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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党营私术02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5298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事　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１．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１９２４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因此 胡宗南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对这个老乡形成深刻印象，纯属偶然。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而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人，成为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佬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３．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３０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当时，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一级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旧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他们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２０万元的大洋，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亲自前来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在此次与蒋介石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乡关系所引进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个胜仗。

４．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从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于是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便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突出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　析：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此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所以，同乡关系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

建立特务体系，加强内外控制

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到了明朝叫做“东厂”，也最为发达。尽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　例： 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庞大，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都只效忠于蒋介石。

ＣＣ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１９２７年为了拥戴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二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组织起“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ｌｕｂ，简称ＣＣ，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纠集了一批亲信，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ＣＣ集团。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各省市党部设置“肃反专员”等，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

ＣＣ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１９３１年，ＣＣ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１９３２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ＣＣ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ＣＣ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ＣＣ系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内部是他全部的罪恶勾当。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都组织了“清党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人遏抑乱萌；第二期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ＣＣ系秉承蒋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ＣＣ特务机构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怀疑者视为异端，不予恢复党籍，甚至进行打压、迫害。据浙江１４个县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２８年初有国民党员２９万人，参加登记者１．７万人，被审查确定准予重新获得党籍者仅为１．２万人。

ＣＣ系还设有变相的监狱。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并颁布《反省院组织条例》。根据这个条例的规定，一些省市设立了“反省院”或“感化院”，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遴选各省市党部的委员中的二陈的亲信兼任院长。“反省院”名义上是各省最高法院的一个机构，实际上是ＣＣ系的特设监狱，借司法机关为掩护，实行对政治犯的非法审讯和拘押。“管制的方法，主要是以教育训练为名，实际则采用刑逼或利诱的方法，使政治犯出卖同志，背叛组织，向国民党‘立功自首’”。反省院自成一个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人事任免和工作处理办法，完全听从ＣＣ系统安排，只有经济开支由法院承担。

在ＣＣ系的基础上，还成立了“中统特务”系统。“中统”是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该特务机构由徐恩曾具体组建而成的。徐是陈立夫的表弟，在他的主持下，调查科不断扩充人员和经费，大肆进行特务活动。随着特务网的扩大，他们在南京秘密设立“特工总部”。随后，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１９３７年４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强化特务活动，把党务调查处与军委会特务处合并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当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陈立夫兼任局长。１９３８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调查统计局进行改组，改组后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蒋介石的另一个特务系统是“军统”，是以“军方”第二处为基础扩建而成。

“军统”前身是“三民主义力行社”。１９３２年１月，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黄埔系三民主义同志会的骨干分子滕杰等人，听取建立组织的详细汇报。然后，将他们召集到中山陵开会，会上就组织的名称、纲领和计划进行了讨论。同年３月，“三民主义力行社”举行成立大会，蒋介石任社长，滕杰等人为党务干事，滕杰为书记。力行社包括组织、训练、军事、特务４个处，戴笠任特务处长。

“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宗旨有两条，一条是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绝对服从蒋介石，维护蒋的独裁统治。它认为“蒋委员长实为中国现时唯一适当之军事最高领袖”，对他要唯命是从，“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的精神、党员的信仰要集中，党的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的所有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二是鼓吹力行哲学和强权政治，践行法西斯主义。

力行社虽为政治组织而非特务组织，但它的原则、宗旨、纪律，已具备特务组织的特征。正是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戴笠组织了“军统”系这样的庞大特务组织。在力行社成立后的第二年，戴笠向蒋介石建议，成立了“复兴社”，同样以蒋介石为社长。

１９３８年８月，力行社特务处在武汉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此后随国民党中央迁至重庆，在重庆这个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５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６个区、４１个站、１７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军统”的组织系统较“中统”更加严密，从工作范围讲，开始两个组织系统有一个大体的分工，军统主要是对军队的控制，而“中统”则侧重于国民党内部的控制。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互有渗透，相互钳制。

评　析： 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力兴建特务组织。庞大的特务组织机构，是独裁统治的伴随物。蒋介石建立了绝对忠于自己的两大特务组织系统，构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现象。特务政治独立于法统之外，奉行法外之法。它们压迫甚至残酷杀害共产党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残酷地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和军队，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蒋介石统治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蒋介石的政治行为中，几乎随时可以看到特务政治的影子，特务机构是他巩固统治地位的一大法宝。然而，特务政治是一种没落、反动的政治行为。反抗力与压力是成正比的,压力越强反抗越烈。正是国民党的军警特对人民的控制，对民意的压抑，对民主行动的镇压，激起人民群众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务无论怎样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都势头不减，而且越来越迅猛、浩大，但特务政治终究难以挽救蒋家王朝败亡的厄运。

原始、独特的识人术

在古代的中国，科学技术极不发达，巫术业兴隆且万能，观天、谋事、识人都要依靠此术。就识人来说，完全凭感觉相面，察言观色，随心所欲，投其所好，诱其所需。其最大的特点，感觉加实用主义。这种术法在小说戏曲里也屡见不鲜，把人物脸谱化，并涂上神秘的色彩，让人们对贤帝庸君、忠臣奸宦一看即知。此种伎俩，到了近现代，在政坛官场也有人用过。

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象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曾国藩在这方面他相人技术比较高，有些人他只要见过一面，基本就能断定此人能够干什么，能不能重用等等。

蒋介石一生效法曾国藩为人处事，在用人上也套用此法。他通过细微小事、语言交流，观察对方，看其是否有用，然后决定取舍。凡是被他所相中的人就可以提拔重用，反之，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领，也会被搁置起来，甚至被怀疑、提防。

事　例： 蒋介石在创办黄埔军校的时期，就是采用这种识人术得到他后来最为器重的三位大将的。

一个是陈诚。陈诚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秀才。１９１６年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浙江的一个陆军师任下级军官。后来，他追随邓演达前往广东参加革命，在邓演达任团长的团任职。黄埔军校建立时，他被调到军校担任带兵官。到黄埔军校后，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他很想表现自己，展示才能，尽管他也是浙江人，但由于身材矮小，其貌不扬，起初，并没有进入蒋介石的视线。

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的命运与蒋介石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按照作息时间作息，非常生气，立即开门，准备加以训斥。推开门正要发火，所见到的场面使他把将要发作的怒吼声止住。他看见一个人正在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光看书。蒋介石起先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一书，立即转怒为喜。再看看陈诚，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神态自若，并没有因为校长突然夺书而惊惶失措。第一观感印象颇好。于是，他开始与这个人聊了起来。蒋问道：“你是哪里人？”陈诚回答道：“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并没有动声色，只是嘱咐他好好休息，就走了。

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

另一个是胡宗南。胡宗南也是浙江人。在考入黄埔军校前，在浙江吴兴县一所小学当一名老师，教国文、史地课程。在校任教期间多次到南通、上海等城市参观，眼界大开，也吸纳了一些新的风气。有一次，所在小学要举荐校长，他也参加了竞选，竞争激烈，与竞争对手发生了口角。但由于胡不是本地人，而对手却是，对手获得此校长职位，自己却落败。此时的他就已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乡情、亲情在官场中的分量了。他是一个争胜好强的人，不愿屈居于对手门下，拂袖而去，在上海客居在一个亲戚家。恰逢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经过一位同乡介绍，便立即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报考军校并不顺利，胡宗南在体检过程中被卡住了。原因是自己身材过于矮小，检察官要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因为太激动，与检察官争执起来。恰好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来到检查室，看到到这名小个子青年言词激昂，参加军校心切，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特批破格录取。在初试步入官场，因乡情的关节受挫的他，意识到他与蒋介石同乡，是一个宝贵的资源，很想加以利用。苦于自己也是其貌不扬，攀附无门。他比较有心计，意识到要想与蒋介石接近距离，应投其所好。

他发现蒋介石是一个爱起早床的人，每天天不亮准时到操场跑步，不管天气如何，日复一日，活动很有规律。决定每天要比校长起得更早，到操场练操，期望能够进入蒋介石的视线。果然，此计奏效。原来蒋介石早上跑步，操场空无一人，现在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比他到得还要早，就发问道：“前面是谁？”胡答道：“学生胡宗南！”蒋介石不仅记住了他的名字，而且颇有好感。他调阅了胡宗南案卷，发现这个学生也是一个浙江老乡，于是特别关照，黄埔军校毕业后，分配胡宗南到军校教导团见习，不久就被提升为上尉。同年９月，第二次东征出发前，他又被提升为副营长。北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升任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几个月后，又升为第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其受提拔的频率之高胜过攀云梯。

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汤恩伯了。他进入蒋介石的视线，与上述两人有所不同。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注重一个人的气量和才识。汤恩伯被蒋所重用，费了一番周折。与上面两人相比，汤恩伯虽然也是浙江人，但却有些不同，他生就一付行伍相。有人曾对后来已得势的他做过这样的描述：汤恩伯是个黑头大汉，身上的服装，灰的、黄的、连同军帽皮带的颜色，总是凑成几节，暑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腿包着鞋跟，一只裤腿卷上膝盖，除接见外宾，很少见到他有整洁的时候。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恐怕这些劣习不是后来当了大官后才有的，可能在黄埔军校也是一个粗人相。实际上，他是个外粗内细，工于心计的人。

汤恩伯出身贫寒，早有投军之志，但苦于无钱，后来虽然从军，但因为部队溃败，流浪街头。正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一位同乡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随同护送，于是他就担任起这一角色，与这位同乡一起去日本。在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１９２５年弃学回国，经留日同学介绍，到当时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那里求职，汤恩伯毛遂自荐，陈仪一见便接受了他，并出面负责保送和资助他到日本留学。他对陈仪感激不尽，将自己的名字由“克勒”改为“恩伯”，以示奉陈仪为自己的恩师。

在北伐战争期间，陈仪归顺了蒋介石，把汤恩伯推荐给蒋。蒋介石见了汤后，觉得汤仪表不凡，随之命其到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担任大队长。汤恩伯虽然是由陈推荐，且又是蒋的同乡，但由于不是蒋亲自选拔的人，所以开始对汤并不太重视。后来陈仪予以点拨，说蒋介石最喜欢《步兵操典》一书，建议他写文章以引起蒋介石的重视。

汤恩伯早年擅长舞文弄墨，写文章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当即写了一篇《步兵中队操练之研究》，送给蒋介石。

蒋介石看了汤的文章，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但还要考验考验。当时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是张治中，蒋介石成立教导师的时候，张治中推荐汤担任教导师的团长，请示蒋介石，却遭到蒋的拒绝。蒋说汤不会管钱，表示对其能力没有把握。实际上这是在考验他，看其反应如何。

几天之后，蒋介石召见汤恩伯，劈头就问：“前次文白提你做团长，我不同意，你是否有意见？”汤挺直身体回答道：“军人自当报效国家，至于个人进退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不是我应该问的。”汤恩伯顺势而应，正说到蒋的心坎上，于是越级将他提拔为教导师第一旅旅长。此后，汤青云直上。

蒋介石除了从小事观察识人外，还特别注意第一印象和谈话，他认为谈话可以看出人是否有条理，反应是否快。

对于谈话对象，蒋介石最讨厌的是对方胆怯、惊慌失措，因此见蒋介石最重要的是要冷静，切忌慌乱。曾经有一个旅长被蒋介石召见，竟然吓得浑身发抖，蒋介石问的话一句也答不上，蒋介石很奇怪地问：“你是不是穿得太少啊？”此人竟然号啕大哭，蒋介石很尴尬，拂袖而去。其次，如果对方对蒋介石的发问含糊其辞，不能回答，就可能要倒霉了，然而也有例外。一次，在前线，蒋介石问一位团长，他的部队减员多少？还剩有多少粮食？这位团长虽然回答不错，但用了很多模糊数学的概念，如“大概”、“不少”、“也许”之类，很多人了解蒋介石的脾气，以为这位团长要倒霉了，但蒋介石看对方答得很快，以为对方思路清晰，工作负责，给予褒扬。

蒋介石与人谈话，还特别注重对方是否稳重。在谈话结束后，应该注意蒋介石的表情，如果他有结束谈话的意思，应该马上走，而且不能回头。据说，有一位师长在被提升之前，受蒋的召见，谈完话后，该师长不知是激动，还是见了蒋介石害怕，在下台阶时摔了一下，蒋介石认为此人不稳重不沉着，准备要下发的委任状被扣了下来。

蒋介石虽然喜欢用相面术识人，成功的也有，但也多错失栋梁之材的。徐向前在黄埔军校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找他到办公室谈话，徐向前生性腼腆，不爱说话，蒋介石问一句他答一句，没有更多的话，加上一口山西口音，使蒋介石听起来很费劲，又见徐向前的背不直，人长得也不太“威武”。蒋介石见了之后，没有说几句话，就让他走了。待徐向前离开办公室后，他对属下连声说：“不可用也。”而后来，这位不被蒋介石重视的徐向前，在以武装反抗这位叛变了革命的校长的斗争中，展示了自己的雄才大略，创建了鄂豫皖根据地，随后又创建了川陕根据地，把昔日的校长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打得惨败。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蒋家军作战，更是摧枯拉朽，成为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这是蒋介石所想不到的。

评　析： 知人善任，对于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来说，是根本大计。中国古代伯乐相马，广为流传，并被引申到识别人才上。那时，科学不发达，主要是沿用巫术的相面术，凭直观及其好恶选人。有如同伯乐慧眼识高才的，而埋没高才错用庸才的事更是屡见不鲜。近代人曾国藩习惯采用此术识人。当然，像曾国藩这样的儒学大家，不会照搬巫术的套路，但他凭感觉识人，也确有其事。所谓凭感觉识人，主要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与抉择。

蒋介石很重视对人才的识别，而他识人才，基本上沿袭相面术。其理念原始、独特，但做起来十分讲究，首先，寓识才于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切机会发现人才，从小事、细微之处，留心观察。其次，考察讲究“认真”二字，询问、调档案卷宗查阅有关资料，设情景难题考验，等等。第三，对提拔对象亲自谈话，作进一步考察。第四，相中即用，在实际岗位上培养、锻炼人才，更重要的是，能使被提拔者怀着一种感激之情，忠于自己。

他用这种识人术识别、选用人才，有成功之处，选拔了到了他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且为他夺权、固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识别选拔人才的方式过于落后，难免错失良才。他在识才方面还有一个很大偏见，那就是被他相中了的，只要此人对他忠心耿耿，长久不变，他就会信任、重用到底，不管你是否有政绩。例如陈诚在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东北的战役，遭到惨重失败。蒋介石不怎么追究，而是把他安排到台湾任职，看似降了职，实际上蒋介石把经营后退之路的重任委托给了他。

赏给面子，胜过金玉

中国人讲究“面子”，所谓“面子”实际蕴涵的是尊严与价值认同。在世面上闯荡许久的蒋介石，也深知这种社会心理，他在“面子”问题上的见识和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娴熟圆滑的地步。

事　例： 在蒋介石崛起的过程中，他几乎与全国的地方军阀都发生过冲突，双方彼此兵戎相见，几欲置对方于死地的武戏，在民国时期几乎天天都在上演。但在冲突的同时，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蒋介石也还要做出一种亲热的态度，以拉拢、分化、瓦解对方。为了达到此目的，除了封官许愿，给予金钱物质进行利诱之外，蒋介石还充分利用他的“面子”功夫，同要拉拢的对象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他运用“面子”功夫，调节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阎锡山出身于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６岁丧母，为继母所不容，寄居外祖母家，常遭到别人白眼。成年后，帮助父亲做生意，与各色人物交往，在为人处世方面颇有心计。他的经历与蒋介石有些相似，但出道要比蒋早得多。在蒋介石为在部队争一个实职而奔波时，阎已经成为山西都督。他以山西为基地，先后与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斗过法。北洋军阀历届政府都对山西有过觊觎之心，但在军阀混战的漩涡中，很多地方实力派都只是昙花一现，只有阎锡山站定山西，由都督改称督军，由督军改称省长，岿然不动。他逐步把自己的军队扩充到１７个旅，成为独霸一方的山西王。１９２８年６月，南京政府宣布北伐胜利后，旧军阀被新军阀取代，但新军阀在抢夺地盘、鱼肉百姓方面与旧军阀并无多大区别。从１９２８年起，阎锡山就发动了多次针对蒋介石的战争。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成为反对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但是事与愿违，战争以阎锡山战败而告终，阎被迫逃亡大连。１９３１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阎乘机从大连回到山西，重新上台。

常言道，春秋无义战,这也适用于蒋当政时的军阀混战。他们之间既不是永久的朋友，也不是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是敌人还是朋友，要根据政治利益来决定。阎锡山久居山西，手中实力可观；而蒋介石在华北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又在华南“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损兵折将；拉拢阎锡山，或者至少让其保持中间，是蒋介石的唯一选择。所以，在阎锡山复职一年之后，蒋介石决定展开公关斡旋，以拉拢阎锡山。

国民党宣布对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的“错误”既往不咎，取消了对阎锡山的通缉令，这就在政治上承认了阎锡山复职的合法性。

１９３４年８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与阎锡山共商国事的名义，对山西进行访问。蒋介石访问太原有两个目的，一是拉阎锡山，探听山西虚实；二是争取将“中央军”部署在山西周围，增加“中央”在华北的力量。

阎锡山十分老道，“面子”功夫也不错。对蒋介石的造访，心中虽然不是滋味，表面上又必须表示十分热情。为此，他大事张罗，在太原城内城外，清水撒街，黄土垫道，粉刷墙壁，即使是过去皇帝出巡，恐怕也莫过于如此了。阎锡山还做了一套军礼服，以便迎接蒋介石时显得庄重得体些。

蒋介石一行到达太原这一天，太原城一片喧腾。阎锡山命令各校长亲自带队，一律在小北外汽车道两旁欢迎。如此高规格的礼仪，显然是在为委员长做面子。

蒋介石对阎锡山用意自然领会，投之以李，报之以桃，于是，他决定还阎锡山一个更大的“面子”。蒋介石在阎的陪同下，在阎公馆刚一落座，寒暄完毕后，提出要到河边村拜望阎的父亲――阎老太爷。

阎锡山是五台县人，其父早年经商，时运不佳，失败后在河边村流浪，阎锡山发迹后，子贵父荣，阎锡山为其父在河边村盖了高大庭院，供其养老。当时，阎父已经瘫痪在床。

蒋介石要探望自己的父亲，对于阎来说，内外长面子，求之不得。而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是一举两得。这既是对阎的心理战，象征着阎蒋的关系非同一般，两人已化干戈为玉帛，而且两人的关系业已从一般“同志”发展为“兄弟”，这对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也是一个巩固；另一方面，他也是在为全国做出一个姿态，树立自己的威信。当然阎锡山从内心是感激的，但表面上表现出十分谦让，他再三婉言谢绝。

阎锡山越是不让去，蒋介石越是坚持要去，阎则顺水推舟，予以应允。阎急忙派人到河边村安排。阎在河边建有豪华府邸，一是为其父亲住，另外也是自己回家的临时行宫。他害怕蒋介石看见其家豪华，内心感到其奢侈，特意指示先回河边村安排人，将通往豪华花园的路堵死。并把新的墙皮铲去，保持很普通的样子，争取在蒋介石面前留下简朴形象。为了创造气氛，阎锡山还密令村长在街道边挂上标语，写上“热烈欢迎蒋委员长”。

蒋介石来到河边村，在村边转了一下，直接来到阎府。阎的父亲已经不能站立，但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尊重，阎锡山硬是让人将瘫痪在床上的父亲抬到大门口，以迎接蒋介石一行。蒋毕恭毕敬地向阎父行了三个鞠躬礼。阎父强行站立，双手不断地作揖。

评　析： 从理论层面分析蒋介石人际交往中的“面子”术，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位社会学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人生目标追求进行了研究，将纷繁复杂的目标追求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生存、刺激、“面子”，而“面子”处在人生追求的最高层次。此说虽然有些偏激，但也不无道理。就拿中国人来说，最讲究“面子”。“士可杀不可辱”的千古绝唱，陶渊明老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美妙传说，则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在政界给人以“面子”，尤其是对曾经是敌手的人，以礼相待，可以得人心，至少可以缓和矛盾。从实践角度评价蒋介石的山西之行，他的“面子”功夫比较老道。首先，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是为了拉拢阎锡山，在华北作为一个依靠。其次，他的高明之外就在于投其所好，觉得单纯地给银子、给军火，不一定能达到目的，所以上演了这样一场大戏。第三，假戏真做，态度显示“诚恳”，尤其是专程到阎锡山的老家看望病重的父亲，效果最好，他的这一着的确成功了。蒋虽然是在演戏，但做得逼真，放下架子，给足面子，而且把握尺度，不失大雅。

小恩小惠，笼络人心

小恩小惠，说的是人们的施舍不大方，小家子气，难成大器。在官场中运用权术，大方和小气都可能得到回报，也可能都会颗粒无收。这里面的关键，看是否对路。一般来说，权术高手能因人因事而宜，看人打发。蒋介石就是善于施行此道的高手。

事　例： 蒋介石为了收买人心，常常以小恩小惠进行公关，对于比较贪财、恋权的，为了借助“偏师”，要钱给钱，要官给官，要地方给地盘，显得十分大方；而对于自恃清高者，则不然了，虽然你给她馈赠，但他会觉得比较小气。因此采取何种方法，孰重孰轻，要看人做菜，投其所好。在这方面，我们列举蒋介石惯用的如下手段。

一是感情投资。对于那些元老级别的人物，最怕的是后来者的冷落。蒋介石深明此理。表面上他对元老派毕恭毕敬，使他们从内心感到蒋介石是注重情义之人，从而死心塌地为维护蒋介石统治地位献策出力。

赵戴文是山西地方政坛的元老，比阎锡山年长，阎锡山可以说对赵戴文是言听计从，以师礼相待。不但阎锡山如此，当时晋军中的很多将领与赵秉文都能扯上师生关系。鉴于赵的特殊身份，蒋介石对赵尊重有加。第二次北伐胜利后，阎锡山委派赵到南京任监察院长，实际上是他的耳目，蒋介石以高姿态欢迎赵到南京任职，为了拉拢赵可以是说绞尽脑汁。

对赵戴文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凡是开会总是让他坐到前排，与另外一个国民党元老吴雅晖同坐。吴是蒋介石以老师相称的人物，将赵与吴并列相坐，自然也是对赵戴文表示以师礼相待。每当开会的时候，蒋介石总是要问一句，这个问题不知道赵老如何看？在上下台的时候，蒋介石怕赵戴文摔倒，还要亲自搀扶，直到赵到了平地才放手。蒋介石的尊重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种表率，南京官场上上下下，无不对赵恭敬。对于蒋介石的“尊重”，赵是十分清楚的，但人心都是肉长的，以“蒋委员长”之尊，对自己如此的关照，不感动那才怪哩！事实也的确如此，赵戴文渐渐改变了对蒋的看法。

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为了劝说阎锡山不要与冯玉祥合作，先后委派了两名大员前往太原去劝说，但都无功而返。蒋介石决定劳赵的驾，到山西去做工作。

蒋介石对赵如此器重，他也要知恩图报，于是立即前往太原。赵秉文与阎锡山一见面，便指责道：“听说你想造反，有这事吗？”阎锡山忙说：“你回来得正好，我们好好商量一下。”赵立即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委员长率军北伐已经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经建立。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下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此时，正好阎锡山的两个谋士贾景德和薛笃弼来找阎议事，赵拿着拐杖气势汹汹地对这两人说：“听说就是你们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们再这样说，我就用拐杖打你们的头。”他接着说：“委员长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民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不怕天下苍生骂你吗？”听了赵的一番话，阎锡山开始犹豫起来，最后虽然还是反蒋，但已经推迟了日子，为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留出了时间。

二是金钱收买。对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注意金钱收买。蒋桂战争爆发后冯玉祥命令韩复榘趁火打劫，但蒋介石很快获胜，只好罢休。蒋介石获得胜利后，知道了韩的意图，但装作不知，电召韩到武汉与他见面。韩到武汉之后，蒋显得非常热情，使韩不安的心平静下来。

蒋介石专门宴请韩复榘夫妇，让宋美龄作陪。由于韩的夫人是唱戏的出身，在官场受人鄙视。蒋介石如此以上宾相待，使韩十分感动。临走时，蒋介石还说，你们在北伐中劳苦功高，特地送你１０万元现金，慰劳一下弟兄们。中原大战结束后，韩复榘率１０万人马投靠蒋介石。

三是虚虚实实，文雅为重。张治中是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也是国民党中操守比较好的一个人。蒋介石知道他既不爱财，对地位也没有特殊的要求，为了让张忠于自己，蒋介石十分注意度的把握。

张治中的生日除了家中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没有人送礼祝贺了。当张治中４０岁生日的那一天，他自己都忘记了，而蒋介石却委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生日的一封亲笔信，内附条幅，是蒋介石亲自手书的“自强不息”四个大字，另外附６０００元支票一张，作为贺礼。张治中收到信件，自然非常感动。后来他坦陈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时说：“对那独夫异样忠诚。”

四是照相留存，笼络朋党。蒋介石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深知维系校长与学生之间关系的重要，同时，还要保持校长的尊严。若送钱物，显得关系有失身份。他采取了既能让他与学生的纽带连接更紧，又不失身份的做法。蒋介石经常与学生在会面时合影，采用赠送照片这种方式，给人“面子”，显示亲疏。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持下来，即使成了最高统治者，也还是要这样做。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每期结业，他都要接见受训人员，与大家合影，每人赠送一张蒋亲笔题字的照片。可别小看这张小小的照片，对于受此殊荣者来说，是政治资本，对于蒋介石来说，是维系嫡系的信物，或者说是“虎符”。

评　析： 小恩小惠，被作贬义词用，意指小气。蒋介石在政坛以“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人心，是一种公关术，其中虽有“诈”的成分，但运用得比较圆熟得体，。一是区别对待，投其所好，不同的对象，不同的需求，给不同的礼物，既节约资源，又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二是重在“情”字，礼物虽然不大，寓意深刻，态度显得真切，“感情”投资易与受礼者产生“情感”共鸣。三是虚虚实实，比较文雅，双方都觉得体面，得到“面子”。

蒋介石惯施小恩小惠，收到了一定效果。但他完全是以此笼络人心，为其培植死党对自己的忠心，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的。蒋从本质上作为反动政权的代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是他的本质特征因而最后落得失败、众叛亲离，是其必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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