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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国际交往术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1800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幻想国际公理落空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到头到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　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此后不久，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他念念不忘“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认为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对日方针抛出以后，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２、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下令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略不进行抵抗，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争取国际声援的权利。但是他却幻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更指望美国、英国出来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美英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之举，是以后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因而均采取容忍、观望态度。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１０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他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了的中国，他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所以，让日本人有恢复中国秩序的机会吧！那么，他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１月，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

１９３２年１月，美国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日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国政府或其代理人所缔结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７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政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所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侵略者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没有任何约束力。

３、向国联讨个公道，国联貌似公允，实际上却偏袒日方。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奉政府训令，在国联理事会上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要求国联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这个通告，不区别侵略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分明是在偏袒日本，哪里有蒋介石所幻想的“公道”可言。尽管国联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裁决。

９月底，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作出了９项决议，决议仍然是要求中日双方保持克制，增加了要求日本撤兵的内容，但是没有规定撤兵期限。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此后,日本继续扩大对华侵略国联的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１９３２年１月，根据国联理事会通过的决议，组成国联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５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故称李顿调查团。这个调查团不是先到受害者一方，而是先到日本，在那里呆了半个月，同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要员进行晤谈，领会日方的意图。３月，调查团才到达中国上海，随后到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组建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事实。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完成报告书。１０月，《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报告书节要。这个报告书虽然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作了一定的揭露，但其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了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了错误的结论，提出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这样一个调查报告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称赞，他们甚至胡说，调查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此举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也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指出：李顿调查报告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领土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

评　析： 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守株待兔似的无作为外交，其无作为的外交实质上是卖国、误国的外交之策。提出怪异的对日“四不”方针，“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妥协投降之策。盼望国际公理的裁判，回报的却是国联偏袒侵略者，美英等列强怂恿日本进一步侵略。这是无作为外交导致的必然结果。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正义的政治需要正义的反侵略战争的支撑。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是导致外交上失败的一个主观方面的原因。

委曲求全，退让导致国土破碎

委曲求全，源出于《汉书·严彭祖传》，曰：“凡通经，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苛求富贵乎？”意思是说，要想仕途发达，最根本的是要修身养性，走“王道”，而不应为了追求荣华富贵，而低三下四，委曲自己。“委曲求全”后来泛指为了达到某一目的，勉强迁就，使自己受委屈。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明确地提出并践行“委曲求全”的外交策略。

事　例： 蒋介石在军事上、外交上的失败，遭到国人的谴责，被迫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１９３３年春，国民政府进行了长城抗战，这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早在长城抗战的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兵力实现“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本妥协，派人与日本方面接触谈判停战问题。日本方面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要求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宝坻、宁河、芦台线以西、以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追击。（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蒋介石都表态支持接受日方的停战条件。蒋介石在回电中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在蒋介石委曲求全的指导思想下，国民政府进一步向日本妥协退让,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１、阵前求和，签城下之盟落骂名。

５月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８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８师师长让中方签订所谓《觉书》，提出５条，条款主要内容同上述三步停战办法，中方认为第三条含有侮辱之意，日方虽然答应改，也只是搪塞而已。对于这样的屈辱性的《觉书》，蒋介石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这就更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

５月底，中、日双方代表在天津塘沽进行停战谈判。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茨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冈村宁茨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了一段时间，离日方要求只有１０分钟的时候，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内容共五条，除了要求中国军队按指定地点撤军、日本对治安方面的要求外，还规定日本军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对中国撤军行动进行监视。很明显这是典型的城下之盟。

《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极力为之辩解，参加签订协议的中方首席代表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４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６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３２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６月５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塘沽协定》加以美化，称：“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这是十足的阿Ｑ精神。

《塘沽协定》承认满洲的既定事实，在长城以南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是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委曲求全的结果。这个《协定》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

２、推进所谓“日中亲善”，日本回报的却是策动华北自治。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通过强力获得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缓和一些气氛，便于１９３３年９月开始标榜“和协外交”，作出愿意改善中日关系的姿态。为谋求与日本的妥协，１９３５年１月，国民党方面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文。这篇文章是蒋介石口授，由御用文人陈布雷执笔写成的，经陈布雷的建议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表示：“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渴望与日本亲善友好。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两国“不必拘泥于过去悬案，应以诚意谋互利的解决，扫除国交上的障碍”。他这样轻飘的几句，把日本侵占东北、热河都作为“悬案”而搁置到一边了。蒋介石在这篇文章中传递的信息是中日必须合作，中日合作要以维持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为前提；暗示日本侵略者要理智些，不能无限度地要价，逼迫太甚。

这篇文章引起了国内外，尤其是日本朝野的重视，日本政府开始作好友好的势态。同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第６７届国会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极力作出友好姿态，他说，日本对中国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方针。

对于日方伸出的橄榄枝，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作了回应，他在接见日驻华武官时强调，中日两国提携之必要，希望日本不要妨碍中国的统一。至于中国人民的排日，排货运动，“至当极力取缔。”接着，蒋介石在接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等人时说，中日应该亲善，这是中山先生的训示与遗策。这两次会见，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第一次接见日方代表，日方大造舆论。蒋介石受宠若惊，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日外相的演说，是具有诚意的。他对日本记者说，广田的演说“至少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好转之起点”。

为推进“中日亲善”，蒋介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指派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取道日本，“以探明日方之真意，较之另派他人为最无痕迹。”５月，南京和东京同时宣布两公馆升格为大使馆，以显示“两国国交的增进”国民政府还郑重其事地发表了一道“邦交敦睦令”，规定不得有排日的言论和行动，不准组织反日团体，如有违者，应予严惩。

然而，蒋介石的“中日亲善”仅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大为称赞的日本外相的“日中亲善”的演说，只不过是日本广田内阁推行新的侵华政策的一种烟幕弹而已。随后，日本策动了华北自治运动，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吞食中国的国土。一些地方宣称“脱离中央”、“自治独立”，组织所谓“自治委员会”，实为日本的傀儡。又一个“满洲国”的阴魂在华北土地游荡，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评　析： 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实行“委曲求全”的策略，是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延伸。搞阵前求和，接受日方提出的所谓《觉书》，对有明显的屈辱性的条款，他不加以反对，反而表示谅解；指使中方代表与日方代表签订《塘沽协定》，日方代表冈村宁茨竟然蛮横地要求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限定签字的时间，中国所受的屈辱不亚于当年李鸿章在日本东京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于这样一个城下之盟，蒋介石居然自我陶醉，是十足的阿Ｑ精神；推进所谓中日亲善，麻痹国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气焰。蒋介石所谓对日“委曲求全”的外交，丧失民族气节，委曲所得到的不是什么“全”，而是国土丧失，山河破碎。

在对日外交上，蒋介石委曲求全，以忍为要。然而，一般意义上讲，“小忍”寓“大谋”，“大忍”藏“阴谋”。蒋介石为了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武装，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好让国民党军队集中更多兵力从事反革命、反民主的军事行动，置国家、民族的尊严、利益而不顾，对日本的侵略忍气吞声，惟日本之命所是从，丧失国格，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不可饶恕。

“夫人外交”的辉煌与尴尬

“夫人外交”，是国际交往中不可缺少的形式，但通常只是礼仪性的。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喜欢采用“夫人外交”的形式，打夫人宋美龄这张牌。他把礼仪性的外交形式，变成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外交活动。而宋美龄利用她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熟悉，加上自己的知识涵养与外交天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一个东方女性的外交风采。然而，她的命运是与蒋家王朝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当蒋家王朝濒临覆灭时，她的外交魅力顿失。

事　例： 例一：初次登台亮相，展现外交天分。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曾经约法三章，是，蒋介石必须信奉上帝，受洗成为基督徒，因为宋美龄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人必须有共同的信仰。二是，宋美龄不生小孩，以专注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宋美龄期待着蒋介石能够统一中国，这是她与蒋介石结合的原因之一。她说，希望从事建设性的工作，而不愿意过当时中国上流社会妇女所过的那种自私生活，因此，坚持不生小孩。三是宋美龄不担任政府公职，不参加正式的高层决策会议，只愿以蒋介石秘书的身份，对外从事政治活动。关于这一条蒋介石深以为妥。他认为，如果夫人也公开搞政治，难免给人以“妇人干政”的印象；同时夫妻二人同时在朝为官，也实属不易。然而，这不等于她在政治上无所事事，她要以自己特有的作用和方式，对蒋介石的事业进行影响。而从事“夫人外交”就是最能发挥她特有作用和方式的舞台。显然，她具有这样的天分。

可以这样说，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政治联姻，就有“夫人外交”的成分，而她与蒋介石在上海盛大大华饭店举行的“辉煌”、“显赫”的结婚盛典，就已开始在外交上崭露头角。在蒋宋婚礼上，到场的外国人很显眼，上海时报是这样报道的：“上海及其他地区的中外名人在这里济济一堂。高级领事埃德温·Ｓ·查尼汉姆先生、英国总领事西德尼·巴顿先生、挪威总领事Ｎ·阿尔先生、日本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先生、法国总领事Ｍ·纳吉亚尔先生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总领事出席了这次结婚典礼。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克·Ｌ·布里斯托尔海军上将、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约翰·邓肯少将以及其他外国高级将领也身穿便服出席了结婚典礼。”有这样一些外国人士的参加，使得外国特别是美英强国从政治人的角度思考，蒋介石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这位与西方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宋家新女媳将有可能成为他们在中国利益的维护者。这情结，促使他们愿意把彩注押到蒋介石的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宋美龄一登台亮相，就为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夫人外交”，并为蒋介石赢得满堂红。

从此以后，宋美龄或受蒋介石之托，或自然而然地，进行“夫人外交”，在外交舞台上，展现一个东方佳丽的外交风采。

例二：夫人访美，蒋介石在外交上中了头彩。

蒋宋联姻，当时就有人戏称为“中美结合”，可以这样说，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就命里注定，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她在中美外交上占有特殊地位，天降大任于斯，舍我还能有谁？宋美龄家庭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就是在美国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其姐姐、哥哥先后都在美国接受教育，宋美龄的英语不仅讲得好，而且很优雅，从文化背景上，宋美龄是对美外交的最好人选；她不仅具有东西文明融合的女性气质，更为重要的是，是蒋最信得过的人，又最能理解与表达他的政治意图。就美国人而言，他们对蒋介石既讨厌，又看不起，除了对他的能耐和政治策略看不顺眼外，蒋介石的形象也不为美国人所喜欢，过于刻板、不拘言笑，缺乏良好风范。而宋美龄却举止优雅，面容端庄，很容易给人好感，当年美国人看到宋美龄，几乎都有一种亲近感。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日宣战。随着美国对日进入战争状态，中国在国际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了。美国为了让中国牵制更多的日军，准备给予大量的物质援助，而蒋介石也迫切需要得到美国的援助。对于美国这样标榜民主的国家，取得政府帮助的最佳途径就是取得美国民众的支持。当时，中国派遣在美国的大使是胡适，他是一个学者，除了一些外交辞令，外交成绩不佳。

大批美国人到中国的重庆来，这些美国人越来越感觉到宋美龄是对美国外交的优秀人选。他们认为，宋很漂亮，英语流利，她的访美一定能够得到美国人的喜欢，因为来华凡是与宋美龄接触过的美国人，都会被她所迷住。其他美国人也会如此。宋美龄的独特的魅力，的确给蒋介石的外交增色不少。据说，当年“飞虎队”陈纳德将军长期热衷于支持中国抗战，其中一个的原因就是宋美龄女性魅力的吸引。他在日记中曾记述了１９３７年与宋的会面的内心感受，称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会面”。当蒋夫人仪态万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进房间，发出咯咯的笑声时，陈纳德完全被她迷住了，“她对我来说将永远是公主”，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遇到“另一个能使他那么仰慕，那么尊敬和那么爱恋的伙伴”。

１９４２年，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蒋介石在发表的一篇声明中说：“威尔基是自１８７９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的第一位‘最高级’的美国人士”，为取悦于威尔基，国民党政府予以“盛情款待”，宋美龄施展了自己的魅力，威尔基完全倾倒在宋美龄的石榴裙下。为了继续他们的“友谊”，威尔基提议宋美龄对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

在威尔基的推荐下，罗斯福总统发出欢迎宋美龄访美的邀请。蒋介石当然希望夫人能去美国访问，多争取一些美援。同时蒋介石认为，这样还可以让宋美龄到美国检查身体，因为宋在５年前赴抗日前线视察时受过创伤。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宋美龄飞往美国，抵美后，先入医院检查、治疗伤病。美国总统罗斯福对宋美龄特别殷勤。经过７０多天的疗养，宋美龄逐渐康复罗斯福遂请宋美龄移居到位于海德公园总统别墅中。别墅环境幽雅清静，宋美龄在这里住了一周以后，受到罗斯罗的邀请，于２月１７日赴华盛顿访问白宫。宋美龄的到来，立即在美国刮起一阵宋美龄旋风。随后，应美国国会的邀请，在国会山面对两院议员发表演说。当宋美龄抵达华盛顿时，罗斯福总统夫人亲自至车站迎接。两位夫人携手登车，在国会门下车，宋美龄先到参议院发表演说，继而到众议院发表内容大体相同的演说。

在演说中，她呼吁美国朝野增加对华援助。其演说词由四个主要广播网同时播发。在当时，美国有极重要的事情发生时，才采取这种方式，收听人创下记录。全美各报纸都全文登载了蒋夫人的演说词。其中《纽约时报》以此新闻为头版头条，并以“中国第一夫人”为题发表社论。美国国会议员及华盛顿各报评论家对宋美龄的国会演说词的要点，如对世界局势的剖析、提醒美国人认识日本以大敌、亚洲与世界不可分等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随后，宋美龄到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进行访问，均受到热烈的欢迎。

宋美龄在美国访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美国朝野的认可，美国人很快便给予回报：一是使美国人了解了中国的抗战，对中国抗战中受到的巨大民族牺牲深表同情，改变了过去那种对中国人软弱、无争的表面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给予中国抗战在道义和物质上的更大援助产生了促进作用。二是开始改变美国人对华人的歧视。在宋美龄向国会演说后的两天，众议院议员甘伦迪提出取消限制华人移民法的建议，其后舆论一致做这样的呼吁。到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罗斯福表示无条件赞同废除华人移民法，允许居留在美国的华人成为美国公民。三是宋美龄在美国获得很高的荣誉。她在１９４３年３月，访问纽约时，出席该市市长盛大的欢迎会，在这次欢迎会上，市长授予她荣誉市民的头衔。１９４３年３月，宋美龄到达芝加哥访问时，该市市长献给宋美龄一枚巨大的金钥匙。同月，她到洛杉矶市访问，洛杉矶市民在好莱坞举行欢迎大会。这一天，好莱坞的男女明星、工人几乎全部参加，衣香鬓影，盛况空前。在乔治亚洲的州府，宋美龄接受了威斯里扬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女子学府，此次是该校７５年以来第一次赠予学位的盛典。

美国第一夫人对宋美龄产生了深刻印象，一种关爱之情油然而生。罗斯总统夫人对报界说：“蒋夫人之刚毅与愉快的性格，和蔼可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我真想帮助她，就像我的女儿”。罗斯福总统夫人是美国酬勋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给予宋的奖酬上，起了较大作用，她就这件说：“酬勋委员会决定将本年的奖酬赠送给蒋夫人，并且正式发表了。这种奖酬是每年给予一个工作方面有特殊贡献的妇女，意在鼓励人事各种带来的工作妇女，我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蒋夫人的获奖非常高兴。”

宋美龄访美获得成功，给蒋介石大增光彩，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不久，罗斯福总统邀请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例三：再次访美，风光不在。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宋美龄又一次被蒋介石安排访美，此行的目的很明确，是要美国给更多的援助，以挽救在垂死中挣扎的蒋家王朝。此时的美国已不是彼时美国了，在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总统就给她泼了盆冷水。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出师不利，给宋美龄的出访罩上了一层阴影。

踏上美国的土地，她感觉到的待遇与５年前有天壤之别。美国方面接待规格很低，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进行淡化处理。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这些人利用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积极为宋奔走。终于，马歇尔在１２月３日会晤了宋美龄，并与夫人将宋美龄设法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这算是给了一点面子。

但美国官方场合，对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

１２月１０日，杜鲁门不情愿地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后杜鲁门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要求美国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提供３０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虽然答应付给４０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这只是用很客气的话语给给予搪塞，并且说：“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这一回，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黯然失色。杜鲁门根本不为之所动。事后，杜鲁门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过３８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近。杜鲁门原来给的是一个空头支票，令人啼笑皆非。

在这次茶话会后，杜鲁门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像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由于杜鲁门对蒋家王朝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讨美援，却两手空空。当然，这是指最需要的美援，美国人对宋美龄还是给了点精神上的安慰。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蒋夫人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蒋夫人之鼻列为世界最美”，其他入选的有，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的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影星伊素丽絲的大腿和影星莲达丹妮的小腿最美……这样的奖赏，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宋美龄太丢面子了。愤怒之下，她离开了华盛顿；也无颜回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悄悄地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的孔祥熙家别墅里，自这次访问离开她的祖国后，她再也未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了。

宋美龄此次访美，为什么会受到冷遇？关键还是作为总统的丈夫太不争气，当然准确地说，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太腐败无能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美国朝野皆知。杜鲁门曾多次指出，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１０亿美元的美国货款，在纽约列入中国私人的银行户头。杜鲁门的这个估计没有错，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宋家和孔家确实有２０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回忆此事时仍然愤愤不平，他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的３８亿美援中，偷了７．５亿美元。”而这时，蒋介石在军事战场上已经败得溃不成军。美国老板看到这个“走狗”已经无法维护其在华的利益了，于是酝酿促把蒋介石换掉。此时，宋美龄来是为会获得面子的，要知道美国是以实用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国家。

评　析： 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曾经把“总统夫人”这张牌玩得很顺，而且由于宋美龄的出色表现，使蒋介石收获颇丰。然而，严格地讲，外交是一种国家行为，任何人的外交行为都不是孤立的，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利益紧紧相连的，也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宋美龄之所以在抗战时期，在外交上，特别是对美外交上发挥了特殊的功效，主要还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抗战已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华民族在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殊死大搏斗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华民族的作为，为宋美龄展示外交风采搭了一个很好的舞台。而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挑起内战，违背了民意，也违背了世界走向和平的潮流，她所代表的蒋家王朝正在死亡中，美国已决心抛弃它。这是宋美龄的外交生涯中辉煌与尴尬并存的症结所在。

大国领袖的形式与实质

蒋介石不仅喜欢打“夫人”外交的牌，而且以元首的身份，开展了一些外交活动，１９４３年出席开罗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是一次有影响的外交活动。

事　例： 说实在的，蒋介石没有多少外交才华，加上他那军人法西斯般的姿态，苟不言笑的刻板仪表，与他接触过的外国人，没有多少人对他好感。然而，在抗战的中后期，他在国际上成了一个显赫一时的人物。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日，流血牺牲，正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与重视；也就是说，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为他走向世界铺垫了平台，是罗斯福为了美国战略，把他扶上了“大国领袖”的地位。历史把蒋介石推上了国际政治大舞台。在大国外交中，如果说蒋介石没有作为，那不是事实；如果说他起了较大作用，那是抬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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