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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博 运
书名： 蒋介石成败录 作者： 徐骏华 本章字数： 14055 更新时间： 2024-04-26 09:39:56

凡是有大志、想作为者，总是要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去拼搏。蒋介石也有这种精神，但由于他曾在上海十里洋场混迹，受“冒险家乐园”环境的熏陶，使自己常人的心态发生变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蒋介石善于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以赌徒心理，察势赌时，谋定后动，经常在复杂的局面下，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

敢于冒险，以命赌运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蒋介石却不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不管厉害，不计成本，即使以身家性命为赌注，也不惧怕。

事　例： 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首先，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护国运动期间，蒋介石奉命到山东任以居正为总司令的司令部参谋长。蒋任职负责，踌躇满志，本想尽心事职，展现出治军才能，但是因锋芒显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常常盛气凌人，最后则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有人向孙中山告状。蒋处境不利，在任职仅１３天就离开部队到上海，与张静江等人合伙经营证券交易。后来蒋介石在受命到粤军任职，前前后后达四五年，在此期间，自动离开粤军不下十次。在护法运动期间，他受孙中山的指派，到陈炯明部队中任职，由于粤军有严重的排外倾向，寄人篱下，处境窘迫，加上孙中山一直没有给他单独率部的机会，感到无作作为。于是蒋辞职报告一打，便拂袖而去，回到上海。１９１９年，蒋又和虞洽卿等合伙举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蒋介石多次自动离开部队，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军队内部派系斗争作祟，也有他自己个性倔强、傲慢，为他人所难容使然。但这些只是表象，从深层次考究，那就是权欲的驱使，而并非心灰意冷，放弃权欲，淡出政治。蒋介石在一首因国事变故而写的诗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抱负，诗曰：“明月当空，晚潮汹汹，国事蒙混，忧思忡忡，安得乘宗悫之长风，破万里浪以斩蛟龙。”这首仿曹操的《观沧海》的诗，很有气魄，诗志表明蒋的退并不是意志消沉，只不过是为了寻找时机，以退求进而已；这种退也不是“守株待兔”似的消极等待，而是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

一是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１９１７年９月２０日，蒋介石上呈《对北军作战计划》书，对北方的军阀势力的分析极详，并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提出分两步实施的北军作战计划。

１９１８午３月１２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令离沪赴粤。途中又写了《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１０日上呈孙中山。他到广东就任粤军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后，马上拟定《第—、二两期作战计划》，并立即赴潮安、三河坝前线视察，积极有为，提出“先谋自立于不败之地，而后再谋制胜之方也”。

１９２１年１月，他上呈《军事意见书》，就革命军北伐提出了十条建议，主要内容是，以西北为第一根据地，以东北为目的地，还设计了兵分三路的北伐路线。尽管当时由于各种原因未被采纳付诸行动，但这一意见书所设计的路线为１９２６的北伐所印证，还是比较可行的。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建议，展现出他军事谋略方面的才能。

蒋介石所提建议，不局限在军事谋略上，而且还能就政制和时局的走向发表自己的看法。１９１９年２月，他写了《废督裁兵议》，提倡军队为国家之军队，主张全国设一个“军政检定会”，监督军政。他说，这可以使“人民有参与军政之权，而兵权不为武人所专擅。”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有些民主主义观点，而真心实意地反对军阀专权。当然，对于他来说，这只是用来反对军阀专权的权宜之计，他到了当权后并没有真正实行。

蒋介石不仅进顺耳之言，还敢于向孙中山进逆耳之言。比如在：１９２１年５月，他写了《上总理书》，针对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一事，发表不同意见。蒋介石指出，这是以总统府与北京政府对抗，重在外交，但革命要依靠内部团结，不应借重外交，因为外国人是不可靠的。他强调，只有自身巩固，则外人压迫也是不怕的。否则，内部不团结一致，外人反而不承认。最后，他建议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则内部巩固，实力充足，有发展之余地。谏逆耳之言是有风险的，然而，孙中山是一个十分开明的领袖，对此不仅没有反感，还对蒋表达了赞赏之意。后来，孙中山在平息陈炯明叛变后，１９２３年２月再返广州时，就未建总统府，而先建大元帅府，这与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有关。

二是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有两本，一本为《巴尔克战术》，这本书是德国一个普通文人写的，被德国人奉为宝典；另一本是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视为宝典。这两本书他随身携带，经常阅读，并有圈点。除学习军事著作外，还读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类的书籍，当然，读得更多的是王阳明的理学、曾国藩的著作，从中感悟做人、成就大事业的道理。

为了鞭策自己，他请孙中山书写了内容为“静、敬、淡”的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对于蒋介石来说，在赋闲时读书，不是一种规避和消遣，而是以退为进心理所使然。通过学习，为自己今后的发展充电蓄能，这种退并非平庸的招术。

三是与孙中山多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１９１８年，广州护法政府因军阀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意见，并一直反对孙中山任大元帅，于同年５月，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将孙中山唯一总裁制改为实行七总裁制，削弱并架空孙中山。孙中山处境困难。蒋介石特意将孙中山接到三河坝，他看到孙中山形容憔悴，还伤心地流了眼泪。两人深夜长谈。孙中山受别人冷落之时，蒋介石的亲近无疑是莫大的安慰，也增加了对蒋的信任感。

１９１９年年初，蒋介石负气离开粤军，回沪后在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了出国留学之意。孙中山极力挽留，甚至以命令的口吻，不许其出国，并解释说：“为了重建革命政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

通过与孙中山的接近，蒋介石增加了对方对自己的信任与期望。蒋介石对人说，见中师垂爱与施教殷勤之状，不禁赪汗盖恐难副所期也。经过多次接触，孙中山的确增强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曾委派蒋赴日本看望一病重的深交的日本友人，他还作为孙中山的私人代表，参加这位病故友人的丧礼。１９２２年蒋介石处理完母亲丧事，回到广州向孙中山谈及葬母之事，孙中山为蒋母墓亲书“蒋母之墓”和“壸范足式”，胡汉民作墓志；汪精卫撰铭文。凡此种种，足以显示蒋的影响和声望在提升。蒋介石的感情投资，已经并将长远产生奇效。

其次，越是艰险越向前。１９２２年６月，陈炯明在广州叛乱。陈炯明本来是在孙中山的支持下掌握广东的重要权力的，但是，当他自恃羽翼已丰，便在港英当局和直系及西南一些军阀的支持下，悍然恃兵作乱。６月１６日，叛军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于危急中深夜抵达珠海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珠江上的“楚豫”舰避难，次日与宋庆龄会合后登上永丰舰。

陈炯明的叛变对孙中山打击惨重。他历次革命，遭到失败很多，而这次叛乱则使他几乎限于绝望之中。因为陈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被视为心腹，其军队都是依靠孙中山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现在居然要置他于死地，所以感到十分痛心。他在致海外侨胞的信中称陈的叛变是“祸生于肘腋，干戈趋于肺腑”，极为沉痛地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至此役者。”

登上永丰舰后，他发现周边竟然没有懂军事的，平时跟随左右的人也离他而去。真所谓触景生情，患难思挚友，国难想良将，他想起了蒋介石。６月１８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称：“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事紧急，盼速来。”

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与前几次变着法子拖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前去救援。是什么使蒋介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呢？当然，这里面有他对孙中山的感情因素的影响，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政治嗅觉。他知道，现在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是最能表现自己的时机，这个时候前去救援，与孙中山的关系就能更进一步。从国内看，当时的蒋介石没有军队，不如地方实力派，他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有投靠孙中山这一条路。而现在孙中山蒙难，身边亲信没有一个，蒋介石与他在一起，可得到更大信任，获得平时难以得到的政治资本。但救援孙中山是有很大风险，搞得不好可能要把命搭上。

在证券交易所搏杀的他，决定以身家性命进行一次政治赌博。他把家中的妻子儿女托付给好友张静江，要他予以照顾。临行之前，面对蒋经国、蒋纬国，不由得洒下热泪，场面颇为壮烈。

蒋介石由上海启程前往广东，个人冒了很大风险，到达黄埔，追随孙中山上了永丰舰。孙中山和他的随从者在该炮舰上忍受了５６天等于禁闭的痛苦，而期待外来的援助。

他登上永丰舰后，孙中山当即授以海上指挥的全权。其后的４２个日日夜夜里，蒋介石的表现异常积极，他既随时指挥作战，又时常深入到士兵当中去鼓舞士气。舰上食品短缺时，他还自告奋勇上岸采购。对此，孙中山曾非常担心地予以劝止：“我很感激你为我这样做，但是今后我不许你再冒险采购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干部，万一我遭不幸，今后革命大业要你担当的，你的责任太大了。”由此可见，此时的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了。

在孙中山最困难的日子，蒋介石冒死相助，帮他渡过这一难关，势必对蒋介石刮目相看。正如美国人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一书中所说的一样：“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此前曾给予他良好建议并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蒋介石。从此蒋介石开始飞黄腾达。”事后，孙中山曾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序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为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孙中山正式任命蒋介石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在此后给他的亲笔信中，再一次强调蒋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

在孙中山蒙难时期，蒋介石决定同孙中山生死与共，是他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在过去１０年里，孙中山虽然已经重视他的才干，但没有大胆地重用；经过这次患难相处，更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位可信可重用的帅才。此后，蒋介石在革命阵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不仅获取了黄埔军校校长这一重要职务，而且得到了为自己打天下的军队。蒋介石以命赌运，获得极大成功。

评　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政治决策，应考虑成本，顾及后果，趋利避害，认定可为而为之。然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过多年投机生意的蒋介石，把经济生活中的赌博运用到政治领域，敢于冒风险，甚至不计后果，给人一种政治上不成熟、冒失的印象。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种认识水平上判断蒋介石在政坛上的搏击，那未免太注重表象。其实，蒋介石初出茅庐步入政坛，看似冒失，实际上还是比较有章法的：

第一，有明确的目标，那就是，通过冒险，改变自己背时的境地。在军界、政界闯荡之初，蒋介石时运不顺。然而，他并不气馁，在背时境地求转运。

第二，讲究策略，以退为进，静观待运。蒋介石爱“枪杆子”如同生命，有时甚至胜过生命。可是他在涉足军界后，却多次自动离开了部队。这种退不是自暴自弃，而是以退为手段，或者在退中创造机会，或者用退侦察对方的企图，寻找空隙，争取新的发展空间。

第三，退不是无为而治，而是有所作为。在退中求进，蓄势待发，尽力地创造条件，争取机会，向最高决策者提出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抉择方面的建议，展示自己的才能；博览群书，夯实干大事的基础。蒋年少虽很顽皮，但读书还是很勤奋，这种习惯，后来一直保留，即使在离开军队后，仍不忘读书。他读书涉涉猎广泛，主要是学习军事方面的，不仅熟读《孙子兵法》等书，还学习外国军事著作；主动与孙中山接触，拉近与孙中山的距离。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为，有所作为，展示出本领与才华，才可能有“位”。

第四，善于把握机遇。孙中山蒙难，一些政客与军阀是避而远之。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越是艰险越向前”。在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机遇寓于风险乃至灾难之中，个人的前程与命运同革命的前程与命运紧紧相连。当然，蒋介石认准时机敢于冒险，主要的不在于他胸中有多少正义与正气，恰恰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政治投机者，在名利场上的诡谲和善于机变的面目。

顺势者崛起，玩势者败亡

人们常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事物本然及其所以然也，包括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未来的趋向。顺势者将可能成为英雄，逆潮流而动者很可能成为“亡魂”，而玩势者很有可能成为鬼魅。蒋介石早期在军界、政界的博弈中，两者兼有之，随着野心的膨胀，玩势者的角色起主导作用。

事　例： 陈炯明的叛乱被粉碎后，广东革命根据地虽然度过了危机，但是不太稳固。不仅陈炯明的残余势力还在，而且数个地方军阀盘踞。消灭这些军阀势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１９２５年，孙中山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北上后，陈炯明又卷土重来，进逼广州。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进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蒋介石顺应时局，积极请战，要求黄埔军校的学生军和教导团参战。经孙中山允准，这些人编入粤军右路。蒋３５００人的队伍，自黄埔出发，第二天没有遇到多大抵抗，即占领东莞城和古龙镇，在攻打淡水城时，遇到强敌的抵抗。黄埔军首次参加攻坚作战，缺乏经验。由于虚心听取苏联顾问的建议，更由于英勇奋战，将士们取得了淡水战役的胜利，这是蒋介石独立指挥部队取得的第一次大胜仗。孙中山收到蒋介石的告捷电后，非常高兴，让汪精卫“代电勉各将士，努力杀贼，以期三民主义之实行。”后来还派廖仲恺赴东江前线犒劳前线将士。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后，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趁机叛乱。蒋介石率部回师广州，担任平叛总指挥，黄埔学生军和其他友军协同作战，平定了这次叛乱。这一胜利，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同时随着黄埔学生军在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中屡建战功，声誉的不断提高，蒋介石的声望也相应提高。１９２５年６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广州卫戍司令。

１９２５年，广东国民政府正式建立后，于９月决定进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经过近三个月的征战，到１１月底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随后，又进行了南伐，这些战役的胜利，消灭了盘踞广东境内的军阀，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可行的基础。

蒋介石顺应大势，参与指挥了这些战役，到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前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赋予总司令极大的权力，可以以战时姿态为名，指挥军、民、财政、治安各机关，从而取代国民政府，集中国家的军、政、财、法大权。在此以前，他已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组织部长，不久又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于是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盛，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然而，即使在蒋介石顺应大势之际，也包含着逆势、玩势的一面，而一旦得势，大权在握，则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野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铤而走险。

１９２４年５月，孙中山派蒋介石赴苏联考察军事。考察回国后，不但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主张，反而提出非议。在羽毛渐丰之时，被眼前得到的权力冲昏了头脑，蒋介石开始逆潮流而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排挤苏俄顾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压制工农运动，背离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屠刀对准坚决支持、奋不顾身地投身于北伐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分子，对准敲锣打鼓欢迎他们的工农大众，使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促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被蒋介石的反革命暴力所破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

正是由于蒋介石制造内战，使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发动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抗日的烽火燃烧在长城内外。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压制民众的抗日热情，不准军队抵抗，破坏乃至镇压抗日武装，使日本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直至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演变成中日全面战争。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并表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由此，全国军民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抗战是比较积极的，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可以说，在武汉抗战时期他的政治声望达到高峰。可是，他后来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统区独裁专断，压制民主运动，逮捕、残害爱国民主人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种种离心离德的政策和措施，遭到民众的反抗。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休养生息，坚持国共合作，和平建国是人心所向。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介石这一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最终随同他的８００万军队一起淹没在人民革命战争的大海里，随着南京总统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落下，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被终结。

评　析： 时势造英雄。杰出的历史人物只有把握大势，顺应潮流，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并善始善终，才有可能成为“一代天骄”。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时，挺身而出，前往“永丰舰”辅佐处在危难中的革命领袖，顺应了大势，他自己也展现了革命勇气与才能，从而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为自己在政坛上叱咤风云作了重要的铺垫；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顺应大势，在成就这一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地位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而提升。

顺势不定是一帆风顺，也不强求一贯正确。由于种种原因，自己在一时一事上，或者在一个阶段，实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能够及时地调整，使之合乎天时与民意，也是识时务的一种表现。比如，“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使日军步步进逼，导致民族严重危机。这是对国家与民族来说，无疑是犯罪。然而，华北事变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开始调整对内对日方针，实行联共抗日的方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并以比较积极的姿态抗击日军的侵略，这有功于国家与民族，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全国民众，都拥戴他的领袖地位。

逆潮流而行，时势所造的英雄，也将会成为时势的弃儿。在军阀横行、帝国主义肆意掠夺的时代里，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全国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军阀的残暴统治，赶走帝国主义势力。然而，蒋介石在北伐取得初步胜利之时，竟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毁于一旦。蒋介石倒行逆施，使自己站在与人民群众为敌的位置；抗战胜利后，人民期望和平建国，以休养生息。可是，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扶持下，发动新的内战，把广大民众重新推向战争的深渊，再一次地逆潮流而动。在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时候，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声明说，谁挑起内战，谁就是人民的公敌，全国共讨之。蒋介石违背民意，天怒人怨，蒋家王朝最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蒋介石说是被革命力量推倒的，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以空间换时间，实行片面抗战的消耗战

蒋介石在准备抗战的过程中，确定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方针，其内容既包括了以退为守的无奈，也包括了在片面抗战的方针下打持久消耗战的打算。

事　例：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中日两国间的全面战争的趋向越来越明显。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战争准备不仅要进行国防建设、军队方面的战备，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明确的战略方针。中国到底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不仅执政的国民党最高当局在思考，积极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在酝酿，而且一批具有浓厚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在议论，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战争指导思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思想，首先是由知识分子提出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傅斯年在《独立评论》撰文指出：“中国在开战之初，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越久，对我们越有利。”１９３５年６月２７日，胡适给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信，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有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能有国际的参加以援助。”“必须使政府与军事领袖深信长期苦斗为不可避免的复兴条件。”

蒋介石听说这事后，十分感叹，对张治中说：“了不得，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了，他们懂军事。”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扼要地表达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顿国防，充实军备，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１９３６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奉命拟订《民国二十六年底国防作战计划》，立足点就是着眼于长期作战。后来实行的时候，大本营作战组组长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要实行全面而持久的战争，拖到日寇对占领我国的每一个县都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日寇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而在整个战争中它就非垮台不可”，故而，“不应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

在国民党最高当局看来，“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持久战”战略思想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的国防会议，决定“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蒋介石明确指出：“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要要求持久消耗战”。对如何进行“持久消耗战”，蒋介石提出了两项要求：“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是消耗敌人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战之目的”。也就是说，既要消耗敌人，又要保存和发展自己。蒋介石把“持久消耗战略”的精髓简化成具体的口号，这就是“以空间换时间”。１９３８年２月，他具体地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取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取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取定于时间与空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又说：“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

此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把持久战的理念完善到极致。在抗战初期，在国民党营垒中，对抗战的前途存在着严重的错误观点，亲日妥协派宣扬“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亡国论”一时甚嚣尘上。与此相反，还存在着一种毫无根据的“速胜论”倾向，特别是台儿庄战役胜利后，一些人被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依靠国民党二百万正规军就可使抗战速胜。针对这些错误倾向，毛泽东于１９３８年５月写了《论持久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的战略指导方针进行了系统阐述，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这一著作不仅指明了抗战的前景，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战略方针和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它不仅是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抗战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对国民党最高当局战略方针的确定，产生了很大影响。据程思远回忆说：“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达，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虽然，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持久战”的理论不能相提并论，它们不在一个理论层次上。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的观点，贯穿在他的“持久消耗战”的战略基础上，贯彻在以国民党的军队片面抗战的基础上，是以国土的大量论陷，大量将士的牺牲和人民的牺牲为代价采取的一种被动应战的防滑战略。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理论，以人民战争的思想为前提，以游击战的方式构筑起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无疑，这是积极的抗战理论，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这个方略倒是比较贴近他强调片面抗战而出现的中国当时的情况。鉴于抗战初期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大片国土的丧失，蒋介石按照这个方略部署中国军队抗战。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武汉沦陷后，他宣称，“我们以后持久战的战场，要在平汉线与粤汉线以西地区，更有胜利的把握。”实际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做出了大量的牺牲，也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保存和发展了力量，通过战时动员，中国军队的兵力从最初的１７０万人增加到２２５万人。

根据这一战略思想，蒋介石在战略后方的选择上比较对头。“七七”事变后，日军在华北地区开始全面进攻。为了牵制华东地区的中国军队驰援华北，日本方面考虑进军上海。淞沪战役集中了国民党军队精锐部队的７０余个师。在中国军队猛烈攻击下，日本统帅部被迫不断向上海战场增援，华北战场的部分军队也南下淞沪。９月，日军统帅部决定：“把主战场转移到上海方面。”这样反倒使江南沿海一带成为日军的主战场。

蒋介石认为，日军占领华北以后，必然要从山西、河南渡黄河南下，一路直扑武汉，一路进攻西安、兰州，迂回四川。如此，中国就会失去抗战的后方。日本要全面侵华，沪杭地区志在必夺。所以发动淞沪战役可以调动日军南下，从而改变日军深入中国腹地的战略。至少可以使日军陷于江南水网地带，延缓日军的进攻步伐。故８月，蒋介石派陈诚赴沪视察后，对时局作出明确判断，认为：“敌对南口所在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故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扑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听后表示：“一定打！”陈诚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

为了引敌南下，蒋介石还在战前就曾明确地指出：“这一仗打起来，上海、南京都不能守，我之所以要打，是因为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承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就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把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它沿江西上，届时它就败了。”战役的结果表明，蒋介石以江南这块富庶的“空间”吸引和调动日军主力，沿长江西进，迟滞敌人，为中国方面几乎“赢”得了一年的“时间”。但是，这个“赢”是以中国军队牺牲上百万将士的性命，东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的半壁河山论陷，几千万百姓的生命和苦难为代价换来的，而且完全是在被动挨打和消极应战的情况下逼迫出来的，是自我安慰之词而已。

被敌封锁，对外交通几乎断绝，中国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建立新的经济基地和寻找对外联络。蒋介石广泛听取专家顾问的建议，坚定了“经营四川”、“外战入川”的决心。

１９３５年春夏，他视察川、滇、黔、陕各省以后，于７月确定了“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的战略方针。８月，蒋介石在峨嵋训练团对川、滇、黔三省各级干部演讲时指出：“我们本部１８省哪怕失了１５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又在汉口发表谈话说，“以四川为持久抗战后方，如武汉失守，即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辖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以消耗敌人。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军民书》中，他又讲道：“我国抗战根据地，本不在沿江沿海线之浅狭交通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南诸省，尤为我抗战策源地带。此为长期抗战之根本方略，亦即我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国民政府正式议决迁都重庆，标志着建立西南大后方的战略正式实施。

评　析： “以空间换时间”，是蒋介石确定的一个重要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这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战略指导思想。当时在日本与中国的力量对比的基本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是小国我是大国。以广阔的国土作为战略构想的物质支撑，以内地尤其是以大西南、西北作为自己的战略依托，是比较明智的战略选择。从总体上讲，他对“以空间换时间”战略的诠释，体现了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军事谋略原则。

“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思想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是相通的。尽管它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不在同一个理论层次，但是理论的基点大体相同，这就是中国的国情与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在抗战初期，蒋介石肯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在对实战的指导上，抗战头１６个月中，中国军队虽然放弃了部分“空间”，却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时间。

“以空间换时间”，坚持持久抗战求胜利，应该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战略方针，而不是守株待兔，更不是坐山观虎斗。而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进行持久战时，却基本上是取后一种态度。在抗战之初，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战略退却成为部队的大溃逃，一溃千里，失去战略主动权。在战略相持阶段，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国民党假借抗战急剧扩军，掌握数目庞大的正规军，却基本上是避战、观战，久而久之，它的战斗力锐减。到抗战后期，日本侵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时，一触即溃。这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开始实行局部反攻的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国民党军队，乃至其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威信锐降，这也是加速国统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垄断受降权，下山抢桃子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在极其艰险的环境里，抗击日本侵略军。而蒋介石则长期在峨眉山观战，指使其掌握的军队避战，保存实力。当日本宣布投降后，蒋介石担心处在抗日前线的共产党得到应得到的胜利果实，于是，利用国民党执政所垄断的政治资源，垄断受降权，千方百计地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时，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裁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事　例： 蒋介石为了把抗战胜利果实抢到手，使出了种种招数。

首先，与日伪军合流，使之为国民党服务。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０日，当蒋介石从东京英语国际广播中获悉日本帝国主义乞降的消息后，于当天深夜即向何庆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军司令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命令伪军投诚……控制敌军撤退后的要点、要线，等候国军到达。”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告投降，蒋介石命令侵华日军司令冈村宁茨：“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抵达湖南芷江，与何应钦洽谈投降条件，何应钦的代表坚决要求日军“对命令系统以外的干扰，要严加拒绝”，即只能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冈村宁茨则在他起草的《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表示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对付中共。９月，何应钦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后，亦以第一号命令面授冈村宁茨，转告日军华北、华东、华中三方面军以及散布在各地的１０个军团、３６个师团、４６个独立旅团、２０个独立警备队或支队、６个特种兵部队向指定的地区集中，向国民党统帅部指定的受降官投降。国民党与伪军“合流”更是明目张胆，公开把大汉奸封为种种官吏，以伪军“维持治安”，加紧抢夺胜利果实。

日军投之以李，蒋介石报之以桃，对侵华日军战争罪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从轻从宽处理，甚至免于追究和无罪释放。如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时最久、罪恶最大的日本战犯之一，蒋介石不仅不宣判，而且让他作秘密军事顾问，策划向解放区的进攻，引起公愤。蒋介石后来被迫对其进行“审判”，结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９年１月２６日竟然宣判他无罪。

其次，剥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的权利。蒋介石在电令冈村宁茨的电文中，命令日军只能向国民党的部队投降，禁止其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缴械。他还限令解放区抗日军队“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再对日伪军“擅自行动”。何应钦还下令，凡中国战区之日本陆海空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这样，坚持八年抗战之久并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解放区战场之抗日武装力量，被排除在受降之外。

再次，在美国帮助下，抢占战略要地。美国从战后的全球战略和在华利益出发，极力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而蒋介石则是充分地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美国总统杜鲁门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步骤，“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麦克阿瑟以远东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发出第一号命令，规定侵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

不仅如此，美国直接帮助蒋介石抢夺战略要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同太平洋司令尼米兹策划，出动大批飞机、军舰，把国民党军运往东北、华东和华中等地，仅在９月至１１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就帮助运送了国民党的１７个军到达目的地。此外，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指令美国驻华武装部队，以“受降”、“遗俘”名义，直接在中国沿海登陆，替国民党国抢占港口和战略要地，规定“美国武装部队在华占领的各地只许移交中国国民政府。”美军海军陆战队抢占秦皇岛、青岛等港口，为大批海运国民党军队作准备。美军还帮助国民党军修路、护路，甚至直接向解放区进犯。国民党军队就这样在美国武装力量的直接帮助下，以“收复失地”为名，抢占了华北、华中、华南各战略要地，而且还争夺东北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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