破坏最有效率的人员，其次才是作战人员，再次是保证大家“从未饿过一餐饭”的后勤人员。所以，百团大战对刘邓而言，是一场基于现代战争意识而自觉参加的一场大战。

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晚上打响，至同年12月5日八路军统计战果截止日（此后一个月仍有一些零星战斗），共进行了1842次大小战斗，毙伤日军20645人，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毙伤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7人，日军投诚48人，伪军反正1545人；缴获各种枪支约6000支，炮53门，子弹约78万发，炮弹816枚，汽车98辆，粮食约百万斤；消灭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正太路中断4个月左右；同蒲路最多时一次中断18天，后时断时通；平汉铁路在战争初期完全中断5天，后时断时通，并连续数月只白天运行，大约到12月中旬才开始夜间通车，等等。我军阵亡5890人，负伤11700人，失踪307人。

这种大战，自然会打得很苦，其中一个典型战役就是关家垴之战。

1940年10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又11个旅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发起“毁灭战”。在此之前，日军对我根据地进攻，用兵最多的是6万，只1次，3~5万的2次，1~2万的7次，万人以下的109次。此次号称100万，编入作战序列的部队23万，实际出动的约15万。与著名的淞沪会战日军出动的兵力相差无几，而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日军的兵力只有四五万。

这次战役号称“毁灭战”，对此，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在命令中说：“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下毒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的由来和最初的正式表述。

“毁灭战”于10月13日正式开始。打响后，彭德怀亲上前线视察了10来天，所到之处，目不忍睹。10月29日或前一两天，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正在此时，日军的一个大队，兵员500人，辎重和其他人员400人，窜至距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砖壁村仅10来里路的一个军事要地关家垴。为毁灭敌人的“毁灭战”，怒不可遏的彭德怀下令歼灭这支身边的敌人。

这一仗由129师头号大将陈赓主打，刘邓首长亲临前线指挥，彭德怀、左权和仍保留129师副师长职务但已调往山东的徐向前也来到前线。这样，在这块小小的阵地上，就集中了日后共和国的3位元帅和一位大将，还有邓小平这位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

10月30日凌晨4点，进攻开始。不料，很少夜战的日军竟先下手为强，反而在此时攻占了我军的柳树垴阵地。这不但打乱了我军的步骤，而且使关家垴有了一个呼应的阵地。

上午9时许，敌机前来助战，每次三四架，轮番向我阵地轰炸。日军一批2500人，一批1000多人分别从辽县、武乡和黎城、潞城方向前来增援。我军虽有两个旅的阻击兵力，但还是不够，又从关家垴战场抽了一个团去阻击。

10月30日，我军先后发动了18次进攻，最终只攻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

关家垴久攻不下，我军伤亡很大，16团团长、1931年参加红军的谢家庆牺牲。陈赓开始犹豫起来，向彭德怀提出了一个大问题：“现在拼光了，以后怎么办？”彭德怀坚定地回答说：“拼光了也要把关家垴拿下。”

10月31日，我军再次攻打关家垴。彭德怀这个勇猛的老兵来到距敌军阵地仅500米的战壕，探出身子，用望远镜观察战情。

我军伤亡仍在增加，其中772团的一个连只剩下3名战士。陈赓几乎是哭着向刘邓报告，前线有些顶不住了。一向宽厚温和的刘伯承有些火了，大声地要求陈赓坚持。一向沉默寡言的邓小平接过电话，十分严肃地说：“同志！全局！全局！要从全局出发，不惜一切代价地坚决拿下来！打大仗不可能无伤亡，要把火力组织好，一鼓作气，减少伤亡。”陈赓不仅是一名以机智著称的大将，而且是中共领袖们的一员爱将，可以走到主席台上拿起毛泽东的杯子喝茶，也可以和十分严肃而且脾气大的彭德怀开开玩笑。此役之后，129师参谋人员说，陈赓谁也不怕，就怕邓小平。

最后，下午4时许，彭德怀亲自下令猛攻，并将八路军总部的特务连也派上了前线。这个连，90%的人是老红军，个个都是枪法好，摔打拼搏有绝招的英雄好汉。这股顽敌终于被歼灭。后来，百团大战受到错误批判。敢于坚持真理的彭德怀义正辞严地对各种批判进行猛烈的反驳，而且火气很大，“骂了娘”。谁也不怕的陈赓虽在关家垴战役中有所犹豫，但面对极不公正的批判，也拍了桌子。如果说彭德怀对百团大战有所检讨，那就是承认后期的一些战役“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

日军此次气势汹汹发动“毁灭战”，一个基本估计是我军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百团大战后必定疲惫，不料，八路军竟然仍有一举歼灭一个大队并同时阻击三四千兵力和抗击飞机不断轰炸的能力。日军的主要目标在城市，不会长期将大批兵力消耗在太行山这种穷乡僻壤上。于是，这场开始于10月13日的“毁灭战”，于11月2日草草收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反“扫荡”中总结了一个战术，就是面对大“扫荡”，必须在适当的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日军的一个大队。多了打不下，少了作用不大。日军兵力有限，一般是用一个中队控制一个县，一个大队就意味着对三四个县的控制，一旦被一举歼灭，影响很大。或立即结束“扫荡”，或大大缩小“扫荡”的范围。百团大战第一个阶段，就是在9月6日和7日在顺双峰歼敌一个大队后结束，而且我军的作战部队就是陈赓此次率领打关家垴的4个团。彭、刘、邓坚持要打胜这一仗，就是摸准了日军这种欺软怕硬、不敢消耗太多兵力的脾气，以此来早日粉碎敌军的“毁灭战”。这种“毁灭战”多延续一天，就意味着成百上千军民的牺牲，数以十计数以百计的村庄被毁。关家垴之战我军虽伤亡600余人，但极大地减少了根据地的损失，这就是大局、全局。

对酷爱战术的刘伯承来说，此役还是一个很好的实战教材。视察战场时，他看得特别仔细，并下令保护现场，命令参谋人员将敌人工事详细绘制成图。不久，又部署原部队，在这里重新“打”了一仗，并亲自为全师营以上干部作了关家垴战役的专题战术报告。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这位大军事家还说：“陆军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在战场上指挥一个团、一个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都摆布不开，而我们在实际战争中培养出来的军事干部指挥几万、十几万人，都能摆布得开，并且指挥部队有机地互相配合着进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这不仅是对关家垴战役而言的，而且也是对整个百团大战的一个评价。这种“指挥几万、十几万人”同日军这种世界劲旅打大仗，“都能摆布得开，并且指挥部队有机地互相配合着进攻敌人，取得战争的胜利”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夺取日后的胜利是很有意义的，对邓小平日后一度单独主持129师的工作（刘伯承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在延安学习）和主持淮海战役也是如此。这种认识，是帅才眼光、帅才风度的一个生动具体表现。

邓小平以其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对百团大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41年4月，邓小平在《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中说：“百团大战给了晋冀豫边区各方面工作以最大的考验，也给了一二九师以最大的考验。百团大战证明了晋冀豫边区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及党和群众工作上，都有了相当基础，足使敌伪胆寒，足使全体军民具有充足的信心走向抗战胜利的道路。但百团大战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工作上的一些弱点，使得我们在百团大战之后，虽在主力兵团方面得到了一些补充与休整，但在根据地的巩固上，则甚为严重。这表现在：敌占区日愈扩大，抗战区日愈缩小。”

长期以来的片面宣传和我们潜意识中的小农、小工、小商、小士意识，使我们偏爱那种轻松的胜利，巧妙的胜利，不需付出太大努力和代价的胜利，绝对有把握的胜利。这影响了我们对抗日战争及百团大战这类历史事件的看法，好像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就是电影上那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游戏战”。更为严重的还是影响了我们今日的发展，目前，我们不论在经济建设上，还是在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上，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小打小闹挺不错，较低水平的大建设、松散的拼凑也可以搞得红红火火，但档次上不去，难以和世界先进水平较量，难以在国际竞争中大赢，自己的发展也难以持续。因此，对“黄猫黑猫”也不要误解，“黄猫黑猫”都是相对于“老鼠”而言的。“老鼠”如果变成了“牛魔王”，“黄猫黑猫”相应地也就应变成“孙大圣”。只会捉老鼠，本领再大，也只是一只猫！大帅大将与小兵小将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能不能看大情况、复杂的情况；能不能着眼于大赢、长期的赢；而大赢就必须敢于经受大考验，“最大的考验”。

五、“提倡合理的统御”

129师建军时4个团，13000余人，其中1937年10月渡过黄河上前线抗战的为3个团，9000余人。一年后，发展到6个团又6个游击支（纵）队，共5万余人。到1940年五六月整编时，又扩大为9个旅40多个团，10余万人。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129师发展到近30万人，分太行、太岳、冀鲁豫、冀南、河南5个军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的根据地。刘邓大军，名归实至！

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执政地位，没有掌握国家政权，领导的根据地都是一些今日普遍为国家或省级“贫困县”的地区，等等。中共凭什么去壮大自己的队伍？129师及整个八路军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壮大？

参加八路军的，有的是农民，有的是民间的游杂武装，有的是从国民党“中央军”、“地方军”来的，有的是投诚反正的伪军，有的则是热血沸腾的知识青年、城镇青年，“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等骨干的比例相当小，大体上只能满足军队团以上、地方军分区干部的需要，等等。中共又如何去领导好这支队伍？

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时就已有一些宝贵的认识和设想，其中的一个认识是：“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通过政治工作，使战士从“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

合理的统御与严明的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致的。

1957年1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报告，在开场白中，他说：“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全场响起了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显然，后来人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台上讲空话、套话、大话，台下打瞌睡，讲小话、笑话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存在，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印象，并深知战士们对它的厌恶。

政委是专职政治工作领导者，邓小平又如何做思想政治工作呢？要而言之，就是围绕实际问题──重大实际问题做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出任129师政委不久，就主持了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军人大会。那是一次宣判大会，处决一名强奸妇女的老战士。

就像回忆人员所说，师政委通常不在军人大会上作报告，一般只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才作报告。邓小平话不多，不太喜欢作报告，更不会轻易破那个例。但这件事很严重，除了强奸妇女本身性质严重外，更严重的是有一些人前来政治部为强奸犯求情，认为判重了，群众也来求情。这说明部队内部和当地群众对八路军这支抗日队伍还有模糊认识，对其严明的纪律认识不清。因此，邓小平亲自上台讲话。他非常严肃、严厉地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老百姓历来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过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的真面目，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那就需要用我们的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这次奸污妇女的事件，虽然是一个战士的犯罪，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不容易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我们决不能心软，一定要严肃地处理这件事。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愧为革命军人。

在大别山时期，邓小平还更为严厉地处分过一名警卫团的副连长。

1947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路上发现一名军人刺刀上挂着一捆花布，一捆粉条。当即指示查明此人此事。得知是警卫团的一名副连长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店铺里拿了这些东西，因为当时该地老百姓都已经跑光。

大别山区是老革命根据地，由于红军在此四进四出，每次来了又走，进出都要打仗，走后敌人又疯狂报复，给当地群众造成了极大伤害。当地群众对共产党的军队颇有怨声，说他们每次都使大别山搞得“箩里精光”（大别山区四座山山名的谐音：罗山、礼山、经扶、光山），最后还要“剥皮”（一条河名“陂皮河”的谐音）。所以此次刘邓大军进大别山，老百姓基本上是闻风而跑，不与大军接触。刘邓决定以严明的纪律来争取群众，规定：“以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在与刘伯承、张际春（副政委）和李达（参谋长）讨论副连长之事时，邓小平主张对此人以“抢掠民财”治罪──枪毙。当天下午，李达召集军人大会，并请当地商贩参加，对那名副连长执行了死刑。当地群众深为感动，也深为抱歉。几十年过去，当地一些老人还遗憾地说：“如果我们当时不跑，留在家里，也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刘邓治军严又是同爱兵联系在一起的。

1940年9月5日，在129师各部参加百团大战连续作战了15天后，刘邓下了一道“休整令”，布置了收容整理等6个方面的工作，其中第一条命令是：“1.休养体力，保障供给，买羊肉吃。”129师《关于百团大战给奖问题的命令》，规定了十几项评奖标准，其中名列第三的是保障供给让官兵“从未饿过一餐饭”的人员，奖品全部是衣服、布鞋、毛巾，一等奖衣服一套，布鞋一双，毛巾一条，以下递减。

1943年8月1日，129师发布《关于生产节食，渡过灾荒，迎接胜利》的命令，其中之一，是降低小米供应标准，主力部队由每人每天一斤半（旧制24两）分期减到一斤（16两），地方武装，由一斤减到15两，机关人员由一斤减到13两。这虽然是“节食”，但在当时则称得上一个奇迹。在1941年至1943年，八路军经受了一个严重的饥荒时期。1943年3月，彭德怀在左权县一个村庄召集会议，与会者饿得连坐也坐不稳，一贯对作风要求严厉的彭德怀只好请与会者躺在坑上。回总部后，彭德怀立即下令将总部和中共北方局的机关人员，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日供应粮食标准，从4月到秋收，减为7两（旧制11两）。有一次，邓小平来到边区政府找杨秀清、戎子和、李一清三人谈工作，看到戎子和瘦得只有100斤（原125斤），谈话时，杨还硬撑着，戎、李两人则因精力不济，打起了瞌睡。邓小平心疼得很，当面告诉杨秀清，政府厅一级干部，每月津贴增加到10元（当时129师战士干部的月津贴为1.5元至5元）。

因此，刘邓带兵，要诀之一，就是很简单但也最根本的吃饭第一，力求温饱。这个秘诀，后来为日军发现，一位叫河野的日军参谋长说：“战争能否取得胜利，粮食是第一位。”因此，从1942年开始，日军开始了以抢粮食为目标的作战，1943年更为突出。这年秋天，日军集结20余万大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的亲自率领下对华北各根据地展开全面“扫荡”，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抢粮食和破坏我根据地军民的秋收。我军反“扫荡”，一个主要的任务也是保护主要产粮区的抢收抢种。769团，是129师的三个老团之一，是一把不轻易出鞘的镇军宝剑，但在这次秋季反“扫荡”中，却为保护秋收作战45次，掩护屯粮88次，武装护送粮食23次。邓小平这种统兵、用兵思想，看来很平常，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也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吃饭问题、温饱问题开始的。现在温饱已不是一个问题，但一个人成功与否，则永远都首先取决于是他立足于实际问题，还是着眼于一些说起好听的东西。

对将领，同样也是严与爱相结合。上节说过，邓小平曾经对陈赓这名大将发了火，使得陈赓都有点怕他。但另一方面，陈赓又是刘邓手下最受喜爱和最受重用的大将。邓小平女儿说，每次谈到陈赓，邓小平都流露出一种为之骄傲自豪的感情。他曾向儿女们讲过这样一个陈赓的故事，他说京沪杭那些仗呀，打得快。原因是敌人跑得快。我们分成很多路，成排、成连、成团地跑路，否则追都追不上。陈赓打得最远，占领了江西的全省。红军时期，蒋介石抓住了陈赓，后来念及陈赓在大革命时期曾救过蒋介石一命，就把陈赓放了。蒋介石放陈赓的时候，在南昌，有人说：欢迎你再来。陈赓说：“再来，我就带十万部队来！”结果，真是陈赓带兵占领了南昌。幸好我们当时没让陈赓打南京，让他直接往南边打去。否则，陈赓就实现不了他的诺言和愿望了！

刘邓合理统御大军，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对部下高度信任。邓小平在与二野老同志们谈淮海渡江战役时说：“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六、分兵以扩大，集中以强军

目前我们的不少企业，在中小规模时，搞得很好，一旦扩大就垮了。抗战八年，129师扩大30余倍，队伍却越来越强，其中又有一些什么诀窍呢？

过黄河后129师第一次大分兵，是1938年1月组建东进纵队。这支部队的司令员由386旅的副旅长陈再道担任，但基干部队是385旅769团的4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1个骑兵连。东进纵队后扩大为4个团和5个支队，1938年6月，从中抽出一个团和一个支队与769团重建385旅（原385旅旅部和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由陈锡联任旅长，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后385旅与师直辖部队组成太行军区的基本部队。太行军区由刘邓分别兼任司令员和政委，参谋长亦由师参谋长李达兼任，副司令员为王树声，副政委为黄镇。陈锡联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

1938年4月至11月，129师大整编，全师编为6个团又6个游击支（纵）队。386旅抽出771团组建青年纵队，分兵出去的771团在组建青年纵队后，又与东进纵队及115师344旅副旅长杨得志所率的688团组成漳南兵团，开辟新根据地，后演变为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委的冀南军区，成为129师继385、386旅之后的又一劲旅。抗战后期与115师系统的冀鲁豫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冀鲁豫军区（仍保留冀南军区名义），由宋任穷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王宏坤、杨勇为副司令员。

129师在将771团从386旅分出时，同时又将东进纵队的1、3两个团编入386旅，再加上该旅原补充团，这样，该旅在当时全师的6个团中就有4个团，即772、16、17、18团。基干力量虽有分散，但仍是全师最强的一个旅。1940年1月，该旅主力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创建太岳军区，后与决死一纵队、212旅等部组成太岳纵队。

……

早在中央苏区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时，邓小平就曾经反对过盲目扩大红军。129师虽迅速扩大，8年从不到1万发展到约30万，但从 上述演变概况我们不难看到，这种演变是很有步骤和章法的，大体上就是将129师过黄河的最初的一个半旅三个团，通过有步骤地孵化、吸纳、壮大，分别扩大为三个强有力的主力兵团，抗日战争时期通称太行、太岳、冀南部队。这种基本格局，一直保持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时期。二野的三个兵团，司令员分别是陈锡联、陈赓、杨勇，也就是原129师系统的385旅旅长、386旅旅长和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刘邓治军手笔大而又很有章法，由此也可见一斑。

这种既分兵又集中的方式，对既不失时机地壮大队伍，又具备打击强敌的能力是很重要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战争、战役部分共收录了百团大战前129师独立的阳明堡、七亘村、神头岭、响堂铺等14场战争、战役，其中386旅独立或为主力的有8场，而且全部是对日军作战，其他6场战役中则有3场是对顽军作战。可见，在129师发展成为大军的前三年，386旅这支劲旅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百团大战后129师系统的战争、战役《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词典》收录了13场，其中386旅与太岳军区独立或为主力有4场，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但与前期相比，不再那么突出，表明129师各主力兵团都已成长壮大起来了。

众所周知，世界上各种大军，都有一些“王牌军”和精锐部队。即使是解放战争时期稀里哗啦的“国军”，也有一些战斗力强的军队，如赫赫有名的74师，中共华东野战军用了5个纵队主攻，4个纵队打援才把它歼灭。但国民党除了74师等“五大主力”之外，其他部队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所以，集中精锐，普遍提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129师在全军迅速扩大，对军事干部和基干部队需求特别迫切的形势下仍能保持一些精干部队，而且最终把这和全军的壮大与全军战斗力的普遍提高结合在一起，是很少有人能办到的。这种统御艺术和能力，显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因为人们往往是一突出重点，就难兼顾一般，一强调全局，又很难突出重点。

七、让“敌人看不起”，要人民看得起

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硬拼是会吃亏的。但不敢打，不敢拼，又会使敌人更加猖獗，会使人民看不起。国民党前期硬拼，打了不少大战，1938年武汉会战和1939年长沙会战后，国民党又不敢打了。特别是1940年3月傅作义组织的绥远五原抗战和1940年五六月为阻止日军进攻重庆的枣（阳）宜（昌）会战后，除了1943年的常德会战外，国民党军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对日战争。有的话，就是1944年的大溃败，在该年的4月至12月8个月内，共丢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2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46座城市。这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反攻阶段，八路军、新四军也在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山东、华中、江南展开全面的猛烈攻势。其中八路军系统共歼灭日伪军18.1万余人，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新四军歼灭敌伪军5万余人，收复国土7400平方公里。国民党抗战八年，没有一点长进，八路军、新四军却越打越强，其中的奥妙，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下简称《五年来》）的报告。报告在回顾五年来对敌斗争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10大经验，其中的第一条，要而言之，就是，“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竞赛；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如何斗智？接下来的第二条经验，“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隐蔽积蓄力量”，用邓小平所讲的通俗的话说，就是“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中国人特别爱面子，“麻痹敌人”这个说法能让人普遍接受，而“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这个提法，也许只有邓小平这种特别讲究实事求是的人才能在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正式报告中讲得出来，而在当时及所有的对抗性竞争中，这又是一条宝贵的经验。“麻痹敌人”虽好听一些，但意思也多，不如“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这样明确，这样爽。

在战争中让敌人看不起是好事，可以出其不意，打他一个冷不防，但如果让人民也看不起那就糟糕了。而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看不看得起，邓小平在这次报告中说：“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据1944年开辟豫西作战的第一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回忆，在1944年8月中旬出发前夕，邓小平听取了他对有关准备工作的汇报，并和他一起研究了渡河方案。最后指示说，豫西民性强悍，很讲义气，不打一点该打必打的仗，群众也是瞧不起的。只要你们坚定地执行党的政策，坚定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打一点胜仗，人民群众就会信任，就一定能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开辟根据地。

“要使敌人看不起”，又要让人民瞧得起，关键在于要会打。邓小平在《五年来》的报告中提到日军110师团文件上提出的一种策略：“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对我军来说，其主要策略在邓小平《五年来》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有：“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敌进我进”、“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打入敌占区一切组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地去做”，等等。

这里的“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等，一个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敌后武工队”的活动。早在1940年8月20日，即百团大战打响的当天，八路军总部就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各部队在此次战役计划完成后，乘胜派“得力干部和精干小部队”留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2年2月，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政治部再次下令，明确由每个军分区（旅）组织一个到两个敌后武装工作队，每队30至50人，由工作能力相当于地委书记或强的县委书记的干部负责，深入敌后，开展各种工作，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对这种敌后活动，邓小平在《五年来》的报告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中特别强调要“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等等。这样，在1941年至1943年这段时间，我根据地虽有所减少，但“敌进我进”，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范围更大了，基础更为坚实了。

1944年春，日华北方面军所辖的11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中共有9个师团先后抽调南下，其中129师系统的晋冀鲁豫区日军有6个师团南下，虽有新编的旅团补充进来，但战斗力明显减弱。这样，我军实行“突然的跃进”的时机到来。1944年，八路军全面展开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18.1万人，解放县城20座，村庄1.2万个，收复国土1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129师系统共歼灭日伪军7.6万余人，解放县城11座，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

1945年1~7月，129师系统继续向敌军展开攻势作战，再歼灭日伪军3.7万人，解放县城28座，攻克据点2800余座，把日伪军压缩到平汉、陇海、津浦铁路等主要交通线上和大中城市之中，为随之而来的战略大反攻做好了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时间，彭德怀、刘伯承等军事领导都在延安，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师部合并，邓小平代理中共北方局书记，在前线指挥129师和北方局系统的最高领导，也就是邓小平。1945年6月中旬，邓小平作为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他和刘伯承一起，又部署和指挥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在这一战中，129师系统共歼日伪10万余人，收复县城80余座，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解放区联成一片，组成共有18万平方公里土地、2400余万人口的晋冀鲁豫解放区，129师则成为拥有约30万兵力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人称“刘邓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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