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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交往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3280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首先，正式对日宣战，大国刮目相看。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对珍珠港突然袭击，把美国逼到了墙角。美国被迫对日宣战，英国跟随美国作出了历史性抉择。消息传达重庆后，蒋介石从战略上看到美英对日宣战，对中国抗日战争将产生的影响。他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紧急特别会议上讲话时认为，美国对日参战，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转机。９日，国民党政府对日正式宣战。１０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宣战布告》：“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

这是一个迟到了的对日宣战，因为中国的对日战争，如果从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算起，已经进行了近五年；如果从上海的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上海军民进行淞沪抗战算起，那已经进行了近１０年。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宣言把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对日宣战支持的态度表达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中国人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事实，已经使罗斯福意识到中国政府的声明对于他们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

１９４１年年底，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１２月，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联合国家宣言。虽然中国首脑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题事先通报了中国外长宋子文。罗斯福还两次接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会上，罗斯福不顾英国方面的异议，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三国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界四大国”。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会议还决定单独开辟“中国战区”（包括中、越、泰等国和缅甸北部），由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最高统帅。

罗斯福之所以坚持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四大国”之一的位置，是出自于美国战略利益采取的重大抉择。美国战略利益考虑包括当前和长远，当前的是战时“击败日本”，长远是战后“牵制日本”的战略。罗斯福的儿子曾经问他说，有什么必要如此重视中国。罗斯福回答说：“试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身？那些日军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先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取澳大利亚和印度，然后长驱直入，席卷中东……日本和纳粹从两面夹击，在近东某地会师，完全割断俄国人的联系，肢解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罗斯福说的这种深入浅出的道理，把中国的战略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要很好地利用中国这个战场，希望通过给中国一定地位，再附加一些援助的办法，“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能极大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

罗斯福的长远打算是，要使中国成为战后美国按其自身利益所设计的国际战略大格局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他对中国的远期打算，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在该地区行使某种“警察”作用，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再就是一个亲美的中国对苏联的防范与钳制；还有削弱英国在亚洲的影响，他私下明白无误地说过，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

其次，出席开罗会议，公私两利都要争。１９４２年１月，美、英、中、苏等２６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与会国赞成１９４１年罗斯福、丘吉尔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精神和原则，要保证运用其全部的军事和经济之资源，对德、意、日及其附从国作战到底，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独之停战协定或和约”。关于“联合国家”的签字，按照罗斯福的最初设想，是美国在先，中国次之，后因丘吉尔提出异议，经协调，改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苏联第三，中国第四。其后的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样中国作为四个领衔签字国之一，签署了宣言。这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获得的重要国际地位，当然是一种形式上的，而在实际上取得“老四”的作用，还是靠实力说话，靠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成绩说话，靠“大国领袖”的能力争取。但这种形式对于长期遭列强凌辱的中国人太重要了，它是在国际政治中取得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胜利。

１９４３年秋，由于苏联取得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接着，在日美海战中，日本随着中途岛的战役的失败，其元气大伤。在这样的背景下，罗斯福积极推动四大国首脑会议的召开，以便协调盟国力量，尽快战胜法西斯，同时商议战后世界格局问题。由于苏、日之间存在中立条约的缘故，苏联尚未对日宣战，斯大林表示不便与蒋介石会谈。这样，四大国首脑会议便只好分别在开罗和德黑兰分两步举行。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２３至２６日，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的开罗举行会议，史称“开罗会议”。开罗会议主要有两个议题：一是关于三国如何协调对日作战的共同军事问题；二是关于战后如何处置日本等政治问题。三国首脑和参谋长举行的正式会议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即如何发动缅甸战役，夺回被日军占领的缅甸，重开缅滇公路运输线。因为自从缅甸失陷之后，对华援助物资只能靠“驼峰”航线。而每月仅万吨左右的空运能力，对广大的中国战区只是杯水车薪。罗斯福担心的是蒋介石能否抗战到底，希望加速援助中国，拖住日本，因此极力动员中国陆军和英国海军能从南北夹击在缅甸的日军。蒋介石盼望得到更多的美援，也很重识缅滇公路运输线。这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是开通一条生命线。但他担心中国陆军自缅北南下，会造成孤军深入，难以防卫，因此强调海、陆空须齐头并进，协调作战，而丘吉尔则担心在缅南军事行动中英军过分投入，会影响他自己的巴尔干计划。后来，罗斯福从中斡旋，亲自担保数月内将在缅甸实施大规模两栖作战，这样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开罗宣言》宣布：“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但此计划在当时只是起到鼓舞士气和威慑敌人的作用。

在军事问题达成一致后，各方进入会谈政治问题。蒋介石两次与罗斯福长谈，因为美英之间事先已进行过商议。在开罗会议上，中美两国首脑商谈的问题概括为八个方面，这八个方面包括：一是关于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蒋介石对此欣然接受。二是关于战后的日本政体。三是关于日本的赔偿问题。蒋介石建议日本战败后，可以用部分实物作为战争赔偿之一部分，罗斯福对此表示同意。四是关于领土问题。双方同意将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在战后归还中国。五是关于中美军事合作。罗斯福建议，为维护太平洋地区的稳定与和平，美国宜在该地区保持一定军事力量，美中两国在区域安全上应保持合作。六是朝鲜问题。七是关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罗斯福的政策是扶蒋容共抗日，抗日是目的，而蒋介石内心虽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当着罗斯福之面只能表示同意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八是关于对苏联的看法，罗斯福担心苏联假如支持中国共产党，可能使中国国共两党冲突加剧，这在战时和战后都是对美国极其不利的事情。而蒋介石除了担心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外，还担心苏联对中国东北的领土要求和对朝鲜共产党的支持。

根据三国首脑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美国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起草了《开罗宣言》，宣言草案中除公布与会各方在对日作战计划上的“一致意见”外，还就战后如何处置日本侵占领土的归还问题和朝鲜地位问题表述了意见。

评　析： 罗斯福把蒋介石抬上“大国领袖”的地位，是一个外交礼仪形式，其“大国领袖”的实质或者是真实的内涵，是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的肯定。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也不是无所作为，他就对日作战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问题，并同美英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得到罗斯福关于对战后收复台湾的主权的要求和中国战后“四大国”之一的地位的承诺，关于成立中国战区及其中国在这一战区中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关于对华援助，支持中国抗战问题，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争取与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和利益。另外，蒋介石在会上还夹杂着国民党一党的私利，尤其是没有公正地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使美、英首脑没有能客观地了解中共的作用，这是蒋介石自私自利的表现。

投石问路，蒋介石排挤史迪威得逞

投石问路，是指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对情况不明，用一种试探的方式，探明情况，然后决断。这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常被人使用。其好处是不轻易暴露自己的企图，以免使自己处在尴尬的境地。在政治权力角逐中，有时也有人运用这种手法。向对手发生一种试探性的信号，观其反应，然后，采取相应的对策，使自己处在有利的位置。蒋介石在处理与美国人史迪威将军的矛盾时，就采用类似的策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

事　例： 蒋史矛盾的缘起。继中国在联合国家会议上被列为“四大国”之一后，１９４２年１月，根据美国方面的提议，盟国单独成立中国战区，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出任战区最高统帅，在越南、泰国、缅甸北部的军队也归蒋指挥。他对设立中国战区，以及由他出任战区最高统帅，显得非常得意，在日记中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慌受虚名之客，能不戒乎哉。”

罗斯福投之以李，蒋介石以桃相报。蒋介石立即给罗斯福复电，他说：“最高统帅之建立，将使中国盟军充分合作，战略统一，……本人将全力支持阁下之努力，为所有联合国家之福祈效命。”同意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同时提出建议，他接着说：“本人欢迎英美速派代表，作为联合总部计划参谋。”对于蒋介石回敬的礼物，罗斯福愉快地收下，于是，他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

史迪威将军是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的人选，他是马歇尔的老部下、好朋友，偑陆军中将衔，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９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陆军武官，对中国有相当地了解。１９４１年３月，史迪威经缅甸北部要冲腊戍到重庆，在腊戍碰上了前来视察的蒋介石夫妇。接着，史迪威专门拜会了蒋介石夫妇。史迪威与蒋介石在历史上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在美国驻华使馆任武官期间，曾于１９３８年１２月，在重庆拜会蒋介石，同蒋介石夫妇只会晤了１５分钟，但显比较愉快，他在日记中记载说：“非常融洽。俩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们都相当坦率，给了我一张蒋介石签名的照片，并向我表示赞许。”在中緬边境与蒋介石会面时，对蒋印象有微妙变化，他记述到，他外表显得还是那样严肃而圆滑，活像一尊圆滑的石像，丝毫看不到经受患难或怀有忧虑的痕迹。

此次会晤后，史迪威在写给美国参谋部军事情报部的报告中概述了他自己对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指出，“在蒋介石的指挥系统中通常存在的混乱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蒋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虑的是由他本人控制最精锐的部队和物质，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胁。”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因为他对蒋介石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史迪威是一个长期在中国的中国通。他自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期间，在中国游历１７天起，就常常到中国来，后来两次在美国在华军营任军官，再加上抗战初期在美驻华使馆任武官，前后在华长达１０年，又粗略懂些中文，在美国人中被称为“中国通的中国通”。他可以直接用汉语会话，这样在任武官和参赞期间，为给美国参谋部情报部收集情报，他到过中国许多地方，接触过国共两党的许多军政要员，就更能了解到国民党的实际情况。同时，在美国国内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负面方面有不少议论，他通过各种渠道，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的问题也略有所闻。

１９４２年３月，史迪威在重庆正式向蒋介石报到，在说明自己来华的任职时，竟有六项之多，美国总统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空军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质监理官、滇緬路监理官；中国战区参谋长。一口气讲了这么多的头衔，就是没有讲作为蒋介石统帅部参谋长这一头衔。加上史迪威傲慢的神气，蒋闷闷不乐。可以这样说，史迪威与蒋的这次会见，已开始潜伏着矛盾。

下面，让我们看看蒋史矛盾的实质。史迪威自正式向蒋介石报到至史迪威离开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前后近３年，两个人的矛盾与冲突不断。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不少，但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揭短与护短的矛盾与冲突。对于国民党，对于蒋介石的为政、治军、为人，史迪威和他身边的助手有很深刻的认识。史迪威对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蒋“是中国统一和真正努力抗日合作的主要障碍”，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力量，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他的顾问、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戴维斯也说国民政府“官长贪污，无意抗日，保存实力”。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时，史迪威当着国民党的随从人员的面，揭国民党军队的短。

威尔基是与罗斯福竞选总统落败的候选人。罗斯福接连不断地接到美国在华人员反映国民党负面的情况，为了更准确地掌握情况，便决定安排特使，于有了威尔基来华。这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总统特使。用蒋介石的话说：“威尔基是自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别’的美国人士”。蒋介石想在他的身上下一番工夫，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对威尔基予以总统规格的接待，在重庆制造虚假繁荣，编造刚刚缴获日军战利品事实，给威尔基提供一些错误信息。对于蒋介石指使下属作的掩人耳目之事，史迪威气愤至极，当何应钦提议威尔基到西安附近的黄河边，视察那里的抗日前线时，史迪威当着满厅中国高级将领大声讲，那里是应该去，因为那里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买卖各自需要的各种物质的最大市场。史迪威这样做，蒋介石怎么能容。其实，史迪威也没有想想，蒋介石是多么诡的人，他早就安排，使那里成为战果最辉煌的地方。蒋介石是绝对不容许人揭他的党国、党军的短，因为那实际上是在揭他蒋某人的短。

史迪威对蒋的批评是用更为的直接方式表达出来。他时常斥责和谩骂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本人。他指出，中国军队每天发布的战报，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九十是假的。他觉得美国“支持这个腐朽政权”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和德国都是“由盖世太保支持的一党制政府”。他经常称蒋介石为“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史威敢于冒犯他这位在党国、党军说一不二的领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蒋介石也用攻击性的口吻，讲评史迪威。

二是联共与抑共、反共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是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国家，鉴于中国的抗战实际情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吸引着绝大部分的侵华日军，而所谓“国军”主要还是在战略后方。加之，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抵抗和吸引日军方面，没有太大的作为。就美国的根本立场和长期利益讲，美国是不愿意共产党武装发展壮大；但当前美国需要中国在抗战中发挥更大作用，以阻止日军南下，保证美国在太平洋上与日本的决战中掌握战略主动权，需要国民党联共抗日。

此时，传出蒋介石要掀起一个新的反共高潮，使得美国方面感到担忧。在中国的大多数美国官员和记者的一致意见是，国民党无能、腐败、没有代表性、内部弱点很多，不大可能持久。美国外交官员递呈白宫的大量报告中，得到的结论是，中国国内内战已重新爆发，美国对国民党这一个党的大量援助，显然在其中起了作用。谢伟思断言：“国民党的军事策略是全力消灭共产党人。”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戴维斯说蒋介石已经变为“他所操纵的腐败体系的政治俘虏而不能自赎”，在给白宫的报告中甚至直截了当地建议华盛顿政府应当考虑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指在抗日上的合作）。

史迪威的观点与这些人大体相同。１９４３年８月，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电询国民党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事究竟如何？并劝蒋介石“勿用武力”。９月，史迪威为了阻止胡宗南部向陕北的军事行动，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备忘录，“以强烈语气要求将胡宗南等部调往山西”，参加对日作战，否则美国将停止援助。史迪威想要让他撤出包围共产党的几十万大军去打日本，这是蒋介石绝对不会干的。蒋介石气愤地大骂史迪威“必受共匪所主使”，是对他的“威胁”。

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与冲突。蒋介石要罗斯福派高参到他的战区最高统帅部来，是为了装饰门面，以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与援助。而罗斯福派史迪威来，是要协助蒋介石指挥中国战区的作战，更主要的是，美国担心他们依靠中国作战拖住日军的计划落空，委派史迪威监督蒋介石落实美国与中国的抗战协议。从史迪威向蒋介石通报的诸多头衔中，大多的名称就带有监督的含义。史迪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履行这种监督权利，这不仅表现在对援助物质和借款用途上的监督，而且直接插手对国民党在缅甸作战的军队的指挥，他实际上是秉承罗斯福的旨意，想全面控制蒋介石和中国的全部军队。他直接插手指挥在缅甸作战的孙立人和杜聿明的远征军，这两人是听从蒋介石的，后者是亲信；他们不但不听指挥，反而向蒋介石报告史迪威对他们的恶劣作风。史迪威也感到蒋介石在遥控远征军，对此难以容忍。史迪威可以“通天”，他向罗斯福建议用给予自己直接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罗斯福采纳了他的建议，给蒋介石发去了一封口气强硬的信，他说：“我决定给史迪威将军晋升为上将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将军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军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

这样，实际上是在架空蒋介石，枪夺蒋介石的指挥大权，这无疑是与虎谋皮。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他要向罗斯福摊牌了。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恩恩怨怨，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这些矛盾所反映的是美国对日战略与蒋介石的对日策略的矛盾与冲突。美国援助中国抗战，把蒋介石抬到“大国领袖”的地位，是要他率领中国军队更积极地对日作战，以减轻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并保证美国用很小的代价，取得对日战争的彻底胜利。而此时的蒋介石所奉行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冲突所反映的是美国战略利益与蒋介石集团的当前和战后战略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是蒋史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实质。

当然，蒋史矛盾也有他们的个人因素，主要是性格方面的因素。两个人有诸多的不同，但这两个人在性格上却在惊人的相同之处，都以性格刚烈而著名。蒋介石的专断、暴躁是他的近臣、亲信谈之色变的，而史迪威在美国人中也是以倔强出名，他以醋性子乔（尖酸的家伙之意）这一诨名著称。两个刚性男人而且都有很强的权欲的军人碰到一起，那不是火花四溅才怪哩！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的，罗斯福要一个美国人来控制与指挥中国的军队，这是有损于中国主权之举。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难以想像的事情。我们作上述分析，绝不是对罗斯福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行为辩护。问题在于，蒋介石所争的并不是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所争的是他自己的权力，是保存国民党军队的实力以对付共产党。

蒋介石投石问路，罗斯福走马换将。蒋介石很想把这个令他头痛的美国人挤走。但又不能做得太露骨，太离谱，如果把罗斯福得罪了，那后果就严重了。于是，作了一些试探性的招示。在威尔基访华时，蒋介石就想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他如此隆重地欢迎威尔基，就是要给他一个让罗斯福放心的好印象，以便把史迪威换掉。蒋介石还向刚刚到达重庆的美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将军透露，他决心要求美方解除史迪威的职务。

蒋介石在美国也加强了对史迪威的攻势。当罗斯福要求蒋把权交给史迪威时，他讲了许多理由矛盾搪塞，另一方面，转守为攻，向罗斯福提出委托一位总统代表在他与史迪威之间协调，实际上是要通过这个代表去左右史迪威。他指使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转达他的意思，中国军队离不开他的指挥，要求罗斯福“从长考虑”，派一个“有政治头脑与经验”的适当代表来华。这一试探灵了，罗斯福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派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来华，扮演这一重要角色。

蒋介石投一小石，所溅起的浪花虽然不大，却使得他在与史的争斗中，逐步由不利转向比较地有利的境地。

赫尔利是一个政客，在交际中，好出风头，权力欲强，而且具有明显的反共倾向。他也对国民党的不良表现不满，但他比较注意克制，因此蒋介石对赫尔利是欢迎的。

赫尔利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来华。在他临行前，罗斯福嘱咐说，我的总目标是防止中国崩溃，并使中国继续作战，为此他决定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你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归其指挥的中国军队。”蒋介石对来华的赫尔利态度热情，他邀请赫尔利到他的别墅去共度周末。赫氏到重庆只有十来天，就与蒋介石相处十分融洽。因为，赫氏来向蒋介石传递的信息与史迪威大不一样，他向蒋表示是“维护国民政府巩固，拥护委员长是中国的领袖。”而且赫尔利是一个有心计的政客，他在讲到“领袖”二字时，提高了声音，并把右手举起，表示对蒋的尊敬。蒋介石向赫尔利表示，坚决要求换掉史迪威。赫尔利致电罗斯福,传达了这一情况，并提醒罗斯福，如支持史迪威，势必失去蒋介石，中国的抗日力量亦将随之消失，“美国人民将不会赞同总统这样处理问题”。

罗斯福权衡利弊，尽管他十分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把史迪威换掉。１９４４年１０月，罗斯福将史迪威调离回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这是一个对蒋介石比较尊重、且有强烈的反共倾向的人。蒋介石投石问路，如愿以偿。

评　析：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的形成与恶化，固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个人的性格的影响，但更主要的还是各自所代表的政治利益的矛盾与冲突的结果。史迪威揭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的短，批评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固然有正义感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从美国国家利益考虑，从中国的抗战配合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本的军事斗争着想的。而蒋介石则在于维护自己的独裁地位，维护其政治集团的利益。史迪威秉承罗斯的旨意，极力想控制和指挥中国军队有损于中国主权，向一个主权国家索要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这在通常的国际关系中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在史蒋矛盾中，蒋介石用投石问路的小术，挤走了史迪威，似乎是“小术”很灵。其实不然。罗斯福之所以要将史迪威换掉，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后的格局考虑；同时也考虑到，赫尔利以“美国的民意”警告他的话语的分量，因为新一轮的大选的擂鼓已经敲响。他虽然讨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内心的同意与支持史迪威，因为史迪威忠诚地执行了总统交给他的使命。但罗斯福不能因小失大，所以，在史迪威与蒋介石的选择中，他还是抛弃了史迪威，而拉了蒋介石一把。这样的处理，不仅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得福潜祸，而且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因祸得祸。这是后话，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仰人鼻息，苟延残喘

仰人鼻息源出于《后汉书·袁绍传》，该传曰：“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此历史典故后来被演化为比喻依赖别人，不能自立。用这个典故形容蒋介石败逃台湾后的外交策略，比较贴切。

事　例： 蒋介石在朝鲜战争后，尤其是《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在美国保护伞的庇护下，苟延残喘，延续其政治生命２０余年。

蒋介石于１９４９年南京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后不久，退居台湾，其后，虽然也在大陆组织了若干战役进行顽抗，那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在大陆的最后一点家当也几乎被全歼。他心里明白，再也没有力量重新夺回在大陆丢失的“江山”。１９５０年春，海南岛，大陆沿岸的其他一些岛屿相继丢失，而且，据可靠情报，人民解放军正在作攻台准备。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

当然他也不想兑现对部属说的“来生再见”的承诺。蒋时刻注视着国际风云，借助于美国的武力干涉，维持自己和国民党的政治生命。然而，此时的美国非彼时的美国，昔日的后台老板，正在围绕“谁丢失了中国？”吵得不可开交。而且当权的杜鲁门政府对台湾到底如何是好，还举棋不定，用他们的话说要“等待尘埃落定”。到了１９５０年１月５日，杜鲁门作了明确的表态：“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海峡获得特别的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这等于是说，美国要抛弃蒋介石政权，放弃台湾。蒋介石绝望了，但他是很倔强的，不到“木已成舟”时，决不放弃“幻想”。他企盼着一个奇迹的发生，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他兴奋不已。他正在吃早饭，蒋经国递给他一个简报，告知“朝鲜南北发生战争”。虽然信息太过于简单，但凭他的直觉，把在自己台湾的前途与朝鲜战争联系起来。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朝鲜战争爆发没有两天，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扩大朝鲜战争，同时宣布派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武装侵占台湾。这对于蒋介石是天赐绝处逢生的良机。但此时的美国政府，如何称呼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还花了一点心思，在送给台湾当局的备忘录中，没有用台湾当局希望的“中华民国政府”，而是一寓意含糊的“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政府”。即使这个对其不恭敬的备忘录，他也如获至宝。

蒋介石重新得到美国的保护，受宠若惊，内政、外交全听从杜鲁门安排。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在美国宣布出兵朝鲜的第三天，通过“外交部”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愿派遣３３０００陆军精锐部队，参加美国组成的干涉军，进攻北朝鲜。当然蒋介石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朝鲜战争扩大，他可以趁机进攻东北，还可以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但是，由于英国承认了新中国，并建立了外交关系，怕把事情闹大，提出英国“不能和台湾军队并肩作战”。这样美国照顾到英国的情绪，采取“取英舍蒋”的策略，蒋介石献殷勤，美国没有能领情。

即使如此，蒋介石趁朝鲜战争的炮火躲过一大劫难，可以这样说，他是朝鲜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虽然已在事实上承担“保护”台湾的责任，但是，还是使蒋介石放心不下，美国的对外政策是一个多变的国家，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同，这种事实上的“保护”不稳定；此外，美国又是法制社会，注重法律的约束力。蒋介石希望美国的承诺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他的企盼又出现了转机，那就是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台后，奉行所谓“崭新”、“积极”的外交政策。要求第七舰队放弃所谓“中立”，他在声明中表达的反共言辞，给了台湾当局心理上的支持。蒋介石高度赞扬了艾森豪威尔“取消对台湾军事力量限制”的决定。还吹捧说：“无论就政治、军事以及国际道义而言”，这一决定“实为美国最为合理与明智之举措”。

１９５３年２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卡尔·兰钦从公使提升为“大使”，以提高台湾的地位。兰钦明确地提出，台湾是反共的“堡垒”和“基地”，这是美国与台湾当局的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标志，如同给蒋介石打了一剂“强心针”。这样签订一个法律性文件确认美台关系，已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美国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举行了九轮会谈，商定缔约“共同防御条约”事宜。缔约虽说是顺理成章，但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美台在条约草案上存在明显的分歧。蒋介石希望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对他的“反攻大陆”有明确的表示与支持。然而，美国则从国际大格局和他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要防止台海两岸的军事冲突。它要“国民党政府”在没有取得“双方同意”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有可能引起共产党报复的进攻行动”，这与蒋介石的期望相悖。蒋介石直接指导台湾代表的谈判活动，代表及时向他汇报，而他要作出明确的指示。１１月１１日，蒋收到顾维钧１１月８日电报后，对互换照会问题做了指示，他对把“议定书”变成“互换照会”和先提交照会“Ａ”文本的建议都表示赞成，指示顾维钧照在给他的电报中所述“１”号指示行事，尽力说服美方采用互惠的措辞。

经过艰难的谈判，协定最终达成，１９５４年１２月２日，《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字。条约包括一个序言和十项条款。序言第一条规定，条约双方“承允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并避免使用武力的义务。第二条规定双方“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保持和发展自身能力和集体能力以抗击武装进攻与“共产党颠覆活动”。第三条规定承允将“加强其自由制度”并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展开合作。第四条规定双方将通过“外交部长或其代表”随时磋商。第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

条约签字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台湾当局外长叶公超都发表了简短声明。杜勒斯特别提到蒋介石前一天送来一封短信。他表示同意蒋的说法，即签约意味着“在远东地区防卫线上增加了必要一环”。

这是一个很不轻松的缔约。杜勒斯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这是一轮艰苦的谈判”，而叶公超对顾维钧私下表示他“不敢肯定这个条约应被看作一项荣誉还是一个错误”。叶公超的话道出个中的隐秘。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它的确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美国通过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干涉中国内政获得所谓的“法律依据”。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引起我国政府和我国人民强烈愤慨与谴责。１２月８，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该条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蒋介石本来想借助共同防御条约，仰仗美国的武装保护，得到安全保障。然而这个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决定通过一定军事行动显示自己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反对美国的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１９５５年１月华东军区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仅用数小时解放了一江山岛。这不仅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而且使美国决策者紧张了一阵，忙于应付“海峡危机”。

台湾海峡危机不断升级，世界各国都为之不安。许多国家担心美国会卷入中国内战，进而演变成为东西方大战而殃及自身。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地区敌对行动》的提案，要求海峡两岸双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国家则提出了想把台湾分割出去的主张，如建议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还有一些人乘机鼓噪“台湾独立”、“中立化”。

对于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各种主张，都是为一切炎黄子孙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严正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绝不容许联合国或中立国“代管”，不容许外国侵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但他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反对“两个中国”。自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起，他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二次海峡危机期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鼓吹金门、马祖“中立化”的逆流。美国政府也想搞“划峡而治”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他公开拒绝杜勒斯“停火”、“撤兵”的建议，他仍然声称要“反攻复国”的口号，这是蒋的一个政治动员性的口号。他明知不可能，却要坚持，目的在于，为了维持台湾的稳定。此举也违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另外，他以强硬的态度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台湾中立”等种种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论和行径。美国当局动员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退回到台湾本岛，企图压蒋介石搞“划峡而治”。对美国的这一企图，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通过杜勒斯在９月３０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出来的，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在回答《星期日泰时晤士报》记者时，用尖锐的语气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湾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

在两岸军事对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蒋介石拒不撤兵，坚守金门，把美国拖住。两岸领导人以一种民族心灵上的默契，挫败了“划峡而治”的分裂阴谋。毛泽东把话说透了，炮击金门，“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种种暗流，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团结，抑制美国对台湾的进一步侵略，有其积极作用。

评　析：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之初，惶惶不可终日。但没有多长时间基本上转危为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鲜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炮火“掩护”蒋介石躲过一劫。而从蒋介石主观上分析，对国际突发事变，观察比较敏锐，反应比较迅速，及时作出一种姿态，透过这一突发事变寻求美国等列强的庇护与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蒋介石退台后，仰美国人的鼻息，得以苟延残喘。虽然策略属于“下三烂”，为后人所耻笑，却对于国民党而言，对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了一定的实惠。然而，这着棋的最大的失败在于，给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当然，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知其难为而弥坚为之，除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外，还是有民族意识因素的驱动，其意义在于，实际上在台湾岛内维系了“反独促统”的根基。客观地讲，这有功于国家和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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