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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志存高远不动摇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1760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五、抗日时抵制右的倾向

邓小平不仅领略过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也对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对大革命造成的危害有切肤之痛。

邓小平同陈独秀的直接接触是大革命正在遭受失败的六七月间，那时邓小平担任中央的秘书工作，参加中央当时的各种会议。邓小平有一件事记得非常清楚。有一次陈独秀主持一个会议，讨论河南问题。因为陈独秀搞一言堂，主持开会亦相当简单，会议没开多久，陈独秀说了一句“耕者有其田”就宣布散会，显得相当武断。会后让邓小平根据会议记录起草一个给河南省委的文件。邓小平当时刚到中央，不了解情况，又不熟悉问题，会议本身讨论得又少，因此只写了三百多字。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邓小平也直接吃过它结出的恶果。因为他的软弱退让，也由于共产国际对一系列问题的错误指导，不敢与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革命的行径作坚决斗争，因此导致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之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此失败。就是在蒋介石叛变之后，原来倾向进步的冯玉祥这时候也倒向了蒋介石，对邓小平等曾被他请来的共产党员他最后统统“礼送出境”。他也许没有想到，十年之后，浴血太行山的年轻的他又须面对同右倾投降主义的斗争。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强马又壮，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叫他在那里灭亡!

这首气势磅礴的抗日之歌真正唱出了八路军和太行山人民压倒敌人的必胜信念。共产党、八路军确实是抵挡日寇的“铁壁铜墙”。然而，在抗日战争中的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钦差大臣却要党把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邓小平是1938年1月18日任八路军129师政委的。129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早在1937年10月刘伯承、徐向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率部转战同蒲、正太路沿线，最后挺进太行山区。1938年初，八路军总部向全军发出了“坚持华北抗战，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号召，是因为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标志着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进入到以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为主体的新阶段。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带有战略意义的转折关头被派到太行山担任新职的。

太行山巍峨矗立在华北大地，由北向南，绵延七百余公里，纵贯晋冀豫三省边界。它的西面，是山西山丘纵横的高原山地；它的东面是河北、河南一望无际的广袤富饶的华北大平原。太行山因其山势高峻，易守难攻，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刘伯承率129师健儿进入太行山以来，展开对日游击战，在山区站稳了脚跟，并逐步向平原发展。

在邓小平上任之前的193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内正面临着一股右倾错误的干扰。

这种右倾错误思想主要来自于王明。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改变了以往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力量的政策。以前是以军事镇压为主，现在变为一面联共，一面限共溶共反共，既要利用它，又要削弱和限制它。甚至以升官发财、酒色逸乐来腐蚀共产党的干部。党内少数人对国民党的本质产生了模糊认识，有的不愿继续过艰苦斗争的生活；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以后，有人不愿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甚至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有人在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有人对国民党特务在根据地的破坏活动不敢坚决斗争，等等。总之，党内开始滋长右的倾向。

1937年11月29日，头上有着“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等耀眼光环的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他声称自己回国的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在12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报告。10日的会上他又作了第二次发言。王明对坚持联合国民党抗战问题发表了一些正确意见，但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

他对洛川会议横加指责，公开抹杀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身上；

他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他否认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军队要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

他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强调正规战，贬低游击战，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战胜日本。

更加不能令人容忍的是，王明未经中央讨论通过，便擅自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在《宣言》中继续推行他的右倾主张，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混乱，因为当时王明的这些观点，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出现的，更使不少同志闷在葫芦中。

有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经历的邓小平对王明的这一系列观点很不理解，很不赞同。他和彭真一起找了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对王明的主张提出质疑。邓小平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我们党放弃了领导权，没有自己掌握的部队，目前这种情况岂不坐视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吗?他和彭真带着这种忧心又找任弼时谈了他们的观点，得到了任弼时的支持。晚上，刘伯承、彭真一起来到邓小平的住处，再一次讨论这个问题，研究回去怎么办?邓小平谈了他的观点和想法。他认为，王明从国外带回的意见，不符合中国目前的抗战实际。离开具体情况空谈统一战线，对抗战无益。王明把抗战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就谈过，要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上来。因此，共产党在抗战中必须有当仁不让的气魄，主动地、勇敢地挑起领导抗战的担子，用我们全面抗战的路线，去影响国民党、带动国民党。如果没有当仁不让的勇气，在敌后就站不住脚，也不会在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创造巩固的根据地。这是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思想，结合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主张。邓小平的主张得到刘伯承和彭真的完全赞同。邓小平上任129师政委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自己的工作思路，着手布置新的工作重点，以实际工作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观点。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领导决定从385旅769团抽调3个步兵连1个机枪连和1个骑兵连组建成东进纵队，于1月挺进冀南。1月28日，以师教导团派出的干部为骨干，建立起师游击大队，2月9日，以师教导团30多名干部和地方党相配合，建立起129师先遣支队。2月17日，以386旅771团的1个步兵连和教导团的部分干部为基础，建立起129师独立游击支队。冀南工作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

王明说：“游击战不能战胜敌人。”

毛泽东说，在上海太原失陷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刘伯承、邓小平在129师的一系列举措，正是为了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已不是10年前的邓小平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刻得多了，信仰也坚定得多了。尽管王明当时打的是共产国际的牌子，打的是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牌子，但牌子，并不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邓小平正是根据自己对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局发展的趋势而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的。也正因为这点，他才能如此清醒如此坚决地抵制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错误思想。如邓小平自己所说：他一辈子没有受其他任何思想的侵入。

在大刀阔斧地派遣部队，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129师师部和省委一道召开一系列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统一思想，全面部署太行山区的工作。主要强调迅速在晋冀豫区打开工作局面，大胆放手去搞，发动群众，建立游击队。

为了建立巩固的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1938年3月中旬，邓小平协助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以中共冀豫晋省委的名义，召开了这三省已初步建立根据地的辽县、昔阳、平定、邢台等10个县委委员以上党的负责干部的会议。而这10个县的军权和政权，都在共产党掌握之中，因此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太行抗日根据地内第一次执政党的会议。

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理直气壮地坚持党的领导，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发动游击战争，太行山区燃烧起了熊熊的抗日烽火。王明的错误主张在这里受到了最坚决的抵制。

六、毛泽东旗帜丢不得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性文件的出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评价历史问题的极其慎重的态度。

这一文件起草时间之长可谓空前：从1979年11月组建起草小组到1981年6月，整整用了一年又七个月的时间。

征求意见参加讨论的人数空前：1980年10月初，中共中央组织了4000名高级干部对草稿进行讨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对这个决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能够显示出这种勇气和远见，完全有赖于邓小平的指导。

邓小平对这一亲自主持起草的重要的历史决议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单是召集历史决议起草组开会就有十多次，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对决议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围绕着一个中心内容：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这样一个结论，由邓小平作出，确实具有巨大的说服力量，尽管邓小平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但毕竟毛泽东曾经两次把他从政治舞台上逐出，使他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和打击。虽然这不是个人恩怨之争，而是思想上的分歧所导致，但一般人恐怕难以超脱个人恩怨的感情因素，只有邓小平这种伟大的政治家才会有如此宽广的胸怀，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在复杂的局面中，毅然决然地坚定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

当时的情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大规模进行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逐步解决，对建国以后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认真的总结的时机逐渐成熟。另外，在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个人迷信的禁锢逐渐被打破，对毛泽东是非功过与历史评价问题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了思想混乱。有人出于对“左”倾错误危害的痛恨，把一切错误归罪于毛泽东本人，甚至简单归罪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这种错误看法，又被极少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所利用，进而否定党的领导和30年来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混乱。有的人甚至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因此，正确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科学阐明毛泽东思想，全面科学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彻底纠正整个“左”的错误、成功地完成拨乱反正任务的关键。

在组织4000多名高级干部对决议草稿进行讨论时，有些同志提出了不大正确的意见，有的甚至相当极端。有的人认为，毛泽东思想的部分干脆不写；有人认为大跃进与文革比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还严重；有人提出，毛泽东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不是；有人说，“文革”前的错误和“文革”中的错误统统都应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有人说，“文革”的错误，说来说去说到底，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品质不好。对这些极端的意见，邓小平觉得应该澄清。

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的情况。

另外一个方面，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中，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指责邓小平是丢刀子，砍旗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是国内的情况。

国外也在极其关注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评价。

在外国人看来，“四人帮”垮台了，“两个凡是”被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得体无完肤，晚年毛泽东的一个个观点被驳正，晚年毛泽东定的一个个铁案被平反，晚年毛泽东树的一个个典型在隐遁。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毛泽东塑像被拆除，一幅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一条条毛泽东语录被覆盖。1980年7月30日，长期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引人关注。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大，拆除过程中动用了吊车、卡车。有的地方在塑像拆除的过程中，由于塑像极其坚固甚至动用了炸药……

这一切当然被西方人和港台看到了。

西方人说：中国正在“非毛化”。

港台舆论则评价：“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如何评价前任领导人的是非功过，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处理不妥，后患无穷，这一点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殷鉴不远。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秘密报告，向斯大林清算。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列举出许多惊人事实和数字，指责斯大林是暴君，说他的双手沾满了鲜血。

赫鲁晓夫报告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造成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各国共产党内大批人退党，波兰发生流血和骚乱，匈牙利更是全面地动荡，直到苏联出兵干预，用坦克和枪支才恢复了布达佩斯的秩序。当时毛泽东就批评过赫鲁晓夫的过火做法：“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评价毛泽东，肯定总结了苏共“非斯大林化”的教训。

邓小平这样一个登高望远的大政治家，当然不会犯赫鲁晓夫这样的低级错误。

他不会因为自己几次被打倒，被整，受了最大的苦，而从个人感情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正如当年参与其事、后来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邵华泽说的“他从党的事业，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实际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

只要摘抄他当初作的指示中的一部分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的公心。

1980年3月19日他说：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1980年4月1日上午，邓小平强调说：

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1980年10月25日他说：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

他还说：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个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

1981年6月22日，邓小平谈了对决议草稿的看法：

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我想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和评价问题做到了客观公正，既扬弃了毛泽东晚年所提出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又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想要全党有坚定的信仰，自己首先有坚定的信仰。虽然邓小平经过历次政治斗争的狂风恶浪，历经磨难，但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仍赤心未改。他领导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取得成功，其基点之一是稳定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

七、老祖宗不能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全国思想解放的涛声澎湃，大潮奔涌。多年来受到“左”的思想压抑的各种思想犹如火山喷发，热浪灼人，呈现出一种前所未见的思想活跃的崭新气象。

有的呼吁应为“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种冤假错案平反，有人认为必须推倒“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正确总结“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和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这是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主流。

但当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现象。

有的人的思想“解放”得没有边，共产党不是提出要拨乱反正吗?他于是拿起这一口号极端夸大错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一些非法组织出现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等口号，煽动冲击党政机关，出版地下刊物，在全国各地串联，还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有个“中国人权小组”的非法组织，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解冻社”公 然提出“废弃毛泽东思想”。“取消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一切形式的专政”，“建立以孙文学说为核心的新国家”；上海有一个“民主讨论会”，有人大肆诽谤毛泽东，打出大幅标语，说“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人公开主张：“中国应该实行资本主义”；上海的“民主促进会”在大街上贴出攻击毛泽东的标语。这股势力挑拨群众和党的关系，聚众闹事，阻碍交通，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对解放思想大潮裹挟下出现的这股思潮，有的人缺乏辨识力，没有看到任其发展下去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善良的人怕来之不易的民主空气消散，有人认为既然提思想解放，这些现象都可以不管。更为严重的是，党内有少数同志对这些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潮还直接或间接地给予支持。

上述这些思想，甚至在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同志中间表现出来。理论务虚会是党中央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会议对“两个凡是”的思想进行尖锐的批评，对一系列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就是在这样的会议上，一些同志的发言却表现出对社会上一些错误思潮的迎合和支持。

有人说：“现在警惕的不是什么解放思想过头、民主过头的倾向，更不要来一次新的反右”，“‘左’的东西还批得不够，如果提出反右，就会妨碍批‘左’，影响思想解放，甚至可能走回头路，所谓‘右’现在万万不能当做一种了不得的倾向来反的，至于个别出格的事例，靠实际工作引导就是了。对这类问题，思想上要保持清醒，但在理论宣传上，没有必要作为一种倾向提出来加以反对。”

有人说：“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也是靠人民自己来争取的，是要靠打破官僚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反抗，打破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的压制才能实现的。民主绝不能依赖什么人的恩赐。”“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发扬得还很不够，而不是太多，不是应当来纠偏。”

有人说：“西单民主墙是好事，应当说是社会民主的里程碑。”“中央对民主墙应当表态支持。”

个别人甚至建议，报上应辟一栏民主墙，选登大字报。

还有人讲：到底什么叫社会主义现代化，谁能说得清楚?为什么要给现代化贴上什么“阶级”、什么“主义”的标签呢?

还有人认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功绩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这两句话过头了。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应不应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说话?怕不怕人家攻击又开始搞“左”的一套?任这股思潮发展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会不会影响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开展?政治家必须对这一系列问题深思熟虑。

邓小平对当时的局势高度关注，他敏锐地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立即发表谈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第四项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复杂的局面面前，再次显出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坚不可摧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那些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以外，有的人也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也经历过斗争的考验，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能区分“左”的东西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不同。把“左”的东西，统统归罪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因此，产生了模糊认识、错误思想。

在邓小平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有极少数人，“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思潮。”

针对有人提出的，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论调，邓小平指出“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之后，提出了如何坚持的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坚持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或者说由这些基本原则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下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在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征途上，每有曲折，邓小平必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必讲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在其毕生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学习和实践中，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老祖宗不能丢。

1986年9月2日他会见了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

华莱士问：……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见到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还可能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小平答：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现在搞现代化，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即使在他退休以后，他仍然反复叮嘱人们：

“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老祖宗不能丢啊”是邓小平毕生的经验之谈，也是他毕生的成功之本。

八、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发展马列主义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与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举行了世界瞩目的会见，用邓小平当时对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是“世界上很关心我们的见面”。

在这次见面时，他们谈到了社会主义问题。戈尔巴乔夫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这几年，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是设法根据我们国家的具体条件，将马列主义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邓小平对此表示赞成。他说，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必须依据实际情况认识、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可能存在一种固定社会主义模式。世界形势，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用新的思想观点来继承、发展马列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一切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

当时看来，戈尔巴乔夫同邓小平一样认为马列主义必须同现实相结合，但从实际结果看，却相差十万八千里。

事实说明，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享誉世界。其实，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新思维，只是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货色。在他的任内是他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他放弃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是他放任了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结果导致了具有70多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迅速解体，真可谓是忽拉拉大厦倾颓。尽管苏联解体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这个热心于担任苏联第一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任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地推行了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新思维”是难辞其咎的。

而邓小平不但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出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邓小平理论。

与解体后经济倒退、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前苏联地区的国家比较。整个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唯独中国“风景这边独好。”改革开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干得如火如荼。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倒地的时候，在马克思主义在很多国家不吃香的时候，在很多国家的共产党改变为社会民主党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却在迎风飘扬。

这个马克思主义，就是邓小平理论。

这个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讲过：“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邓小平理论，就很朴实，他的理论工人能懂，农民能懂。“发展就是硬道理”能不懂吗?“一国两制”能不懂吗?邓小平理论，不是书斋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生活中的，为人民大众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可以这样说，正因为邓小平坚信马克思主义，他才有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意识，他才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

他多次讲过类似的话：“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致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抱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和能力，也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格。

因为他搞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非常了解、特别熟悉，又是德高望重的大政治家，特别是他具有强烈的开拓创新意识。他在认真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观点，实现了理论突破和创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的思想，新的观点。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艰苦创造之后的第二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很多外国人对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看得很清楚。

美国的马克·布莱彻说：“现今世界上视若神圣的东西太多了，而能对这些东西加以批判地鉴别，灵活地运用的人又太少了，中国则是社会主义一个最大的反对偶像崇拜的国家。就此而论，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方针是极为有效的。中国继续在诸如农业等领域进行新的探索，这就要求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和实践社会主义的革命在能够看清其性质，并就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清规戒律日益放松的情况下存在的种种可能性进行创造性的思维。”

俄国的鲍里斯·戈尔巴乔夫(当过苏共总书记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是邓小平在世界共产主义实践中创造的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先例。邓小平不是职业经济学家，但他所提出的具有独创性的经济思想不仅影响中国的命运，而且影响现代国际市场的发展(包括西方市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把他列入约翰·凯恩斯或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行列中，后两人曾经有力地影响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

俄国的费奥克蒂斯托夫说：1976年9月以后的十年时间，是中共理论演进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了确保国家逐步摆脱危机局面和基本上顺利实行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方针。中共理论工作中的中心课题还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中的问题，还是创造性地处理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问题。邓小平的方法论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必须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对毛泽东著作和思想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邓认为必要制定出本民族的、严格考虑到当代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思想是收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册子中的邓小平所有讲话的中心思想。

邓小平一再号召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遗产，其中包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他还认为“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

对邓小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感受最深的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这些中国人。因为邓小平的理论中多了很多我们所受的传统的理论宣传中所没有的东西。

党的十四大和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已经作出了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这里仅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邓小平理论的创新性。

原来我们脑子里对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若明若暗，模糊不清。

邓小平告诉人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清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是马、列、毛的著作中所没有过的。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更是一句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论断。早在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主席弗·吉布尼和阿姆斯特朗时，就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此后一直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一直到1992年在视察深圳时，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邓小平这一思想也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提到过的。这一思想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印度的苏地生建议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邓小平，他认为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信誉是确定无疑的。他砸碎了空想主义的枷锁，运用自己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的模式，而这一模式正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今天所需要的，诺贝尔奖金将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有效地使全世界注意到这个模式，将有助于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走上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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