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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大军统帅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9295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1977年5月4日，叶剑英元帅八十大寿，即将复出的邓小平偕夫人前往祝贺。中国十大元帅中此时尚在世的除刘伯承因病未出席外，另外两名健在的元帅——聂荣臻、徐向前也在座，还有王震等一批老将军在座。邓小平高兴地说：“啊！老帅们都在这里了！”叶帅连忙前来迎接，愉快地说：“小平同志，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

一、孤军万里铸帅才

1929年底和1930年初的广西百色、龙州起义后，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邓小平任红七、红八军总政委兼任前敌委员会书记，两军军长分别为张云逸和俞作豫。

红七、红八军创建时，拥有左右江根据地，辖20个县，100多万人口。对这支军队和这个根据地的发展，邓小平在1930年1月回上海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时提出了这样的设想：

政治上，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直接由群众选举的苏维埃革命政权，建立由贫农组织的农会，防止无目的的烧杀主义，一切工作面向群众，扩大宣传，发展工人组织，健全地方党的组织。

经济上，对小商人进行保护，对大商人加重捐务，废除苛捐杂税，扣留部分鸦片，加重鸦片交易的税收。

军事上，加紧提高部队战斗力，建立游击战争的战术，改善待遇，官兵一律平等，改造军队，加强军中政治工作，维护军纪党纪。在军事发展方向上，左右江取得联系，向湘粤边界发展，造成与朱毛会合的前途。

当时，中共中央已开始“左”起来，在对广西工作进行指示时，提出了“要为武装保卫苏联和反军阀战争这两大党的任务服务”的不切实际的主张。在讨论中，一些中央领导人提出要向柳州、桂林发展，认为对李明瑞绝对不要存“丝毫的幻想”，要求加紧与其进行斗争，否则将被其出卖。但在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主持下，邓小平的正确设想，特别是在军事发展方向问题上的设想基本上得到了中央的肯定。李明瑞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2月7日，邓小平回到广西，来到红八军驻地龙州。这时，八军主力已由军长俞作豫率领前去配合七军攻打南宁，七军则正在隆安与桂军的四个团激战。

当时正值桂张（发奎）联军与蒋粤军大战，广西局势极为混乱。所以，除了“左”倾思想的影响外，这种局势也是广西红军决定攻打南宁的原因之一。但在军阀混战时，敌人集结的兵力相对而言也要强大，当时在广西，桂张联军有三个军，分别由张发奎、杨腾辉、黄绍■（兼）任军长，并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统一指挥。蒋粤军兵力更为庞大，有9个师和2个独立旅。在这种形势下，刚刚诞生的红军攻打任何一个重要城市都会面临没顶之灾，更何况是省会南宁。因此，邓小平到达龙州后，立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俞作豫，要求他们停止攻打南宁。

接到指示后，俞作豫立即率军回到龙州，红七军则在隆安战斗失利后主力退出右江，一时失去联系。

同红七军相比，红八军实力较弱，只有2000多人，1000多支枪，部队基础仍由旧军官所掌握，还发生了第二支队游击司令、龙津县县长黄飞虎于1930年2月上旬叛变的事件。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一方面抓紧对部队进行改造，另一方面要求红八军立即与红七军会合。并于3月上旬亲自率领红八军第一纵队攻打靖西，以打通左右江通道。在攻打靖西过程中，邓小平得知曾经失去联系的红七军的下落，便在一个连的护送下，于3月下旬辗转到达东兰韦拔群处，约两个月后，才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红八军在邓小平离开后不久，遭到敌军的大举围攻，俞作豫等英勇牺牲，余部300多人在参谋长袁振武的率领下于9月在河池地区与红七军会合，并从此并入红七军。

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向红七军前委发出正式指示，要求红七军“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的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前途”。这个指示，由于在1930年2月至9月间广西前委与中央失去联系没有收到，这使红七军得到了一段暂时免受“左”倾路线危害的宝贵时间。

1930年5月底6月初，邓小平在与红七军主要领导和主力会合后，在河池地区分别召开了领导与党员会议，传达了基本正确的中央一月指示精神，并决定回师右江，收复百色，建立革命根据地。6月上旬，胜利收复百色。随即又乘胜前进，相继收复了右江沿岸各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这时，桂军主力出省参加中原大战，省内兵力空虚。一时，右江苏区革命烈火熊熊，有20多万群众参加各种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百色起义时约为2800人的红七军也扩充到7000人。

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以广西政权、巨额军饷为条件命令滇军入桂。1930年5月，以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的“讨逆军第十路军”在云南集结完毕，全军共3个师，15个团，2万多兵力。6月，滇军进入广西，7月，到达南宁。桂军见机不妙，其主力也于7月回到桂林，8月集结柳州。后于1931年2月将滇军全部驱逐出境。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红七军于7月初主动退出百色，前往百色东面的平马地区。途中，红军在平马附近的果化一带伏击滇军，打死打伤滇军五六百人，红军也伤亡了二百多人。此役之后，滇军不再与红军交战，这使红军在平马和桂黔边境的河池地区获得了一个长达约三个半月的休整时间。这段时间，红军在所驻地轰轰烈烈地开展各种活动，队伍由三个纵队扩大到四个纵队，约8000或约万人。邓小平说，此时，“是红七军的极盛时期”。当时，全国革命形势也在好转，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有13个军，62000多人，党员10万人。

1930年9月30日中央代表原广西特委书记邓岗来到红七军，前来贯彻中央的新指示，这个指示就是：“坚决的进攻敌人的柳州桂林向着广东的西北江发展”，然后夺取广州，最后与红三军团“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显然是个非常荒唐而幼稚可笑的指示，对成立还不到一年的红七军来说，找个立足的地方都十分困难，怎么能去和桂军争夺连蒋介石先后利用粤军、滇军也抢不到的柳州、桂林呢？

邓小平说，他当时的心理是，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精神，的确很兴奋，但他又考虑到，当时红七军攻打百色都已经十分艰难，打桂林、柳州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把握的。但年轻气盛的“钦差大臣”邓岗态度十分强硬，坚决要求红七军“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还成立了一个支持他的“兵委”与邓小平为首的前委对抗，并罢免了明确持反对态度的红七军前委委员、广西特委书记、右江苏维埃主席雷经天的职务。邓小平、张云逸基于服从组织与避免领导层分裂的考虑，同意执行中央指示。这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策略，反正不可能的事谁也不能让它发生。

1930年11月9日，红七军7000大军从河池出发，前去攻打柳州、桂林。

第二天，红七军打下小镇怀远。前方目标为庆远（今宜山县城），庆远是一个大镇，敌军有重兵把守。在邓小平、李明瑞的坚持下，红七军弃攻庆远，转而向北，进入大苗山区三防。在这一过程中，有时与敌人相持，有时与敌人打打小仗，时间过去了好几天。到三防后，又因下雨而休整了几天。这样，急于攻打柳州、桂林的中央代表邓岗火了，他联合前委委员、红七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红七军参谋长龚楚对邓小平提出了违反中央命令的严厉批评，并召集营以上干部会，动员立即攻打柳州。会上争论很激烈，但主攻派占绝对优势，深感忧虑也难免气愤的邓小平只好请求辞职，由邓岗或其他人来接替他的职务，未被允许。

三防会议后，红七军急急向柳州进发，途中，在长安镇遇到两个师敌军的堵截。12月15日，红七军主力在李明瑞亲自指挥下攻打长安，连攻5天，震动广西。李宗仁派出白崇禧前往督战，并增兵一个师。红七军主动撤离战场，伤亡数百人。

长安之役使红七军再次暂时放弃攻打柳州的计划，于12月21日占领湖南绥宁。稍事休息后，继而攻打湖南武冈。当时以为武冈这个小县城只有民团没有正规军很容易攻破，没有作为大战役来部署，不料连攻数日未克。第四日，准备调整部署时，湘军的一个师又赶来增援，红七军撤退。这样，红七军又意想不到地伤亡了二百多人，还牺牲了一名团长。

这样一再折腾，到红七军1931年1月2日攻克广西全州时，部队已只剩下三四千人，损失约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对“攻不攻打桂林”的问题仍展开了激烈争论。惨痛的教训，使多数人站到了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一边。邓岗回上海汇报，陈豪人则在一次战争后悄悄地走了，他们成立的“兵委”也被撤销。这两人后来继续革命，分别于1931年和1940年牺牲。牺牲时，一个方28岁，一个方33岁。他们都是因教条、僵化、无知、冲动而盲目执行“左”倾冒险路线，令人心痛而难以重责。此外，邓岗9月30日到红七军，红七军到11月9日才出发，又于12月15日才开始打大仗、硬仗。这一方面体现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另一方面也表明邓岗逼得还不是太紧。但特别令红七军数千烈士难以瞑目，也特别令邓小平等人痛心疾首的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路线早在1930年9月底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得到纠正，由于红七军同中央失去联系，这种错误只好用自己的鲜血来纠正。

中央代表邓岗走后，红七军的指挥权重新回到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等坚持实事求是的领导人手中，此时他们尽管仍不知道中央的新精神，但已决心不再干“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蠢事。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的任务，改变硬打攻坚的战术，以沿途发动群众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经湘南粤北，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会合。这样，再经多次激战和磨难，他们终于将这支历尽险境的队伍自1931年2月起陆续带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4月，红七军各部2500多人在永新胜利会师。

红七军这次北上，历时五个月，转战黔、桂、粤、湘、赣五省，行程一万二千里，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当他们胜利会师永新时，全军上下，兴高采烈。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王明、博古把持的中央竟于1931年5月14日发信给在江西的红七军前委，用极其严厉的语气批评前委犯了“很明显”的“立三主义的盲动冒险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和富农路线”等三大错误，还批评红七军不没收沿途地主的土地，对商人、地主“特别的谦让”，“充满了失败逃跑的情绪”，等等。并认为这些错误，“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得更明显了！”尤其令人悲愤的是，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政治部主任许进还有政治部秘书处长佘惠等一批领导人在1931年10月被王明路线扣上“改组派”、“AB团”等帽子枪杀。

同王明路线不同，毛泽东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的闭幕式上，以新当选的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亲手将“转战千里”的锦旗隆重授予红七军。70年代，毛泽东还几次对邓小平说：“红七军能打啊！”后来，在这支队伍中，据张云逸估计，至少产生了50位将军。其中1955年首次授衔的就有大将1人：张云逸，上将2名：韦国清、李天佑，中将4人：莫文骅、覃健、韦杰、冼恒汉，少将12人：（略）。还产生了雷经天、叶季壮、陈漫远、龚饮冰、袁任远等一批担任部长、省长等要职的党政领导。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产生了邓小平这位帅才。从这个意义上说，红七军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数千烈士和被王明路线枪杀的李明瑞等烈士，亦可含笑九泉。

二、“住在司令部”的政委

“（1938年）一月十八日 晴 西河头”

“十八集团军总政邓主任小平到了司令部，个子不高，见了我们总是笑，大家议论说什么刘师长刚走（先天去洛阳开会），他就来了。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大概是代替刘。”

这是当时在129师机要科工作的杨国宇当天所写的日记。

这些业余分析家们的判断力不行，但观察力还是很敏锐，他们从新政委“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这个细节发现了这个政委的不寻常。从这个时候开始，刘邓搭档了13年，结成了“刘邓就是刘邓，中间顿号都加不进”的关系，形成了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密切结合而产生的巨大威力，这在中国和世界军事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联想到古今中外那些因“双头”、“多头”造成的低效、麻烦、混乱和悲剧，还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核心”、“中心”之争，刘邓带出来的，何止是一支大军呀？！

129师后来成为赫赫有名的刘邓大军，但在1937年10月过黄河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时，却是十分寒酸。兵力约有一万，但带刺刀的步枪，也就是新式一点的步枪全师只有55支，手榴弹全师只有203颗。不过刘伯承曾经说过，会打仗的话，一个班也可以同敌人的一个军打，打尾巴，打散兵，打后勤机关，战机多得很。何况一个师呢？129师一过黄河，就在1937年10月19日夜袭日军的阳明堡机场，一举烧毁了敌机24（一说25）架。所以，能不能打，打得怎么样，前提是战略战术正确。战略战术不正确，一个班不要一分钟就会被一个连消灭，集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的力量也打不下24架飞机。而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以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为前提，这个大前提，在129师，就得依靠邓小平这位大政委了。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但正确的路线方针付诸实践，仍会有不少问题。而且党内干扰也不少，“左”的右的，游击战、阵地战，把握得不好，对党和军队来说，就是大失误、大灾难，“皖南事变”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刘伯承是中共的大军事家，1911年从军，参加中共革命前就有“军神”之称。先后在重庆将校学堂、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加入中共后、任129师师长之前，先后任过中共重庆军委委员、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中共前委参谋团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是中共党员中第一个担任军长职务的人。当然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也受冷落，在任129师师长之前，在红军中没有切实掌握过军权。邓小平能否把129师这支大军领导好，如何为刘伯承提供政治上的保障，是一个关键。“不住政治部，住在司令部与刘一起”，看来只是一个形式，一种方式，但其中的韵味，淳厚深长。工作人员当日就感觉到了，何况刘伯承本人呢？当然刘伯承不会像工作人员那样作出错误的判断。

政委“住在司令部”，实际上也不完全是一种形式，而是邓小平工作作风的一个表现。《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说：“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们，那时他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父亲这个人，最不讲排场，反对烦琐哲学。这种一人、一马、一警卫的习惯，他一直保持到抗战开始。在他就任更重要的职务后，他也是这样崇尚简朴。整个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没有私人秘书。解放后直到文革开始前的十七年中，他也只有一个秘书。对他来说，不在人多，重要的是效率要高。”129师既然由师长政委共同指挥，要讲效率，两人住在一起，多好。当时，军情紧急，事务繁多，首长经常分开，联络又不便，除了少数特别重要的事情需要刘邓首长与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领导共同商量外，其他要请示首长的事，碰到刘就向刘请示，碰到邓就向邓请示，反正都一样。刘说了的，邓会说：“就按刘师长（司令员）说的办。”邓说了，刘会说：“就按邓政委说的办。”由于刘伯承是大军事家，年龄又大，身体也不太好，为了让刘集中思考重大的战略战术问题，在刘邓合作时期，根据邓的反复交代，刘邓大军的事务，在一般情况下，都由邓和参谋长李达来处理，只有大事才找刘伯承。邓小平这位政委──军队中党的最高领导，的确是很不寻常。这除了因为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经验丰富，能力全面和对刘伯承特别尊重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他对党如何领导军队有自己的看法。1941年，他在《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批评一些人“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使有人称党组织为“最高当局”。邓小平说，“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众所周知，邓小平后来有一个“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这一思想的起源，也许就在他任129师政委时期。

1943年10月至1945年6月，刘伯承在延安学习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同时，彭德怀、陈赓、陈再道、陈锡联、杨得志等主要军事领导也先后去了延安，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合并。邓小平以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的身份统一领导北方局、八路军总部、129师和整个晋冀鲁豫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河南五个军区）的党政军工作。在此期间，刘邓大军在邓小平领导下，先后进行了太岳区、冀鲁豫边区1943年秋季反“扫荡”，晋冀鲁豫1944年攻势作战，1944年7月至1945年5月的扩大豫东作战，1944年秋至1945年春的开辟豫西作战，1945年1月至7月的晋冀鲁豫区攻势作战等一系列的大战。邓小平这位“住在司令部”的政委，在这段为期1年9个月的时间内，真的实际上承担了司令员的责任。

三、“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对中共军队参加抗日战争的作战方针有过激烈的争论，代表性的意见有“山地游击战”、“运动游击战”、“游击运动战”等。最后，会议确定了一个非常英明的方针：“反对单纯防御的消极作战方针，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对组织观念特强、纪律特别严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来说，一个作战方针的表述可不是玩文字游戏，例如，一旦“山地游击战”正式确定为党的军事作战方针，那其后的平原抗战、敌后抗战就会大受影响。中央决定“采取独立自主的积极的作战方针”，就既对前方军队提出了要求，又给了他们极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在这种背景下，说话诙谐的刘伯承开发了一句俗语──“黄猫，黑猫……”，而“猫论”的实质，在战争年代，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邓小平1938年1月18日来到129师，日军2月就出动3万大军向晋南地区大举进攻。驻守晋南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不战而溃。129师奉命南下，伺机打击邯（郸）长（冶）大道上的日军，以钳制向黄河河防进犯的日军。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了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著名的伏击战，“三战三捷，歼敌数千”。其中响堂铺战役，邓小平和徐向前副师长一道，共同上前线指挥。

1938年3月，日军打通邯郸、长冶大道和同蒲铁路南段，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为了迟滞敌军的行动，129师决定在响堂铺对敌人的运输部队打一次较大的伏击战。这一役，129师出动了769、771、772三个团和师直属队。当时，129师只有4个建制团，其中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这一仗，可以说出动了全部主力。这是刘邓用兵的特点之一，用毛泽东的话说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用刘伯承的话说，则是合拢手指头“按跳蚤”，或集中力量“砸核桃”。对刘邓大军来说，这不仅是一个比喻，一种战术思想，还是有量化指标的，大体而言，在抗日战争时期，打有坚固据点的日军，一个小队据守，用一个团打，一个中队，则用两个团，大体上是以十打一，后来打有据点的蒋军，则大体上是以三打一。所以，出动全部主力，也并不冒险。而且优势越大，风险越小。因为此役直接面对的敌人是180辆汽车和一支170余人的护送部队，但周围有不少敌军，敌军不但有地面上的机械化部队，天上还有飞机。所以，主战场必须速战速决，四周要安排伏击部队阻止敌增援部队，等等，不集中具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是不行的。由于老八路的一个团，通常都是由红军一个军以上的兵力改编而来，129师就是原红4、29、30、31四个军另加4个独立团和一个骑兵团所改编而来，其中很多骨干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或大革命以来参加革命的老战士，是极其珍贵的人才。把他们全部拉上战场，要很大的勇气，也必须极其谨慎。但“一切看情况”，打得赢就要打。

3月30日午夜，各部队出发，神秘地到达预定地点。前线由徐向前副师长任总指挥，邓小平率师直辖队在佛堂沟作为接应。

3月31日拂晓，东阳关日军300余人向772团负责警戒的一个连队发起试探性的进攻，该连战士机警应对，日军觉得太平无事，乱打一气后返回了据点。

8时许，日运输队开始进入伏击区。来敌为日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所属的两个汽车中队，汽车约180辆，掩护部队170余人。

9时许，敌军全部进入响堂铺伏击区。一声令下，771团全部和769团主力（另有4个连打阻击）分别从左右两侧同时向敌军猛烈开火。激战两个多小时，180辆汽车全部烧毁，日掩护部队170余人只有30来人逃走。增援敌军也被打退。共毙伤敌军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30余支，迫击炮4门，弹药甚多。下午，敌机十余架在响堂铺上空狂轰滥炸，但我军早已转移。129师在一个多月内“三战三捷，歼敌数千”，引起了日军的震惊。4月，日军调集3万余兵力，在第一军司令长官香月清司的指挥下，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九路，对以129师为中坚的晋冀豫根据地进行合围。过去红军进行过五次反“围剿”的战斗，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次面对的是日军而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怎么办？

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敌驻我扰、游击战等老经验仍是有效的。在九路围攻中，敌军进城得到的是一座空城，以为其中有埋伏，吓得立即退出；行军找不到食物，“饿着肚皮跑路”；跑路找不到目标，“扑来扑去，搞不清楚我们去哪里”；驻营则遭到游击队、自卫队的袭扰，还击白费力气，不理睬又会损兵折将，丢枪失炮。这样困扰了数天之后，敌军食宿无着，惊恐疲惫不堪。九路日军只有三路进入了根据地腹地，其他均不能前进。已进入的三路，也开始退却，在这种情况下，129师全部主力三团、115师689团于4月15日出动，兵分两路，沿浊漳河两岸向三路侵入我腹地中的一路——日108师117联队3000余人进行追击，急行军九个多小时，在长乐村地区逮住敌军的下半身──辎重部队等约1500人。16日7时许，首先追上敌军的772团抓住有利时机，不待各团合围，立即向刚开始启程退却的敌军发起猛攻。开火不久，771团从南面赶到，两军合击，打得敌军溃不成军。已过长乐村的日117联队主力回师援救，在代家垴受到689团的阻击。下午2时许，敌援军1000余人由辽县经蟠龙前来增援，战斗更为激烈。下午5时许，又有一股敌军1000余人从辽县赶到战场。此时，战场上四处都是猛烈的枪炮声，但八路军主力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转移了，只有少数兵力在前线布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军。此役，共歼敌2200多人，我军伤亡800余人，772团团长叶成焕光荣殉国。

长乐村战役后，敌军全面撤退，八路军、决死队（中共领导的山西地方武装）和国民党军队乘势追击，再歼敌千余人。4月底，敌“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此次战斗，历时23天，我军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了榆社、武乡等18座县城。随后，我军进一步扩大战果，至9月底，共消灭伪军一万多人，解放了临清、高唐等20多个县，收编了大小数十股游杂武装和新解放区内的民团、保安队，巩固和扩大了晋冀豫边根据地，并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至1938年10月，129师由3个团扩大到6个团又6个游击支（纵）队，共5万余人。战区分两个军区：晋冀豫军区、冀南军区，10个军分区。

同响堂铺战斗相比，长乐村战斗风险很大，伤亡也比较大，但129师也正是以此为转折而初成大军。可见，面对强敌，既不能硬拼，又必须敢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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