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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志存高远不动摇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466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邓小平人才难得，起步早，起点高，但“三落三起”，一生坎坷。但他“死不悔改”，一再“犯错误”。这使他经受了不少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年近七十，自己一坐下就难以起身，还要种菜喂鸡糊口，更要为迫害致残的儿子翻身、擦身、洗澡。72岁，又被警卫人员带走，与家人生离死别……但也正因如此，他最终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

一、信仰活的马克思主义

很多人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有的人信仰的是本本上的马克思主义。

有的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真理有很大差别。

在中国有很多曾经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些人中又特别是一些在苏联工作或留过学的人自认为在苏联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传，是正统的、嫡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不承认别人是马克思主义，甚至讥讽，排斥、打击他们。其实这样的人信仰的不是活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本本，是教条。

邓小平虽然在法国学过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更是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但他把握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到的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邓小平学马克思主义真正达到了“管用”的目的。纵观邓小平的一生，可以说他从来没有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信仰的是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当“左”倾机会主义者，对产生于“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邓小平却真诚地执行它。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在经历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主义之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又经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受到极大损失，苏区的力量也损失不少。王明等人自视甚高，认为在中共党内只有他才懂马列主义。他在1929年4月回国后曾狂妄地声称，“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327页。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之所以能上台，进入中央政治局，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唬住了一些人，一部分同志对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白区工作的刘少奇、李铁夫等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在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等同志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错误方针已开始对农村根据地发生影响，由于毛泽东、朱德同志的正确领导，仍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即便如此，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仍然指责苏区的负责同志：“‘对于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了解，’认为‘中央苏区现时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工作’。比如，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犯有富农路线的某些错误’；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与传统的小团体观念’；很少接近城市，忽视工人运动；等等。”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36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而毛泽东关于红军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一贯主张是同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相对立的。“在临时中央强制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方针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一再受到错误的批判，他本人也一再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打击。”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三卷)，第36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特别是在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把毛泽东坚持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尤其是他提出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主张，斥责为“狭隘经验论。”会议所通过的由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团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等决议案，指责“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并且存在着一种否认理论否认政治的狭义的经验论的落后思想。”“红军中的狭隘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55、487页。此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共中央，一直在逐步加强对毛泽东的批判和斗争。

在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开展了中央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议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出毛泽东有等待观念的错误。他领导的红军在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去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提出的“向赣东发展路线”被指斥为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

1933年2月在根据地党内开展一场反对“罗明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大斗争。

1933年4月在江西宁都发动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

反“罗明路线”，斗争邓、毛、谢、古，目标都是对准毛泽东。

因为在王明这喝过莫斯科的洋墨水的人看来，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代表马列主义，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在苏区搞的那一套是“右倾机会主义”是“狭义经验论”，是“富农路线”。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恰恰也是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邓小平并不迷信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也不盲目相信共产国际的指示，相反，他积极支持从实际中产生，又能具体指导中央苏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活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当时是江西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当过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为赣西南特委委员、赣东特委书记；古柏当过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劳动部秘书长。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曾对执行“左”倾方针的中央领导表示不满。1931年赣南会议前后，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曾批评坚持教条主义的中央局领导是“洋房子先生”，针对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们说过，我们苏区的山上是有马克思主义的，倒是“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在赣南会议上，他们几个中心县委书记，还曾公开同中央代表团争论，不同意对毛泽东的批评。他们抵制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而支持和执行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他们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不赞成“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主张“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消灭敌人，不赞成御敌于“国门”之外，同敌人硬拼，主张群众武装，地方部队和中央红军都应得到发展，不赞成用削弱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的办法来扩大红军；认为根据地的中心区和边缘区的工作应加以区别，不能采取一样的办法。在土地分配问题上，他们仍坚持“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等等。

而毛泽东早就提倡并且成功实践了的这些正确的主张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里确实没有的。

当时开展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是从所谓“寻乌事件”开始的。在1932年11月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广东军阀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作战，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力量空虚之际，向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大举进攻。向寻乌进攻的一路敌人，占领了包括寻乌县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邓小平处变不惊，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及时组织退却，使群众和革命力量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但中央局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的这种作法，背离了党的进攻路线，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并且在3月下旬，在中央局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对邓小平进行批判。会议提出要“最坚决的打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的领导”。

邓小平在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面前，并没有屈服，在原则问题上未作丝毫让步，旗帜鲜明地与“左”倾宗派主义者进行斗争。在所写的“检查”中，他以大量的事实，阐明了毛泽东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同时，他尖锐地提出，在当前形势下，务必认清楚什么是机会主义，什么是冒险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路线。要弄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到实践中去找答案，而不是纸上谈兵。这样的“检查”，自然会招致更严厉的批评。执行“左”倾路线的人们，在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章，指责邓小平“依然站在机会主义的观点上”，“他在‘检查’的长篇文章中，没有一个字批评自己对纯粹防御路线所负的责任”，责令邓小平“立即向党写出申请书，彻底坦白‘机会主义’路线和派别观念甚至派别行动的全部”。

邓小平宁折不弯，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写了第二次“检查”。

这样的“检查”显然不能令“左”倾领导者满意，他们又责令邓小平必须向党交出一份“像样的”声明书。

邓小平再次陈述：“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邓小平受到了撤销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邓小平等在受到批判斗争，最后撤职处分的时候，始终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丝毫不曾屈服，并且能忍辱负重，坚持为党工作，这是什么原因？

这是因为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这种信仰与教条主义者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天壤之别，他坚信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应该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有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历的邓小平来说，能够不附和同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王明“左”倾路线，更能说明其认识上的清醒、立场上的坚定。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要管用”。

正因为他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支持，所以他后来才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倚重，几十年后，“文革”中被打倒后，毛泽东仍然将他与刘少奇加以区别，然后又起用他，这与他当时属于执行正确路线的所谓“毛派”是分不开的。

二、吃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亏

对毛泽东思想的服膺，对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支持，很多人都是在失败、挫折中反复思索比较，然后才确立的。他们深刻地总结失败的教训，并且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正确对待挫折，是他们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如果不是深刻总结了红七军转战数千里的教训，不是亲身经历了“左”倾冒险主义指导革命因而使革命处于困难危险、被动挨打局面的痛楚，就不会有后来在中央苏区时期坚决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定态度。

1929年12月11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广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邓小平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政委，张云逸为军长。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成立了红八军，邓小平担任红八军政委。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之后，形成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拥有20多个县，100多万人口，是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根据中共中央的任命，邓小平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当时中共中央充分肯定广西左、右江起义的重要意义，认为“是在全国范围内最有组织最有意识的一次兵变”。红七军虽然出现在偏僻的广西，但并不减低它的伟大作用与意义。确实是这样的，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广西造成了巨大影响。红军队伍在与国民党部队战斗的过程中虽然遭受过一些失败，但在军事上仍然取得一系列胜利，同时，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武装，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红七军经过平马整训以后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由于平马一带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基本完成，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当家作主，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热情，许多农民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和赤卫队。有几千农民报名参军，红七军由原先的3个纵队扩大为4个纵队，全军发展到8000多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

正在这支队伍朝气蓬勃，士气旺盛，跃跃欲试，为迎接新的战斗，开辟新的局面之时，1930年9月底，受李立三“左”倾中央委派，邓拨奇(邓岗)来到广西红七军驻地平马，在10月2日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了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命令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向东发展，打下柳州、桂林，在小北江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阻止粤桂军阀，使其不得有一兵一卒向北增援，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和几省的首先胜利，最后夺取广州，以完成南中国的革命。执行任务的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暴动。除了军事部署外，邓岗还传达了李立三中央对广西右江根据地土地政策的批判，说右江特委所执行的土地政策是右倾富农路线。会议传达的是李立三“左”倾冒险路线的内容。对红七军工作的部署，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一“左”倾冒险路线，中央制定了一整套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计划，并下令全国工农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中央命令：红三军团攻打武汉；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夺取整个江西；红二军团配合进攻武汉和长沙；红一军切断京汉路以进攻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进攻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最终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为了保证贯彻李立三冒险主义总策略的执行，党中央还派了许多特派员到各苏区和红军去指挥和监督。邓岗就是这次派来的特派员。

本来，在邓岗召开红七军前委会前夕的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结束了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共中央与广西红军失去了联系，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没有传达到红七军。邓岗仍然按6月11日中央决议的精神传达，红七军前委也仍按这一决议讨论。

根据邓岗传达的精神，红七军前委决定除一个师留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外，另外两个师北上向河池方向行动。

10月4日，红七军主力部队7000余人浩浩荡荡，威武雄壮地整装北上，开始了艰苦的在桂、湘、粤、赣四省间几千里的转战，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将打一系列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战斗，他们将要遭遇到非常大的艰难困苦和成败波折。

对于中央对红七军所作的军事部署，邓小平还是有不同的意见。在10月10日召开的红七军前委主持的全军党员代表大会上，邓岗坚持遵照李立三路线，要红七军攻打柳州。红七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等都支持这一主张。

但邓小平却持不同的意见。

当然，邓小平听到中央代表传达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革命精神的确很兴奋，作为一个投身革命十多年的共产党员来说怎么不早日企盼这革命高潮呢?但敌我力量对比现实情况，和他领导红七军与敌人战斗的实际经验，又不能不让他特别冷静。当时的广西，已被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重新恢复了统治，红七军虽在右江地区开辟了根据地，壮大了队伍，但军力毕竟只有几千人，与国民党部队的力量比较起来，明显处于劣势。就是打百色都已十分艰难，想打下桂林、柳州甚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充分把握。但中央指示的进攻柳州的计划必须执行，怎么办呢?邓小平提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先打桂林，然后再打柳州。但邓岗仍然坚持立三路线，执意先进攻柳州。

结果，攻打柳州果然受挫，在进军柳州途中，红七军主力攻打工事坚固、火力密集的长安镇也未攻下，还伤亡几百人。遂放弃攻打柳州计划，改为攻打桂林。在从湖南迂回进攻桂林途中，红七军攻打湖南武冈未果。又返回广西攻克全州。而这时，部队已损失过半，士兵中的失败情绪很浓，逃兵也很多，虽时入冬季，部队还衣食无着。在这种困境下，邓小平反对打桂林计划，这个意见才被多数人接受。这时邓岗等人离开红七军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才结束了立三路线对红七军的指挥。

邓小平率军转战湖南道县、江华、桂岭、连县、乐昌、永新、崇义等县。1931年2月10日攻下崇义县城。然后向井冈山进发。这年2月邓小平安排了工作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红七军的工作。

1930年9月离开广西右江，到1931年7月已达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里，红七军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与朱毛红军会合的愿望。但在1930年9月到1931年1月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红七军转战数千里，不但丢失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兵力减少了三分之一。红七军遭受了多么巨大的损失!，李立三“左”倾路线一度干扰了这支部队的工作，但在邓岗离开后，邓小平领导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所评价的：

“红七军的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是一部轰轰烈烈的战斗史。”

“其中，有光辉的篇章，有凯歌高奏的篇章，也有遭受失败的悲惨壮烈的一页。”

邓小平到达上海后，写了一份长达一万六七千字的《七军工作报告》。

这是一份充满了实事求是精神的报告，在报告中，邓小平客观地总结了红七军工作的经验和教训。

邓小平认为，首要的不足，是在七军的工作中，处处以军事为中心，而没有以群众为中心来决定问题，结果常常处于被动地位，攻打滇军、连州等战役，都存在这个问题，由于忽略了群众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到处站不住脚，一直跑到赣南。第二，七军应更快地离开右江地区，因为七军在右江的作用很小；七军到达广东、湖南交界的乳源，宜章一带的梅花村后，不应企图在北江立足，而应迅速到江西，如果这样行动，就可以避免在梅村战斗的大损失。第三，“左”倾路线对七军的指挥，导致了几次集中攻坚的错误和挫折，因此，向柳州、桂林、广州进攻便成了纯粹的空谈。此外，在战役上，七军侦察工作较差，常有轻敌的观念，对于由旧部队转变而来的官兵的改造工作不够，党的工作及政治工作存在很多缺点，加之土地革命没有深入，工作推动不力。七军是由旧军队和一批新发展的农民组成的，基础较差，加上立三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七军碰上了不少钉子……

写到这里，我们仍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下邓小平此时的年龄：不足27岁。也就是说，他肩负中央使命赴广西工作时，仅仅26岁。26岁的年龄，便成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26岁的年龄便领导了举世瞩目的百色起义；26岁便要面临如此复杂、艰苦的局面；26岁便要忍辱负重，既要执行李立三中央攻打大城市的错误路线，又要表明自己的不同意见。

我们还想到，虽然有许许多多不可比的因素，但还是要问：当时，千千万万的26岁的青年在做什么?现在，万万千千的26岁的青年在做什么?

虽然到上海时邓小平不足27岁，但我们从他向中央写的报告中，看到的是这样一个邓小平：

他敢于面对挫折，他思虑深刻，他敢于承认不足，敢于负责，他不争功不诿过。

设想一下，他可以把从广西转移出来的错误和失败统统推给“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邓岗等人，然而，邓小平没有这样做。实际上，“左”倾错误路线的指挥者给红七军确实造成了重大损失和影响。但邓小平并未将其摆在第一第二的位置，仅仅是摆在第三的位置。他不是不痛恨“左”倾路线。他抵制过。他当初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见。然而，他主要是站在认真反思教训的角度来看待错误。我们不能不慨叹，这位年轻的领导者对待挫折、错误的坦诚态度。

邓小平领导红七军的经历对他是极大的锤炼，他不仅增加了领导军事斗争的才干，对挫折和错误，对“左”倾冒险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的深刻认识，都成了他人生的宝贵财富。

他在此后的岁月里，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主张，以至被人们划入“毛派”，就是他正确的总结挫折、教训的结果。

三、“跟着走”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问过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邓小平只说了三个字“跟着走”。

毛泽东用《长征》诗五十六个字精辟地概括了被称为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的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的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诗歌高度歌颂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无畏的长征精神，也体现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浪漫主义情怀。

长征，确实是一部让人永读不厌的长篇“巨著”。研究它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然而毛泽东曾化繁为简，将一部长卷史诗浓缩在八句、五十六个字当中。

邓小平作为一个用自己的脚步丈量过二万五千里长度的亲历者，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概括了自己在长征时的经历和感受。

“跟着走”三个字，包含了多少丰富的内容。

在红军长征之初，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主编《红星》报，遵义会议之前，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并以这一身份参加遵义会议。后来又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这一时期的邓小平还不是独当一面的决策者。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也是受“左”倾路线排挤的，所以，那个时候，他是被动地“跟着走”，但在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所以，邓小平虽然仍然是“跟着走”，但与前一段的被动“跟着走”不同，而是主动地“跟着走”，心甘情愿地“跟着走”，心明眼亮地“跟着走”，信心十足地“跟着走”。

这时的“跟着走”，表明了他一贯的政治态度：对于自己所信仰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则要坚定不移地“跟着走”。

这样说，有根据吗?有。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一直是受“左”路线排挤的，同时曾被视为“毛派”的头子，受过整。

在1933年推动“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在福建开展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以及紧随其后的在江西开展的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实际上正如博古后来所说的：“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这时的情形可以说：‘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45年5月3日，转引自《毛泽东传》第304页。

在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这种危急时刻，占据中央领导地位的博古等人，仍旧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把毛泽东排斥在中央和军事领导之外。

王明他们为什么要反对、排斥毛泽东呢?正如《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所说的：“第一，因为毛泽东在许多大的方针政策方面不赞成‘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在军事路线和土地政策方面。第二，因为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是在毛泽东等一手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府、军队里享有很高的威信。‘左’倾错误的领导要彻底推行他们的冒险主义，就必先排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障碍。俗话说，打蛇要打头，于是他们便首先夺去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内的权，把他架空，然后逐步控制了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权。”

而在毛泽东受排挤的时候，邓小平的处境也相当不好。前面已说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当时批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邓小平等人因确实赞成毛泽东的做法，而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不肯向“左”倾中央作丝毫让步，还旗帜鲜明地进行抵制和斗争。在受到批判以后，邓小平受到了严肃的组织处理，撤销了职务，当众缴了他的枪，被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实际是劳动改造。在下面的时候，他连饭都吃不饱，以致请人托口信给蔡畅，给他搞点饭吃。

邓小平曾是叱咤风云，领导过百色起义，统领过近万名士兵的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政委，又曾在上海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已经是从血与火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有才干的领导者。“左”倾中央竟然让他到一个村去当巡视员。他不曾有过半点对革命的背离情绪，也不曾动摇自己的信仰，虽然受到不公正待遇，依然忍辱负重，始终坚持正确主张，坚持真理，留在革命队伍里，不计名誉地位地为党为革命工作。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多么顽强的精神来支撑!

后来在王稼祥同志要调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时，仍然受到了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的极力阻挠。

现在我们无法知道邓小平在红军长征前期，在遵义会议之前，邓小平具体的心路历程。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受过“左”倾错误路线切身之害的人，作为目睹“左”倾路线给党、给革命、给红军、给苏区造成巨大损失的人，他必定是在内心反对博古、李德那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的。《罗荣桓传》中有这样的记载，长征时，邓小平与罗荣桓“行军时并辔而行，休息时促膝谈心，宿营时抵足而眠，经常在一起议论‘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由此可以肯定，就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对“左”倾路线危害这一话题，也必定是邓小平与他人经常议论的内容。

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当然会服从组织的安排，所以说，即使内心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即使出于被动，他还是会“跟着走”，他相信曲折过后会有光明。

在遵义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衷心拥护的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正确主张可以实行了，邓小平想必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受。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过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得以亲自领略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神妙。1935年4月间，因为前方需要加强，因为邓小平同志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让他更好发挥作用，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职务。

邓小平利用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邓小平任职的红一军团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红一军团原有18000多人，经过长征，这时只剩下两三千名战士。邓小平这时担负着宣传毛泽东正确思想的任务。何况，遵义会议以后，林彪还曾一度反对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遵义会议后，林彪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他攻击毛泽东，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指挥领导还行!?’林彪还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彭德怀回绝了。林彪还给三人团写信，要求朱德、毛泽东下台。

5月12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林彪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批评，对林彪所谓‘走弓背’的谬词进行了驳斥。周恩来在会上揭露了林彪的这些活动，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沙健孙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史》第3卷，第481页。湖南出版社，1999年出版。

当然在会理会议上，林彪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周恩来对他的批评。但即使这样，邓小平在这支部队中肩负的宣传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的任务还是不轻的。

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刚过了草地，就发生了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状态。

张国焘他依仗自己辖下八万余人，兵力倍于红一方面军，竟然拥兵自重，要挟中央，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并要求担任军委主席，想篡夺中央的军事大权。中共中央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并决定将原一、四两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6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会议指出要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维护团结，必须纠正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错误。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再次重申北上方针，批评张国焘想拉红军西渡黄河的错误。但在刚过草地以后，张国焘就急欲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他一再拒绝与中央和右路军会合，并无视中央的一再劝告，密电在右路军当政委的陈昌浩把右路军拉出南下，阴谋分裂和危害中央，幸被叶剑英同志发现并报告毛泽东，方才避免了危险。

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其实质是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分析与敌我力量较量上存在着原则分歧，号召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在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错误作斗争，并促其执行北上方针。

毫无疑问，邓小平是站在支持毛泽东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这方面的。因此，在红一军团，传达和解释每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这位宣传部长的身上，邓小平以极大的热情和认真的精神投入了对毛泽东路线的宣传工作。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指战员克服各种困难，勇往直前。许多老同志在回忆长征的生活时，都异常兴奋地说：“只要跟小平同志在一起，就来劲。”

因为，邓小平在遵义会议以后，心情无比开朗，因此，热情特别高，劲头特别大，加上他担任过红七军政委，中央军委政治部代理秘书长，担任过中央苏区中心县委书记，主编过《红星报》，特别擅长于思想宣传工作。他总是能以自己对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决拥护的真诚态度和自己的乐观主义精神感染周围的人，使他们跟着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走。

“跟着走”，这是此后几十年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态度。

四、在统一战线中再纠“左”

自参加革命起，邓小平吃“左”的亏真是太多了，对我党“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真是太深刻了。

因为“左”的路线错误，我们的革命经历了多少本来可以避免的曲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瞿秋白犯了“左”倾错误。

李立三接着犯的又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王明还是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就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坚决反对历次“左”倾错误，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从失败引向胜利的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也犯了“左”的错误。

每次“左”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都带来极其巨大的损失。确实是一种巨大的祸害。

每次“左”的错误给邓小平个人和家庭也带来深深的伤害和巨大的不幸。“文化革命”以后他受“左”的伤害不说。单是在三十年代，他受“左”倾错误之害就够惨痛的了。

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风行的时期，他饱尝了挫折失败的痛苦。

在批所谓“邓、毛、谢、古”时期，他的妻子也离他而去。他还被派遣到农村去参加劳动。

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有当时中央苏区干部危秀英谈邓小平劳动情况的镜头。危秀英说：“我不知道邓小平在劳动，我戴个草帽背一个包。他就用手点点我，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什么人在点。我以为在点我后面那些人。结果走到前头听到：秀英，秀英!我一看，我说：你怎么在这里啊?他说：你快到省委，你给蔡大姐(蔡畅)说，说我肚子好饿，我在劳动，你不知道我的事。他说我到农村，下农村劳动嘛，劳动了几个月我不知道省委的情况。他说，你跟蔡大姐说，我肚子好饿，送点饭给我吃。哎呀!好可怜的呀!真是。”

当然，客观地说，邓小平受“左”倾路线迫害是受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撤了职造成了家庭离散，给身心造成了巨大伤痛。他比起许许多多惨死在“左”倾错误路线之下的共产党员乃至党的高级干部又是幸运的了。

正因为有了亲身经历的深刻认识，因此，邓小平多次说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随时都会有“左”的或右的东西影响我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可怕的呀，一个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

邓小平说，右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左”也可以葬送我们的事业。这真是警世名言。

邓小平说对这一类问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一直在时刻注意防止“左”、右两种思想对自己的侵蚀。尽管邓小平在其毕生的革命经历中，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审视其一生，确实没有犯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并且在他自己独当一面，主持工作时，就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的发生。忠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看他读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也不是看他口头讲得如何美妙。在我党历史上，王明、陈伯达等人是读马克思主义本本很多的人，但他们恰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林彪是口头上讲得最漂亮、最动听的人，他更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必定是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具体表现在工作实际中，根据此时此地的条件，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党成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山西，1937年9月八路军与阎锡山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动委会活动的地区，包括晋北和缓远、察哈尔两省的沦陷区。按照工作纲领，动委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团体，组织人民自卫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动员新兵上前线，侦察敌情和铲除汉奸等七项。动委会主任是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将军，委员会下设各部负责人，有的由中共党员担任，有的由阎锡山派出，邓小平任八路军代表。

动委会是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实施的形式之一，而这一纲领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合乎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动委会是八路军在新形势下发动群众的良好形式，是实现党的纲领的组织措施。

而当时在我们党内在动委会如何开展工作的问题上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不愿意同阎锡山合作，有的不同意同阎锡山合作的条件，认为我们放弃了原则。这些“左”倾情绪的存在，不符合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也背离了双方合作所议的有限条件。如果任这种情绪发展，则会损害刚刚和阎锡山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不利于发展壮大抗日力量。这种“左”的情绪受到了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就是在动委会成立之初，在党内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周恩来指定由邓小平作为八路军的代表来参与领导动委会的工作，以期邓小平排除“左”的干扰，迅速打开山西省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

周恩来可谓知人善任。

邓小平果然不负厚望。

他甫一上任，便认真研究了动委会的成立宣言，工作纲领，组织纲领等有关文件。然后对山西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和了解，他特别重点研究了阎锡山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及阎锡山对抗日的态度，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山西的形势下，通过八路军与阎锡山的公开的合作活动，阎锡山有可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实际的反攻，出于民族义愤，出于对前途的考虑，阎锡山有可能抗日。所以，在山西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另一方面像组织动委会以广泛团结各阶级阶层的人士、广泛发动群众，建立起抗日政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在面临民族共同敌人这样一个大局时，应该采取不同于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凝聚民族力量，绝不能以任何借口分裂抗日统一战线。邓小平的这些认识，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邓小平还认真落实周恩来关于“只动员群众，不干涉(阎锡山)县政”的方针，具体部署和领导了区村两级动委会的组织建立工作，并广泛宣传发动组织民众，进行扩军，组建群众团体和游击队，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打下了初步基础。

八路军刚到山西抗日前线时，阎锡山认为红军虽然工作办法多，但真正要把动委会的各项工作开展起来，至少也得3个月的时间，由于八路军决心大，工作深入扎实，很快就在很多村镇成立了动委会，并组织了不少支游击队，义勇军，民众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为配合抵抗日寇的军事行动作出了积极贡献，面对这种突然在20天时间里出现的崭新局面，阎锡山及其手下一帮人不由得不惊叹：

“八路军做事太快了!”

因为各级动委会是共产党与其他阶级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活动的过程中难免不出现各种摩擦和矛盾，有时候不得不作出一定的妥协和退让，这就在某些地方的共产党内产生了“左”的情绪，干扰着动委会积极作用的发挥，有的不愿与党外人士，乃至党外左派人士的合作；有的还想像过去一样，共产党自己干自己的；有的则不注意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有的还指责阎锡山晋军如何如何，等等。阎锡山本来在动委会的问题上心存疑虑，担心山西左派同共产党接近而受影响，担心老百姓跟共产党、八路军跑，总之担心削弱他统治山西的基础。这些问题出来以后，他对动委会的态度更冷淡了。

邓小平认为这些“左”的情绪损害了共产党抗日方针政策的落实，如不加以克服将对山西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并且最终削弱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为了引起中央的重视，邓小平及时地将这些“左”倾情绪冒头的情况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又致电洛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高度重视，立即回电表明中央的态度：“山西须坚持与阎合作，不参加任何倒阎阴谋；按照一定政治原则与阎及其部下合作，对原则决不让步，对执行原则的方法必须十分讲究，不可锋芒太露，引起晋军分裂。”邓小平及时把中央的意见传达到动委会的党员之中，他有效地制止了“左”倾情绪的蔓延，维持了同阎锡山的合作关系。

即使在太原失守，阎锡山撤走了他在动委会总会的干部以后，邓小平仍然运用动委会这一组织形式，充分发挥了各级动委会的作用，广泛发展抗日势力，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局面，并且还有理有利有节地坚持原则，对山西部分反动县长，畏敌如虎、实行逃跑主义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斗争，保持了党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邓小平在山西领导动委会工作期间，展示了他的能力，魄力，表现了他在政治上的敏锐性。

当然，这时他对“左”的情绪的警惕并成功制止，只是他一辈子反“左”经历的牛刀小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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