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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权传嫡子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299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可是，这件事做起来很不容易。因为，蒋介石不仅要受到政敌的公开的反对与抑制，而且还要受到嫡系中的各个小派系明里暗里抵制与掣肘。为了达到培养儿子的目的，蒋介石设台阶、压重担，使其在国民党的体制内，能迅速成长。与此同时，对阻碍这一培养“太子”计划实施的嫡系中的小派系，采取绕道而行，以避免过多的内耗。

事　例： 在蒋经国江西赣南锻炼期间，蒋介石就趁熊式辉委任蒋经国聘任赣南专员之机，安排他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此举有双重目的，一是为蒋经国将来担当大任铺路搭桥，因为国民党官场用人，有一个定势，那就是在上一级干校接受正规培训，是提升的必要条件，即使是自己的儿子这一程序也不可少，否则就会遭到非议。二是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走了这一过场，其他实质性步骤就好办多了。

在返江西任赣南专员之前，蒋经国被委任为三青团中央委员兼任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其任务是在江西建立三青团组织。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属于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论是从蒋介石发迹、得势、得权、固权的轨迹看，还是从蒋经国自身的体验看，这项工作成效的大小事关今后能否顺利交接班的成败。因此，蒋经国认为，没有组织做后盾的行政官，比沙滩上的大厦还要脆弱。所以他十分乐意并下大力气做好这项奠基工程。

三青团的全称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始建于武汉抗战时期，１９３８年７月，成立于武昌，其班底是复兴社ＣＣ系组织的成员。蒋介石是名义上的“一把手”，实权由康泽掌握，也可以说，三青团曾是ＣＣ系的势力范围。把蒋经国安插进来，如同硬要从ＣＣ派手里把权夺走，他们当然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的计划难以实施。而蒋经国则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不动声色，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就这样地与复兴社（ＣＣ系）争斗。

在蒋经国即将启程时，康泽就给他设了陷阱。他把复兴社（ＣＣ系）的亲信安排到江西任职，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是想架空小蒋。这一帮人很鬼，经常到蒋经国那里请示汇报工作，看起来对小蒋一片忠心，实际上想把他堵在自己办公室里，不让其插手省三青团筹建工作。他们哪里知道，在政治斗争方面，蒋经国在苏联吃的盐比他们吃的饭还要多，这类小伎俩怎能瞒得过他的眼睛。其实，他早已察觉，却不动声色，表面看来是无为而治，但实际上，他使出了绝招，那就是有退有进，你不让我亲政；我本来就不打算事必躬亲，那些鸡毛蒜皮的日常事务就让你们争着去做吧，我去抓大事，积极培养干部，积蓄能助我担当大任的基本力量。

首先，蒋经国在赤朱岭开办起了“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干部训练班”。对于这样的大事，他一手操办。从招生章程到教学计划的制订，从招收学员到组织培训，他大包大揽，不要他人代劳。话又说回来，你想要人帮手，也没有人，复兴社的那帮人正在那里等着看笑话，哪里会跑来替“太子”帮忙。

蒋经国虽然与他曾经追求的“信仰”决裂，然而，苏联的政风却已在他的身上潜移默化，在他的从政轨迹中似乎时刻可以看到这样的影子。办团训班，他要搞“政治挂帅”。亲自讲授“精神讲话”课程，这门课程类似于开学典礼报告，不过，他把“精神灌输”刻意地突出出来。倡导所谓的“赤朱岭精神”，以及提出类似的政治口号，对一些青年人颇有吸引力。同时，他巧妙地建立起联络网络。独出心裁地成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加强与学员的联系，通过师生情谊，进行感情投资，编织关系网。在此基础上，他还开展夏令营活动，建立起三青团的外围组织，把更多的青年收罗起来，不断壮大小蒋嫡系队伍。

其次，通过合法途径，借助江西三青团组织组建嫡系。这是一个渐近式的排异聚嫡的过程。先是通过办赤朱岭团训班，抢占阵地。然后，依托这个阵地，逐步进行嫡系势力的扩张，排挤异己势力。在１９４１年４月，江西三青团支团会议召开时，康泽安插的人马在与小蒋较量中，纷纷落马，全被排挤出去了。又过了两年，到１９４３年，三青团江西支团代表大会召开时，代表已全是“青干班”为核心的太子嫡系了。

这项组织建设，对于蒋经国来说奠基之举。“青干班”不仅是他在与ＣＣ系争斗中取胜的依靠，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其后来担当大任、接班的得力干将。他们中的一些人跟随蒋经国到台湾，在蒋经国平稳接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蒋经国在江西的地厅级这一台阶上，表现出色，不仅推行“新政”，在政坛产生轰动，提升了知名度，而且开始掌握自己在政坛立足和发展的组织力量。这一台阶的使命已经完成，蒋介石打算设更高一层的台阶，让其增长才干，施展才能，积累更大的政治资本。

起初，蒋介石准备安排蒋经国到新疆担任主席。当时的背景是，军阀盛世才长期依仗苏联的支持，割据新疆，与蒋介石对着干。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无暇顾及新疆；蒋介石趁机，调集重兵到河西走廊，迫使盛世才臣服。为了进一步解决新疆问题，蒋介石要派一名封疆大臣坐镇，他认为蒋经国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此，蒋经国到西北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做到心中有数。正准备启程赴任时，蒋介石改变了主意，不是因为他要用别人顶替“太子”，而是这一安排与他对地方军阀的统驭术相悖，他担心蒋经国去新疆，会引起盛世才的猜疑与对抗；因此，还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多给了几顶官帽戴在他的头上，以达到以盛治疆的目的。就这样一变，雄心勃勃的准备走马上任的蒋经国，未能成行。他想在新疆“为人所不为，做出点惊天动地的事业”的大志泡汤了。

不过，此路不通，另辟他径。蒋介石改派他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部门任职。１９４４年元月，蒋经国结束了赣南这一仕途第一站历程，开始驶进新的一站。他风尘仆仆地到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的岗位上就任。此行尽管意味着赣南“新政”人去政息，但是他带走了在这里积累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本，即他造就的干部队伍。他们成为蒋经国占领新的阵地的得力干将。

按照蒋介石的设计，蒋经国在赣南任职，只是一个过场。调回中央，从训练干部着手，为儿子在政坛崛起作更大的政治投资，以获得更大的回报，这才是根本的途径。

一般来说，在国民党政坛角逐，权力的大小与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即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必将遇到更大的阻力，获得的权力越大所遇到的新的阻力就会与之俱增，这是必然的。

１９４４年５月，团中央干校开学。干校的校长由蒋介石兼任，它的前身是“中央青干班”，主任由康泽兼任，实际上，由他的心腹李维果主持日常工作。李维果这个人与主子康泽一样会揣摩蒋介石的心思。看到蒋介石有把自己安插到团中央的意向，便顺水推舟，提议由蒋经国来任要职。蒋介石顺势而作，立即任命。

蒋经国有办江西“青干班”的成功经验，虽然，在团中央干校任职是一个新环境，但就工作性质而言，完全可以说是驾轻就熟。他很快确立了中央干校的办学大政方针和教学体系。

在办学方针上，蒋经国确立了办学目标和指导思想，他明确地提出：“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二字一直是最时髦的词语，蒋介石尽管早已背叛革命，然而，“革命”二字使用的频率不减当年，何况蒋经国在红色革命之乡生活了十多年，“革命”二字业已成为习惯用语，此时所言“革命”的内涵，与他过去苦苦追求的信仰，为之奋斗的“革命”大相径庭。如果把他所说的上述目标用更简明的话语表述，那就是“培训一批高层的‘嫡系的嫡系”。关于干校的指导思想，蒋经国提出：“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围绕这样的培训目标和指导思想，他规定了教学重点，简称为“两高三能三大”，即，以高深的政治素质为中心，培养高层的领导才能，包含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等内涵；训练“三能”，即“能文”、“能武”、“能开汽车”。在这一岗位上刚刚理出头绪，准备大干一场时，蒋介石对儿子有了新的召唤。

１９４４年，由于蒋介石继续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庞大的“国军”战斗力大伤，在日本侵略者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南国国土大片丢失。为了挽回一点面子，蒋介石一方面作迁都西康的准备，另一方面搞战争总动员，发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然而，这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要趁机帮助蒋经国培植势力那倒是真的。

蒋介石下令成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委派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他不仅让自己的儿子抓党团组织，还要他“抓枪杆子”。

政工班第一期毕业后，成立了“青年军总政治部”，由蒋经国任主任。军政部按照国民党军队序列，编为八个师，各师设立政治部，这些政工部门的大小头目为清一色的“干校”研究部学生，蒋介石组建的生力军“青年军”为自己的儿子所掌握。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采纳ＣＣ系的建议，将中央干校与中央政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仍由蒋介石兼任校长。ＣＣ系的打算是想通过合并改掉小蒋的“中央干校”。１９４６年政治大学挂牌办校，小蒋的嫡系与ＣＣ系派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因寡不敌众，作为小弟弟的小蒋嫡系在这场权力角逐中没有占到多大便宜。

对于蒋介石而言，这两支队伍都是他的看家队伍。就亲情而言，那当然他的权力的天平肯定会向小蒋倾向。于是他搞了一个平衡，要求教育部签呈举荐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简称“政大”）教育长。

如果这一任命成为事实的话，小蒋将如同他的父亲一样逐步向身兼难以数清的职务迈进。此时，他已经身兼三职了，除“政大”外，还兼三青团中央团部第二处处长和国防部“预备干部处管训处”处长。

可是，如同前述，获取的权力大小与新增阻力的大小是成正比的。蒋经国仕途新的阻力接踵而来，这个阻力的后台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在ＣＣ系头子陈立夫的导演下，“政大”演了一场“倒小蒋”的闹剧。全校师生集会抗议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甚至有人喊出“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滾开吧”等口号。学校师生举行罢课，还派人到教育部请愿，表示不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绝不复课。

这一下把事情闹大了。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反蒋行动”，小蒋嫡系亲信到现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那种强烈的反蒋气氛，使人明显地看出，绝不是某些学生的一时冲动，敢向蒋氏父子开火，显然有人在幕后支撑。”

蒋介石发怒了，电召陈立夫，予以严厉训斥。陈立夫也不敢把这场闹剧闹大，立即出面“灭火”，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其他对蒋氏父子不恭的标语全部清除此外，还把此次风波嫁祸于“青年军”复员学生。

这件事使得蒋介石震惊，小蒋也愤怒至极。他郑重宣布，已经向教育部送出辞呈，决心不干那个教育长了。为了平息事态，老蒋只好强忍怒火，准允了小蒋辞职的要求，让蒋经国撤出这个阵地，到三青团中央参与改团为党的工作。结果，这一动议又因为ＣＣ系的掣肘又一次“流产”。此计不成，蒋介石再作变通，趁中央团部改组之机，把蒋经国安插到团中央，任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主管组织训练。团中央书记长由陈诚兼任，其他两位副书记长也属于挂名，三青团的大权全在蒋经国掌握之中。

评　析： 蒋介石培养蒋经国一步一步地实施，设台阶压担子，创造条件促进其成长。在江西锻炼的时候，安排蒋经国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干训班接受正规的培训，取得升迁的合法资格后，按程序行事，避免遭到非议；巧妙地解决蒋经国的国民党党籍问题，在国民党中央干校培训，事实上已默认了他的国民党党籍，一举多得；安排蒋经国抓“三青团”的教育工作，培养小蒋的嫡系队伍，为小蒋将来接班培植势力；打算安排蒋经国到新疆去任省主席一要职，担当更重的责任，虽然没有落实，但是，蒋经国为赴此任，在西北作长时间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实际能力的锻炼，是影响力的扩张。

蒋介石在把蒋经国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每一步都不轻松，阻力重重。有时成功了，有时退却了。退对于蒋介石来说并非败退，他是不把蒋经国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绝不会罢休的。因而，他的退只是一种迂回，绕过掣肘，另辟新径；这也是一种火力侦察，一种测试ＣＣ系的忠诚程度。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蒋介石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

果断清障，为权力让渡开道

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毕竟年事已高，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事　例： １．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如上所述，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这一本质性弱点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数来数去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支柱，不过那是过去的事了，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落网，而是一门子心思在美国发财。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ＣＣ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因此，蒋介石对“二陈”早就怀恨在心。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他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１９５０年７月，他决定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

陈立夫越来越感到事情不妙，他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他打算以大包大揽地承认错误，换取蒋介石的原谅。其实，蒋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已把陈立夫排除在外，而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

蒋介石这样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个毒招。因为，此时的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所以给他一个虚职。而陈立夫能干事，却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安排。陈立夫十分清楚蒋的用意，顺着蒋的心思提出去美国。临走前，蒋介石亲自送了他５万美金，起身就走了，在一旁的宋美龄送了一本《圣经》给陈立夫，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啼笑皆非，瞟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同年８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以养鸡为业，陈果夫第二年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陈”就这样销声匿迹。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打发了。

２．采取铁的手腕，清理门户。

一个又一个的“老臣”被解决，对于那些不服蒋经国的人，蒋介石毫不留情地予以清理，于是制造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早年留美学成后回国，受到蒋蒋介石的器重，在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先后担任过汉口、重庆、上海市长。小蒋在上海实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颇有微词。退台后，蒋介石安排他担任台湾主席。他对蒋经国的特务政治提出了非议，并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氏父子十分恼火，企图制造车祸，置吴国桢于死地。

吴国桢长期与蒋氏打交道，当然也知道蒋的阴险狠毒。他想以辞职赴美摆脱危险境地。可是，蒋介石不让其离台，实际上将他软禁起来，后来由于美国人的干涉，蒋介石不得不放行，但将其父亲和儿子扣下做人质。

吴离台后，在台湾岛内掀起阵阵指责吴的浪潮，说吴苟取巨额外汇，要其从速归台。吴向台湾当局提出辟谣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于是，他转守为攻，在美国发表抨击蒋氏父子的“政见”，在海外引起反响，蒋介石更是愤怒。蒋氏父子操纵的舆论与吴大打“口水战”，搞得蒋氏父子十分难堪。国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开除吴国桢党籍。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称吴“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后来还要求美国“引渡”吴回台受审，这一要求被美国方面拒绝。

３．编织罪名，剪除“功高震主”者。

吴国桢事件尚未了结，蒋氏父子又制造了“孙立人案”。

孙立人早年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后转入西点军校。回国后，在党务党校任军训队长，１９４０年任师长，随后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曾在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反攻緬北时又立战功，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斗中，他坚决支持蒋。因此，虽然非黄埔嫡系，仍深得老蒋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孙被任重要的军事职务。退台后，老蒋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

在台湾，军权在握的孙立人自恃有功，又是“美军的宠儿”，“委员长的爱将”，除了蒋介石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小蒋也不例外。蒋经国在部队中建立“政工制度”时，加强特务统治，以控制军队，孙立人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他曾联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进行抵制，这样就给了蒋介石的口实。

在查办吴国桢之后的三个月，蒋介石下令免去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而改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这是一个虚职。接着，蒋氏父子编织罪名，把孙立人置于死地。

１９５５年８月，蒋介石以“孙立人兵变”的罪名立案，将孙立人拘禁起来，孙大喊冤枉。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郭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经过调查，孙立人与郭案并没有直接责任。孙案调查委员会主张对孙立人不予以处刑。最后，蒋介石以“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为托辞，将孙长期软禁起来。

４、内亲也要严加防范。

宋美龄能力特别强，在国民党内外，甚至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声望。但在蒋在世时，小蒋与这个小妈的关系不太融洽。蒋介石对宋美龄有严格的限制，除外交活动外，不让她直接插手政事。况且，他们俩在结婚时，宋美龄自己提出的条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政治约束。因此，长期以来，宋美龄在国民党内、政府内没有担任实职。

次子蒋纬国，虽然对他的身世外界有种种传闻，但即使那些传闻都是假的，那蒋纬国出身偏房，蒋介石必然会抬嫡抑庶。蒋虽对小儿子寄予愿望，但是一直是要他在军界发展，基本上也不让他涉足政界。在嫡庶之争中，蒋介石是支持蒋经国的。蒋纬国曾在德国军校留学，到美国进修，满脑子是西方治军的理念。与其兄的“政治工作领先”的理念格格不入，对蒋经国在部队的一套做法表示不满。尽管蒋纬国很有军事才华，但是蒋介石把他掌握的军权拿掉，让他办军校，不直接掌握军权。

１９６２年，岛内发生“湖口兵变”，主谋者是蒋纬国过去的亲信赵志华。虽然蒋介石没有处理蒋纬国，但以后，没有再重用他。蒋纬国自１９６１年升为中将后，历时１４年，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晋级。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蒋介石病死后，没有出现尸骨未寒“内宫”火并的悲剧。

评　析： 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替蒋经国消除了一个又一个障碍。他清理障碍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态度坚决，毫不留情。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管帮他打天下、守天下的元勋，还是有才华的中生代的干将，只要他觉得是蒋氏父子权力交换的障碍时，非把这块绊脚石除掉不可，不讲情面。

第二，区别对待，减少阻力。在排除蒋经国接班的障碍方面，用见人打发来形容蒋介石的权术比较恰当。老臣迫其退位，给予名誉予以安抚；有潜在威胁的，予以排除，即使在“二陈”兄弟之间，也是区别对待，给予不同的打发；对于年富力强者，以各种罪名予以剪除。

第三，心狠手辣，绝不手软。蒋介石制造吴国桢案、孙立人案，把他们置于死地，表现出了毫不留情的一面。

第四，对内亲也作了严格的防范。对自己的爱妻宋美龄有严格的约束；对小儿子也严加防范，所谓“湖口兵变”后，不重用蒋纬国。总体来说，他对内亲的抑制是成功的。

蒋介石施用铁的手腕，帮助蒋经国清除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冷面无情，没有什么仁义道德可言；但这些措施得到实惠，保证了蒋氏父子权力的平稳交接。

精心安排经国接班，子承父位水到渠成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氏父子权力交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有序的、渐进的过程。

事　例： １、选择辅佐“贤相”，为“太子”继位保驾护航。

这是也是一个近似于接力赛的过程，陈诚和严家淦先后对蒋经国接班，进行了辅佐。

陈诚是蒋介石最为器重和信任的亲信。可以说，在辅佐蒋经国继位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陈诚与小蒋搭配，辅佐蒋经国从政，实际上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前就已经着手做。

１９４７年秋，蒋介石派陈诚前往东北指挥国民党嫡系部队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一败涂地。国民党内引起公愤，在蒋介石的庇护下，陈诚受到撤销参谋总长的处分后。１９４８年１０月，陈诚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顶替前任陈仪。陈诚的这一任命，看起来是降职使用，其实，蒋介石是委以重任，把经营台湾，为今后利用这一战略基地作准备的重任交给了他；同时，还任命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负责人。从这时起，陈诚已开始担负起辅佐蒋经国从政的责任了；他在台湾主持政事时，在台湾推行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实行三五减租、货币改革、发展教育、振兴民族工业，初步奠定了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基础，也为蒋经国在台湾立足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既是蒋介石执政的顶梁柱，又是蒋经国将来继承统治地位的铺路人。他官居国民党副总裁的地位，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三度当选“副总统”，属于台湾国民党政界的二号人物。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却没有与蒋经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摩擦与冲突，陈诚与“二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诚在蒋氏父子权力交接中，属于一个过渡性人物。蒋经国的政治威权还没有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担负“行政院院长”、“副总统”的实职，还难以统卸众臣。蒋介石给陈诚委任此重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权力真空，给蒋经国平稳接班提供一个缓冲期。正因为如此，他这一角色显得特别重要。这一位置上发生问题，其后果对于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的影响是致命的。可能导致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尽管对蒋氏父子来说是“忠臣”，但才能不济，导致中间连接链条的脱落；是“能臣”但非“忠臣”，有可能大权旁落，这对于蒋氏父子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陈诚早已死去，盖棺论定，他对蒋家忠贞不二。在20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贞可见一斑。陈诚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蒋介石把他放在这个位置，确实比较高明。

把陈诚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如果说蒋介石十分放心，那就把他的心胸看宽了。随着陈诚地位的升高，威望的增大，蒋介石感到一种潜在威胁。是换掉还是继续留用陈诚，蒋举棋不定；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的请求，给了蒋介石一个政治权力平衡的机会；当然，此时的陈诚已病入膏肓，自知在世时日不长了，给一个顺风人情，何乐而不为。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５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尽管他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道。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启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可能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虽不高，但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严家淦比较符合这样的条件。

严家淦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ｍｅｎ。”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

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讲究权力平衡；在政治上，严家淦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１９６３年１２月，国民党中常委会，正式通过了严家淦“内阁”组成名单，严家淦从陈诚手中接下“良相”的接力棒，老老实实地为蒋经国接替蒋介石的权位修路铺石。

２．让蒋经国执掌更大的权力，增加其亲政的资本和砝码。

严家淦上任伊始，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严家淦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作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１９６４年１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作了长期的铺垫。现在，蒋经国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了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１９６６年，经蒋介石提名，严家淦被选为“副总统”，仍兼任“行政院院长”。１９６９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３．实质性“亲政”，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１９７２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６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赶到了较好的作用。

１９７５年，４月，蒋介石病死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１９７８年５月，蒋经国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蒋经国自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１９７８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划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评　析： 蒋经国从１９３８年前往江西赣南涉政后，到１９７８年正式就任“总统”前后经历了４０年。而从退台后，蒋介石把向蒋经国让渡权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算起，也有２０多年。蒋氏父子交接班的过程是漫长的，但也是有序的、平稳的过程，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震动，更没有出现腥风血雨的内乱悲剧。而且，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其主要原因，在于蒋介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这个安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渐进性”的权力交接的好处，就在于使“接班人”在实践中逐步掌控权力，增长才干，积累威权。然而，其最大的弊端是，漫长的过程，也在很大程度上把一个人的智慧和精力的高峰期错过。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权力交接，使得蒋经国掌权时，已不是其精力的最佳时期；非但如此，他的身体极差，几年后，行动都不便了，被称作“轮椅执政”。

另外，蒋介石留下的“政治遗产”，对于蒋经国来说也是一个包袱。在号称“民国”许多年后，仍然搞“家天下”，父位子承，这对继任者而言有很大的负面性影响，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由于种种因素的促进与制约，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国民党在台湾的政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然而，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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