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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党营私术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2821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早做准备，未发迹时善交人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　例：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１０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接着，他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１９１２年２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１９１４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结果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１５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戴季陶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这是戴季陶与蒋介石的首次政治上的默契。打这时候起，戴季陶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成为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得力帮手。

第一、蒋介石政治上发迹的举荐人。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回国的孙中山相遇上海。他以革命党记者的身份，前往上海码头迎接久仰的革命领袖，无比兴奋。而孙中山对这位年轻而富有才华的记者也十分欣赏，携其赴南京参加大总统就职仪式和中华民国成立大典。此后，戴季陶成为孙中山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戴被任命为浙江支部长。１９１７年７月，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非常国会”，被选举为大元帅，戴季陶出任大元帅府秘书长。后来在孙中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时，戴被任命为外交次长兼大本营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长。

当蒋介石来到孙中山身边时，戴季陶加以引见，介绍了蒋的才能。这样，蒋介石被任命为少将参议兼粤军参谋长。任职不久，蒋因受粤军派系的排挤，负气跑回老家。孙中山催其返粤，蒋介石置之不理。戴季陶亲自前往奉化劝说，结果两人闹翻了，不欢而散。事后，蒋介石致信戴季陶，表示“自愧而又可笑”。戴回信，要他自忍，“不然，亦足碍事业之成功”。蒋介石深为感动，复信说：“兄之待我者，私爱之厚，道义之深，有过于孙先生与静江之待吾者”。

第二、蒋介石篡党夺权的理论制造者。戴季陶虽然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但他不赞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提出反对“跨党”案，其提案虽被大会否决，但他仍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长一要职。他不仅积极策划，协助蒋介石培植个人势力，控制军队，摄取政治资本。而且，还炮制了所谓“戴季陶主义”，这对蒋介石影响极大，成为蒋介石阉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精神、进行篡党夺权的思想武器，也是蒋介石后来当政时的护身法宝。

第三、蒋家王朝的“卫道士”和“殉葬品”。蒋介石叛变革命，建立起南京政府后，戴季陶成了蒋记王朝的重要成员，他是经蒋介石一手包办的改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７人常委之一，任“五院”政制的考试院长，以“选贤任能”标榜，为蒋介石选拔人才，不遗余力。他以东方文化的继承者自居，宣传封建文化，抑制马克思主义，并借以笼络一部分封建文人，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

戴季陶始终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为己任。为了讨好蒋的欢心，即使丧失人格、出卖朋友也在所不惜。在宁汉合作之初，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当时蒋胡由于有行政院长谭延闿的调和，蒋胡相安无事。谭死后，蒋胡矛盾激烈，胡准备出走，扯旗反蒋。胡汉民与戴季陶的私交颇好。但戴季陶得知这一消息后，竟向蒋介石告密，致使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

戴季陶是蒋家王朝的忠实的卫士，在这个王朝的大厦将倾时，他却无回天之力，只好仰天长叹。１９４９年春天，当人民解放军将要强渡长江，直捣南京总统府，戴不得不南逃广州。此时，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曾责备戴季陶，作为蒋介石的密友和智囊，对蒋不加规劝，反而助桀为虐，应对蒋的许多罪恶负责。这使戴季陶受到相当大的刺激，一时极度忧愤。２月１１日，戴终于因服安眠药过多死亡，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当然，戴季陶与蒋介石之间还有一段与蒋纬国身世有关的隐秘。迄今为止，蒋纬国到底是他俩谁的儿子，还有不少版本，不少说法，可见戴蒋关系之亲密到了何种程度。

评　析： 蒋介石是曾国藩的崇拜者，对于曾国藩的交友术颇有心得。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结识陈其美，依靠陈其美的领路，使自己参加了革命党，有幸与革命领袖孙中山接近，参加了武装起义，积累了政治资本，为他后来在政治上飞黄腾达作做了很有价值的铺垫。

“识于人未发迹之时”，这是曾国藩识人的高人一筹的地方。因为，在人未发迹时，更少功名成分，即使有，要价也不会很高，交友的成本低廉，最为可贵的是，感情真实，如果没有极特殊因素的影响，可以说这样的结盟牢不可破。蒋介石与未发迹的戴季陶由在日本相识，到在革命营垒相知，结下生死之交，戴季陶为蒋介石步入政坛，攫取最高权力，为巩固蒋家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即使在蒋家王朝倾覆时，还甘当“殉葬品”。

从以上两例可以看到，蒋介石实践其祖师爷曾国藩的交友哲学，活学活用，出自于曾国藩而又胜过于曾，真可谓“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这是仅就交友术而发的议论，就大方向而言，蒋介石交友的目的，起初并非完全是为了私利。那时，他们之间有共同的革命目标，也有相同的情感志趣。我们很难断言蒋介石在与陈其美、戴季陶结识之初，就是完全受功利的驱使，或者说，是“结党营私”。但是，随着他的地位的变化，野心的膨胀，“结党营私”成为主导方面了。

厚黑之道定乾坤

曾国藩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他虽然也拉帮结派，假以营私，但注重交友的品位。他把择友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为自己提出了“深交之人，宁缺毋滥”、“择友如同求师”等交友原则。在这方面，曾经混迹于上海滩，且在私生活上不拘小节的蒋介石，与其“祖师爷”有很大的不同。

蒋介石在结交朋友时，往往不太在乎对方的名声，他所关心的只要对自己有用。不管黑道白道，只要对自己有用，他一定接纳，并不忌讳对方的身份。

而且在发迹之后，他往往也不隐瞒自己与那些流氓势力的结合，相反还给以很高的礼遇。这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回报，那些黑道、白道的人物不忘旧情，为了昔日的难兄难弟两肋插刀，而且为感蒋的新恩，竭尽全力相报。

事　例： 早年，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具有代表性的白道人物是虞洽卿。此人商人出身，同上海青洪帮来往密切。

蒋介石投靠陈其美，在上海搞武装起义时，还不认识虞洽卿。当陈其美被刺身亡时，蒋介石因失去靠山而苦恼，一下子由一名革命志士沦落成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他本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现在却连一口饭都难吃上，万般无奈之下，急于寻找新靠山。在他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陈果夫，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这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差。他建议蒋介石到股票交易场去“淘金”。虽然此建议很好，可此时贫困潦倒的蒋介石身无分文，建议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陈告诉蒋介石，要带他去拜见这位巨商。

虞洽卿，出身于浙江镇海，６岁丧父，家庭贫寒，读了三年书后，被迫到上海谋生。说来也够巧的，他所要见的一个颜料行老板先生当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下大雨，财神赤脚到他家躲雨。第二天，他也不太在意，结果到了中午，天果然降大雨，虞洽卿打着赤脚来了，原来他因家穷，一双刚做好的鞋子，舍不得在雨中糟蹋。伙计当他是叫花子，对他臭骂，赶他走，正好被老板看见，觉得应验了美梦，急忙将其引入屋内。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偏偏这家颜料行里，自从他到来后，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于是乎，老板把自己爱女许配给虞为妻。虞不甘心当一个店老板，看到做买办发财容易，坚持学习英语，不到三年，英语竟然达到对答如流的程度。后来他果然当上了买办，贩粮贩盐，搞房地产，开轮船公司，一跃成为上海的大富豪。当时在上海做生意，如果没有黑社会的支持，是无法做下去的。因此，他与当时的黑道老大黄金荣关系甚密。

蒋介石初见虞洽卿时，虞洽卿对他并无好感。只是有碍于陈果夫的面子，给了一个小差事让蒋介石做，纯属打发应付。蒋介石请虞介绍他与黄金荣见面，他顺水推舟，将蒋介石介绍给黄金荣。

蒋联系上白道，又通过白道转入黑道，本可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干一番；但自幼拥有极强权利欲望的蒋介石既看不起商人，更看不起黑道。后来，他又投靠孙中山，继续与革命党人为伍。中间因为筹措革命经费，曾以敲诈的手段要求虞洽卿资助，得到经费后南下广东。虞洽卿曾因此气愤极了，吩咐手下人，警告蒋介石，要他不要再到上海捣乱。

谁知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嗤之以鼻的落魄者，几年后竟然成了位高权重者。虞洽卿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蒋介石看走了眼，为此而后悔，会生意经的他虽然不一定想走仕途之道，但还是要高攀权贵，为自己留条后路，于是急忙找黄金荣商量对策。１９２６年７月，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洽卿派自己的女婿盛宣怀前往广州，结果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不但专门陪同吃饭，而且还陪伴游山玩水，言谈之间对过去在上海所受到的照顾多有谢词。回沪后，盛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

其实，从蒋介石的角度说，他在上海混迹多年，深知上海的实际控制者到底是谁，不是官府，而是这些大商人和黑道的大老们。黑道十分讲究等级秩序，只有得到黑道的支持，他的势力在上海才能插得进足，才能有所作为。而要想成就大事业，必须得到上海大财团的支持，以获得雄厚的活动资金，这离不开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头面人物。

果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的部队打到浙江，虞洽卿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商议，如果蒋介石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将给以财力上的支持。由于虞洽卿对蒋介石有知遇之恩，商界公推他穿针引线，派江浙财团巨商钱新之到南昌会见蒋介石，虞洽卿等人的要求与正在密谋叛变革命的蒋介石不谋而合。３月，蒋介石指挥的军队兵临上海城。这些大财阀十分担心上海被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所掌握。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挂到蒋介石这个战车上。虞洽卿等人本是支持北洋军阀孙传芳的，这时抛弃了孙传芳，转而支持蒋介石，一次给了６０００万元的借款。

北伐军被武装起义占领上海的工人纠察队迎进城后，蒋介石决定“清党”，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当时上海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很强，明火执仗可能遇到很大阻力。于是，蒋介石决定借用黑社会的力量，在他的授意下，上海黑帮势力行动起来。４月１２日，这些歹徒身着工人服装，冒充工人，分头向工人区袭击工人纠察队，同蒋介石布置的军队配合，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四·一二”惨案。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上海黑社会是他的帮凶。

评　析： 蒋介石与上海黑白道的头面人物的交往，遵循他自己独特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黑道白道，为我所用即“王道”。这是典型的厚黑之道。他在处于落泊境地时，经陈果夫介绍，到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头面人物虞洽卿的门下奉职，随后，又主动请求虞洽卿举荐，通过白道联络黑道，同黑社会头子黄金荣建立了联系。就蒋介石的志向而言，他既不想经商更不愿在黑道长期混迹。然而，从他因偶然的机会与虞洽卿相识之时起，就潜意识地本着“不管什么道，为我所用即‘王道’”的人际关系哲学，广泛交际，编织关系网络，以备将来需要时所用。

同白道黑道打交道，除了金钱因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情意。蒋介石这方面的功夫比较到家。白道讲究信誉，要求忠实守信；黑道讲究义气，他在与黑白道建立联系之初，受到冷落、歧视，不抱怨，不却步，得到黑白道的认同。在政坛得势后，不记旧怨，不忘旧情，当虞洽卿、黄金荣等人向权贵攀附时，蒋介石热情相迎，礼遇相待，并且刻意回忆旧情，使来访者感动至极，虞洽卿的女婿回上海后，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谊、重感情的人。这大大地提高蒋介石在上海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当蒋介石需要帮助时，他们会鼎力相助。

蒋介石后来利用与白道黑道的关系网，借助这两支“偏师”，出奇兵，收奇效。正因为得到他们的支持，蒋介石才能得以在上海站稳脚跟；才有胆量与武汉国民政府抗衡。此后，由于有了以虞洽卿为首的江浙财团的支持，他不仅攫取最高权力，而且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位。就蒋介石个人而言，他所结的这个关系网虽然不十分光彩，但“实惠”。

然而，他所依靠的这些势力所代表的是没落阶级的利益。一个政坛“新星”与已渐日薄西山的阶级和人们结合在一起，也势必在他们共同欢庆“胜利”的同时，也就种下灭亡的种子。这看似是历史开了一个玩笑，但这又是不可违抗的，说是“天意”也好，说是“报应”也罢，对于阴谋家来说，历史就是这样的冷酷无情！

巧妙联姻，爱情让位于政治

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国，政坛是男人的一统天下，加上一些权谋家施用“美人计”之事屡见不鲜。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若有女人涉政，那随之而来的便是“脏水”、骂声滚滚来。在蒋介石与宋美龄联姻的年代，其政治环境不同，加上蒋介石的那种特殊的身份，人们对这类婚事溢美之词不少，但也颇有微词。

客观地看，不能说蒋宋联姻没有一点爱情因子，但也不能由此可以断定它真的远离了政治。这种婚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政治联姻。

事　例： 蒋介石在青少年时代是一个多情男儿。十二三岁就有儿女私情的冲动，年仅１４岁便与自己相中的女孩结婚，其妻毛氏比他大５岁，是一个小女婿。后来又上海红尘女子姚氏爱恋结合。过不多久，又对少女陈洁如一见钟情，紧追不舍，数年后与陈洁如结婚。如果说他与前两人的结合有爱情的基础，那过于牵强；如果说他与陈的婚姻是逢场作戏，那也入了俗套。那么，蒋介石与陈洁如的结合还是有些爱情因素的。陈洁如无论在美貌方面，还是在社交上，都给蒋长脸不少，特别是陈洁如会俄语，在蒋介石与苏联政治顾问交谈中充当翻译，在政治上对蒋有所帮助。据说，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还送给陈洁如一块手表作纪念，从中可以看出陈洁如还是颇有女人魅力的。

然而，当蒋介石政治上发迹，有了更高的政治目标追求后，他又在物色更能在政治上助他一臂之力的强女人。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一次见到宋美龄的时候，立即被其美貌所迷住。宋美龄举止大方，容貌端正，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气质。对于当时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蒋来说，他以前的三个夫人都显得土气，与他的前程越来越不合拍，这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初动机。

但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更有其政治上的企求。

首先，为了更好地贴近孙中山，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蒋介石的家庭世代经商，但只能算是小康人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资本。宋家则不然，宋美龄的父亲宋查理早年去美国，在美国接受了基督教，成为一名神父。回国后，他经商发迹，成为上海的大富豪之一。宋查理还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孙中山的私交甚好，曾经用自己的家财支持革命。他的儿女们许多也是头面人物。二女儿宋庆龄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夫人，大女儿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孔家是山西富户。长子宋子文在美国接受教育，后来由宋美龄介绍，到广东省担任财政厅长，不几年就使广东出现新的气象，后来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财政部长。

蒋介石一直把自己打扮成孙中山最坚定的信徒，自诩为孙中山的理想继承人，但他的地位并不高，不能与汪精卫、胡汉民相比。虽孙中山广州蒙难时，他挺身而出，创造了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领袖的辉煌业绩，但毕竟与孙中山的交情不深。如果能娶宋美龄为妻，那就与孙中山有了亲戚关系，这在讲究封建宗法关系的中国，多少可以给蒋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提供些宗法性的支持。西格雷夫在其写的《宋家王朝》一书中说：“不能轻看孙中山博士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中山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色彩。”对于渴望全盘继承孙中山的政治遗产的蒋介石来说，为了达到所追求的最高目标，他太需要像宋美龄这样的女人了；当然，这里除了政治因素，不排除英雄爱美人的情结。

其次，寻找实现最高政治目标的经济后盾。常言道，经济是政治的基础，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来说，也是这个理。而宋氏家族是当时中国有钱的财团——江浙财团的代表人物，与宋美龄联姻，就有可能给自己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如果没有金钱做后盾，一切政治企望都有可能成为泡影。虽然蒋介石在江浙财团中有自己编织的关系网，如虞洽卿，但仅仅有虞洽卿一人的支持还是显得单薄了些。

宋查理１８８６年回国之后，从事实业，最初办理出口业务，后来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到１８９４年，宋已经是上海名气比较大的出版商和实业家。宋的夫人倪桂珍家也是上海富豪家庭出身，与江浙商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成为江浙财团中的核心家庭之一。而宋子文是理财高手，在国民政府中掌握财政大权。武力与政治的结合必须金钱作为润滑剂，政治资源的垄断需要经济上的垄断支持。蒋介石与宋家联姻，自然就多了一个与江浙财团联系的渠道。

第三，为了寻求英美势力的支持。宋氏家族与英、美势力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因此与宋氏家族联姻，可以打开与美国、英国联系的渠道，为自己的政权得到美、英支持找到一个捷径。其实，这时，无论是蒋介石也好，还是英、美列强也罢，都有联手的需要。蒋介石在背叛革命、与苏联决裂后，需要寻找新的外国势力做靠山，而美国、英国也需要一个政治代表保护他们的在华利益，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中介人。宋氏家族与美国有着很好的关系，与宋家联姻，就可以通过与宋家的特殊关系打通与英、美的关节了。

蒋介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努力争取这一联姻的实现。他在与宋美龄初次见面后，便迫不及待地放出了试探性的气球。当月，他在拜见孙中山时，就请求孙中山把妻妹介绍给他，试探地说：“您认为可以说服宋小姐接受我吗？”孙中山作了否定的回答。然而蒋并不灰心，而是苦苦追求，向宋美龄求婚历时５年之久。宋美龄早已关心蒋介石的事业和欣赏蒋的风采，但他们的婚姻一直受到宋老夫人的极力反对。宋老夫人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蒋介石是个军人。在旧中国有文化的人看来，行伍出身是粗人，而且在军阀当道的年代，社会名声不好。二是蒋介石不仅已有一妻两妾，而且还不是基督教徒。正因为如此，她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鉴于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又不好得罪，宋老夫人只好回避，到日本住了下来。

宋家对这一婚事有不同的观点，宋家专门就这件事商议过，引起了激烈争辩。赞同的只有宋靄龄。１９２７年９月，蒋介石在第一次“下野”后，专程到日本，拜见宋老夫人，请求准许他与宋美龄结婚。宋老夫人无法推脱，只好以要蒋信仰基督教作为条件。然而，这一门槛也没有拦住，蒋痛快地应允，表示愿意做信奉洋教的尝试，后来他确实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信徒。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介石与宋美龄正式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在上海轰动一时。婚礼后，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声明：“在我们结婚之后，革命工作无疑地将有更大进步，因为今后我们两人决心尽全力从事中国革命事业。”

评　析： 对于蒋介石来说，婚姻是他编织关系网、结党营私的一个手段。他与宋美龄的结合，首先是出自于政治目的。因为，宋美龄不仅是一个妙龄美女、才貌双全，而且，还能给蒋介石带来政治上所企盼的无形和有形的资本。因此，蒋宋结合是典型的政治联姻。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执著、认真，并非逢场作戏。从他１９２２年１２月见到宋美龄，要求孙中山引见之日起，到１９２７年１２月蒋宋在上海结婚，前后有５年整。在这５里面，蒋虽然是热脸挨冷脸，仍然苦苦追求。为了实现蒋宋联姻，他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权贵，居然能够接受宋美龄母亲提出的十分苛刻的条件，显示了他矢志不渝的一面。

值得指出的是，蒋宋联姻是双方共同的需求。蒋介石出自于政治目的，急于成亲，宋家为了攀附权贵，也有这方面的愿望。虽然有反对者，但从主导面讲，是有这样的意向的，宋蔼龄主动找蒋介石游说，就包含着促成蒋宋联姻的意思。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政治联姻，对于蒋介石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产生了重大影响。蒋家王朝不仅在初创时期，得到美国、英国的有力支持，得到江浙财团有力支持，而且，后来宋美龄所表现出来的外交才能，为蒋介石赢得国际上的支持，特别是赢得美国的支持、得到美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当然，宋家也在这一政治契约似的联姻中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

的确，就自然人而言，很难说蒋宋联姻不美满；就政治人而言，蒋宋联姻，堪称婚姻嫁给政治的成功典范。后来，以蒋宋联姻为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

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的词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一所革命气氛很浓的军校，后来怎么会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代名词，成为蒋家王朝培养御用军的地方？这是人们百思不解的问题。

事　例： 为了解读上述谜团，首先要从孙中山办军校的初衷谈起。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活动中是践行武装夺取政权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帮会和军阀。孙屡战屡败，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掌握军权的重要。早在１９２１年底，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就谈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的想法。１９２３年２月，他派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时，也商议了设立军校的问题。同年１０月，国民党常务会通过了《设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后来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到底由谁主办，这当然是孙中山特别重视的问题。在１９２３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立即派廖仲恺负责实际筹备工作。虽然廖仲恺十分可靠，但毕竟不太懂军事，于是他把办军校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是军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广州蒙难时表现了对领袖的忠心，不仅可信而且在办军校方面有为。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了蒋介石展示自己的平台，而这对于奉行掌握军队为第一要义的他来说，对于肩扛耀眼的将星，却无一兵一卒急于改变这种尴尬处境的将领来说，是天赐良机。蒋介石自接受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办军校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军校办成他培植军事骨干、以保证掌握军权的基地。

首先，竭力争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蒋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孙中山明确表示党务之事由廖仲恺负责。蒋接任后，曾参与制订军事机关计划、预算，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但他感到财源不济，权力不大，因而闹起情绪来。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中，没有他的位置。1924年２月，蒋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这个职务，权限甚微，很不惬意，加上孙中山还特意指示他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使他灰心丧气。于是，蒋介石放出不办黄埔军校的风声。随后他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于２月下旬提出辞呈，弃职回老家。孙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恺代替他的职务，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翼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蒋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８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４６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蒋介石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再次，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１９２４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　析：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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