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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用人驭臣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988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杨永泰看到演戏成功，见好即收，虽然顾及黄郛的利益谢绝出任外长，但应允蒋介石的邀请，担任起幕僚长之职。蒋介石起初对杨以宾师之礼相待，事无巨细，必与之商量而后行之。蒋介石得了杨永泰这个“奇才”，有了一个得力助手；杨皈依蒋介石，也有所获，从此杨开始进入政治生涯权倾一时的巅峰期。作为蒋介石的重要阁僚，杨永泰是智囊团的首席智囊。他给蒋出了很多重要的主意，所献之策对蒋的决策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为蒋介石“围剿”红军献策。从１９３１年起，蒋介石先后对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进行三次“围剿”，均被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军民粉碎。１９３２年，杨随蒋到江西行营任行营秘书长，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时，向蒋献了很多计策。在政治上，他教育国民党军政官员，“剿匪”不能专靠军事，还要进行“政治改革”；在思想上，向蒋介石建议发起“新生活运动”，想通过这些从政治上孤立工农红军。

其次，为蒋介石削弱地方军阀势力献策。在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万里长征，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杨永泰向蒋介石提出新的建议：借追“剿”红军之机，蒋介石入川，制服四川军阀刘湘，蒋介石采纳了杨的建议。当红军入川，川军告急时，与刘湘协议，组织督军团，使国民党势力开始深入四川，并于１９３５年在重庆设立行营，杨永泰以秘书长身份坐镇行营，协助刘湘处理地方事务。

然而，正是这个被蒋介石重用、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很快就从自己的政治巅峰跌了下来。常言道“人怕出名，猪怕胖”，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官场。在南昌行营期间，杨永泰负责处理蒋的事务，不分巨细，所有国民党重要军政文电，都须经他先行过目；军政要人来南昌见蒋，也须杨批准。他红得有些发紫，遭到一些要员的妒忌，尤其是遭到以蒋家王朝“家里人”自居的ＣＣ派的妒忌。他们在蒋介石面前挑唆蒋介石与杨永泰的关系，而杨永泰是一个老道的政客，越是有人挑拨，他越是借用一切场合和机会表达对蒋的忠心。比如，蒋介石对在“围剿”红军中打了败仗的将领常欲处之以极刑，下了“手令”，杨私自将“手令”扣下；但受处罚者并不领情，以为自己遭祸是杨向蒋进言所致。杨永泰的秘书为替杨辩白，出示了蒋的“手令”，杨严厉训斥秘书，并说“蒋是委员长，威望不可损伤，我作为幕僚长，应代之受过”。

杨的忠心，蒋心领神会；对于这样的“奇才”自然爱不释手。可是圈内圈外要平衡啦！如果为了一个政客，而招致众多亲信的不满，有些不合算。为了缓和矛盾，１９３４年蒋把杨调离幕僚府，派往湖北任省主席。两年以后，杨永泰在汉口被刺客枪杀。

杨永泰被刺案发生，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地震。蒋介石也责令抓捕、查办凶手。然而，这案子只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蒋介石知道到底是哪派势力所为，但找了一个替死鬼，草草收场作罢，蒋实际上默认了ＣＣ派排挤异己的行为。

评　析： 举贤圈外人，圈内难平衡的根子在“圈”。自己拉帮结派，立嫡系，搞亲疏，这就人为地设置了用人禁区。因为，派系的圈具有排他性，重用圈外有本事的人，即使对本集团有利，也会遭到圈内人的反对。

尽管蒋介石启用杨永泰，受益匪浅，但是在涉及到圈内圈外的利害关系时，权衡利弊，平衡关系，最终还是以疏远杨永泰为结局；而杨离开蒋介石不久，就遭人暗杀。即使蒋介石知道是谁杀害了他，也予以默认。蒋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复杂，正史野史有诸多版本，说法各异，对此事是大相径庭。其实，说来也简单，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杨永泰自不量力，在蒋记王朝内想自立门户，他与熊式辉等人交往过密，被人称为“新政学系”，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尽管蒋介石竭力维系圈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平衡，但这种权术的动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当一种平衡的举动带来新的不平衡，而这种新的不平衡有可能动摇他的统治地位的基础时，那他就会舍末护本。因此，在ＣＣ系与杨永泰的角逐中，蒋介石的政治天平肯定要向ＣＣ系倾斜，“打虎还需亲兄弟”，何况政治上的角逐。因此，“杨案”与其说是杨永泰的政治悲剧，倒不如说是蒋介石用人之术所造成的悲剧。

性多疑，即使嫡系也要严加提防

常言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然而，蒋介石的用人、驭臣术却并非如此，他用人必疑，疑人可用，用人必防；即使是自己的亲信，圈内的势力，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对他们的提防在某种程度上胜过于对自己政敌的提防。

事　例：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ＣＣ派系，是铁杆“保蒋派”，蒋介石对他们也严加防范。

陈其美是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引路人，又是把兄弟，蒋介石对他非常感激。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冒着很大风险，将陈其美尸体安葬。陈死后，蒋与陈家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陈的两个侄儿，后来追随蒋介石从政，身居高位，是构成“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一大家族，控制着蒋家王朝的党系统。

陈果夫，浙江吴兴人，生于１８９２年，早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陈立夫，生于１９００年，是陈果夫的弟弟，毕业于北洋大学，后来到美国留学，获得硕士学位。

蒋、陈两家的历史渊源，使两家关系密切。这除了陈其美的关系纽带外，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与陈果夫是合作者。后来，蒋介石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家事。儿子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经常找陈果夫要钱，而陈立夫在美国留学，是由蒋介石提供的学费，称蒋介石为蒋三伯伯。１９２４年，陈果夫应蒋介石邀请去广州，１９２５年，陈立夫也去了广州，蒋介石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安排陈立夫为军校办公室机要秘书；此后，陈氏二兄弟长期在蒋介石左右，参与机密活动。

１９２６年，陈果夫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这是陈氏兄弟控制国民党的开始。

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后，蒋介石指派陈果夫指定各省市的党部负责人，全面培训国民党的党政干部，由于陈做事干练，且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这一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为蒋介石控制国民党奠定了组织基础。

１９２７年底，蒋介石第一次下台后，南京中央政府被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所控制，为了排挤陈氏兄弟的势力，组织了所谓“中央特别委员会”。针对桂系此举，陈果夫组织了“中央俱乐部”，与桂系抗衡。桂系下台后，中央俱乐部控制了国民党，因其英文名字的两个单词是“Ｃ”字母开头，陈的这个组织被称为ＣＣ系。

陈氏兄弟把持着国民党的组织系统，不仅各地方党部在他们直接操纵下，而且ＣＣ的触角伸向更大范围，逐渐延伸到国民党最基层的组织中去了。到１９３７年的时候，国民党的组织系统几乎全部被陈氏兄弟的ＣＣ系所控制。

ＣＣ系是蒋介石的最坚定的支持者，它们的基本任务就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宝座，对国民党内其他挑战者，如汪精卫、胡汉民等，极力诽谤、孤立、使之不能与蒋介石对抗。另外，ＣＣ系还充当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民主运动的马前卒，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坚定维护者。

由于历史原因，加上二陈确实为蒋介石办了很多事情，蒋介石对二陈非常重视。但也许是由于二陈太能干了，更由于陈的ＣＣ系的势力坐大，使蒋介石有一种功高震主的感觉。“后院起火”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可怕的，必须防患于未然。生性多疑的蒋介石时刻提防此事，逐渐对二陈势力有所控制。他利用戴笠的军统抑制二陈，在二陈与戴笠的斗争中，蒋介石是一直是明里暗里支持军统势力。对此陈氏兄弟尚未觉察，或者是有所觉察，但没有当一回事，还是竭力对外扩张自己的ＣＣ系势力，这样蒋介石决定给点颜色二陈看看。

１９３５年，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ＣＣ系完全控制了选举，陈立夫的选票居然比蒋介石的票还要多４票，这让蒋介石很有些尴尬。陈立夫心中害怕，急忙到黑板前抹去一个正字，自己的得票比蒋介石少一票。这些不正常的举动哪里能逃过蒋介石的眼睛。不久，二陈就感受到蒋介石的威胁，但他们依仗与蒋介石的历史关系，还不以为然，直到听说蒋介石要把弟兄俩抓起来的时候，才感到事态严重。

他们只好找人从中疏通关系，可是此时没有人敢掺和。人们深知蒋介石的秉性，搞得不好可能把自己也搭了进去。二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只好找救兵了。兄弟俩请陈其美的夫人出面，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多大的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让英士绝后吗？”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打算把二陈置于死地，只不过是要借此办法对二陈发出警告；于是顺水推舟，给了陈其美夫人一个顺水人情，即表示不予追究。被蒋介石吓出一身冷汗的二陈，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才敢从养“病”之地重新返回京都，对蒋介石表现出更大的忠诚。此后，蒋介石也没有找二陈的麻烦，但却对二陈也就不太信任了。

抗战开始，蒋经国由苏联回国后，在江西“锻炼”了一阵子，经过“洗脑”，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儿子“可教”，随之在内心确定了让儿子接班的计划。后来，又交给一些任务，由他到各地处理，熟悉掌权要旨，联络感情。要让儿子接班，就得让儿子训练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而到一个大学任职，是训练自己的干部队伍的有效途径。于是，他想让儿子到政治大学当教育长，以训练自己的人马。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一计划遭到二陈的阻拦。

中央政治大学本是二陈的地盘，如果蒋经国插足，肯定将成为蒋经国的地方了。在ＣＣ系日渐势衰的情况下，二陈为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必然要争一争了。

由于二陈长期经营，在中央政治大学有一帮铁杆，这帮人为了阻挠蒋经国进入中央政治大学举行了罢课、游行示威，在学校里贴上标语，公开反对蒋经国入校。

蒋介石又惊又气，但为了保持儿子的颜面，急忙否认蒋经国到政治大学的消息。二陈成功地阻止了“太子”染指，但却在蒋介石和蒋经国心中留下了阴影。由于当时国民党被打得招架不住，蒋介石没有精力来处理二陈，这笔账到了１９５０年，他败逃台湾稍有喘息后，才清算二陈。

蒋介石到台湾后，对党政军的控制比在大陆的统治还要严，二陈与蒋经国结下了仇怨，感到惶惶不可终日。陈立夫甚至要主动承担国民党战败的错误，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冷嘲热讽。

同年７月，蒋介石宣布了国民党改造方案，“中央改造委员会”里没有二陈的名字，“评议委员会”里有陈果夫，但没有陈立夫。这是蒋介石耍的手腕，因为陈立夫年轻可以做事，但不准他做，而陈果夫当时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了，蒋介石却偏要他担任委员。眼看大势已去，陈立夫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借口到美国。临行前，蒋介石亲自送给他５万美金，言谈之中有送客之意，宋美龄送了陈立夫一本《圣经》，还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悲惨地看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个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至此之后，陈果夫病死，而陈立夫客居美国，在那里以养鸡为生。至此，名噪一时的ＣＣ系烟消云散。

评　析：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领导者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用人准则。然而，蒋介石却是用人必疑，疑人也用。他之所以奉行这种近似怪异的用人准则，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本身就是一个权谋家，以“诈”从政，通过一个又一个的阴谋手段，扩张势力，攫取权位。他担心别人效法此术，夺取他的权力。通常情况下，自己有不轨行为，也势必会认为他人也有同样的企图与行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况且，他的手下，并非全是正人君子。其次，秉性所使然。蒋介石心胸狭窄，本性多疑。第三，恶劣的政治生态。自袁世凯攫取国家政权之日起，中国的政治运作机制是以“权术”为主导的，以“诈”从政，枪多势众加上“诈术”高明，便可以得势、成王；反之，就会落败丧权，甚至掉脑袋。蒋介石这样的权谋家主政后，此病态政治非但未改变，反而愈演愈烈。久在政坛博弈，蒋介石养成“睡觉也要睁一只跟”的自卫能力。种种因素的影响，使他对任何人都是留着两手，如果说绝一点，除了两个儿子外，蒋某人没有完全信任的人。

陈果夫、陈立夫是蒋介石的亲信，很多阴谋他们都参与其中，是共同的利益驱使。为了搞倒共同的敌手，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德行。二陈势力由崛起到衰亡，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其得势在于蒋介石的信任与呵护，而其衰则也是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其原因很难仔细考究，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是蒋介石的第一使命，是其根本利益之所在，一切都要服从这个根本利益。性多疑，嫡系也要严加防范，这是蒋介石的用人准则之一。因此，二陈的政治命运也摆脱不了这一准则的支配。

怪异的“将将”之术

蒋介石的用人之术常常是很怪异的。用人必疑，疑人也用，用时必监控，对文臣这样，对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更是如此。当然具体手段不一样，控制武将，他的招术主要是感情笼络加上强力监控。这两者相结合，十分怪异。

事　例： 蒋介石收买拉拢人有一套，有物质引诱，更注重感情投资，让人觉得蒋介石所言的“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是我最看重的人；你是我寄托重望的人”之类的话，仅是对自己所说。因此，当事人有一种崇高的信任感，激动兴奋不已，会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

然而，他们哪里又知道正是对他说些甜言蜜语时的蒋某人，心里在盘算什么。其实，他的感人之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他一方面重视感情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却要对你进行监视，甚至把你的家属扣为人质。如果不听他的话，那你的“后方”难保。正是因为蒋介石把这两手结合，交替使用的怪异“将将”术，使得许多国民党将领在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卖命的时候，却还落了个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蒋介石用此术“将”杜聿明一例，可以让我们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杜聿明是陕西米脂县人，１９２４年６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这时他才１９岁。１９２５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教导团做见习军需，后来参加了东征、北伐，逐渐由连长提升到代理师长。他是黄埔系中的一员虎将，也是蒋介石十分器重的学生。１９３７年，蒋介石把中国第一只装甲部队交给了他。１９３８年，担任军长。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他为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率两个军远征缅甸，作战英勇；但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次远征损失惨重，而杜聿明此时名气传遍海内外。

抗战胜利后，杜聿明将军本应享受和平。然而，蒋介石发动内战，他同其他国民党将领一样，奔赴了新的战场。他被派往东北，与共产党的军队作战。到了１９４８年，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已经初露端倪，１９４９年辽沈大决战，蒋家军惨败，蒋介石被迫放弃东北。在此之前，杜聿明已经被蒋介石调到中原，担任徐州“剿匪”总部中将副总司令，后又兼任郑州指挥部主任，参与指挥在淮海的国民党军队同中共军队大决战。

淮海之战，是蒋家王朝的生死之战。如果淮海之役战败，南京失去淮海屏障，解放军很快就会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的老巢，其严重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了。蒋介石将淮海之役看成是最后的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他将最精锐的部队投入到淮海战役中。

杜聿明军功显赫，而且没有任何背叛蒋介石的迹象，深得蒋的信任。因此，蒋介石把指挥这一大决战的重任交给了杜聿明。然而信任归信任，猜疑之心一定也不会少。特别是在此危重关头，他的一些爱将，或在战败情况下不“杀身成仁”，或者战场投降、起义种种情况都有。他还能信得过谁呢？蒋介石一方面搞战前感情投资，非常沉痛地对杜聿明说：“这一会战是生死之战，师生前途，在此一战。”最后他激励杜聿明说：“你放下枪，我脱军装。”杜聿明本来就是有几分血性的汉子，他看到校长如此信任自己，当即表明与共产党拼到底的决心。

蒋介石刚把杜聿送出门，这边就开始打杜聿明家属的主意了。

他要将杜聿明的家属扣为人质，当时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在上海，蒋介石下了一道手谕，下令曹秀清务必带着子女和婆婆，搭乘飞机去台湾，并表示保证负责他们全家的生活费和子女的学费。蒋介石的这一举动，杜聿明心里十分清楚，这一着比“破釜沉舟”之术还要厉害。历史上的“破釜沉舟”并没有危及家属子女，而蒋介石这是绝人其后的毒招，他已没有退路了，只得与人民解放军死拼了。

淮海之役使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灭顶之灾，１１月２２日，第七兵团被歼灭，黄伯滔被打死；２４日，第十二兵团被围，徐州告急；杜聿明所率的兵团也被包围，华东野战军司令致书敦促杜聿明投降，杜拒绝，１９４９年１月，杜部被全歼，杜聿明被俘。

按照蒋介石的意思，杜聿明能够成功，若不能成功也应“杀身成仁”。杜聿明也确实有此念头，以了却自己的生命报答蒋介石厚爱之恩。由于副官夺走了他的手枪，未能如愿，最后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

蒋介石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自己都无回天之术，何况一名战将呢！杜成了俘虏，他的亲属也没有躲过这一劫，他们在台湾的日子异常艰难。因为蒋介石根本不兑现其诺言使他们的生活难以维持。

杜聿明的妻子曹秀清不得不放下“将军夫人”的架子，到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生为活太苦，大儿子绝因望而自杀。小儿子被迫辍学，开出租车。只有大女儿情况好一些，早年到美国留学，与杨振宁结婚。这次婚姻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杜家命运。１９５７年，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杨振宁成为华人的骄傲，蒋介石对杜家也重视起来。１９５８年的一天，忽然宋美龄要见曹秀清，见面后说道：“恭喜你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你应该去美国看看他啊！”曹秀清答道：“我是很想见女儿女婿的。”宋美龄问：“你去美国怎么和杨振宁说？”曹秀清回答说：“我不知道。”宋美龄当即表示希望曹到美国后，能够将杨振宁带回台湾。

曹秀清去美国，想带一个儿子去，被台湾当局拒绝，而且必须有两个比杜聿明地位高的人联保，才能到美国。虽然淮海战役早已烟消云散，但杜聿明在大陆，曹女士还肩负着带女婿回台湾为蒋介石长脸的“重任”，台湾是不会轻易放走这个人质的。

相比在台湾的家属，杜聿明在大陆的日子就好过些。坐了１０年牢后，他已经于１９５９年被大赦，得了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曹秀清于１９６３年回国，与杜聿明团聚，杜聿明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不用与蒋介石对待被捕共产党人的狠毒手段相比，就是与蒋介石对待他的爱将相比，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评　析： 蒋介石怪异的“将将”术源自于他的两大欲望，一是领袖欲，二是“疑心”欲。他对任何人都要怀疑，哪怕是嫡系中的嫡系。而后一种怪异之欲是前一种“欲”的派生物，他所怕的是，属下不忠于他这个“领袖”，作出有负于他这个领袖的事情，所以怀疑加防范。因此，蒋介石对统军的将领们使用感情笼络加强力控制的权术。

从对待爱将杜聿明的手段，可以看出蒋介石的阴险、狠毒、狡诈，无诈、无毒非蒋介石也。他想用这一套来控制将领，驱使他们为蒋家王朝卖命，这只是他自己的愿望。事实上，此种卑劣术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它严重地伤害了将领们的自尊心，损害了蒋介石有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削弱了战斗力。蒋介石之所以谁都不能信任，是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违背民心，违背潮流，人心丧失，是由其反动本质所决定的。

“恩师”也不能犯挑战独裁之嫌

蒋介石培植嫡系也罢，网罗人才也罢，对圈内人恩威并用也罢，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其独裁统治。谁胆敢挑战独裁，或被认为是挑战独裁，那等于犯了天条，即使是宠臣也难逃厄运。

事　例： 蒋介石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个薄情薄义的权谋家。他的宠臣张静江由盛到衰的仕途轨迹，显示了他的两面政治秉性。

张静江，浙江吴兴人，１８７７年９月出生于一个富商家。后因其父捐款，为他谋得一官职。１９０２年，张静江随清王朝驻法国大使出使巴黎，任大使馆商务随员。在巴黎了解了市场行情，做起出口生意来，往返于巴黎与上海之间，成为富商。在他的财富增长的同时，革命思想也在生长。

１９０５年，张静江乘轮船赴法国，在船上巧遇孙中山。两人见面如故张静江开门见山地对孙中山说：“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其欲为君之助，君如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１９０６年，他在回国途中加入了中国同盟会。１９２４年１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孙中山对这位曾以万贯巨款支持革命的富翁，抱以敬佩之情，誉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然而，正是这位铁了心追随孙中山的富贾，却在孙中山逝世不久，就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转而支持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旅途。

张静江与蒋介石交往甚密。他们在革命年代，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参加革命，而且，张静江有恩于蒋介石。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生意蚀本时，他曾予以帮助，并合伙赚钱；在蒋介石因不能忍受粤军派系排挤，弃职回沪时，张静江给以指点、规劝，并出谋划策。蒋介石非常感激，称赞张静江能“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对其常怀“敬惮之心”，并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孙中山蒙难，蒋介石应孙中山召唤赴难广州相助之时，特致函张静江，将自己的后事和两个儿子托付给张。

１９２６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极度孤立。张静江闻讯后，“不辞道远，克日南行”，希望能在这场突发事变中，为蒋介石献策出力。蒋介石转危为安后，挑起所谓“整理党务案”的纷争，再次得手。在北伐前夕，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此时获得政治暴利的蒋介石也送给“恩师”一份厚礼，把自己抢来的“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职，让给张静江代理。张十分卖力地反共、反革命。后来，陈果夫回顾这段反共的历史时说：“静江先生代理中央党务会议主席的时间虽不久，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

正因为张静江有一段“光荣”的历史，又有恩于蒋介石，所以以功臣自居，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把国民党后起之秀看成晚辈，甚至我行我素，独权、揽权，给人一种挑战蒋家“独裁”的感觉，这就犯了蒋介石的大忌。

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另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蒋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调张静江为浙江省主席，这本是对张的警告，可他还不醒悟，又要争在国民党五院任职，又遭失败。后来，蒋介石感到过意不去，给张静江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一职。随后又成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由宋子文任主任，张的那个委员长成了空招牌。

这时，张静江仍执迷不悟，接着又做了几件得罪蒋介石的事情。

一是与“四大家族”争利。张静江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企图将当时的工矿、交通、运输、电气纳入自己的圈子。而“四大家族”是当时崛起的新兴权贵集团，与张静江存在利益冲突。“四大家族”垄断党政军大权，张很难对抗，只好将自己手中掌握的产业，与“四大家族”斗法。

二是在浙江任省主席期间，飞扬跋扈，侵犯了蒋介石的权威。１９２８年他第二次出任浙江省主席，在此期间，与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兴权力集团发生了多次冲突。

三是大肆任用自己的人，即使蒋介石信赖的人也难以共事。朱家骅是蒋介石信赖的后起之秀，张静江也推荐朱家骅任浙江民政厅长，但张后来处处为难朱家骅。甚至不经蒋的同意就免掉朱的职务，这是蒋介石所不能容忍的。

四是在修筑浙江铁路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分歧，未请示蒋的同意，自作主张，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谋划。因此，蒋介石认为张静江不顾大局。

张静江之所以敢冒挑战蒋介石独裁之嫌，说到底还是认为蒋介石与他是老关系，蒋介石不会把他怎么样。蒋多次警告，不听规劝，犯了大忌。在蒋介石心里，必须保持最高权威，不管是谁，不论过去与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只要胆敢挑战他的权威，都必须予以惩罚。专权的蒋介石是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挑战他的权威的。

１９２９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张静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改为中央监察委员，这是一个闲职。即使这样一个闲职，蒋介石也不让他当到底。１９３０年，由戴季陶出面，暗示张静江辞职，张听出话音后，以威胁的口吻说：“我偏不辞职，叫他免我的职就是了。”蒋介石准备彻底抛弃这位“恩师”了，等张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想在陈立夫陪同下，找蒋介石当面作解释，可是已为时太晚。蒋只让陈立夫进去，而把张拒之门外。过了许久，他才出来，张对蒋介石发起火来。而蒋介石根本不给这位“恩师”的面子，厉声叫道：“我看你在浙江要独立了，等我把阎、冯打下以后，再来打你，你等着吧！”这样，蒋张之间就没有多少师生情了。

１９３６年，佛门印光法师抵上海，张静江专程登门拜访，受法师的开导，张静江大彻大悟，皈依佛门。一个权倾一时的宠臣，竟会有如此下场，其他的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评　析： 蒋介石是一位变脸大师。对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场景，他有不同的面孔，可以非常慷慨地赏给你“面子”，用感恩戴德的话说得你忘乎所以；也可以声色俱厉，骂得你狗血淋头；他可以把你捧上天，也可以把你打入地狱。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脸对你，那看你对他的统治地位抱什么态度。哪怕你有再大的功劳，如果敢于挑战他的权威，那绝对没有好果子给你吃。即使像张静江这样的“恩师”，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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