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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世界眼光02
书名： 邓小平卓越智慧 作者： 刘强伦、汪太理 本章字数： 1315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8

会谈中，傲慢的基辛格说，中美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邓小平立即针锋相对而又机智地指出：“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基辛格时也说：“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显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回答，非常欣赏。

基辛格当然也不含糊，当邓小平批评美国对苏联实行“绥靖政策”时，他也针锋相对地反击道：“一个国家每年将1100亿美元用于防务，能说他实行慕尼黑政策吗？请让我提醒你们，当你们和苏联还是盟友时我们就已在抗击苏联的扩张主义了。”

由于基辛格在前七次访华时认为自己和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建立了相当愉快的关系，对与邓小平的这三次会谈他有点觉得不愉快，认为他本人与中国的关系有点不正常了，但他也由此觉察到了邓小平的不简单。与基辛格参加会谈的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写道：

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

布什还这样谈他当时对邓小平和这三次会谈的观感：

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辞强硬。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之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出乎基辛格意料之外的是，当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时，特别地邀请了已经卸任的他和被弹劾的前总统尼克松一起出席了美国总统举行的欢迎国宴，邓小平在致词时特别提到了他们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重大贡献。在西雅图访问时，邓小平又专门会晤了基辛格。会晤结束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基辛格幽默地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全场哄堂大笑。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邓小平、基辛格成了好友。

由于有1975年的“争吵”，舆论一度盛传基辛格说邓小平是“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说：“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1975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他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1982年9月30日，邓小平、基辛格像老友一样地亲切会谈起来。其间，基辛格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唯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她同你也谈过？

基辛格自嘲地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我很受感动。

一度认为中美双方都各自对对方无所求的基辛格倡议成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以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在1987年9月不知是第几次会见基辛格时邓小平对此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基辛格仍在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外交，从根本上说，当然取决于国家的地位和力量，但个人因素同样也是极其重要的。文革时期的几个核心人物，林彪曾经是党章上规定的“接班人”，“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天才”陈伯达胖胖乎乎的，挺有福气的样子；“康老”“德高望重”，老谋深算；王洪文年轻英俊，胆大包天，自我感觉棒极了，“标准像”照了一张又一张。但如果让他们来主持中国的外交，那岂有“外交”！不引来“外祸”，就算幸事。对此，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心中有数。不论他们地位多高，不论在其他方面对他们有多信任，毛泽东还是始终没有让他们主管过外交，也没有让他们主持过经济和国务院。毛泽东说邓小平“人才难得”，外交方面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追求成功的人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在才能、智慧上多下功夫，这才是根本性的成功方略，大方略。

三、“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专管外事”的重要性，在邓小平1977年再次复出时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1977年复出时，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抓科技教育，但与此同时，对“小平专管外事”这一毛主席指示记忆犹新的华国锋很快又把外交工作交给了邓小平主持。这不是“两个凡是”，更不是对邓小平的高度信任，而是华本人在这方面毫无经验。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后主持外事的李先念见老领导复出，自然会主动退出，而且他本人在这方面也经验很少。

1977年8月，也就是邓小平1977年7月再次正式复出后的第一个月，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国务卿万斯。一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这时他的权威已显而易见”，“对美国代表团来说，事情很清楚，他对制定外交政策负有根本的责任。”这位专家同时也指出：“虽然他已经重新返回工作岗位并负责制定外交政策，但他必须考虑巩固自己对政治官僚和经济工作的领导地位，因此，尽管邓小平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但他对可能削弱自己未来领导地位的批评仍很敏感。在万斯访问北京期间以及访问后，邓小平地位的这种不稳固性和由此产生的保守态度很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邓小平对中美关系的立场和态度始终一致，不存在所谓“保守态度”或其他态度的问题，但此时他的地位尚未确定，则应该是事实。因为这时中国的“英明领袖”是华国锋，邓小平从第三次复出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还有一个过程。

确定邓小平核心地位的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事业，这条路线的确立和这一大业的开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重新开眼看世界。

文革复出时期，邓小平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到法国进行访问，主要还是从反霸权的角度看世界的。他肯定也看到不少其他的东西，如中国的落后和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看到了也不能讲，不能承认自己的落后，要承认也只能巧妙地从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败“苏修”、“美帝”的角度承认。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基本印象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使改革开放没有思想基础。

就如邓小平在1978年10月10日在会见德国一个代表团时所说：“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派了一批代表团到多个发达国家访问，要求他们实事求是地考察，实事求是地汇报。邓小平非常关注这次大考察，认真详细地听了汇报。同年9月访问朝鲜归来，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时就强调，要向外国学习，老老实实地学，要搞实事求是，不行就是不行，要承认差距。10月，他又向来访的外宾宣布：“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为了搞好这种“学习”，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访问了日本。

对这次访问的目的，邓小平在10月24日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举行欢迎宴会前，同日本6个在野党领导人进行交谈时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中日友好条约批准本；第二对日本老朋友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话音刚落，会场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谈话一下子集中到长生不老药的话题。公明党委员长竹入说，最好的“长生不老药”不就是日中友好条约吗？民社党秘书长佐佐木说，日本正处在药物公害的漩涡里，日本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看到这些朋友智商不高，邓小平只好说明，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为此，日本方面特意安排了邓小平参观一些现代化的工厂企业。

10月24日下午，邓小平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在车体车间，该车间自动化程度高达96%，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48个机器人依次排开分段焊接车体，邓小平对此非常感兴趣，边点头边仔细看。在组装车间，传送带以每分钟2.1米的速度运转，各个汽车配件在这里依次完成。邓小平将身子探出所乘坐的电动汽车，认真地观看着。陪同参观的日方人士介绍，日产工厂人均年产量为94辆汽车。当时中国的“一汽”，人均年产量为1辆。参观完毕，邓小平对日产汽车工厂董事长川又克二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邓小平还为日产工厂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0月26日，邓小平参观了新日铁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参观中，邓小平说，能不能帮我们搞一个比这个还好的钢铁厂。邓小平这里指的是上海宝山钢铁公司，这个公司引进的技术就是新日公司的技术。日方人士说，当然可以。参观完毕后，邓小平对新日铁钢铁公司董事长、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说，我们管理能力差，想学习。如果在管理方面不教我们就不好办了。咱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如果在管理方面上海搞不好，那不是学生的责任，而是教师不好。稻山表示，一定要帮助中国把宝钢搞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

在大阪，邓小平参观了松下彩色电视机的生产线。他向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表示，值得我国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老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松下用大阪话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周围人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此次访问日本对邓小平震动很大，他曾在东京至京都的新干线列车上发表感想说，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他也坦诚地向各国记者们说，本来长得很丑，却按美人那样打扮是不行的。丑陋是不能掩盖的，老老实实地承认落后才有希望。

1978年11月，刚刚结束访问日本的邓小平又出访了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次东盟三国之行，也是一次实地考察，向正在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学习、取经之举。

在新加坡，邓小平说，58年前，我去法国时途经新加坡，在此停留两天。所有旧印象都没有了，一下飞机就看到一个崭新的新加坡，可以说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你们取得了可喜的发展。你们的道路是对的，发展是快的。

在新加坡访问期间，邓小平特别关注新加坡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经验。他观察到外商在新加坡投资设厂使新加坡得到了三大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35%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二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三是带动了相关服务行业，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新加坡之行，更加坚定了邓小平以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的决心。

四、“两秒钟”建交，大年初一出访

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同日本朋友的一次谈话时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你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发展已有6年，但实现正常化则非常艰难。中美还要多久才能建交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说，这要看美国政府、卡特总统的决心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下决心以后，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总可以吧！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颇多曲折，进展缓慢，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美国方面总是在台湾问题上设置障碍，使有关中美建交的会谈总是没有结果。

1977年1月，美国新总统卡特上任。卡特对中国有一定的感情，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在3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便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懂得把中国人看作朋友”。2月，卡特在白宫会见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清楚地表示：“美国和中国不久将为走向正常关系做好准备”。8月，美国国务卿万斯访华，提出了美中建交方案，大意是：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美国驻台“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驻北京联络处和中国驻美联络处则升格为大使馆。8月24日邓小平会见万斯，万斯说：“我简短地重申了美国的立场，强调说我提出这一立场作为讨论的起点。邓体现出中国式的礼貌，冷静地把我的话说成是从上海公报后退。”邓小平以他独特的风格直率地指出，如果要解决，干干脆脆就是三条：断交、撤军、废约。为了照顾现实，我们可以允许美台间非官方民间往来。至于台湾同中国的统一问题，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我们中国人是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奉劝美国朋友不必为此替我们担忧。这里的“断交”，就是美国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军”即美国从台湾撤军，“废约”就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这三条原则简明扼要，一针见血地点明了中美建交问题上的关键。万斯访华虽没有结果，但有助于卡特政府更好地理解中国对建立两国关系所持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5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经总统授权转告中国方面，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但“希望（而非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纯属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对于这一“希望”，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会见了布热津斯基。对这次会见，布热津斯基回忆道：

5月21日下午4时零5分至6时30分，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邓。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中国方面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我回答说：“军人说话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发现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好理解。”……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我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我接着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高度机密性磋商。邓立即代表中国接受这个建议。尽管他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些。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

在其后的“高度机密性磋商”中，习惯在谈判时看到中国这样的对手由黑胡子变成白胡子的美国人显然不会那样爽快，谈判进行得很艰巨、很不顺利。所以，在会见布热津斯基时“忍不住最后挖苦了一下”的邓小平于这年11月再次“挖苦了一下”，传出了“只要两秒钟”的话。对此，布热津斯基说：“邓不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只集中在关键目标上，这一特点使我和卡特既感到敬畏，而又受到吸引。”在这种背景下，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关系开始正常化。

中美建交后，邓小平于1979年1月29日开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对这次访问，邓小平在1979年元旦出席美国驻华联络处举办的庆祝美中建交招待会上说：

我希望通过与美国领导人和美国人民的直接接触和会谈，进一步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以及两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友好联系与合作。

1979年1月29日，是中国的大年初一，美国方面注意到了这个日子的含义。在次日的欢迎词中，卡特总统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这是人们走亲访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和解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邓小平在致答词时说，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的春节，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作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而欢庆的节日，此时此地，我们同在座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共同的感觉：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访美的8天中，75岁高龄的邓小平不知疲倦地走访了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和西雅图等美国著名城市，与美国总统和其他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企业家和教育界人士，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随行的中国官员同美国签署了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技术、高能物理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签订了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同意签订贸易、航空、海运协议并就此进行了商谈。2000多名记者跟踪采访报道，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都变成了“邓小平时间”。世界舆论普遍认为，邓这次访美所受到的隆重接待和空前欢迎，是近20年来美国外交史上从未有过的。

对这次访问，卡特做了这样一些记录：

邓小平的访问是我在任期内愉快的经历之一。

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精彩表演，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卡特夫人）和艾米（卡特女儿）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他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一支中国歌曲的儿童时，确实全场激动。他吻了许多演员，报纸后来说许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索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

迄今为止，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是发达国家的牵头国，是世界经济的基轴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不同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也就不能在经济、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同世界进行正常交流，对外开放也就不能正常进行或者说对中国的经济与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不能在各个方面同世界进行正常交流，对外开放不能正常进行，中国近20余年来的迅速发展也是不可想象的。

五、“面向世界”，“成为世界公民”

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社出版《邓小平文集》所写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并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的正义事业。”

1983年10月1日，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9年5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邓小平的一段谈话说：“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作为世界的公民，我们还不够格。”

人们普遍注意到，邓小平的治国思维，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思维参照系上，总是从现代化、世界、未来的角度分析问题，并且始终是瞄准发达国家。这不仅使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空间，强烈的赶超意识，清醒的头脑，并且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创新求实，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作出了卓越贡献。

改革开放20多年的成功实践，使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在中国不但成为大势，而且已基本上被视为理所当然。这种局势是来之不易的，而且仍然面临着考验。

美国《时代》周刊曾先后将邓小平评为1978年度和1985年度的“世界风云人物”。其发表于《时代》1979年第1期的题为《一个崭新中国的梦想者──邓小平向世界打开“中央之国”的大门》的评述文章这样写道：

这是人类历史上气势恢弘、绝无仅有的一个壮举！试想，自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有哪一位豪杰能率领占世界人口1/4的十亿民众迅速拨乱反正，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从而融入20世纪末的世界大舞台？在因本能的“外部恐怖症”而闭关自守多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于在1978年开始向外部世界迈出了一大步，拿北京的宣传家们的话来说，中国开始了新的长征。

在过去这风云变幻的一年中，也许其他一些人比邓更为世界所关注。……然而，以上这一切，较之于中国决定加入世界大舞台来说，都是不足挂齿和微不足道的。

纵观中国历史，使人们对中国这种开始自觉接纳外部世界的举动感到惊异和鼓舞。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对外界一无所知。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个观念，认为全世界“都在天的大一统之下”，而他们自己则是“天朝中的天之骄子”。“自古以来，”鲁迅撰文道，“中国人一直以两种方式看待外国人：一是仰视，视为圣人；再就是俯视，看作野兽。他们从来不会把外国人当朋友，当做和他们一样的人看待。”中国历来固步自封，……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五十年代对苏联人的盲从后，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

然而，中国人也曾意识到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清末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批中国人曾试图效仿日本的“明治维新”，在中国进行变法。在中华民国早期，孙逸仙和一批仁人志士……不幸也以惨败告终。因此，历史学家西·菲茨杰拉德这样总结道：“中国人对来自西方的假救世主感到绝望，他们便热切地寻找另外的出路。”

西方人可能会觉得非常费解──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够迅速来个180度大转弯，如同想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上转圈一样令人难以置信。

使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长期受列强欺凌，长期封闭的国家面向世界，迅速实现对外开放，虽然不像上述评论所说的那样“如同想让航空母舰在一角钱上转圈一样令人难以置信”，但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很需要勇气和魄力，同样也很需要智慧。

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

这个道理通过20余年来的实践和辉煌成就得到了证明，成了中国人民的一种共识。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是，“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这种想法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在中国产生，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付诸实践，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前的一百余年间，面向世界，向西方还有苏联学习的结果是使“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而最近的20余年则取得了巨大成就？

首先取决于对世界的正确认识。

邓小平曾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也存在，只是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鸦片战争前，其基本表现形式为以海盗式、毒品走私的形式侵犯中国的主权，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鸦片战争之后，则是以武装侵略、不平等条约等方式侵犯中国的主权，并强行将中国拉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列强的附庸。这是“中国从自己吃的苦头中进一步证明自己闭关自守是正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目前也存在，今后还将继续存在。“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虽然没有采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封锁政策“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但也搞得中国人民很恼火，有时还很愤怒。1989年下半年，中国对外开放局势恶化，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谴责、辱骂、制裁，使中国再次面临被迫“处于隔绝、孤立状态”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于1989年6月16日明确指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

为什么在这种背景下，还“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为什么进一步开放又“要有点勇气”呢？除了必须把这面旗帜打出去外，还因为这是可行的。

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同年12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特使时说：“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很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团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总之，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上一个安定富强的国家，不但符合中国的利益，同样也符合包括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世界各国的利益。因此，能不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更为根本的还是中国对自己有没有信心，敢不敢走向世界，善不善于走向世界。对此，邓小平在1991年初的谈话中说，对改革开放“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但他同时又明确指出，“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对于开放的风险问题和负面作用，邓小平当然有清醒的认识：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和平演变”，文化上“西化”……但“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

除了不怕，对自己有信心外，还要有度量，讲策略。1990年7月11日，邓小平在同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谈话时说：“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的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1990年12月24日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六、“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

世界虽然不是那么可怕，但的确也不是那么美好。中国曾经有过长期挨打受欺的屈辱历史，世界也到处是一片混乱。在过去的20世纪，全球因战争死亡的人数在1亿以上，其中70%为平民。饥饿、疾病、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贫富悬殊等问题深为人忧。1999年12月，美联社等全球36个国家的74家媒体评出1999年10大新闻，它们依次是：科索沃战争、克林顿弹劾案、土耳其大地震、东帝汶暴乱事件、车臣战争、电脑千年虫恐慌、印巴冲突、台湾大地震、美国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与股市回升和库尔德领袖厄贾兰被判处死刑。这10大新闻除全球经济与股市回升这一条外，其他都不是好事。而到2000年，全球经济虽仍在回升，而股市则有点惨不忍睹。所以，成为“世界公民”，并不完全是一件美事，要经受很多严峻的考验。

邓小平他们这一代人，生活在革命、战争、“冷战”和对抗时代，他们在这种大动乱、大动荡的背景下英勇拼搏，使满目疮痍的中华民族站了起来，并逐步走向安定团结与繁荣富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邓小平在1989年12月1日说的，“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国格”，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

1989年下半年，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这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西方七国（法、美、英、德、日、意、加，还有欧共体）首脑会议在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并宣布要对中国进行联合制裁。对此，邓小平评论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当然，我们也不会再像清政府那样愚蠢。邓小平说：“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该年10月来到中国，邓小平会见了他。对此，尼克松记述道：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17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并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上发表的这次谈话的部分内容是：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对这次谈话，尼克松说：“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我比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不久，布什总统出于对美国利益的考虑，开始了“主动行动”。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来华。邓小平于次日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对他说：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分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

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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