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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权传嫡子术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4103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

蒋氏父子的权力传承，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地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审视，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是比较成功的。在蒋介石撒手离开人间时，避免了腥风血雨似的权力争夺与社会大的震荡，而且其子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然而，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经儿可教”，蒋介石严督其学有所成

在蒋经国和蒋纬国幼小时，蒋介石用这样的话进行赞扬：“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有区别地对两个儿子作这样的评语，不知是儿戏，还是确实是有感而发的议论。但是从两人成年后的不同性格，以及对他们的不同的政治安排，可以揣摩出蒋介石对他们的期望有所不同，显然对蒋经国的教育花了很大功夫。

事　例： 从对蒋经国起的学名看，望文生义，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成为经国济世之才。蒋经国性格内向、执著，私塾教师对他的评语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比他小５岁的弟弟蒋纬国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最可靠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俩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较知道内情的作家，进一步说蒋纬国的母亲是一位身着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之所以要把他与戴季陶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蒋把他过继给戴做干儿子。即使是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经纬两“国”，有嫡庶之别。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儿时的蒋经国，并没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样的父爱，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正在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赶“性解放”的时髦。但我们绝不可由此而做出蒋介石并不喜欢蒋经国的结论。他作为父亲，把蒋经国的关爱放在严格教养，悉心培养，照他所规划的模型铸造上。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说得好：“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的工夫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儿子给予的是一种不同内涵的关爱。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１０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蒋介石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１９２２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国语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并且说：“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那是一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最能激荡有爱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后来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准备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从自身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蒋经国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但是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蒋介石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蒋经国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广州搭苏联轮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母亲毛氏告别。然后，在上海乘苏联货轮，经过数天，抵达苏联海参崴，再改乘火车，驶往莫斯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旅行：“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标杆，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然而，对于怀着一样热情的蒋经国等人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到莫斯科“孙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个“教授班”，同学中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１３年。对于他来说，这１３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评　析：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父亲，有些不太尽人情的话，对儿子没有给予一般权贵、富户那样的亲情关怀；那么，作为政治人的父亲，他是对蒋经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严格督促儿子读书，为将来“天降大任于子”作准备，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又一个境界。第一，教育从儿时抓起，严督其学，蒋经国年１０岁时，其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第二，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第三，既重视传统，又能赶新潮。在督促蒋经国学习传统文化时，还在学习西方新学方面能够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儿子认真学习英文，认为“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因此，蒋介石应允儿子的志向，因此，蒋介石支持蒋经国赴俄留学，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种时髦之举。

第四，要求具体，持之以恒。他给儿子写信频繁，每封信必问学业如何，并提出具体内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

然而，种豆不一定得豆。后来的历史表明，蒋经国没有走上红色道路却循着父亲蒋介石的足迹败逃到台湾，与自己的初衷相去甚远。

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信仰对于追求信仰的人来说，如同生命；信仰对于追求个人前途的人来说，如同流水；信仰对于投机钻营者来说，如同换衣。信仰对于青年时代的蒋经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好断言属于后两者，因为他的革命冲动并非不是发自内心；但我们也不好说他完全属于前者，因为，他后来又确实放弃了自己所追求的信仰，做了与之对立的“信仰”选择，成了另一个营垒的人，另一个营垒的领导人。

事　例： 蒋经国他曾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党预备党员。１９２５年，他前往苏联留学。当时的苏联党和斯大林，出于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为了培养革命的人才，对“中大”（孙逸仙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是重视的。那时的苏联，虽然充满了革命生气但不富裕，物质生活很艰难，但对中国的留学生是比较照顾的。他们的学习条件比国内的要好，教室宽大，每人一张大桌子，生活也有特别的关照。据当年“中大”留学生回忆，刚开始一日五餐，后来虽然减为三餐，但面包黑白兼备，没有限量，牛奶肉类也较为宽余。每月还有比较可观的生活津贴，留学生可以用来购买香烟、酒，或者三五成群地在餐馆聚餐，吃“中国饭”。

这样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不仅比苏联一般老百姓要好，甚至也比苏联自己的大学生的生活条件要好得多。蒋经国将亲眼看到的苏联学生吃饭的情况及其感受记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苏联的学生回答说：“这就是我的早饭。”“‘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他又说‘你们是中国的革命的青年，我们对你们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很快的把中国民族解放。’”苏联学生还对他说：“我们还很苦。但是人人都知道我们国家有光明的前途，亦都是非常乐观。”苏联学生所言和蒋经国的感受，没有多少功利性，应该说是真实的，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型社会，一个为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带来光明前途，或者说至少能给予他们这种美好愿望的社会，无疑对前来真想取经的中国热血青年有莫大的吸引力。蒋经国在日记中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的期望，他深信共产主义、列宁的理想，能给未来的世界带来光明的前途。如果人们因为蒋经国后来的变化，而把他此时的心境说成是“理智泯灭”，那有不符合实际的。

蒋经国在“中大”学习刻苦，努力学习俄语抓紧时间看书，悉心钻研马克思理论，积极参加“教授班”组织的政治活动。鉴于个人出色表现，他很快就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被吸收为共产党预备党员。

蒋经国曾经用最激烈的言词鞭笞背叛了革命的父亲。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和屠刀对准敲锣打鼓把他们迎进城的工人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获悉这一消息，“中大”学生无比愤怒，举行群众集会，对蒋介石进行声讨，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经国也在声讨的人群中，其言词最为激烈，“获得全体学生的反应，如雷般的掌声”。几天后，他发表了一个声明，对已经叛变革命的父亲进行公开的谴责：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好朋友，去了敌人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他的这个声明，被苏联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通讯社塔斯社面向全球广播。他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其声誉与日俱增。与他一起在“中大”留学的学生回忆说：“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旅俄的学生受蒋介石叛变的殃及，苏联人由对中国留学生的关照，转变为用鄙视的眼光相待。一些国民党籍的学生开始被遣返回国。

蒋经国并没有因父亲的反革命行为而被遣返，但也没有能继续在“中大”学习，而是送到位于列宁格勒的一所名叫托玛卡的军校学习。托玛卡军校是正规的军事学府，学员构成与“中大”有很大的区别，学习内容及教学方式也不相同。课程偏重于军事技术，是一所为红军训练军事指挥官的学校。除军事课程外，政治课程占相当的比例。红军政治工作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党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群众”，另一部分是“军事政治工作”，军事政治工作是非党员群众。这两部分工作不是决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为党的政治路线所统帅，在军队的党组织统一领导之下，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苏联红军强调党的领导，这种领导有组织系统作保障。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共产党在军队中就是唯一的领导者。在每军、师、旅、团中皆有共产党代表，他的权力与军官相同。军部命令如不经过党代表签名不能有效，连部中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此外也能发现，蒋经国当年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军校主要教授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的同时，政治课程占相当的分量。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得相当认真，且颇有心得。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蒋经国也很有兴趣。尽管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的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１９２８年６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后来，蒋经国被分配到一个电气厂当学徒，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接着，被下放到一个集体农庄，在那里当农民，尽管这种安排具有惩罚性，起初农民们对他不太友好，但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在他离别时，当地农民热烈欢送，“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那是苏联朴实的农民对一个中国小伙子表达的真挚感情。

１９３３年春天，蒋经国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他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蒋经国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蒋经国从工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有委曲，有伤感，但没有动摇他执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怀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而到基层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产生更强烈的归乡情。

由于具有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蒋经国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时的蒋经国非彼时的他了，他不情愿这样做，与王明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压力，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前一个声明的言词要和缓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实对蒋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灭的控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他“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的表白，更可能使蒋介石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绝望。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重型炸弹。１９３６年１月，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４月，《纽约时报》摘要刊登。

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决意要离开被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第一故乡，而且也朝他无情鞭笞过的父亲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蒋介石的“洗脑术”还是驯化了蒋经国。上面用比较多的笔墨，说明蒋经国在苏联成长的过程，说明他对“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执著，是想说明让这样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并非易事。可是，回国后不久，蒋经国却成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江南先生称之为“戏剧性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仅用一个“假革命”的投机者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仅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诠释，也可能产生误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追求现象，是多维力作用的结果。其中，蒋介石的“洗脑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１９３６年的“西安事变”为蒋经国回国搭了一个平台。他多次回国的要求，终于被批准。蒋介石向周恩来问及蒋经国在俄怎样，含蓄地表达出想要儿子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说，我们想办法。通过多方的努力，回国成为事实。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携着妻子儿女们踏上归国之路，这可能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旅程，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在中国政府驻苏使馆，他问大使蒋廷黻：“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１９３７年３月，蒋经国带着妻儿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开始了返回故里的历程，此时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似乎还不好下如此干脆的结论。他在当天作了日记，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自己生活１０多年国家的赞扬与难舍之情，不过当他迈出归途的第一步，确实是他“信仰”的一个分水岭。

４月中旬，蒋经国抵达上海。此后，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他从昔日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成反对这一信仰，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干将，直至后来成为蒋家王朝的“掌门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蒋介石的洗脑术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高效？

在踏上归国的火车之前，蒋经国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受这个革命环境熏陶，他自愿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理想化。然而，现实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他的思想冲击不会小。一个人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蒋经国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其父的传奇性的变化，使他的阶级出身跃升到宝塔尖上，这种阶级的烙印在他脑海里是很难消失的，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哪怕是微妙的变化，它都会有所呼应；背叛革命后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长期主宰中国的政坛，为蒋经国寻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间。苏联的社会制度，蒋经国所追求的理想，与其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反差时，像他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来的阶级营垒。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一个“逆子”，从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帮助蒋经国的这种解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的“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

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那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

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　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他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让人们看到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于“信仰”，胜于“政治”。

蒋经国曾经笃信共产主义，是一名共产党员，蒋介石对他并没有失望，而是进行“攻心”与“改造”。通过精心策划，蒋经国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亲情软化，指使亲信，安排极其隆重的场面，让蒋经国与最敬重、思念的母亲毛氏见面。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此外，蒋介石还让儿子修身养性，闭门思过，要蒋经国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然后，还让蒋经国责令反省，写出书面反省材料，不仅以备有案可查，更是为了强化“改造”，巩固“洗脑”成果。

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一个曾经用最严厉的言词鞭笞过自己的儿子，就这样被蒋介石的“洗脑术”驯化了。不仅昔日的信念荡然无存，而且，成为围剿“共产主义”的骨干，成为蒋介石统治的忠实的卫道士，成为蒋介石最放心的接班人。这印证了他所奉行的一个信仰哲学：“天下没有不变的信仰”。

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洗脑”成功，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蒋经国在回国之前，思想已开始发生了变化。由于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极端“左”倾的政治路线，同时也由于他在基层对苏联实际的了解，现实与他理想化的宣传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加上他的特殊政治背景受到的冷遇，他的思想在渐进地变化着。正是由于思想上有了缝隙，蒋介石的“洗脑”术才能奏效。

儿子推“新政”，父亲幕后观其效

对蒋经国进行洗脑，加以驯化，不是蒋介石的最终目的，他所需要的不是唯唯诺诺的奴才，而是能担大任的“接班人”。因此，在继续巩固“洗脑”成果的同时，他要把蒋经国放到艰苦环境磨砺，使其尽快成器。

事　例： 蒋经国接受父命，结束“隐士”生活，前往赣南赴任，驶进他的政治生涯新历程的第一站。

１．熊式辉巧取政治棋子，精心安排巧防范。

蒋介石打算安排蒋经国到基层磨砺，这一意图被具有“政治敏锐力”的熊式辉揣摩到了。熊时任江西省主席，虽属政学系，但也称得上是蒋的宠臣。他向蒋提出让蒋经国到江西去“代职”，正合主子的心意。那是蒋介石举起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的旗帜的地方；也是他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率领的红军厮杀，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那也是他悉心经营，倡导新生活，培养骨干的地方。他希望儿子在那里有所作为。

蒋经国到达南昌后，熊式辉先是安排他任保安少将副处长；随后，打算让“太子”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总队长。但是又怕蒋经国抢了他的地盘，因为这是他的一亩“自留地”，如果让他“抓行政干部，侵蚀政学系的基础”，那将自断“才”路。对于精明的政客来说，政治交换是要计算成本的，如果这种交换不能赢利那是不会交易的，更不会做蚀本的买卖。于是，熊式辉把蒋经国安排到“新兵督练处”任处长。新兵督练处的任务是轮流调训省保安团队，这是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给“太子”升了职，又没有让他能占到多大便宜。人们都说政学系老谋深算，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一个苦差，却给了蒋经国展示自己新风的良机。他的新风与“国军”的官风形成鲜明对比，江南在《蒋经国传》中对他的表现是这样说的：“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这样的评语，给人感觉不是在说一个国民党的军官，倒好像是在说共产党的军官。不用说他全部做到，仅做七分，就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属下的风光可以为上司添光彩，然而，“功高震主”也是政客们所忌讳的。于是，熊式辉改派蒋经国到江西赣南任行政专员，兼任赣州县长。地区专员，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属“地厅级”，熊式辉送这么大的“人情”，也可以看出这位资深政客的“马屁”功老道。但是，专员这个位子，位高权不大。而且那个地方难出“政绩”，你“太子”都搞不出什么名堂来，那老蒋就不要责怪我无能了。

据说，熊式辉对小蒋作此安排，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防范。担心蒋经国“赤色”复归，“率领保安团上庐山打游击”，那对于熊式辉来说可不是好玩的事情了，蒋介石不要他的脑袋搬家才怪了呢。

２．推行“良心政治”，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赣南专区管辖１１个县，曾经是中央红军所在地。自然条件差，红白对峙，战争不断，生产力受到严重影响。红军撤走后，返乡团复辟，土豪劣绅与军人相勾结，鱼肉百姓，下层社会的百姓苦不堪言。社会风气败坏，官员们贪污腐化，横征暴敛，黄、赌、毒在官吏的庇护下泛滥成灾。

蒋经国到任后，直逼赣州县的积弊，推行“良心政治”，采取措施，革新社会风气。一是禁赌、禁烟、禁娼，打击恶势力。打击矛头直指犯事的官吏及其亲属，严惩有严重劣迹的富户。用铁的手腕，打击恶势力。当时他提出“对赣南的浓厚的封建力量，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这里所说的“封建力量”，包括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蒋经国认为这些人是“建设新赣南的敌人”，必须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一行动初见成效，曹聚仁用夸张的词语评价说：“许多顽强的恶势力，到了他的面前，竟乃冰山立消，说来近乎奇迹。”

蒋经国从人们深恶痛绝的恶势力下手，且有实际行动，因此比较得人心。于是乎，什么“蒋青天”之类的传闻不翼而飞。

二是践行新风，影响每况愈下的政风。他在形式上还保留了在苏联的工作作风。上任后，以身作则，不坐公家雇用的三轮车。短装草履，在黑巷、在农村巡视。遇到老百姓，就与他们在田间、商店拉起家常，天南地北，谈得投机，从中体察百姓疾苦。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做了一个统计：从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一年跑了９００英里，绕赣南三次，顺口说得出专区有多少桥梁和水利工程。这与那些养尊处优的旧官僚相比，形成很大的反差。当然，他想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整个官僚层，那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他们怎么会模仿你呢？

三是推行四项革新举措。第一，加强教育建设。主要是建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其构想是，进行智力开发，人力投资。第二，进行社会革新，主要是进行移风易俗。第三，实行“统治式”的经济政策。政府对各种日用品比如盐、米等统制起来，定量出售，企图抑制通货膨胀。第四，办干训班，训练干部。他认为“干部应当是黑暗中的明灯，狂流中的砥柱，负有转变社会风气的责任”。因此，他注意抓干部的培训。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３．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２８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　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磨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扩大影响。他需要有股子冲劲，让其显山露水，在政坛产生某种震撼。因此，对蒋经国的所谓“新政”是默认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蒋经国锋芒太露，担心扰乱了政局。所以，他又要制约。于是，在在赣南锻炼五年后，于１９４３年，他让蒋经国离开了赣南，另有重任。

蒋经国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对于蒋家父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结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势。蒋介石把儿子放在赣南磨砺，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儿子隆重推出，“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蒋介石这一着棋又成功了。赣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他蒋家以极小的资本投入，获得了巨大的官场利益。

设台阶压担子，绕过左右掣肘

蒋经国在赣南的表现，使得蒋介石心里更有底了。从20世纪４０年代初开始，他已开始蓄意培植儿子，使其具有以后从自己手中接班的威权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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