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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削藩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3369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果然，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孙殿英明白了其中的诡计，但事情已经如此，不打也是不行的。１９３４年１月，他下了攻击令。

而另一边，“三马”也被蒋介石调动起来，蒋介石命令马鸿奎堵截孙殿英，答应给予军费支持。由于孙殿英直接威胁三马地盘，即使蒋介石不下达这样的命令，他们也要与孙殿英鱼死网破，何况现在有了“尚方宝剑”，蒋又答允给钱，于是马鸿奎指挥军队攻击孙殿英。

孙殿英攻击“三马”的进程十分不顺利，随即亲自组织人马展开新的攻势。但仍然不能扭转颓势，３万人死伤，不得不转入防守。为了防止孙殿英部队兵败到处流窜，蒋介石命令阎锡山的王靖国部驻扎在临河，堵住孙逃往山西的退路，这又给了阎锡山一个人情。同时命令胡宗南部到达中卫，准备一旦“三马”抵挡不住，他们就继续攻击。三路大军同时进攻，使孙殿英惊恐万状，他深知已经上了蒋介石的当，但悔之晚矣。这时蒋介石抢先公布孙殿英的罪状，停发了他的军饷，然后派人劝孙殿英投降。走投无路的孙，只好缴枪投降了，自己宣布下野，到山西隐居。

评　析： 蒋介石施计，解决西北地方军阀问题，收到一石三鸟的功效。从此计谋设计、实施过程看，蒋介石考察得比较周全。用此计解决孙殿英顺带解决西北“三马”问题，实际上是何应钦的献策。蒋介石能接纳部属的进言，实为难得。蒋抓住了孙殿英的弱点，没有固定的地盘，比如没有支撑点，如同流寇；要地盘心切，会缺乏对“诈”术的防范。蒋挑起地方军阀的争斗，坐山观虎斗，企盼从中渔利，此计用“缺德”二字贬损并不过分。但是，就蒋介石要实现的目标而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创造一石三鸟的机会，在“义”与“利”的选择上，蒋介石常常是以利为转移的。在实施上，蒋介石作了多种防范，比如调动阎锡山部阻塞孙殿英的退路，给阎以利益；命令胡宗南集合重兵，形成强大的威慑力。

在解决孙殿英的过程中，蒋介石没有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心腹之患除掉了。他略施小计，获得一石三鸟之奇效，在与地方军阀斗法中又一次胜利了。然而，在蒋介石与何应钦们弹冠相庆时，不知是否想到此计的负面后果。此计也太损了！这里可以套用这位正人君子的精典话语回敬他：权术使他过狗一样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谊何在？了解其内幕后，一些人对他的崇敬之情就会荡然无存。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所失去的远远超过所得到的。

当然，孙殿英军阀势力的毁灭，是罪有应得。

借助“偏师”，不惜重金

军事上，把借用力量或者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的部队称做“偏师”。“偏师”不可小视，往往是奇兵，出奇制胜。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是蒋介石借用的“偏师”。这支“偏师”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事　例： 如前所述，１９３０年的中原大战，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一方，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为另一方。从军事力量对比看，蒋介石的兵力只有４０万人，而冯阎的部队，有７０万之众，蒋明显地处于劣势。在两军对峙，蒋处不利的形势下，他要借用一支军事力量，使两军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这支力量就是东北易帜的张学良部。

当时张部有３０多万人，而且装备优良，远远胜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更是冯阎地方军阀所不能相比的。而且，从历史恩怨来说，张作霖的东北军败退关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冯阎加入蒋介石的讨奉行列。对此历史恩怨，张少帅不会不耿耿于怀。蒋介石有可能利用这支力量作“偏师”。当时，冯阎也在极力争取张学良的支持。

阎锡山先后派一名亲信前往沈阳试探，接着又派说客张清、温寿泉等人为代表到沈阳，将冯阎所拟反蒋通电交给张学良，邀请张学良在上面签名，张学良未予以理睬。冯玉祥也派了多名代表到沈阳游说张学良，以寻求他对冯阎反蒋联盟的支持；汪精卫则派郭泰琪与张学良见面。蒋介石派方本仁、何成浚打前站，接着，派李石曾、吴铁城、张群等政坛要员会见张学良。１９３０年７月，张学良在葫芦岛主持建港工程开工，各派势力都派人捧场，一时间，张学良身价倍增。这时的张学良也要来一个奇货可居，待价而沽了。

他对任何一方都不表态，想观望一下再作决断。

对峙双方都认识到张学良的态度举足轻重，都在极力拉张入股，其手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权术较量中，蒋介石技高一筹。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蒋介石对东北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他的高级幕僚杨永泰就曾向蒋介石谏言，指出，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决定性的力量，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进一步拉拢、收买张学良的策略。他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盘给地盘，只要张拥护中央则什么都可以答应。”反观冯阎，虽然都认识到张的态度的重要性，但比蒋介石晚了一步。而且在对张的看法上，冯玉祥、阎锡山意见有很大分歧，冯玉祥甚至看不起张学良，认为他只是“胡匪的儿子”，只要以后在北京政府中给他几个部长位置就行了。冯阎在对付弱军的态度和看法上不一致，他们反应缓，而蒋介石抢先一步，掌握了争取张的主动权。

其次，双方所派的人物量级相差甚大，而且认真程度大不相同。蒋介石在派代表与张学良接触，是一些政坛老手，位高权重，在政坛颇有知名度。吴铁城、张群都是“中央大员”，“国民党元老”，即使何成浚、方本仁虽然是打前战的，蒋介石在人选上也作了周密的考虑。他们俩人跟东北军有很深的渊源，与张学良沟通起来，没有什么隔阂。而冯玉祥、阎锡山所派人员只不过是具体办事之人，对东北军内部派系、人际关系不熟悉，不知道从何处入手，说的一些话，要么是一些大话、空话、套话，隔靴搔痒；要么，细起来，如数流水账，让人听起来心烦。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对冯阎的诚意有所怀疑。冯阎是政出两门，冯的门徒与阎的门徒许愿不一致，更是让对方犯嘀咕；反观蒋介石所派要员，口径一致，始终如一，破绽不多，因此张学良的信任投向蒋介石了。

第三，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锲而不舍；而冯阎则做功不够。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是紧盯不放，张走到哪里，蒋介石的说客就跟哪里。张学良３０岁生日那天，蒋介石派李石曾这样的国民党元老为其祝寿。张学良到北戴河，张群也到北戴河，张到沈阳，这帮人跟到沈阳。蒋介石摆出一副非说服张学良绝不罢休的姿态来，张学良看到这种情形，有些心烦，可细想，人家是看得起“少帅”。相比之下，冯阎的代表懒赖散散，缺乏耐心和毅力。蒋介石还用钱打通张身边人，这也是成攻的关键。吴铁城与张的部下打牌，几个月下来，输给东北军的牌钱有十几万，这样，在张学良那里敲边鼓的倒不少。

第四，蒋介石舍得下大本钱，且是一些干货；反观冯阎小手小脚，且是空头支票。蒋介石早就给张学良许过愿，只要张学良通电拥护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则张提出的任何条件都可以答应。蒋介石首先委任张学良为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在军内职务仅次于蒋某人。７月，又派人携带国民政府的几份委任状，任命于学忠为北平、天津卫戍区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胡若为青岛市长、王家祯为外交部次长、这样不仅张学良的地位确认，就是东北军的其他高级将领的地位也确认了。东北军不但可以入关，而且进入了中央政府。冯阎与之相比，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冯阎只给了张学良海陆空副总司令的名义，对张学良部下入关之后的地盘则没有什么表示，就冯阎而言，他们还缺乏驾驭张学良的气魄和能力。他们准备定都北京，担心把北京让给张的东北军，自己没有什么安全感。而蒋介石对属下的驾驭能力远远比冯阎强，他没有京城让外人设防，受制于人的担忧。在军费方面，蒋介石慷国家之慨，笼络张学良之心，非常大方，一下子拨给张学良入关经费达２０００万元，在那个年月，不说是天文数字，也是一笔巨额经费。在军阀奉行“有奶就是娘”的实用主义面前，其产生的吸引力是可以想像到的。而冯阎，却没有动真格，话又说回来，他们没有掌握中央政权，哪来那么多的钱来收买张学良，他们自己的军费也需要向蒋介石乞讨，他们之所以起兵反蒋，不就是为了多留一点队伍，争取与蒋介石嫡系部队相近的待遇，多要点军费嘛。如果有巨额多余的钱给张学良的话，怎么会扯旗反蒋呢？

张学良也非等闲之辈，他深知刚刚接下父亲手中的权力，而且，仓促上阵，脚跟尚未站稳，威信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使他行事以稳妥为好，害怕初涉军事政治的角逐场，一旦失误将造成可怕的损失。因此，他搞壁上观，静观风向，让形势明朗些再作决断。他的无为而治的策略，还可以进一步抬高自己的身价。为了作出貌似公允的姿态，他反复表示自己“严守中立”、“置身事外”的立场，尽是避免与南北代表见面。蒋介石委派的代表都是一些政客，他们当然知道张在想什么，所以紧追不舍。最后，张在被追得无可奈何时，只好说：“如果中央军能够打下济南，我就表态”，当即蒋介石的代表就向蒋介石汇报。

蒋介得到张学良的这一表态，随即要求前线将士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济南，结果“中央军”在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将济南攻下了。张学良得知济南已经到了蒋介石手中，认为反蒋联军失败，于是就通电东北军入关，以武力调停，主张息战罢兵，维护和平。东北军入关后，冯玉祥、阎锡山在力量对比上，顿时处于劣势，战局发生逆转，冯的军队因为没有一个可靠的地盘与蒋介石抗争，其浩浩荡荡的冯家军顷刻间土崩瓦解。

评　析： 蒋介石在与地方军阀恶斗中，获胜了。蒋介石获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有张学良这个“偏师”相助。当时中原大战的双方都在争取张学良，蒋介石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除了他有中央政府这一块金字招牌，以及垄断着政治、经济资源外，还在于他的权术与冯玉祥、阎锡山相比，要技高一筹。他未雨绸缪，早有投资；而冯阎是临时抱佛脚，且意见不统一。他高度重视，派重量级人物到张学良那里去游说，这些人有知名度，且老谋深算，能抓住要害，打通关节，而冯、阎所派的代表位卑言轻，不得要领。他锲而不舍，舍得下工夫、花大本钱；而冯阎则做功不够，且小手小脚，小家子气，没有什么吸引力。

蒋介石为了借助张学良这个“偏师”作了巨大的投资，但其回报也是巨大的，中原大战后，虽然也有地方实力派的抗战，但像中原大战这样的大规模，却没有了。冯阎联盟被打败后，尽管武力反蒋事件时有发生，但再也没有一支力量能与他抗衡了，蒋家天下基本大局已定，蒋介石借助“偏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也曾对张学良感激不尽，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升到显赫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是一个、过河拆桥之人。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结拜种下了悲剧的种子，张蒋的“蜜月”是短暂的。蒋介石要求削弱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谁的兵多，谁的实力大，谁就是蒋介石的敌人，在这一点上张学良也不例外。当然张对蒋的为人不是没有一点认识，在他通电入关前，召开了东北军事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冯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事如有成，二人亦须决裂……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由此可见，张对蒋介石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但他的为人又过于讲义气，使自己成为权谋博弈中悲剧性的人物。

顺手牵羊，“强龙”轻取“地头蛇”

“顺手牵羊”一说，源出于《礼记·曲礼上》，“曲礼”曰：“效马效羊者右牵之”。“清·顾张思”诠释说：“伺便窃取曰顺手牵羊”，右手俗称顺手，“取顺便之意。”意思是在行路时，发现路边有一只羊，便顺手把它牵回家据为己有。这个典故，比喻的是意外收获，或毫不费力地获得某种平常要花大气力才能获得的东西。此种现象在社会上常见。顺手牵羊，大多数喻指贪小便宜，不那么正人君子气。这种伎俩，兵家、权谋家也使用，且有一些精典案例。楚王伏兵拿了息侯，意外地得到息的夫人美女息妫，占为己有。淝水之战，只有８万人马的晋军，采用“顺手牵羊”之策，打败秦王苻坚统率的９０万大军，是为兵家精典。在军事政治斗争中蒋介石也使用过此术。

事　例： 蒋介石在剥夺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兵权，控制贵州的争斗中，就使用了“顺手牵羊”之术。

王家烈，１８９３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一户农家读书人之家。１９１４年从军，入贵州陆军步兵第六团一营三连当列兵。长期混迹于黔军，由军队的最下层的列兵逐步跃升到将军，后来王家烈投靠到蒋介石的门下。因积极“剿共”，王家烈在蒋的扶助下，势力发展很快。１９３３年春，国民党中央政府任命王家烈为二十五军军长，其所率部队普遍抽吸鸦片，步枪加烟枪，被戏称为“双枪”将军。

王家烈统治贵州时期，虽然提出以“整顿庶政”作为施政的方针，然而只不过是故作姿态，根本不去实行。他在贵州称王称霸，唯我独尊，生活奢靡，终日沉溺于酒色，吃喝玩乐，昏庸度日，不理政事。他的老婆万淑芬（铜仁县人）权欲很强，乘机干预军政要事，很快掌握了８个团的兵力。她并往返于南京、广西之间，到处活动，大量安插万氏家族和同乡，形成黔军王家烈军中的铜仁系，与王家烈的桐梓嫡系明争暗斗，两派斗得不可开交。王家烈对此事不闻不问，致使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勾结，横行霸道，横征暴敛，税收多如牛毛。这个已成乌合之众的“双枪”队伍，把贵州搞得天昏地暗，百姓苦不堪言，社会中下阶层怨声载道。上层社会有良知或者与王家烈有利害冲突者，也看不顺眼，通过各种渠道，向蒋介石报告王家烈在贵州的劣迹。

虽然王家烈之类的地方军阀已经投靠蒋介石，但他们被视为“异军”，靠不住，早晚是要与他作对的。对于收编的地方军阀势力，蒋介石的手段一是削弱；二是除掉。王家烈在贵州的昏庸统治，使黔军实力大大削弱，再加上两派系之间的矛盾，几乎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于是，蒋介石想趁此机会把黔系军阀消灭掉。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我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后来称之为“万里长征”。蒋介石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部署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数十万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蒋介石亲自督战，电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红军。蒋介石想借“追剿”红军之机顺手把王家烈的黔军解决掉。然而，军阀与绵羊不一样，即使王家烈昏庸，但还是有头脑的，加上有一个精明且野心勃勃的老婆，更不会轻易就范。王家烈担心这次老蒋会“顺手牵羊”，乘机派兵入黔，夺取贵州，吃掉自己。因此，他为了自保，一面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尽力堵截红军，迫红军早日离境；一面暗中与两广之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于是，王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妙，便向广西靠拢。

蒋介石得知王家烈勾结李宗仁、陈济棠，订立了三省互助联盟协议，反对他的蒋记中央，更视王家烈为眼中钉，时时都在制造机会，企图除掉这个祸根。为了顺手牵“王记”肥羊，蒋介石作了一系列相应的谋划。

首先，假“追剿”红军之名，派嫡系入黔。在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尾随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曾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欢迎我们去，更无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其次，挖墙脚。１９３４年年底，薛岳部进入黔东，王家烈特从贵阳赶往薛部驻地欢迎，可是薛岳竟避而不见，以示冷落。薛部使出了一个毒招，他们并没有去黔北跟踪红军，而是一直开往贵阳。薛部进入贵阳后，就树立起招兵大旗，在王家烈的眼鼻子底下，招起兵来。由于薛部是蒋记嫡系部队，军粮要比黔军优厚得多，以致王家烈部队的士兵纷纷逃到薛岳的部队，这等于是在挖王家烈墙脚，王家烈又恨又怕。

第三，相机摊牌，逼王就范。等一切都准备就绪后，蒋介石果断地摊牌，逼王家烈交权。蒋介石命令自己的亲信何成浚到贵阳，要王家烈在军长和省主席两职中选择一职。此时的王家烈已是蒋介石牵在手中的“羔羊”，无胆也无力反抗，王家烈迫于无奈，让出省主席而专任军长。蒋介石立即下令免去他的贵州省主席的职务，派亲信、接任，同时任命王为二路军“追剿”总指挥。

第四，釜底抽薪。蒋介石到了贵阳以后，随行的陈诚主张杀掉王家烈。蒋考虑到王家烈拥有２万人马，杀了王家烈恐怕王的部下发动暴乱，不利于以后统治贵州，于是，没有采纳陈诚的进言。蒋介石虽然不杀王家烈，却要逼迫他下台于是以军饷卡王家烈，搞釜底抽薪。蒋介石令王家烈将所属的２个师５个旅１５个团缩编为２师辖６个团。因王的部队分驻各县，蒋介石又不准王部集中，这样王部没有办法实施整编。蒋介石借故，指使督办大员不整编就不发军饷。后来蒋介石又出面做好人，同意发军饷给王部，但又规定未经他点编，只发给每月伙食费１０万元。而当时王家烈的部队官兵有２万余人，这点钱连打发饭钱都不够，更不用说其他费用了。更要命的是，即使是１０万元的军饷，也只是一个空头支票，实际上还是分文不给，使得王家烈处境异常艰难。蒋介石还指使人在王部内部做手脚，煽动黔军官兵起哄闹饷，反对王家烈。比如，用重金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何知重、柏辉章，然后由二人怂恿部下向王家烈闹饷。

在内外逼迫下，王家烈连发四次辞职电给蒋介石，蒋介石立即召见王家烈到贵阳，王家烈便要求免去军职，出外考察。蒋介石见去掉王家烈实权的目的已经达到，便全心全意挽留说：“辜负你了！在国内各地看看就行了。”于是便给了王家烈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头衔。王家烈见大势已去，不得不就范了。

评　析： 蒋介石趁“围剿”中央红军之机，使用“顺手牵羊”之术，成功地制服了王家烈。就解决贵州地方实力派而言，他的谋划比较周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谋略家来说，“顺手牵羊”不是即席之作，不是“守株待兔”，而是主动设局，相机而作，谋划必须周全，意图必须隐秘，行动必须果断。此种权术，对于蒋介石这样工于心计、心狠手辣、薄情薄义之辈，那是随手拈来。

后来，王家烈对人说：“中央军对待贵州人，比帝国主义对待殖民地还不如，帝国主义虽然凶恶，但非不得已时不会板起面孔，露出凶恶的面貌，而中央军则随时耷拉着脸皮对人，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表示他的威严一样。真是欺人太甚！我们贵州人今天实在有亡省的沉痛感觉。”这是借表达对“中央军”的不满，来发泄对蒋介石用毒辣的计策让他臣服的控诉。蒋介石这个“强龙”，虽然用“顺手牵羊”之计擒拿了王家烈这个“地头蛇”，但压不住王家烈的心头之恨。

偷梁换柱，意在控川

“偷梁换柱”一词源出于《帝王世纪》，曰：“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说的是殷纣力大无比。后来人们把这一词语转义为对兵家、权谋家的一种计谋的表述。意指：“频更其阵，抽其劲旅，待其自败，而后乘之。曳其轮也。”在权谋上，比喻玩弄手法，暗中改变事物的内容或事情的性质，以达到蒙混欺骗的目的。运用在军事上就是，联合同盟军对敌作战时，反复变动盟军的阵容，借以换掉盟军的主力，等待它自己败落，然后再乘机把它兼并。在诸侯林立的古代，或者在军阀割据的近代，所谓盟军，不过只是一种暂时的联合而已，所以“兼并盟友”是常见的事。蒋介石在解决四川军阀刘湘的时候就采用了此术。

事　例： 在古代，四川号称天府之国，近代以来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四川被大大小小的军阀割据，蒋介石早就想插足四川，由于一直忙于其他要事，此事暂时顾及不上。而四川大小军阀虽然内部烽烟常起，连年内战不休，但是对蒋介石的防范却是目标一致，坚决反对蒋介石染指四川。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把实施“以空间换时间”的所谓抗战战略，与实施削弱军阀、控制四川的削藩术结合起来，采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解决了四川问题。

１．在蒋家军入川问题上，以退为进。

蒋介石很早就曾尝试用文的方法，取得对四川的控制权。１９２８年初，国民党中央党部委任一个“党务监察委员会”进川。７月在成都展开工作，引起四川军阀的警惕，坚决反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最后蒋介石不得不，把这些人撤离成都。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４年间，中央党部曾四次谋划在四川建立支部，均告失败。

红四方面军入川，创建了川陕根据地。刘湘为了自身的利益，对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热情，并作出积极“围剿”红军的姿态。中央红军长征后，他更是积极配合蒋介石追剿红军的部署。

此时，蒋介石的高级谋士杨永泰向蒋进言说，借追剿红军之机，中央军入川，以“达到统一四川的目的。”结果，杨的进言更促使蒋介石把解决四川军阀问题与入川建立大后方的战略结合起来。

早在１９３３年，刘湘在成都就任蒋介石发布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曾经集中全力对付红军。但在与红军作战中损兵折将，事与愿违。８月，他不得不故作姿态，通电辞职。９月，蒋介石复电予以安慰，称“公为乡为国，均应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此实大局所关，亦即大义所在，中央眷念前功，倚畀尤为殷切，讵不可轻率引去，动摇军心。”于是，刘湘顺水推舟，再也不提辞职之事，而是派人赴庐山面见蒋介石，提出几个重大问题请求解决，蒋介石满口答应，十分爽快。

１０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蒋介石布置沿途围堵。刘湘被蒋介石电邀到南京，商讨部署此事。刘在汉口与他的亲信邓汉祥商议，邓汉祥提醒刘湘提防蒋介石说：“蒋表面上必定将加重你的责任，提高你的地位，说一些如何信任你等好听的话。实际上就是要利用你阻击红军西进，以达到他所希望两败俱伤的目的。同时，他还会借口防堵红军，调派重兵入川，从而掌握川局。”在途中刘对随行亲信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以拼，如果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就是替蒋造机会，遭遇失败就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时，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据理力争，把中央军拒之川外。双方妥协，达成三项决定：（一）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担负计划、指挥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２．实行渐进式渗透。

蒋介石的“参谋团”名义上是辅助刘湘“围剿”红军，实际上是把足插进来，控制刘湘。他们在进驻重庆后，搞小动作，收编土匪，封官许愿，组织别动队秘密活动，收买分化四川大小军阀。康泽还以禁烟缉私室主任的名义，将缉私总队调入四川，凡水陆交通均设有禁烟缉私专员办公室及检查所，爪牙遍布全川。刘湘大呼上当，但为时太晚，只得以毒攻毒。于是刘湘竭力扩大四川本土特务系统，用以对付别动队。别动队借故逮捕刘湘的特务，刘湘的特务则借助地方黑社会势力暗杀蒋家的别动队。

后来，蒋介石亲自出马。从１９３５年２月起，他在四川先后呆了半年，此行一方面督阵“围堵”红军，另一方面进一步控制四川。他把“参谋团”改为重庆行营，以管理川、黔、滇三省的军政，自任主任。还在峨眉山办了一个军官训练团，分批训练川军营以上军官。蒋介石在训练团中，对川军进行驯化，大讲“剿赤”，服从中央等等，同时封官许愿，暗中拉拢。训练结业时，他给每人发了一大笔钱。这次收买初见成效，有一部分川军将领倒向蒋介石这一边。刘湘每逢蒋介石讲过话以后，马上去“消毒”。

３．演调包的戏法：川军出川，蒋家军入川。

刘湘与蒋介石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趋近于白刃化。而刘湘在西安事变中，支持张学良，蒋极为恼火，于是决定对四川动手术了。他将川军整编，同时以出于抗战的需要为幌子，势图控制四川。蒋介石后来说：“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做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迁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到了（民国）二十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１９３８年３月，他在武汉会见刘湘的代表邓汉祥时全盘托出了他整编川军的决心，“四川军队太多，应该缩编。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刘湘）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深恐他身体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后在邓汉祥的反复申说下，又经过何应钦从中劝说，蒋介石才不提军民分治，而坚持川军缩编。后来，由于刘湘的抵制，缩编未果。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假抗日之名，把川军调出四川。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他发表了《告川康军民书》。１９３７年８月，刘湘决定川军出兵１１个师。刘湘也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他的部队编为第二十三集团军，由刘湘直辖，沿川鄂线向湖北进发；另外一部分川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被调入陕西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还有一部分川军归第一战区指挥。刘湘统率的二十三集团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从蒋介石对川军的部署来看，他是要趁对日作战之机肢解川军。他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这个战区根本就不存在。刘湘得知此情，感到自己一腔抗日热忱，却被蒋介石所愚弄，气愤极了，国忧私怨交加，顿时病情加重。蒋介石虽然派人送刘湘到汉口医治，但已无济于事了。蒋以陈诚代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刘湘失去了对川军的掌控权，于１９３８年１月病逝。

川军出川后，蒋介石却安排成建制的嫡系部队，一个军又一个军地撤退到四川，真正把四川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评　析： 偷梁换柱，是历代兵家和权谋家乐于使用的计策。春秋战国末期，晋国内有智、韩、赵、魏四家掌握大权，而智氏势力最大，智氏联合其他三家势力倒晋。但是在力量配备上，智氏按常规布阵，以友军为梁为柱，而不是以自己的精锐部队为依托，结果无法控制盟军，导致盟军崩溃，智氏家族遭灭顶之灾。战国时期，秦国向韩国和魏国借道去攻打齐国。齐威王派章臣率兵迎击秦军，变通常规布阵，偷梁换柱，把自己的精锐部队乔装打扮，送到秦军的关键部位，也就是兵家说的梁柱部位待机袭击敌军，致使秦军大败，以弱胜强，成为偷梁换柱的范例。

蒋介石在运用偷梁换柱的计谋时，并不比前人逊色有独到之处。首先，酝酿与施计是一个较长过程。解决四川军阀割据问题，蒋介石前前后后用了五六年的时间，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运用偷梁换柱术，最终迫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就范。其次，因时而变，顺势而作。蒋介石解决四川的军阀势力运用了多种计谋，比如，以中央政府的身份，向四川地方军阀提出统一军令的要求，还有派人渗透，以及恩威相济等等，因时势的变化而交替使用。蒋介石偷梁换柱也不是刻意的安排，而是抓住机遇，顺势而作，显得更加自然与隐蔽。

从维护国家统一，从建立抗日大后方的角度考察，蒋介石致力于解决四川军阀问题，是有远见的战略之举。刘湘等四川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听从中央调遣，出川抗日，此乃爱国义举。问题在于，蒋介石在践行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大略时，还夹带着为一党一政治集团徇私的小术，他为了打压、削弱乃至消灭异己，不择手段，此之过有损于其功。

不战而胜，盛世才将六星旗

换成青天白日旗

不战而胜，是“三十六计”胜战计的内核，也是军事谋略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军事政治斗争中，不战而胜表现为，以强大的军事威慑为后盾，以离间、安抚为手段，文武结合，虚实相济，兵不血刃，以获全胜。

事　例： 蒋介石解决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问题时，在谋划上，有不战而胜的设计，基本上收到了良好的胜战效果。

盛世才，东北辽宁人，青少年时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到韶州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在郭松龄麾下担任下级军官。此后，再度到日本，１９２７年由日本归国后，为蒋介石所收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

盛世才野心勃勃，且心狠手辣。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新疆统治者金树仁的秘书长鲁效祖相识，两人相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盛世才与鲁效祖谈论军事谋略方面大而化之的话中，夹杂着诉说自己怀才不遇的郁闷心情，鲁效祖本来就是受金树仁之托来中原招募军事人才的，谁知寻才千里无路径，偶尔相逢得将才。于是鲁效祖建议盛世才前往新疆事职。

鲁效祖万万也没有想到引进盛世才，给新疆的当权者带来的是祸而不是福。盛世才到新疆后，金树仁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上校掌握军事大权。谁知，此举是“引狼入室”，盛世才觉得来到新疆是天赐良机，他牢牢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利用渗透拉拢等手段，合纵连横，结党营私，一大批中下层军官云集在他的麾下，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顺势纵横捭阖，赶走金树仁，挤垮了马仲英，自己占据新疆为王，驰骋于天山南北。

盛世才是一个变色龙，他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新疆他又因势而变。新疆与强大的苏联接壤，红色革命气盛。盛世才要借苏联为自己强势，于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仿效苏联的克格勃，成立了“六星社”，打出了“六星旗”，公开倒向苏联。他声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奉行亲苏政策，说亲苏政策：“不仅是建设新疆的最光明的灯塔，而且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平等和解放的最明亮的灯塔”。他利用中苏间的矛盾，割据称雄，扮演两面人物。盛世才一面唱新疆是中国领土，防止苏联的渗透，损害他的利益；另一面，亲苏，从苏联获得援助，并且挟苏自重，以对抗国民党南京政权。对于盛世才当时的两面派表现，中共新疆党组织负责人邓发曾这样说过：“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有野心的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蒋介石很想搞垮盛世才。这是因为，第一，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挑战他的独裁统治，屯兵新疆，后患无穷，这是他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第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密，担心苏联打新疆的主意，如此下去，新疆早晚将为苏联所吞并，划入红色帝国的版图。第三，１９３８年，盛世才访苏归来后，同共产党靠近，后来在新疆建立起统一战线。共产党一些要员在新疆活动，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通过新疆这一通道，从苏联获得援助。于是他要通过解决掉盛世才，把共产党这一条路堵死。

蒋介石这个人在谋略上比较善于观察形势，审时度势而施计，是他在通常情况下坚持的策略套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抗战在即，蒋介石不仅希望得到英美的援助，而且也希望苏联的支援。他担心动盛世才会得罪苏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解决掉新疆盛世才这块心病。他在等待时机，时机果然到来。１９４１年，德国进攻苏联，苏联进行卫国战争。那是一场社会制度对社会制度、民族对民族的殊死决战，斯大林动员全苏一切力量投入卫国战争，苏联无暇东顾。

于是，蒋介石开始采取实际步骤解决盛世才问题。他派朱绍良统帅重兵，陈兵于河西走廊，跃跃欲试，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搞得盛世才心惊胆战。在大兵压境形成威慑的同时，蒋介石派新疆督办公署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回到迪化与盛世才密谋。盛世才自知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援，他无法抵御国民党军队的进攻。５月，盛派其五弟盛世骥陪同张元夫一道乘飞机前往重庆，暗中订下默契，以反苏反共为条件，蒋介石、盛世才达成妥协。

同年８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毛邦福等人到新疆，诱迫盛世才，盛臣服于蒋介石，将“六星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从此摇身一变，成了“反共”斗士。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撕毁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议，逮捕了在新疆支持与帮助新疆建设与发展的中共党员及其他们的家属１６０多名，还有其他进步分子，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潭秋、、曾在新疆政府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等人也被捕入狱。１９４３年，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在监狱被杀害。

尽管盛世才由联共转向反共，蒋介石还是想把他拿掉。后来，蒋安排蒋经国到新疆任主席，一方面是想在江西崭露头角的儿子，应该挑更重的担子；如果在内地，安排要职不仅那些元老不服，而且即使自己的嫡系队伍中反对者不会少，放在新疆，作封疆大吏，比较合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了很长时间，对苏联比较了解，精通俄语，便于与苏联接触，调整与苏联的关系。而且蒋经国在江西搞的那一套，也比较适合于新疆这一特殊环境，用“具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去消除打着“共产主义”旗号进行封建割据的盛世才的影响，可以起到奇效，可以把盛世才的势力根除。

蒋经国接受此重任踌躇满志，想在新疆大干一场，为此作了充分准备。他带领一班人马，到达新疆，沿途考察了陕西、宁夏、甘肃。可是正在他为走马上任做准备时，蒋介石让他止住了前进步伐。蒋经国十分纳闷，甚至有些埋怨。他哪里知道，蒋介石有他的全盘考虑，还是认为暂时不动盛世才为好。最后，蒋决定运用驾轻就熟的统驭公式，解决盛世才问题，在盛世才头上增加了很多顶官衔，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九军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十九集团军副司令等党、政、军要职，反正是空头支票。就这样，蒋经国未能到新疆赴任。

评　析： 蒋介石用大军压境，辅之以收买、利诱之策，收到不战而胜的功效。在解决盛世才与南京政权分庭抗礼的问题过程中，有两点处理比较得当，一是不盲动，寻机而作；二是用大军压境，形成强大的压力，并辅之心攻心战和物质利诱。但从整个抗战大局来说，蒋介石把解决盛世才问题作为反共的步骤，企图切断苏联对共产党的援助，鼓动盛世才残害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损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离了民心，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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